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错在哪里？

　　王长江错在哪里？（修订稿）

　　——评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这篇文章曾经不打算写了，因为跟王长江根本说不通。

　　但我在《评王长江的〈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按语里，曾给网友一个许诺，说“王长江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一文，我正在仔细研读，倘有所得，自当与网友们共享。”虽然时间长了些，诺言还是要兑现的。所以写作本文的唯一动力，只是给诸位网友一个交待，以作茶余饭后。当然，我不能阻止王长江看到这篇小文，也不拒绝王教授的反批评。本文成文之前，我读了几遍王文，作了点评(用粗体字放在【】里)，为了使网友了解我的思路，便把“点评”附在文后，一并奉献给大家。

　　1、我们与王长江教授的分歧其实在于：承认不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人类社会是不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是否要走向共产主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动力;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当代的有见识的人们，是应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呢还是相反，应该阻止社会历史的前进?

　　2、王文也不是一无是处。作为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研究党建理论的专家，他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而且按照他的逻辑进行了梳理。他的结论错了，但这些“信息”，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再说，王长江的文章明白易懂，不像有些文章为了哗众取宠、炫耀蒙人而故弄玄虚(然而不是说，王长江就没有蒙人的故意，王文就没有蒙人)。因此，可以认为王长江是个真诚的人，确实是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为了对党“有益”。但在我们看来，王教授错了，“真诚”地错了，错就错在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3、分类。分类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类的标准，取决于研究者的学识，对于社会科学，又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而如果分类的标准不恰当，研究就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革命党和执政党政党是具有共同政治意志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团体，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的本质特性是它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有政党，无产阶级也有政党，当然也有其他阶级的政党。尽管有的政党的纲领不怎么固定，它们总是都有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政治目的，从而就有了各自的发展逻辑。王长江看政党，看不见它们的阶级性，只看它是已经掌握政权的，还是正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所以他把政党分为“革命党”和“执政党”，忽视了或者说掩盖了它们的阶级性。不是按照阶级性，而是按照执政与否为标准来划分政党，是王长江教授的失误之一。

　　“革命党”这个概念，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它的先进性，它的奋斗目标是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的;二是它要夺取和掌握政权。王长江只讲后者，把前者抛弃了：他只知道“政党”有是否“执政”的区别，不知道“政党”有是否先进的不同。

　　资产阶级革命执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它的目标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这样的政党是革命党。他们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就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最理想的社会，想要它万古长存，于是就变成了保守的、反动的势力。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样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性：世界历史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了。但是人们的认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历史的发展也不平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的传播，是渐进的，还要克服许许多多的障碍;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征途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未知世界，需要探索着前进。于是形成了社会发展的缓慢性、反复性、复杂性，它的表现，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和曲折。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糊涂的、错误的、反动的思想见解，是站在非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这种客观实在的结果。在这个时候仍然向着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进军的政党，就还是“革命党”，保持着它的先进性。相反，如果不是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如果它的目标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就没有先进性，即令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党，也不是“革命党”。王长江认为，只要是想要夺取政权的政党就是革命党，结果是引出了一串错误的主张。

　　“执政党”也有两个含义：一是相对于“革命党”。为了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夺得了政权，执掌政权了，就叫“执政党”了。一是相对于“在野党”。在多党制的国家(总统制、内阁制)里，由大选获胜的政党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叫“执政党”，获票少的政党，不能执政，被称为“在野党”。而“在野党”往往与“执政党”政见不同，所以又叫“反对党”。“执政党”和“执政党”，字面相同，概念不同，性质也不一样。不过也有共同点：既然同是“执政”党，就都要维持社会的安定，保护经济的发展，争取民众的支持，建设一种政治秩序，保证自己阶级意志的贯彻。只看到了“执政”党的相同点，忽视了因执政“党”的阶级属性不同而发生的“执政党”的区别，是王长江发生错误认识的原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向西方政党看齐，就不单是认识问题了。

　　资产阶级的政党执政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希望自己能够长期执政。它为了争取选票，宣称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其实是在保护资本利益的前提下，调解矛盾、缓和冲突、镇压反抗;它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地给资本寻找和创造一切能够生利的地方和机会，不惜发动战争、欺压盟友、侵略别国。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以争取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它必须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然而它的夺取政权、执政，并不是终极目的。它是要用政权的力量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消灭私有制，“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领导、动员、组织全社会的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它是“执政党”，也仍然是“革命党”，并不因为“执政”而改变自己革命党的性质，没有失去“先进性”。或者说，它是从夺取政权的阶段，进到了掌握政权的阶段，党本身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它如果改变了自己的方向、目标，不再为共产主义奋斗了，那就蜕化了，堕落了，就没有“先进性”了，不再是“革命党”了。

　　王长江主张中国共产党要明确地、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求尽快尽彻底地实现这种转变，或者是由于他不了解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或者是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先进性”、不再是“革命党”，已经与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区别了。二者至少居其一，也或者二者兼具。

　　国家、政党和社会王长江平行地抽象地看待国家、政党和社会，不但把它们并列起来，而且把它们对立起来。然而，国家、政党和社会不是平行的关系。

　　人就是人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具体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一群人生活在一个区域内，就形成了一个“社会”。按照地域划分人群，在这个地域内建立起政府，就成为国家。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不同的阶级。政党就是一定阶级的人们，为着共同的政治目的而结成的政治团体。国家和政党，都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它们与社会，是从生的而不是并列的关系。政党和国家从社会中产生，在社会中活动，影响着引导着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又被社会决定着。研究国家和政党，就要弄清楚它是哪个阶级的政党，哪个阶级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就要弄清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的区别在哪里。

　　任何社会，都是发育不成熟的社会，因为它还要发展;任何社会又都是发育成熟了的社会，它的现状就是它所在阶段的水平，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这是社会学者研究的起点、对象，而不是由“学者”给它添加些(或去掉些)什么东西才“成熟”。学者研究的结果，可以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可以相反。

　　社会产生了国家、孕育出政党。所谓“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其实是指国家机器与民众的对立，也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中不掌握政权的人们的对立。因为国家(政府)一经建立，就居于社会之上，称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事实上它是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工具。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中掌握政权的与不掌握政权的人们的利益，是不能完全一致的。政府会脱离人民，会与人民对立。研究这种关系，应该直接点出“政府”和“人民”，真实地检讨政府与人民的矛盾，看看是哪个阶级与哪个阶级的矛盾、斗争，用王长江的话说，就是要“落到实处”，而不应把“国家”和“社会”的抽象概念对立起来，不应当只是在“政党”、“国家”、“社会”这些词汇的抽象概念里打圈子。

　　所谓“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是指“执政党”与“国家机器(政府)”的关系。在斗争中胜利了的阶级，为要实现自己的阶级意志、实行统治，就要组织政府(国家机器)。“政府”是执政党“执政”的工具，它要服从执政党的意志。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也不允许国家机器违背自己的意志，否则它就要改组政府;或者它就要下台，不能再执政。

　　政党从社会中产生，在社会中活动，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就是它的阶级基础)。掌握政权以后，它要使整个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各得其所，才能得到社会的拥戴，维持社会的稳定，使社会向前发展，它才能牢固地执掌政权。但是它的力量，完全在于自己阶级基础的坚实。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利益总是会要冲突的。所谓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全民党”，如果不是存心欺骗，也只能是纯粹的空想，最终只能成为强势人们的代表。“全民党”这个称号的功能只能是模糊阶级意识，使革命的政党涣散，以致灭亡。谁都知道，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政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国家、政党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历史实在，是千百万人活动的现实和结果，不但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根源于传统文化与先进思想的融汇。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不是某个(非政治家的)学者的精心设计。想要设计的学者比比皆是，但鲜有成功者，王长江的运气也不会更好。

　　西方人王文中所说的西方，只局限于西欧和北美;所说的西方人，只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人，也就是近现代的西方人，而且是近现代西方的“有学识的”人。西方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是进不了教授的视野的。与之相比的中国人，则是中国的古人、封建社会的甚至更早的中国人。于是，他看到的，处处是西方人的先进，在在是中国人的落后和愚昧。他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实用主义的，还有其它一些“主义”的，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随着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逐步增强，人类社会也逐渐地向着更高级的社会阶段发展，尽管各个国家、地区的发展会不平衡，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回音”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发展着。究竟是社会发展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发展，还是意识形态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它们其实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存在产生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改变着社会，再引起意识形态的改变……如此反复不止，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绝对化，也无法绝对划分开。

　　西欧和北美，先于中国摆脱封建羁绊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都有巨大的差异，就是那句话：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人们常说的“谁学西方谁富强”，其实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哪里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哪里就能够迅速地发展。而在地球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什么都不如西欧、北美了。王长江拘守资产阶级时代的观念，认为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像他这样的比较，除了中国落后以外，不能得到任何结论。在研究党建理论的时候，使用王文这样的方法，也没有积极的意义。

　　4、王文说：“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这虽然不是王长江一个人的见解，却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认识。

