第一快评博浪沙:致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公开信
第一快评博浪沙:致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公开信
7月23日 ,李君如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去用别的制度去取代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政治制度,这套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长期没有发挥出来,要按照人民民主的本质完善和发展这些制度。
李君如的上述说法,作为党的理论家是天经地义的,我也赞成这种说法,首先中国的社会不可能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也是西方知识分子发明的,上述制度只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过去实践的产物。
而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被西方知识分子强烈研究、推动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中国的独创,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是世界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制度文明的一部分、缩影。
我们现行的制度是向西方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学习的产物,文明的全球化,也包含着政治社会、制度管理的全球化。我们必须有开阔的胸襟,像当年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一样,从世界政治理论中吸收中国社会权力、财富分配、精神发展和生活秩序构建的精华,但是今天社会主义理论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丧失了一个伟大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献身和支持。
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天赋和能力独立的把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进行超时代的创新,向全世界推广一套自己的社会价值理论和哲学观念,社会主义理论显然有发展不足、停滞、废驰的趋势。中国目前的社会面临了许多严峻的问题,但我们缺乏天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站在世界的高度,解决中国社会目前的各种危机和问题。
政治的文明化就是向全世界学习一切文明的制度成果,向全人类学习一切权力分配的方式。权力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对权力的使用也是人类无数的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贡献,人类的文明最终也会消灭权力,使人类从权力和服从的这种历史关系中解脱出来,建立一个人类在权力上平等的世界。
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管理的共同的东西,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手中,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他吸收了整个人类制度的文明成果,他的批判和思考离不开人类的经验,但世界失去了马克思,失去了列宁,今天全球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在中国实践的各种制度,已经在时间飞速旋转的海洋中显示出它的陈旧、缺点和劣势,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吸收全世界的社会管理的成果,包括西方的普遍选举制度,来弥补社会主义体制官僚化的战略问题。
重新解释制度的意义,更新制度的运作方法,创新出更多辅助的制度,如市县首长及重要部门官员的直选,用全民的眼睛监督基层手握重权的官僚运用权力进行的社会管理工作。我们的村长、村庄可以自治,可以直选,县和地级市的重要政府职位也可以直选,县也可以自治,调动整个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的治理,在今天社会生活和生产力发展、科技快速多变的特定历史时代,更好的、更强有力的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把社会主义的集体化优势发挥出来,也就是李君如所说的人民民主的本质力量发挥出来。
李君如列举的我们现有的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逐步发展过来的。今天面对人类文明的全球化,我们不能、不应该在现有制度面前停滞不前,必须有勇气打破制度的框架,走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前面,领导世界的潮流。
这些话说得很大,中国13亿人并不缺乏政治智慧和天才,日本在明治维新政治家手里,新加坡在李光耀手里,经过30年从三流国家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如果调动中国社会的智慧,使中国社会人尽其才,改变选拔人才制度,彻底改革学校废除记忆性教育,像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教育改革一样,中国在50年的时间里应该成功,但这个50年的计算是从1980年开始的。
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未必能通过目前这种以记忆力考试为主要方式假定的人才身上能够做得到,这种考试筛选掉了一流智力的思想人才,选拔了三流记忆型智力的人作为人才,亚里士多德说记忆是笨拙的智力,我们目前是用三流的人才来管理包含着一流人才的社会,一流人才必然受到压抑和排斥,缺乏制度和资源的支撑而被边缘化,这是社会最大的悲剧,中国改革需要的人才不能在记忆型考试建立的建立的各种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找得到,一个民族的强盛和衰落,最终取决于它的思想家,思想天赋,思想人才,像日本的福泽于吉那样的人,否则一个民族靠模仿和抄袭别人、靠记忆型教育决不能强大,中国必须善于发现自己的思想家。
中央党校作为中国的最高理论基地,有没有能力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提出天才的理论,这取决于党的理论家的思想天赋和水平,取决于被赋于党的理论家头衔的人的选拔和产生方式。
无论机构高低,身份地位高低,与思想家的天赋没有任何关系,各种老调重弹,对党和社会用宝贵的资源抚养和支持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真的负责人,而是八股文章。
正如李君如所说的,我们拥有这些制度的工具,我们也一定会牢牢抓住这些制度的工具,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僚集团资本化难以逆转的趋势,今天山东齐河县一个财政局长任居孟就能贪污受贿1194.47万元,像这样级别的官员就能贪污千万元,这和封建制度有什么区别?
这正表明了我们现有的制度工具,能力巨大的不足,坚持现在的制度没有错,但是如果不能发展出新的制度,胡锦涛总书记所敏感到的党的四大危险,像李君如一样党的一大批理论家,有何高明的策略和理论建树应对这种危险?你们可是党和人民用税收和国家公共财产养活的理论家呀!
我们最害怕的是用别的制度取代现在的制度,什么是取代?发展这些制度,重新设计和思考、丰富这些制度良性发挥权力作用的路径,吸收全世界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制度设计的精华,来重新刷新上述制度,才能消除党的危险,消除国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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