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人权外交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重要手段
一、美国人权外交以及其思想理论基础
当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人权”为筹码实现其既定的外交政策目标，这种价值取向在美国的白人文化中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一直对美国的外交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1977年吉米·卡特入主白宫后，人权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被正式提出来。人权外交政策在卡特时期的出笼是具有其内在的经济和政治根源的，前者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瓦解所导致的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衰落而后者则主要是由于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活处于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霸权稳定论”大力强调要加强美国的霸主地位，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人权政策的出台。[1]也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已经无力继续维持美国霸权的情况下，卡特政府抛出了“人权外交”武器。
1、美国人权外交的提出及其内涵
所谓人权外交，就是以人权问题作为一国制定国家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原则和基础来进行外交决策，实施外交理论与实践。1977年1月，卡特上任后，“人权外交”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政策正式出台。他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讲到：“对美国来说，最崇高和最有雄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和平世界，我们致力于人权的决心必须是绝对的。”[2]次年12月6日他又在纪念人权宣言发表30周年的大会上称：“强调人权原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是确定美国同其它国家保持什么关系的重要因素。”[3]1981年1月14日，卡特在电视台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中，重申了人权外交。他说：“要促进人权，把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原则。”[4]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对于人权外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卡特公正的确认了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宣布美国支持政治上的觉醒了的世界的企求。[5]
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的政策一经提出，就成了这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说，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建立和健全人权机构，为人权外交政策服务；二是借助“人权外交”的武器，发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攻势；三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将拉丁美洲国家的作为人权外交的重点；四是积极参加国际人权运动。
虽然人权外交在卡特政府时期实施并不成功，由于其人权外交的广泛实施遭到了一系列国家的不满，尤其是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这使美国当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境地。但是，美国人权外交毕竟从此被确定下来，因而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以后历届政府都依此而行。
当前，国际大环境和卡特政府时期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当今世界格局已经转变成为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但是美国人权外交在实际的运作中依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首先，美国依然以各个国际人权机构作为活动的舞台，以实行其人权外交政策；其次，借助人权武器向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施压，以人权为外交武器打造亲美政权，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活动空间；再次，是对中国实行所谓的人权外交，借此来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并期待通过以压促变的方式推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进而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第四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手段来开展范围广泛的国际人权运动；最后，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以实现推翻反美政权建立亲美政权的目的。
通过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美国的人权外交至今已经发展近30年了，但是其内涵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在实践当中，人权外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一项外交政策的出台是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的。人权外交也不例外，它也其有深刻的思想理论渊源。
2、美国人权外交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美国，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对人权的关注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的道义原则。一种本质源于基督教信仰、美国民主、自由的立国精神以及美国民主制度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产生了美国人推行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使命和政策目标。[6]这种使命和政策目标的具体反应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由来已久的理想主义成分。美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理想主义立场要求美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尊重和促进”基本人权。尊重和促进人权构成了美国人和美国外交的基本信仰。
由此而推演出的一种理论认为，促进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维护所谓的“法律和道义”原则就成为美国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力量（Key Strength）。[7]美国政府只有在对外政策中高举人权的旗帜，回归美国人有关人权的基本信仰，美国外交政策才能强大。这种理论也成了卡特人权外交的主要依据。卡特人权政策竭力以人权外交重振越南战争后的美国疲弱的国内士气，以道义力量推动国内对美外交政策的支持，加强与苏联之间的战略对抗。
这种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主张。他认为对于世界事务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军事、经济实力。美国政府同样可以运用观念和价值来获得对外政策应有的实力。诉诸于观念和价值不仅可以培植国内外支持，而且可以让决策者赢得公众的信任，因而是和经济和军事力量并列的“软实力”。[8]然而在现实中，人权外交的实施的最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当人权外交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它自然而然的就会退居第二位。
另一方面，“民主和平论”的思想深深的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决策。“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之一是民主国家有较好的战争预防机制，在战争发生之前，民众会主动并且强有力的影响政府参与战争的决策；原因之二就是民主国家的民主机制可以有效的防止国家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基于以上思想基础，美国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和自由并鼓励其它国家要重视其国民的政治权利。美国现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在前苏联地区推行的所谓的“颜色革命”都是基于对“民主和平论”的深入考虑而展开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美国人权外交的思想基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第二就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第三就是“民主和平论”的深远影响。可以说这三方面因素是紧密相连和密切交织的，这些对于人权外交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发展与演变