　　这个见解有以下错误：

　　(1)对于意识形态的认识。作名词用的“意识”，就是“思想”。“意识形态”，是一定的思想对社会客观实在的系统的理论的认识。不同阶级的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不一样，形成各个阶级的比较系统的认识、理论和主张，也就是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有落后的、腐朽的意识形态，有先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现代，主要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不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不能脱离物质利益，都是为了争取物质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学说、说辞。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包括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奋斗的理论学说。我们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是要为人类的长远的最大的利益而奋斗;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都是为了“追求利益”。不难看到(也许王长江们不承认)，“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本身，也是意识形态。因此，把“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与“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王长江们的真正意思是：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共产党是引导中国人民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齐心协力;“改开”年代，是鼓吹个人主义，鼓励个人发家致富，号召各个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拼搏。这是事实，可是他不明白地讲出来，而要采用隐蔽的语言。因为如果明说，是非就很清楚了。

　　(2)他们认为，前30年是“不成功”的，正确的路径应该是“改开”以后的方法。比较两个30年，得出这样的结论，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认识。王长江们是信奉“西方学者”的，可是西方学者研究的结果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同时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国家。而“改开”的利弊是非，人们有目共识。尽管历史不能假设，还是有许多人认为，如果中国在80年代不拐弯，我们的成就会更大更辉煌。

　　然而王文却讲明了一个事实：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变”了。

　　(3)王文用“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来描述这种变化，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终于从长期的迷误中走了出来，“达到”真理了。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一点上执政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只有齐心协力地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才能消除社会的弊病，实现共产主义，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境地;而各个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搏，只能有一个恶性竞争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分裂的阶级对立的战火不熄的社会。前者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和在集体里共同从事生产活动，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后者依赖的是私有制和顽强的私有观念，它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极分化。共产党抛弃前者而拥抱后者，值得忧虑。

　　社会主义阶段，是公有制逐渐取代私有制的阶段，是人们的私有观念逐渐减少，公有思想逐渐树立的阶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公有观念指导人们改变所有制，公有制生化出公有观念)，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所有制是人建立起来的，人的行为是思想主导的，社会的进步是实践、实现先进思想的进程。所以说，鼓励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搏、号召个人发家致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这样做是可耻的。

　　在社会主义阶段，执政了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发展公有制，把私有财产首先是生产资料，尽可能地变为公共财产;坚持不懈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就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那样。在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生产力还没有迫切要求的时候，停顿，甚至退后一步都是可行的，为的是在条件许可的时候继续前进。这样做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这是策略性的，决不意味着鼓吹个人主义，依赖、发扬人们的自私观念是正确的路径。因为沿着这样的路子，不论经济如何发展，都只能退到资本主义去。就是说，有两种退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修正主义的，判别它们的标准就在于：在退却的时候，是否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否仍然坚持发展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的努力，是否仍然坚持向人民群众灌输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当然这是相当长时期的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等等。

　　(4)“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除去“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不便讨论(虽然从行文能够看出，王教授的真实意思是“充分发掘各个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本性”，但是他没有这样明说，而我在《点评》里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就不在这里多议论了)，他对“市场”的看法，完全是资产阶级的。

　　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还不能完全的全面的实行全社会的财产共有——生产力(包括劳动者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要求彻底地共产，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还没能消除——，还不能消灭商品，还要发展商品生产，所以就还需要市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着调节生产、调节流通、调节消费的职能。但是，虽然我们需要市场的繁荣，却不能依着市场经济的逻辑走下去，要规范、要理顺、要限制、要引导、要……总之，既要利用，又要控制得好。长远看，市场总归是要消失的。但在资产阶级看来，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离不了市场，没有市场，资本就不能增殖，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所以他们把市场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他们要把市场推向角角落落，推向方方面面，要求整个世界都要顺从市场的需要、服从市场的逻辑——就为了给资本创造收益。至于什么贫富两极分化，有多少人受剥削、受压迫、受欺凌，他们只是耸耸肩膀摊开手，说：“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正常的秩序!”因此，所谓“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归根结底”，增长的只能是资本家阶级的财富，增强的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国力。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广大人民，好似也能实现利益，但这只是“好似”，最终只能受到损害。

　　5、关于“改革开放”，王文说“这种变革，既是中国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是理解整个中国改革走向的钥匙，又在改革的带动下发生，是中国改革大潮推动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王文说的“这种变革”，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发生的“改变”。我们知道，毛主席逝世以后，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在中共党内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虽然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说“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但是，由于邓小平的世界观，由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为，他不能完全理解毛泽东，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把中国引向错误的道路。

　　许多的人批评邓小平，批评了许多的方面，但是真正中肯的，还是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批评。毛主席说：小平不讲阶级斗争，从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帝国主义的。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正是从不讲阶级斗争和“黑猫白猫”起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了上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引了进来。再往后，不论邓小平们怎样“想搞”社会主义，事情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依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逻辑，向着资本主义发展。

　　资本主义瘟疫在整个中国蔓延，侵蚀着角角落落和方方面面，推动中共演变，反过来又加快着资本主义化的脚步，再推动中共继续演变……王文说“这种变革，既是中国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是理解整个中国改革走向的钥匙，又在改革的带动下发生，是中国改革大潮推动下的一个必然结果”，概括的非常到位。其中重要的思想是：这种改变了的思想，决定了“改革开放”的“走向”。沿着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就必然会趋同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会要变为多党制，中共要想成为执政党，还要经过一个“大选”的程序。

　　王文的见解，不是全无根据。问题在于，王长江发现了这一点，却不着急，不为党的前途担忧，反而出谋划策，想让中国共产党蜕变得更快、更彻底。(也叫“顺势而为”吧!)而我们之所以因此责备王长江，是因为他是中央党校的教授，想必也该是共产党员。而作为共产党员不应该持这样的立场，不该去做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言人!

　　6、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化，是因为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共党内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与胡耀邦、赵紫阳不同，邓小平们在主观上是要搞社会主义的。他们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是错误的认识造成的，借用“文革”的说法，他们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他们的错误可以被原谅，因为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做事，说是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只是自己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说有的人也许不赞成，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认识完全正确。其实也不见得。比如一个自称“毛派共产党人”的人就公开宣称毛泽东不讲阶级，说“毛主席就说为人民服务，没有说为哪个阶级服务”，把国家交给这样的人也难让人放心。大家会说总是要有客观标准，有，那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开”30多年的实践已经说明了一切。所以说，不能因为可以原谅他们的错误，就要把这条错误的道路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而且还要“自信”。“自信”当然好，但“规律”不会因为“自信”就不“规律”了。如果认为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样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不折不扣的唯意志论，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的。中国要避免彻底资本主义化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不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党，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就不能让王长江的策划变成现实，就需要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们改正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7、王长江教授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为了宣扬错误的观点，就不得不采用错误的方法，不但时常违背逻辑，还明显地歪曲历史、编造谎言、掩盖真相，从而制造出立论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用错误的观点看待客观现实，我在《点评》的末尾说：“从中共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变化的历程，王长江勾画出一个轨迹：他确信中共和中国社会将会像苏共和苏联一样变下去，走向福山的“历史终结”。他站在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想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于是，不惜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满怀恶意地精心炮制出这篇意在搅混人们思想的文章，以达到煽动的目的。这应该能唤起中国共产党人的警醒，对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认真反思、认真总结、认真反省，从这条邪路上转回来，不能再“自信”地走下去了。还是邓小平的话：错了的就赶快改过来。”

　　这可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附：点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王长江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共产党居于核心地位。这不仅仅是宪法条文中的规定，更是一种既成事实【先是既成事实，然后才有条文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中国的发展进程带来深刻的影响。当下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变革之中【“变”，是事物的常态；“革”，就是要去掉弊端，去掉党自身的不正确、不合理、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不断地在“变革”着。文中说的“当下”处在的“变革”，有所特指】。这种变革，既是中国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是理解整个中国改革走向的钥匙，又在改革的带动下发生，是中国改革大潮推动下的一个必然结果。【文章正确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之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改革”的走向；这个“改革”又推动中国共产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这个“改革”将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变”下去；这种“改革”，是理解“变化”的性质的“钥匙”。把“变化”称为“变革”，表现了“褒”（肯定、赞扬）的态度】这种交互作用，使得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个党何以如此特殊?它究竟依循什么样的规则运行?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它将有什么样的走向?本章【看来本文是某本书的一个章节。从本文看，该书也不会是什么好书。但它能够出版，使人不能不对执政者的“偏好”产生怀疑】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简洁回答，勾画出当今中共自身变革的轨迹和大体轮廓。【提出这些问题，说明王长江教授只要“改变”一下立场，就能作出合于时代要求的结论。可惜，他是另一种主张。比如说“现代民主政治”，是只能有一种形态，还是也还有别种形态？要细分，总统制和内阁制就不是同一种形态，这已经是王长江的主张的“死结”。所以我们要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生活状态，为什么就不算“现代民主政治”？】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态

　　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当政党被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时，这种政治现象在欧美至少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因此，中国的政党，在组织理念、组织原则、组织形态、活动方式等等方面，都不能不受到当时已有政党模式的深刻影响。具体到中国共产党，苏共模式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自然首先与它们都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此外，已经在政党政治道路上探索了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建党思想，以及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些因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深刻影响中共的三要素

　　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这三者确实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因素，“最”，就说不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腐朽、堕落、屈辱、软弱、纷乱、黑暗的现实，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积弱积贫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也是这种现实，孕育出了大批的革命志士，孕育出了中共的第一批领袖人物。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不能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决定它的发展历程的，是它自身的逻辑——它的政治目的、指导思想，以及它遇到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因为政党在中国的出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就说它是“舶来品”，这在本文中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为“西化”的主张作铺垫：既然是从西方学来的，就应该学得原汁原味，一模一样。可是王教授怎么就不明白：西方的政党各不相同，而且也都在变化着。】

　　苏共模式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居第一位的要素。中共甫一建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共都非常明确地把苏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如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这种类型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应该说是和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不同，因为它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当然，俄共（布）与在它之前的各国的共产党也有区别，它是在列宁建党思想的指导下组建的党，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等等上都与那些党有区别，这彰显的是历史的进步。】在西欧，政党的产生和民主的发展相联系。在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过程中，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王文不是在概括和复述历史，而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编造历史。“神权专制”只是“封建专制”的一种表现，为什么要用前者替代后者？为了不讲阶级斗争。“相联系”，这种说法太含糊。民主，对于没有民主的人们来说，是争取的对象，争取民主是革命的目的；而对于政党来说，它是组织自己力量的手段。民主意识的萌芽是在与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产生的。民主，包括政党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民众觉悟的结果。所谓的“基本理念”，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还只是一种笼统的民主“要求”。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逐渐地明晰、发展起来，被资产阶级学者概括为“基本理念”，它其实是对资产阶级执政情形的不满和否定。王长江为什么不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专制的“抗争”，是要争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呢？

　　共产党与民主不“相联系”吗？王长江把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忘记”了，把毛主席在工农红军中建立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内实行的民主制度、解放区施行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向蒋家王朝争民主的斗争给“忘记”了（唱着“她实行了民主好处多”长大的王长江，是不该“忘记”的）。

　　再者，不单说西欧、北美，就算整个世界，有哪一个政党实行了、实现了这样的“基本理念”？】民众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可逾越的障碍”说明，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的“基本理念”，只能与非理性的空想“相联系”。而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强调“基本理念”又有点多余：人们本来就是那样做的。因此，只能说“基本理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努力方向】，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作为探索的结果，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不是直接、而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产生了组织民众的要求。【不是代议制民主“产生了”组织民众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把民主的要求写上了自己的旗帜，并以民主为号召、为手段组织力量，从而在取得胜利、建立政权的时候，不能不采取代议制民主的形式。组织民众向来是政党的事情，“代议制”不过是政党竞争的制度化。】于是，政党作为利益表达者，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是“自然而然”，不是“理所当然”】。可见，在西欧、北美，政党一开始就是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现的。政党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工具，民主政治也是政党的工具。即令在西欧和北美，政党也是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力量而出现的，而不是为了“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民主政治”的形式，是在革命胜利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党是民众反帝反封建的组织者、领导者，革命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政党自然就成了政权的执掌者。所谓政党的“连接”“功能”，是因为王长江把某些国家（比如英国）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表象当成了实质，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政党，当成了一般。】正因为此，西方学者关于政党的定义，大多以民主政治为背景。【西方学者可以是值得尊崇的，但不可以是唯一值得尊崇的，也不是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是值得尊崇的。“大多”，说明还有不少不同于本文认识的认识，作者考察过吗？

　　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争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为了争民主。经历了革命人民要民主，而反动的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袁世凯、蒋介石等）实行假民主的反复斗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中国人民才争得了、享受到了真正的民主权利。王文的立论是反历史的。】

　　对比之下，在俄、中等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和目的都迥然相异。共产党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而首先是要改变现有国家体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炸毁旧的国家权力” 。或者说，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夺取权力。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王文认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工具”，是为“民众”服务的；而共产党是“他们”“夺取政权”的“工具”，是为自己的集团服务的，是这个“集团”“利用”了政党的形式。真是屁股决定脑袋。事实是，资产阶级政党经过与封建专制国家的对立斗争才建立起来执政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民主政治”就无从谈起。资产阶级的革命，也是要推翻封建专制，也是“要改变现有国家体制”。只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于资产阶级同为剥削阶级，有些资产阶级革命才不彻底。随后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王长江不能理解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或者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抱着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共产党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是“利用”了“政党”这个形式，因此主张它改回到原来，改成“起连接作用”的党。他所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连接”旧政府而是建立、领导新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毫不隐晦地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使用“革命党”这个概念，来表示这个以领导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一般说来不会引起多少歧义。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很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命题。他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而革命，取其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党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现有国家体制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历史不能割断，无产阶级革命总是要以“现有国家体制”为“前提”，要把自己置于“现有国家体制”的对立面。否则就不是革命。当资产阶级政党是“革命党”的时候，它也是把自己置于“现有国家体制”（封建的或殖民宗主的）对立面的。】对待国家的方法非常简单明了：削弱其合法性，破坏其基础，摧毁其制度。【共产党对自己领导人民建立起来的“国家”的方法也是这样“非常简单明了”吗？王文的逻辑错误非常明显，他用的“现有国家体制”、“国家”、“政党”等词语的意义（指事）都不确定，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违背了“同一律”】处在这种状态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半军事化组织的特征。这个特点帮助中共干成了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行为方式对后来几十年都有强大的影响。【不独中共，所有的革命党都具有“半军事化组织的特征”，否则就不能夺取政权。只是像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以后的美国那样，通过大选执政的党，才可以（适宜）是松散的。有了美国的榜样，王长江对中共的组织形式就不以为然了。他追溯政党产生的历史，只敢看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资本主义的制度以后，不敢再往前看。如果再往前一点点，他整个的说法就都站不住脚了。】

　　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孙中山最早在中国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实践，屡试屡败，但愈挫愈勇，被中国共产党尊崇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向往美国等国的民主制度的，怀有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强烈渴望。同时，他也深知，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在中国行不通【这一点与王长江不同】。经过不断思考，他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思想，即“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

　　“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是孙中山建国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建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组织革命，而不是象西方政党那样进行合法的平等竞争。【根本就没有“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平台嘛！袁世凯搞了个假“平台”，随后就恢复了帝制。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平台是它们推翻了封建专制以后才建立起来的。王文把这一段历史“掐了”。】按照孙中山的看法，党是未来国家的雏形，人民掌权要通过政党来体现。作为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孙中山把党设计成政府的模式：设“总理”为党的领袖，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一旦取得政权，党就转而为“国”，代替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观念，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有的。在此之前，只有“君”才能行使国家权力。】他进而解释道：“所谓以党治国，不表示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方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据此，《中华革命党总章》把原来所划分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革命程序改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统称为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与此相联系，总章把党员分为三等：“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仔细看这段话，就能看出“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三种党员地位不同，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也不同。“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秀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之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 【引用这一大段话，意在影射中共党内的“论资排辈”，手法够狡猾。“论资排辈”思想，“论资排辈”现象，委实应得非议，应该纠正。但是王长江不是从历史、对事实进行研究，而是从文献中寻摘能够表达自己意思的文句，这就难免失之偏颇。“论资排辈”的思想明显不对，它妨碍选拔人才，中共党内也常在批评；但“现象”，就不能以“论资排辈”来涵盖。比如说，对于中国的大政，邓小平可以主持，王长江就不能。从表面看，似乎是“论资排辈”，其实谁（包括王长江）也不这么认为。王长江已经据有话语权，他还想“操实”。据说不久前他又有了一块地方施展拳脚，就看本领如何了！不过愚以为，如果照他的方法办，社会主义会要“正寝”，共产党会要垮台的。】 “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公民一律平等。” 至于“国”的样式，孙中山认为，“此后欲以治国，应效法俄人。”因“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俄国“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孙中山表示，要“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孙中山认为，法、美等国的民主制度，优于（满清的）封建专制；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度又比法、美等国的先进。】

　　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虽然体现了他的革命民主精神，但无疑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政党和国家的本质区别，似乎认为党执政后可以和国家是一回事【这样说不合乎历史事实】。这个局限性后来不但深刻影响了国民党执政集团，而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共。中共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尖锐批评了“以党治国”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现是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他强调，“‘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但从后来实践看，共产党内更多反对的其实是“以国民党建国”和“以国民党治国”。对于共产党执政后“以党治国”，实际上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没有看到其背后隐藏着的重大问题。【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阻止了王长江了解事物的本质、认识客观真理：在一个国家内，如果只有一个革命党，建立起的政权就会是“一党独裁”；如果不只存在一个政党，就必然要反对“一党独裁”。不只是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其他民主党派也反对蒋介石的“一党独裁”（蒋介石施行的，也不是孙中山的思想，而是他自己的思想）。单单举出邓小平，是为了“挺”邓小平，稍有常识，就不会看不透这种伎俩。然而邓小平1941年的这篇文章，是针对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中的“关门主义”倾向的，是为了更好地实行“三三制”，怎么能说共产党反对的是“以国民党建国”、“以国民党治国”，“对于共产党执政后‘以党治国’，实际上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没有看到其背后隐藏着的重大问题”呢？

　　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也是多党共存，俄共（布）是反对党。十月革命之所以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不但由于马克思的“在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思想，更是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反对、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敌对势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而中国就不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各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在反帝反蒋反封建的斗争中，是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但是无论是就政纲的先进性，还是对于胜利的贡献，还是力量的大小（拥护者的多寡），它们都与共产党难以相比。中国共产党没有抛弃它们，而是采取联合它们的方针；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政议政，是心悦诚服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它们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定的政治力量的代表，所以仍然保持了参政议政的政治地位，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格局。这是历史形成的，没有任何悖理的地方，一点都不难理解。王长江为什么不以为然？】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认为若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随时都有越过边界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西方人这种“警惕”，是在资产阶级当政时期才有的。作为“国家权力”，就在于它能“随时”“侵犯个人自由”，而不是“可能”。要求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和约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至于“限制”什么和怎样“约束”，人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统治阶级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限制”和“约束”的。把这种“警惕”，说成是中西文化传统不同形成的，正是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和手法，是对中国乃至东方人的诬蔑，完全是胡言乱语】。在中国，政治则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善事，崇尚贤人治国。【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算不算“西方人”？他们不认为政治是善事，不崇尚贤人治国？】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最早的掌权者，像炎、黄、尧、舜、禹诸帝，他们的权力是和亲自尝百草、造舟车、治洪水这样一些业绩联系在一起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夫子更以此观念来解释政治：“政者，正也”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理念，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西方的先民社会，他们的首领也是有特殊才干、特殊贡献，有威望的人。“政治理念”怎么“不一样”？】。人们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千方百计”？恐怕只能存在于教授的“学问”里。】而是希望国家权力万能，最好强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揽下来;【这是庸人的想法。只有庸人才会把中国人都设想成庸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是意气风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人的恩赐”，知道“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人们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对掌权者保持警惕，【在旧中国的封建社会，皇权高于一切，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警惕”表现为“畏惧”；在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统治时期，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警惕”，也是“畏惧”和“躲避”；在新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虽有个别工作人员侵犯群众利益，那是要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的，一般来说，不存在普遍地人民对自己政府的“警惕”。当然，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还不很强烈，也是一个事实。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启发了人们的民主意识，最根本的，是由于“掌权者”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警惕”自然必要，但也不是人人都有，还有“恐惧”和“躲避”。王文的说法缺乏分析。】而是希望掌权者集道德、权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为民造福。【原来西方人是不“希望掌权者集道德、权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为民造福”的！】

　　由对政治的上述理解，产生了一种与西方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的臣民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文化的产生，是封建统治形成的，也不是中国独有而西方没有的。】在这种文化中，平等的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森严的等级概念，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差别。有了差别，人们之间就不是用契约联系在一起【“臣民型政治”和“公民型政治”，不知道教授们是怎样定义的，我猜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人们崇尚“君”主，一人为君，大家全都为臣。臣，也有等级的不同。在下者“崇上”，服膺管理。这种等级秩序的政治，就是所谓“臣民型政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获得了解放，不再有高低贵贱的不同，大家都是“公民”，原子化了，人们之间是由“契约”联系在一起。没有等级，没有服从，全是“契约”的实现，这就是所谓“公民型政治”。这种“公民型政治”的理念，形成于现代资产阶级掌权以后，不但此前他们也是“臣民型政治”，而且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实现这样的“公民型政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不可能彻底地“原子化”，不可能只靠“契约”来联系。把西方说成“公民型政治”，把中国说成是“臣民型政治”，除了想当然而外，没有多少根据。教授为了忽悠人，不得不歪曲历史，捏造事实】，而是用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这种等级秩序的基础是道德【不应该笼统地谴责“道德”，因为道德有时代性、阶级性的区别】。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思想，表达的就是这套理念。就象林语堂先生60多年前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它“向统治者宣传仁慈善行，向被统治者宣传恭顺服从，老年人要慈祥和蔼，青年人要尊敬老人，哥哥要‘友与兄弟’，弟弟要谦恭。”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这种等级秩序进而被类比为家庭中的关系，于是，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伦常关系成为调整个人行为、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没有这样的系统理论，不等于社会人们的关系不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各种宗教（比如基督教）所传布的，也有这样的观念。如果王长江把西方人描绘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样子，西方人除了给他耳光，恐怕不会赏赐别的东西。】

　　在中国古代学者眼里，国无非是一个扩大了的家(而且是父权制的家)，所以叫做“国家”。【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种诠释，西方人很难理解，因为他们的“国家”(nation，state或country)概念中并无任何“家”的内涵。【西方的文字也比中国的好，真是不放过任何糊弄人的机会。英文用“nation”指称“部落”，用“state”指称“政府”，用“country”指称“领土”，在翻译成中文时视情况对译为“国家”。这能说明西方的“国”与“家”没有联系？能说明西方人的国家观中没有家庭的因素？“部落”是由氏族而来的，“氏族”是什么？怎么与“家”没有联系，怎么就“没有家庭的因素”？】既然国即家，那么，统治者就是家长，黎民百姓就是子女。君主是国土及其附属物的所有者，是所有臣民的主人，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国即家”是个比喻（暗喻）。从本来的意义说，除了封建君主，没有人敢“以国为家”，也没有人敢“以家为国”。但是这个比喻包含着高尚的理念：在面临侵略的时候，“卫国”就是“保家”；在政治生活层面，“国事”就是“家事”；……就常识而言，无论“家”还是“国”，都会有一个最高领导者；“民主”还是“独裁”，是领导者领导的方法方式和制度。“崇上”，也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而且好的方面是主要的。封建制度也曾经是先进的制度，能够延续几千年，自有它的道理。资本主义的确比封建主义优越，但是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于西方，把封建主义和不民主等同于中国，这样的思想方法，无法恭维。】庞大的行政系统只不过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延伸，各级官吏都是皇帝的奴仆，贯彻皇帝的旨意，管理广大民众。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皇帝及其下属官吏都是民之父母，必须服从其管理，社会每个成员无不处在宗法与政治等级关系网络之中。【西方人没有过“臣民社会”？把现代“西方人”的意识与古代的、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拉在一起论短长，难怪王长江要俯伏在地了！教授先生，崇洋崇到这个份上，是很容易被看穿的。】

　　中共从批判儒家思想开始其革命目标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来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和领导辩护。【在当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和控制，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辩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王长江很不感冒。】但是很遗憾，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及其顽强地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以至于邓小平在他1980年名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文章中仍然强调，我们完成了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务，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因为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封建势力也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把所有反对它的主张统统斥为“封建主义”。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官、封的革命斗争之后，在革命队伍内，在中国社会上，还残存着某些封建龌龊，是不难理解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封建思想残余，是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一道进行的，用毛主席的话说，是“把它挂在资产阶级的帐上”。然而邓小平另辟蹊径，虽然有反对封建的意思，但是主要的，是要召唤资本主义势力去反对所有不赞成他的主张的主张，坚定他们的“自信”，鼓励他们迈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步。是对“资产阶级虽然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是当前的主要矛盾”的反动。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就是在“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的口号下的那股妖风，丑化抹黑中国共产党，丑化妖魔化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丑化妖魔化中国革命人民，丑化诬蔑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股妖风，至今也没有止息。】

　　苏共模式，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各种外部的和内在的因素，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的特有形态。

　　(二)党组织及其运行的主要特点

　　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模式，在中共获得执政地位后出现了转型的机会【隐隐约约地，能够看见“工农分子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的主张】。党内一些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也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进行新的思考。邓小平就是其中一个。例如，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不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的说法，既不是邓小平独自提出来的，也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为了挺邓小平，可以偷天换日。事实上，自从工农红军实行军事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共产党就在“执政”。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虽然在区域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上，处于变化之中，但中国共产党还是积累了“执政”的经验，建成了革命的模范区域。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执政党”，是指夺取了全国胜利，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这个变化对于共产党人的影响，仍然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党的其他领袖也有类似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讲，后来的发展，包括“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广义地被看作是这种新探索的一部分【这种强拉生扯极不严肃。但是一个“广义”，就把批评给杜绝了，谁知道“广”到什么程度】。遗憾的是，这些探索都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什么“突破性进展”，不就是向资产阶级的“执政党”转变嘛！】

　　党的意识形态是其中最为稳定、迄今最少变化的内容。中共一直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些内容和论断，除了极个别提法已不再强调外，至今仍在使用。【一个时期以来，“不再强调”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这已经造成了混乱、造成了倒退。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明白，这是党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丝毫不能忽视，更不能放弃。】

　　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这些概念，其含义却有很大区别，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轻描淡写一句话，就给了“歪曲”、“割裂”、“诡辩”之类的行为以“合理”的地位，给它们穿上了靓丽的外衣】，这种状况，往往使许多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有些中国人，比如王长江，也在“困惑”和“不解”之列】。在领导革命和实行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以上思想合乎逻辑地以所有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形式体现出来。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全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被纳入统一管理的制度，要求党事无巨细、包揽一切，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过度集权的体制是成了所有问题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邓小平是在复述毛主席的话。可以这样说，在所谓的“邓小平理论”中，凡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话语，都来自于毛泽东，没有他什么创见。他一“创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就走下坡路了。即便这样，本文在这里还是曲解了这段话。】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其具体形式实为由党来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政党，被学者称为“全能主义政党”。【这是反对共产党执政的“学者”。王长江既不认为“直接民主”是可行的，又不认为中共领导中国社会是正当的。】

　　具体说来，这个时期的中共主要有如下特点。

　　在组织构建上，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多层级的组织体系，党组织和党员都根据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要求开展活动。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历史经验，这种组织网络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类型的组织中，领导那里的各项工作。在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党更被描述成“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表述，后来被【王长江们】看作是完全把执政党与革命党混为一谈的典型【正好相反，这正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掌政权以后，仍然是革命党的事实】。当然，具体到各个环节，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在技术性业务性比较强的单位和部门，业务决策仍由行政负责人主持，党组织只起“监督保证作用”。

　　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党的领导”被当成了党组织以组织形式直接参与政府事务的代名词。和苏共一样，中共也有一套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相对应的组织系统，它们同样参与履行国家权力的各项职能。这就使如何处理党的系统与政府系统的关系(即人们常常提及的党政关系)成为共产党执政特有的一个难题【“特有的难题”，是王长江们的政治忽悠】。解决这个难题，通常的做法是把党的各级组织(它们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各级委员会)也作为行使政府权力的主体，尔后把政府权力按照重要和相对次要分成两部分，由党委和政府分别掌握。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带来更多的矛盾。其一，对政府权力的人为分割，往往使权力边界模糊，党委与政府越过边界相互干扰对方事务的事情时有发生，相互掣肘，极大地影响了执政效率。【时至今日，还在鼓吹“党政分家”！这可能是王长江曾经鼓吹的思想，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它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党建思想，不合中国国情，不利于中国的党政建设。】其二，授权关系紊乱。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现在，党委直接掌握了那部分最重要的决策和行政权力，但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并无权力授受关系，权力的来源、性质都很难确定。【除了上级领导下级之外，各级党委领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什么“紊乱”，真正“紊乱”的，是王长江的思想，因为与他的主张不合。“很难确定”，教授是在摆积木？】其三，行政机关掌握的是相对次要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却又与本级党委形成了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这使得行政机关处在一种两难困境之中。在【王长江的】理论逻辑上，行政机关只接受人大的授权，向人大负责;在实际运行中，它们则完全听从党委的指挥，行政机关和人大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变得徒具形式【不报告工作、不接受监督、不接受问责么？】。而且，人大也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又使得人大和行政机关更像是执政党的两个执行部门。【这正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格局的优势。不是“更像”，“人大”本来就是国家机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的工具。王文从总体上把党的领导给否定了！】

　　在与社会的关系上，由于执政党全面控制了国家权力，社会诉求也被全面包办，实际上无法产生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党的社会。国家和政党合为一体，社会又和国家合为一体。【“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同样，割裂开来也是不可能的。“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党”，有这样的“社会”吗？】社会也因此没有自己的利益需要表达。【社会人们的利益诉求就是社会的利益诉求。不过有多数人的诉求与少数人的诉求、不同阶级的人的诉求的区别，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就代表着社会的利益诉求。王文其实是遗憾于与绝大多数人利益相左的利益诉求不能成为代表“社会的”利益诉求。再者，“社会”“自己的”“利益”向谁表达？】所以，虽然由于历史传承，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形式(它们在整个国家体系中被称为“群众组织”)，但这些组织不是利益团体，主要目的不是维护各自利益，而是作为贯彻执政党意志的工具，按照执政党设定的目标把群众组织起来，为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而奋斗【这些组织就代表、表达着各自群众的“利益诉求”，这与“贯彻执政党意志”并不矛盾】。这些组织分布甚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例如，除了人们熟知的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之外，还有作协、记协、工商联、残联等等。这些组织绝大部分都具有官方半官方性质，其各级机构从国库中领取活动经费，各级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一样确定级别，领取薪酬。【王文赞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状况”，希望中国社会成为“维护各自利益”的“团体”林立的局面。对于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化，既遗憾，又着急。但它聊以自慰的，是“坚信”中国社会会要继续“化”下去。据说，王长江喜欢的“利益团体”已经多得难以数计了！（参看孙锡良：《权贵可建“类党组织”，平民的平台有哪里?》(乌有网刊)）】

　　中共与社会的关系，还包括一个很特殊的方面，就是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在中国大陆，不只是存在共产党一个政党。除了共产党之外，同时还有八个政党参与国家事务。这八个政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就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并因此而获得了“民主党派”的称呼。特殊情况下产生的政党关系，后来定格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也不同于苏联单一政党的特殊的政党体制。这一体制强调共产党是领导者，其他党派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宪法载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政治上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党拥有独享性的执政权。民主党派不以获得执政权为目标，而是帮助共产党执政，相互之间是合作和协商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当然，如果这些原则在实践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这种政党体制还是很有优势的。但从当时实践看，由于这一体制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在相当一个时期发挥作用并不明显，“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完全停止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只有与民主党派共存、合作、协商的方针能够得到王长江的少许宽容，但他还是要诟病它，说它们不平等，缺少“竞争”。这立场彻底得可以，言语间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倾向性！】

　　(三)简短评价

　　以上是对改革开放前中共执政形态的大体概括。【诽谤的意思多于述实！】总体看，中共执政后，虽然看到党的活动必然会相应出现新的变化，但远未达到意识到党进行改革和转型的必要性的程度。革命党的基本特征不但被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和权力结合，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从本质上讲，这一模式基本上是苏共模式在中国的翻版。苏共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权。掌握政权后，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以何种形态领导国家的问题摆在列宁党的面前。不可否认，列宁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外紧张的特殊环境，列宁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探讨这个问题。【十月革命的领导机关是“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增加了农民的代表）自然就成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组织社会的机关。说什么“列宁没有精力探讨”？】列宁去世以后，苏共虽然曾经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大好机会，【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可以搞内阁制或总统制？不满意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而没有背叛他。】可惜的是，苏共领导人把“革命党”建设的成功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确立了一套在思维方式、目标任务、组织运作等等方面实际上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革命党”特点的传统模式，还强行把这套模式推销给了各兄弟党，包括中国党。【王长江赞赏的只有内阁制或总统制。当他在历史事实面前碰壁的时候，还是抱着它不放，而硬说历史事实是不合理的。说“强行”“推销”，是不是诬蔑？是学者还是无赖？】

　　苏共模式的“新型政党”和国家权力结合，形成了党政高度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西方学者称为“党国体制”。我本人对“党国体制”的概括持保留态度，并且对把这一概念是否可用于中国表示怀疑。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国情、党情相结合。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可以说是圆满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工人阶级占人口少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领导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这个政党如何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的根本问题。但在后来的近30年执政过程中，虽然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了大量探索，进行了大量实践，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苏共的强大影响，由于认识上存在片面性，未能对“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的问题给予系统、科学的解答。【这个解答，只好留给王长江了！而王长江说：或者是内阁制，或者是总统制！总之，不能让共产党一党执政，这是王文的“要害”。还说是“系统、科学”呢！】

　　因此，整体说来，这30年中共在体制上处在一种过渡状态。即使把它概括为“党国体制”，也只能作为某一特定阶段的过渡形态来描述，既不能把它看作成熟、固定的形态，更不能当作后续发展的框架和方向来研究。【为什么不能当作后续发展的框架和方向？因为根本上对它是持否定的态度，希望它“变”。】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是缺乏稳定性：一是逻辑上，它是一个充满内部冲突的矛盾体，缺乏一贯性。它力求把政党的逻辑和国家的逻辑融合在一起【王长江才认为有这种必要】，但却始终因这两个逻辑的不一致而无法成功。二是实践上，它难以定型，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尝试。除了在具体操作层面靠大量的政策、指示乃至革命时期留下的潜规则来推动落实外，整个执政过程缺乏制度保证，只能由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来维持和延续。而运动这种方式的不可靠、不可控性，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上充分体现出来了。【关于文化大革命，跟王长江就更谈不拢了。他根本不知道事物是在矛盾中、变化中、运动中前进发展的，却拿“制度保证”来忽悠人，说他知道有一种制度，能保证执政党顺利地执政（没有矛盾）。而这种制度，就在大洋彼岸。】

　　这样一种形态，在执政出现危机时，就出现了变革的要求。这种危机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步积累，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日渐暴露，给党自身的改革提供了契机。【同意“危机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步积累，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日渐暴露，给党自身的改革提供了契机”的看法，但主张与王长江相反。】

　　二、问题与挑战

　　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执政的意义在于，国家公权力不再作为政党要反抗的对象存在，而是和政党一起进入到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系统中。【“被称为”，王长江毫不掩盖自己的好恶。在他这里，“国家公权力”、“政党”，都是抽象的词汇，对“执政的意义”的解释则取自于西方，或者是他自己的杜撰：“国家公权力”和“政党”一起“进入”“政治系统”中！而不是取得胜利的革命党通过建立政权（国家机器）从而建立本阶级的阶级统治，取代被推翻的统治阶级。】这就使得共产党处在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状态，需要扮演执政党的角色，【“扮演”“角色”！真把社会当成舞台了！】重新界定与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照搬计划经济模式没有为中共朝这个方向探索提供动力【就是说，计划经济不需要王长江主张的党的“改变”】。计划经济为执政党设定的全能主义任务，和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任务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在党内许多人眼里，革命党既然能够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它同样能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种心理，是在执政后30年继续沿用革命党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如果共产党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还能干什么？还能存在么？王长江戴着“墨镜”瞎嚷嚷，可是能抹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业绩吗？】

　　由此而论，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也给了王文立论的机会和依据】。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第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这不是王长江一个人的看法，然而是非常错误的见解。因为他们所说的“党的意识形态”，是指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所说“作为发展动力”，是指号召、要求劳动者为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利益而工作。所谓“人追求利益的本性”，实际是说“各个个人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本性”。事实上，是把“为社会”和“为自己”对立起来，也就是蔑视“为公”，主张“为私”。要讲清楚这样的问题，要费许多的笔墨。

　　人是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不能摆脱兽性（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所有非人动物统称为“兽”）：他要保证自己生命的存在，要活着；他要延续种群，生育子女。古人概括道：“食色性也”。其实这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与其它动物没有区别，把它说成是“人性”，并不科学，毋宁说这是人身上保留的“兽性”——动物性。

　　人与兽的不同，表现在养生上，是人能够生产生活资料；表现在婚育上，是人发展出了“性爱”的观念，其中都包含着精神的因素。这是因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智力，远远高于兽类。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品质，这就是所谓“人性”，人的“本性”，也就是人的社会性。

　　人是生命的个体，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要先满足自己的需要；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总是首先认识人和物与自己的关系，然后才认识其他的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的关系。人们把这解释为“自私”，解释为“以自我为核心”，是用私有观念来解释这些行为。在私有制下，统治者把这种行为解释成“自私”，以证明人生来就自私，是自私的动物，自私是人的本性；证明自私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些行为是人的本能，与其它动物一样，没有值得非议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值得颂扬的地方。把“自私”说成天经地义，是剥削阶级树立起来的思想观念。

　　为了维持族群，人们还要供养没有劳动能力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有时候还要为了公众的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牺牲自我的利益，这就上升到了道德的层面。道德是维护族群繁衍、社会安定的行为规则，它遏制人的本能中不利于族群繁衍的方面（恶），赞扬有利于族群繁盛的方面（善），调整着人们的生活、生产，调整着人们争取、创造利益的行为。尊老抚幼和惜弱怜贫，大约就是在原始社会时期、在公有制下形成的道德观念。有了高尚的道德，才会有高尚的行为。即使是在私有制下的社会里，良好的道德也传承了下来（当然不可避免地会被“加工”）。

　　人在生产活动中，如果单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实现目的，他就会独自去完成这个活动。如果不能，要实现目的就要依靠别人的帮助。如果帮助者在实现的目的中没有所求，那就是纯粹的帮助，他的行为是所谓“义举”；如果帮助者从实现的目的中分享利益，这种帮助就是“协作”——协作以“共同的目的”为前提。仔细考察人类社会，就会发现，几乎不存在什么“单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实现的目的”，人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与他人的关系就不能生活、不能生存，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各种各样的、深浅不同的“协作”。这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到了马克思，就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由于生产的发展，到了有大量的剩余产品的时候，就发生了剩余产品归谁的问题，于是有了“私有”财物，进而形成了“私有制”的社会，产生了私有观念。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形成、发展和强化着私有观念。用这种私有观念去解释人的本能行为，就认为“自私”是天经地义的，是人的“本性”。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产生了侵占别人劳动成果的现象，形成了阶级。阶级的形成，是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拼斗，因而利益相互冲突的必然结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前进，文明的进步，阶级剥削也越来越隐蔽，手段越来越狡猾。但是，阶级矛盾掩盖不了，阶级斗争没有休止地时起时伏地进行着，多次炸毁落后腐朽的社会制度，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古代的人们对私有制的社会罪恶都深恶痛绝，产生了改变这种罪恶社会、建设美好社会的愿望。在中国有“世界大同”，在西方有“乌托邦”。到了“空想主义者”们，终于认识到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是，他们找不到消灭私有制的办法，只能在头脑里勾画“公有制”的理想蓝图。

　　私有制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也促使着生产力的发展，曾经发挥了进步的历史作用。14、15世纪以降，资产阶级从西欧走上了历史舞台，个人利益至上，个人奋斗至上，个人占有天经地义的观念逐渐成为了社会力量。资产阶级靠着贪婪、血腥、残酷和无耻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仍然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要求，提出了建设公有制的需要，产生了建立公有制的条件。

　　马克思看到了这一切。他发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必然要进入财产公共所有的共产主义。他还发现，推动社会向这一步发展的，是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要实现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任务，就必须组织起来，在自己的先锋队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他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叫做共产党，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创立了不朽的理论，不仅提出了要建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愿境，还提出了必须实现“两个决裂”历史任务。

　　从马克思开始，无产阶级破天荒地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成为“自为”的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的无产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人，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斯大林时代，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阵营内，私有制处于被消灭的位置。世界形势一派大好，资本世界感受到了威胁。但是在斯大林之后，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从苏联的蜕变和中国的阶级斗争现实，看到了全面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紧迫性；看到了如果不与旧的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彻底决裂，就不能保持与传统的所有制（私有制）彻底决裂的成果；看出只有“破私立公”，才是保障共产党不改变颜色、社会主义永葆青春的可靠保证。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了新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实行和实现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是为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创造条件、扫平道路：夺取领导权和清除思想障碍。事实上，没有“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社会主义终究会搞不下去，共产党也无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共产主义就更谈不上了。

　　因此，是“破私立公”，组织、领导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共同努力奋斗，还是崇尚私有制，鼓吹个人主义，宣扬个人奋斗、自私自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水岭。

　　毛主席逝世以后，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为个人主义正名，为资本主义张目，为私有化加力，为发家致富唱赞歌，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人民痛心疾首的，却是王长江们喜形于色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揭露王长江，实有必要；跟他争论，似乎就多余。这是因为立场不同而产生的看法相异，不能调和的了，除非他改变立场。】尽管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同在于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王长江还知道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运行规律”的不同是“本质”的，我们的领导人们怎么就看不到？】它不再由执政党和政府去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地决定做什么。由执政党掌握的国家权力只是对人们的活动进行规范，防止和解决社会冲突，使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地向前发展【各个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稳定、健康、协调”是不相容的，这是社会矛盾丛生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如果像王长江说的这样，“只是对人民的活动进行规范，防止和解决社会冲突”，就是放弃了自己责任最重要的一面，混同于资产阶级的执政党了】。第二，社会成为除了政党、国家之外生长起来的另一个领域，即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从来就存在，王文欣喜的实际是“失控”的“趋势”。但不要高兴得过早，为了社会能够正常发展，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不会让这个“公共领域”失控】。市场的发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均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内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这一部分是被遮蔽了的，或者说，社会为国家和政党所取代、吞噬【国家和政党能够“取代、吞噬”社会？真是货真价实的谬论】。现在，公共领域的重现，使执政党面对的关系由一对(政党与国家)变成了三对：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第三，市场天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特性【直说“资本主义有霸占整个世界的企图和趋势”，岂不更明白】。所以，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变革，国际社会的各种活动，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对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及其执政党产生重大影响。【这正是修正主义猖獗的经济基础和外部原因。】

　　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报告可以看出对这种转变的完整认识。同时也表明，正是这时，中共对作为执政党与革命党的不同有了比较深刻的把握。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报告认为这是“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面对这种深刻变化，已经在执政中探索了近30年的中共，在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都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总会产生、遇到不曾有过的问题和矛盾，问题只在于：怎样解决它。这一段真实地概述了中共演变的过程，王文正是从30多年来的这种趋势描画出中国共产党变化的轨迹。】

　　(一)党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哪个”统治集团？不用定语，就是诡辩】的反抗。中共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从这个角度讲，共产党执政的确是经人民同意的，是历史的选择。【为什么要换个角度讲呢？中国共产党的执掌政权，是阶级力量较量的结果。王文说“是经人民同意的”，明着是赞扬，其实是包藏祸心：共产党现在再不经“大选”，就没有执政的“合法性”了。】这种说法并不夸张。但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人民的选择往往是定期的，而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上选择的结果，不等于人们永远认同这个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到革命中去或耳闻目睹了革命的一代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曾有的革命越来越陌生的新生代【因此，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教育、保持革命的前进方向，就极其必要】。尽管可以用宣传教育的方式强化对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的汲取，历史之页终归要翻过去。当革命带来的政治红利逐渐消失时，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便成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在王长江看来，合法性只能来自于“大选”。为什么要“建立新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只要中国共产党仍然得到（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拥有执政的合法性。少数人不以为然也无可奈何，想要破坏，就用专政对付他】。其次，合法性基础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随着执政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人们之所以支持和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因为共产党许诺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社会。【不是共产党“许诺要建立”一个社会，是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社会”。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使“人民当家作主、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不会消失。而这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反，如果让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劳动人民的大多数终日惶惶，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岌岌可危了。其他的说法，都不能成立。】因此，对执政党的认同，必然逐渐转向对新社会的期待。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这个承诺的程度。【用“承诺”换“执政”，正是资产阶级政党的特征。】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只讲发展，不说向什么方向发展，不说用什么方法发展，不说依靠谁发展，就是诡辩。因为它模糊了“发展”和受益的主体。】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这是资产阶级的看法。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对地对立起来，拒斥前者而吹嘘后者，是不顾客观事实的资产阶级政客的“主义”。经过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将近百年的实践，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将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因此它的经济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兼而有之的状态。不过，计划的成分将越来越大，市场的成分会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两者的关系上，应该是计划统帅市场，而不是服从市场，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应该是经济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共产党从来没有“包打天下、包办一切”。个别的党员有这种作为，是党所不容许的。如果不使用“诬蔑”这个工具，王长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民主政治意味着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权力的主人”。能够成为主人的，只能是“资本”】，掌权者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权力。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和执政党之间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王长江脑子里只有“大选”。“大选”＝民主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本身就会越来越成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已有的模式对此显然是不适应的。【中国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制度固然有改革、完善的必要，但王长江怀抱的“模式”，“显然”是不适合的。】

　　(二)党的功能

　　政党具有其他组织不能替代的功能，例如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等。政党虽然都履行这些功能，但受党的目标的引导，这些功能具有强烈的指向性。例如，在不执政、特别是与执政集团进行对抗的情况下，政党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往往是为了把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充当与其他政党和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以维护本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害，其基本指向是斗争和冲突。在执政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由于政治权力表面上是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力量，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就不能不承当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设法调和各方面的利益，鼓励社会各方的合作，其基本指向是整合【执政党的这个功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表面上”的。由于王长江的“革命党”只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党”，所以出了这么一大堆混乱的东西。共产党执政后，当然要“整合”社会，也还是要保护自己阶级的利益。比方说，“企业主不得拖欠工人工资”这一条，就不能满足于纸面上有规定，而是要“落到实处”】。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各种诉求被刻意压抑，利益被人为地简单化了，执政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而且经常是强制性地要求人们的利益整齐划一【共同利益是客观存在，说“强制”“整齐划一”，历来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污蔑和攻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各种利益迅速分化，人的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加上新兴传媒的发展，社会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自组织化”，多么可人的语汇！不就是鼓吹各人自行其是，赞扬自由主义、无政府嘛。怎么看不到阶级冲突的加剧、阶级斗争的尖锐呢】，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普遍地出现了政党活动空间受到压缩、政党地位日渐衰落的趋势【王长江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觉悟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没落，只是心境不同，解释也另类。看来“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并不怎么美妙】。与利益多元化相应，人们的思想也多元化了，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接近，使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这是资产阶级不懈地宣扬、而共产党放弃斗争的结果】。意识形态因素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和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往往难以吸引民众，赢得支持。【意识形态依存于客观现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理想的意识形态，在南街村就有感召力，在小岗村就弱得很了。】这种情况，使得以突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优势为特点的政党在政治动员、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功能都大受影响。【说东道西，就是为了鼓吹资本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化。而“各个个人为自己”的消蚀作用，也不能不暴露出来。】

　　(三)党的活动方式

　　在民主革命和计划经济时期，中共为自己设定了确切的指令性任务和目标。党围绕这些任务和目标调动资源、动员民众，以便最终完成这些任务，达到预定目标。计划经济时期，更是利用行政命令手段，来强力推动执政党各项决策的实现。市场经济改变了这一切。市场经济按照其固有的逻辑运行。除了上面所说的执政党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经济外，还衍生了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例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由过去公社社员身份变成了独立的经营者【教授这里扯下了“责任制”、“双层经营”的幌子，讲了实话】，过去以村为单位的党组织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号召力都大为下降。而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量资源，包括土地、生产资料、交换的权力等都是掌握在党组织手里的，农民对党组织有强烈的依赖。在城市，企业成了独立的法人主体，其产品和目标都依据市场、而不是由党的指示来决定，党组织不可能再对企业发号施令。相应地，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高度合同化了，除了工作关系，个人不再受企业约束，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就是说，工人再没有工作保障】。这种变化实际上也蔓延至整个社会，包括政府机关，个人的角色由依附于单位(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单位所有制”)的“单位人”越来越变成了“社会人”，使得主要依托“单位”存在的党组织开展活动的效果越来越不如人意。不能否认，由于依然保留着庞大数量的国有企业，执政党手中可供调动的资源之多，是实行多党制国家的执政党所无法相比的【在内心深处，王长江是不认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他把公有制看成“党的”私有制】。但是，即使如此，由于这些企业也必须按市场基本规则运行，党的活动也已无法按照过去的方式展开。相当数量的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这些问题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化的结果。而共产党面对这种情况，是会有办法的，而不是非要走王长江指示的路。中共现在首先要正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固有逻辑”，不能再满足于在它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不能再认为在“市场”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字样，市场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了。】

　　(四)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市场经济使人们的利益诉求落到了实处，从而激发了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党执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等式表示怀疑【这个等式曾经是真实的。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而人民的主体是工农。当共产党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的时候，它是代表人民执政；当它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代表资本的利益的时候，就不是了】。在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最容易受到质疑的是两条：第一，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怎样体现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革命党的模式不但有替代性民主的特点，而且并未为民主参与留下足够的渠道【资产阶级还认为体制变得不够，在公开要求“执政权”了】。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但执政党如何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而不是执政党自己在当家作主，却缺乏体制的支撑【是把这个体制丢掉了】。因此，在人们民主意识日益觉醒的情况下，原有的关于党的领导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解说似乎以极快的速度变得脆弱起来【一旦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目标，放弃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放弃了党的阶级路线，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国家权力会不会腐化变质?如何防止权力腐败?【只要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权力就不会腐败。】成为执政党后，党手中掌握了权力，由过去处处受权力的压制，变成了权力的主人。对于权力集中，中共党内普遍认同毛泽东的说法，认为权力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不必要非得“权力大”，几个人、几个单位联合起来就是“集中力量”。毛主席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是公有制，从来没说“权力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王文这样说法，是想让人觉得“毛泽东贪恋权力”。这种造谣诬蔑的行为，即便挨骂也不该叫屈的】。与此相反，对权力的约束却完全被忽视了。根据党的传统理论，权力为什么人服务，关键在于权力由谁来掌握【现在看来，关键在于掌权者的指导思想】。共产党掌握政权，能够保证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手中，也就能够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腐败。虽然根据这一理论，中共向来极其重视各级执政骨干的培养、选拔和教育，但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整个政治体制中缺乏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的系统。于是，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财富增加，腐败现象便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腐败蔓延，是鼓吹个人利益至上、货币万能，崇尚发家致富的结果，是施行错误的政策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是共产党就必然会腐败，“一党执政”就必然腐败，经济发展了就必然腐败】。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更进一步说，如何防止党因为掌权而成为用权力来进行自我服务的既得利益集团【共产党只要掌权，就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还有比这更耸人听闻的污蔑么】，至今都是困扰中共的执政难题。此外，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公共管理革命，也给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带来了新课题。公共管理革命的基本趋势之一，就是权力向社会分散，权力主体日益多元化。即使公共权力，也不都由政府一个主体来行使，而是更多的公民成为行使权力的主体。【“公民成为行使权力的主体”？谁都可以“强行没收”别人的财物（抢劫），可以开枪杀人？】它赋予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共以更大的责任：它既要主导政府管理从人治模式走向法治化，同时又必须主导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革命党的模式显然难以胜任这种转变。【如果中共不是“唯一执政党”，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怎么像是碰到了卖狗皮膏药的？

　　讨论一下“人治”和“法治”：社会是人的社会，治理社会还是靠人。自从有了立法，人治就是法治，法治还是人治。立法要科学，靠人的智慧；执法要公正，靠执政者、执法者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如果不从提高立法者、执法者、执政者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着手，什么都谈不上。是靠思想觉悟管人，还是靠制度管人，二者不可偏废。究以何者为根本，道理十分浅显，就是人们不去想。

　　政府的职能就是“管制”，把政府的调节功能说成“服务”，进而要求政府改变为“服务型”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学问”，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地摊”货。】

　　(五)党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动员曾经是中共最为得心应手的手段，在组织力量对抗国民党统治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政党本身一样，群众组织也是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来使用的。对社会进行高度行政化的控制，是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公民社会的成长，无疑对这种状况直接构成了挑战。民间组织迅速发展，是公民社会兴起的标志。据有关统计，仅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就已经近43万家，这里面还不包括比这个数字多数倍的未登记的各种组织。但执政党发现，这时候的民间组织，已然和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完全不同。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或为了某种公益目的而成立了这些组织，因而很难再像过去一样，把它们当作执政党或政府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来操控和利用。面对迅速兴起的公民社会，执政党甚至在思想和观念上都缺乏准备。不少人较多地看到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负面的东西，比较关注它们的非政治性和疏远党组织的趋势，甚至倾向于把它看作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把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和削弱党的领导联系起来，和可能造成局面失控、影响社会稳定联系起来【这是客观的完全正确的认识。因为王文所说的“公民”不是工人农民。各个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为了利益最大化，个人就结成团体；这些团体在那里竞争、斗争，就会有消失、吞并、联合，结成政党。这些政党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即使有工人农民名义的政党，也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因为它们为的是利益，而且要靠金钱支撑。为了掌握政权，各个政党就在那里斗（竞争）。中国如果到了这一步，就是历史的大倒退。因为中国并不缺少这样的历史，只是那个时候除了党争还有军阀混战】，因而倾向于采用压制的办法，给民间组织的发展设置各种障碍【单靠设置障碍是不成的】。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应对，很可能使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也许不是杞人忧天，但确实是低估了中国共产党！】

　　三、党的改革

　　面对上述挑战，中共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与时俱进，选择了改革、创新的道路。这是一个对党自身改革必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化、并在实践中逐渐加大改革力度的过程，带有典型的渐进特征。最初，改革着眼于类似改进工作方法这样的细枝末节，到现在，改革已广泛涉及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已有的变化作一个简单梳理。【下面的“梳理”，很发人深省。】

　　(一)转变观念

　　“党的改革”这个概念，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至今没有正式使用过。只是在涉及党的活动的具体方面，才会把它和改革相联系，例如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共极其谨慎地避免用“改革”这个词来描绘党内的变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大张旗鼓地谈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党自身的改革只被描述成“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后来，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后，出现了“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提法。 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把这两个词叠加在一起，显然是为了使改革的取向更明确。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党建经验部分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建设要“坚持改革创新”，认为这是执政党建设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

　　其实，这种在提法上不断加重分量的过程，恰恰是党的执政危机感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对党自身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不断强化的过程。改革初期，对党自身的改革，党内普遍缺乏深刻认识。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向西方国家学习，搞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实践证明，这种“嫁接”的理论是无法成功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化的遮羞布、挡箭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共大张旗鼓地推进“党的革新”，接下来便丧失了执政地位，这一出人意料的剧变深深地震撼了中共，更使不少人坚信，对党自身进行改革无异于自取灭亡【不是“对党自身进行改革无异于自取灭亡”，而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将导致共产党的灭亡】。这种观念发生改变，是在改革全面走向深入的过程中。随着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逐渐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共开始意识到前所未有的新的考验，开始意识到，即使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也面临能不能经受住这些考验的问题【如果共产党确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它就能够经受住所有的考验】。改革越走向深入，这种忧患意识越是不断增强。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作出的概括，标志着这种忧患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再度强调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的执政地位“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并把面对的问题概括为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党的改革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本动力。【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如何逼迫共产党变色，描绘得活灵活现。】

　　(二)扩大组织开放度

　　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总是代表特定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根据这一理论，中共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随后，“工人阶级先锋队”一直是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的习惯用法。执政后，知识分子和干部都被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纳入“工人阶级”的概念，以保证党的广泛代表性。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的情况下，这种“纳入”的方式显然难以反映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作为应对，中共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官方表述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一理论的含义非常明显，就是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它承认，“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使用“建设者”的提法，一方面充分肯定这些社会阶层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回避了“劳动者”概念会引起的敏感话题，以示和作为“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的工人、农民有区别。【阶级基础一“扩大”，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

　　“三个代表”理论使中共向全社会敞开大门，各个阶层的精英都有了进入执政党的机会。从传统理论出发，中共曾明确宣称，“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根据“三个代表”的理论，则“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至此，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通过突破传统观念得到了解决。当然，对于“全民党”的概念，中共依然是不接受的。【这样一归纳，党的过去的和现在的领导者们就该警醒了：原来他们的主观愿望只能得到这样的客观效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再这样变下去了。】

　　(三)发展党内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应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强烈要求，中共对民主的认识也由此大大深化了【这就是所谓“交互作用”】。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名言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以至于在党的文件中出现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与此相应，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也一再得到强调。从实践看，党内民主总体上不及社会民主发展得快，但在党内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上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推进。例如，在授权民主方面，中央对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选举中的民主和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决策民主方面，重视发挥各级党委全体会议的作用，推行全委会票决制【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要有民主观念，要有民主作风。否则，制度是没有用的】。在监督方面，针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这些重点对象，出台了若干规定和条例，同时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班子向同级党委全委会述职和报告工作，接受全委会的监督。还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重大决策征求意见、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等制度。财产公开制度也呈呼之欲出之势。发展党内民主被看作民主有序推进的关键环节。中共认为，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起示范性作用，党内民主发展了，可以用来带动和促进社会民主。

　　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广大地方和基层的党组织有着比较强烈的创新愿望和冲动。这些年来，地方和基层的党组织在党内改革方面作了大量探索。例如，针对村民自治组织和党支部之间关系不协调的状况，不少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积极进行了支部书记“两票制”选举，旨在增加村民对党组织负责人的认同感。针对党代表发挥作用不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情况，一些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探索。还有些党组织更进一步，试行乡镇领导班子“公推直选”，增强地方党组织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合法性”，是王长江常常念叨的。在他的思想深处，是把它与“大选”连在一起，认为不经大选就不合法。他常常用它质疑、非议中国共产党。在遭到批评以后，他对自己的说法稍稍作了修正，但是在骨子里没有变】。这些尝试，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对创新比较积极，原因在于，执政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带来的压力，首先需要这些党组织和干部来面对。这可以看作是执政党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回应的具体体现。

　　(四)转变基层党组织功能

　　执政党担负的责任与革命党不同，其组织形式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变化。革命党和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党内权力集中的需要而形成的高度等级制的组织系统，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条件下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党与社会进行沟通的需要。所以，这方面的探索也比较普遍和迫切。【王长江说，中国共产党一执政就不是革命党了，这是给30多年来党的变化抹胭脂。】

　　这类改革和创新主要发生在地方和基层层面。扭转基层党组织涣散、无力的局面，通过转变功能来恢复和增强它们的活力，在许多地方都成为重要的创新点之一。这自然与执政党建设遇到的问题首先在地方和基层党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有关。中共向来把基层党组织视为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直接威胁党的执政地位。所有探索和创新，都围绕改变那种过时的、按单位和区域建立党组织来指挥、命令、督促和监督党员执行上级机关指示的模式而进行。【有些所谓“创新”是不好的，应该及时鉴别、纠正。】

　　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模式。很难用一一列举的方式穷尽这些模式，这里仅举几种。例如，在基层党组织的组建方式上，有的地方打破过去地区或单位的局限，以楼宇为单位建立党组织展开活动。类似的联合支部在一些地方也出现在若干个规模较小的企业之间。有的地方某种产业发展形成规模，原有的行政区划已经不能容纳人们之间出现的新的联系。根据这种情况，不少地方进行了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的尝试。有的把党的工作与农业的规模经营相连接，把党的工作落到了合作社、专业协会等新的农业组织载体上。在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上，有的党组织着眼于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行政化倾向，把党的活动与社区的服务中心相结合，开发为公众服务的功能。有的党组织着力于在企业中协调企业各种利益关系，建设企业文化，增强企业软实力。目前，上述各种尝试在各地都有，但比较成功、定型的仍然不多。【党的组织形式要适应它的工作对象，这是党的组织工作的原则之一，中共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看来王长江对中国共产党并不真正了解。】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在改善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方面，这些年来更加强调发挥政府、人大、政协等政权机关的作用，强调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强调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其基本方向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寻求协调和统一。但这一探索仍在进行过程中，成熟的成果尚不多见。

　　四、结语

　　总体上说，中共对推进党的改革、推进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既有深刻的认识，也有强烈的愿望。一些已有的改革成果具有实质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30年的历程已经把改革推到了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还能摸到“深水区”？就是说：摸着、摸着，摸不住了。还不反省？“摸石头过河”的方法并没有错，到了“深水区”，足以证明摸的方向错了。怎么办？是回过头去重新摸，还是索性不摸了，闯吧：是悬崖也要跳，是地雷阵也要滚？】能不能解决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进度。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共面前还存在大量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一)党内改革创新仍以“外围战”、“运动战”为主，攻坚战尚未开始。表现在，人们对一些与传统的原则和做法没有直接冲突的问题探索较多，如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改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为全委会票决制，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巡视制等。而对于一些和传统观念有矛盾、但又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则往往避重就轻，甚至绕着走。例如邓小平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提出的党政关系问题，几乎已不再提及。这使得改革很容易出现变形。【力主“党政分家”。党政分家的实质在于：要政府摆脱党的领导。也就是说，要共产党不再执政。】

　　(二)制度、体制、机制建设仍有不少空白点。虽然随着不断探索，党内有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规定和条例，但这些要求和规定充其量只能叫做制度的要素，因为它们之间往往缺乏有机连接，甚至相互矛盾。形成制度不能缺少要素，但制度绝不仅仅是要素的堆积，而是要素之间有机连接形成的体系和系统。制度建设不能停留在制度要素建设，而应把重点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中共党内改革目前似乎尚未完全走出这一误区。【想要改变整个“体系”。就是说，实行总统制或者内阁制。】

　　(三)一些旧的观念依然在党内有强大影响。这些观念有两种类型：一是本身已过时的观念，例如，依然把对公众的控制看作基层党组织的根本任务，就属于这一类。相当一部分基层党组织难以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和没有改变这种观念有关。二是原则本身没有过时，但人们赋予它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党管干部”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改革越深入，这些未加清除的观念对改革的阻碍作用越明显。【要求党的组织机能“松散化”。就是说，要改变政体，不要“民主集中制”。】

　　(四)党内民主的各个环节发展不均衡。虽然把民主有序发展作为重要的原则一再加以强调，但对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如何互动，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民主监督等环节之间如何互动，都缺乏统筹设计，相互之间无衔接、不配套，反而相互掣肘，形成了许多瓶颈，使改革难以推进。乃至一些地方已有的探索，也由于无法突破旧的体制而停止下来，成果难以保留，有的干脆退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要求“一致推进”向执政党的转变。】

　　(五)既得利益越来越成为对中共执政的现实威胁。体制不科学，本质是权力配置的不科学，在长期运行中必然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这是产生既得利益的肥沃土壤。虽然作出中共党内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判断为时尚早，但一些部门、群体的既得利益逐渐形成，并在政治博弈中越来越占据强势地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能针对这种情况，尽快找到相应的对策，改革就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是改革由于既得利益的阻碍而无法继续;二是改革由于既得利益的强势操控而留下大量后遗症。这对执政党是极其不利的。【“一是”、“二是”，总之是没有好结果。王长江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社会主义社会取得的利益，统统称为“既得利益”，那么，他所鼓吹的“党的改革”是要为谁争取利益呢？工人农民的利益已经被剥夺得相当多了，国内外的资产阶级也已经攫取了极大的利益，王长江还不满足，他在为谁发声，为谁代言，已经昭然若揭了。】

　　【从中共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变化的历程，王长江勾画出一个轨迹：他确信中共和中国社会将会像苏共和苏联一样变下去，走向福山的“历史终结”。他站在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想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于是，不惜用不正当的手段，满怀恶意地精心炮制出这篇意在搅混人们思想的文章，以达到煽动的目的。这应该能唤起中国共产党人的警醒，对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认真反思、认真总结、认真反省，从这条邪路上转回来，不能再“自信”地走下去了。还是邓小平的话：错了的就赶快改过来。】

　　(本章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