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战略与人权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方面。中美两国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共同的利益是有限的战略合作的基础。20世纪70、80年代，中美关系能够顺利发展，主要是基于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双方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矛盾，但是还是能够协调与配合。人权问题，是两国矛盾集中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双方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这种矛盾，必然会影响到两国的经济与战略关系，因此人权问题成为了中美冲突中一个重要的根源。随着美国人权外交的广泛应用，它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卡特、里根政府对华政策主要强调战略，人权因素开始增多。卡特时期，中美关系紧张，集中表现在《与台湾关系法》问题上。1979年1月，中美建交，4月10日，卡特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的第二条（丙）款写到：“本法中任何条款都不应该违反美国对人权的关心，兹重申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9]这是美国国会和政府首次把人权问题运用于中美关系，并干涉中国内政。里根上台后，中美之间又在对台出售武器和一系列事件中产生了矛盾，其中包括胡娜事件、人口政策和西藏问题等等。但是总体上来说，在卡特和里根时期，中美之间虽然存在摩擦但是并不影响两国关系保持正常状态。在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布什上台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布什上台的第一个月内便访问了中国，说明了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但是当他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提及了人权问题。1989年夏秋之初，北京政治风波后，布什政府带头在西方国家中实施对华政治和经济制裁并在1989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谴责中国政府，表示要坚决“维护人权准则”。[10]人权冲突由此进入到了中美关系中实质性政治领域。进入到90年代后，美国对华人权关注的程度进一步上升为对华关系中一项主要的、具体的、长期性的政策选择。1993年2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明确的提出了把人权与军售和台湾问题并列，认为其是中美关系中急需要重视的三大问题之一。
具体来说，90年代前期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公开支持中国海外民运分子，要求中国政府按照西方式的人权价值和标准对待民运分子，实行更为宽泛的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第二，在国际场合抨击中国的人权记录，通过多种渠道竭力在人权问题上贬低和指责中国；第三，把人权问题同两国间的贸易问题挂钩。1993年6月，美国宣布有条件的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把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直接挂钩，此举是将中美人权争执从不同意见的争论扩大到中美关系的具体领域，为中美关系的恶化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第四，在中美之间建立所谓的人权问题双边对话渠道。[11]
1995年，李登辉访美以及在随后爆发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导致了中美关系降至冰点。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人权冲突因为双边关系的高度紧张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趋势。1996年下半年和1997年上半年，美国为了稳定和修补已经破损的中美关系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美国对华人权政策也因此而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把人权列为美中双边关系的中心问题，再三重申美国不会减弱或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会为了美中间的经济或其它问题而在人权关注上对华妥协。“人权关注”是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的一部分；第二，在对中国的人权保持关注的具体方式上，除了采取“直接的和个人方式”的批评之外，将采取更为注重实效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扩大美中经贸联系和交往而不是以单纯的施压的方式作为推动中国民主和人权进程的基本政策选择；第三，把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作为对华人权攻势的新重点。[12]
小布什在2001年上台之初，就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在2001年前半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这使中美关系又一次的陷入了低谷。但是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华不友好的政策。由于中国积极支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由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由原来的战略竞争对手发展为反恐的合作伙伴。总的来说，在小布什第一任期内，中美之间的关系保持一种较为稳定的态势。虽然，美国政府还是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蓄意攻击，但是小布什政府对于中美关系人权因素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其前任。在其第二任期开始，布什对华政策进一步趋向于成熟。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中将中国定位为“利益相关方”。但是另一方面，在《2006年美国国家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政府在有关中国的论述方面较多地提到了人权问题。报告中指出了中国领导人需要重视人民对于自由、民主权利的合法要求，同时要求中国领导人既要重视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力同时也要重视公民的政治权利，比如：集会、言论、信仰自由的权利。只有让中国人民享有基本的自由和普遍的人权，中国才算真正的融入了世界并履行了国际义务。[13]可以说，美国对华战略突出了其两面性的特点，即融合+牵制，其中人权因素一直是美国用来牵制乃至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所以时至今日，中美关系中人权外交依然具有突出地位。
三、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涉及到的具体问题
在美国发动的一轮又一轮的人权攻势中，所谓的计划生育问题、西藏问题是其攻击的重点，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则成了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发动攻势的主要阵地，中国政府在美国提出的计划生育、西藏问题上对于中国的诬陷和误解，从理论和事实上予以了反驳和澄清；而在联合国委员会的舞台上，中国先后十几次击败了美国的人权攻势。
1、计划生育与美国的人权外交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项政策是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制定和实施的，其目的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维护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权利。”但是美国政府已开始就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这项政策侵犯了人权。1985年9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声明，由于联合国的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的活动“支持或参与执行强制性堕胎或节制性生育计划，因此从它提供的基金中扣除1000万美元，相当于该基金会援助中国计划的项目。此后，美国连年以此为借口，扣除它应该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另外，在美国国务院每年公布的《各国人权报告》中，都要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大加挞伐。《1997年的人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实行全面而又常常是干涉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政府禁止使用武力强迫人们堕胎或绝育，但是对于受到很大压力来完成计划生育指标的地方官员监督不力，结果发生了滥用职权的情况，其中包括强制性堕胎和节育。”《1998年人权报告》更是明确的举出了所谓的证据，声称：“福建省某市曾经系统地使用强迫堕胎和绝育拘留、破坏财产来达到计划生育的指标。”[14]因此美国方面坚持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以及推行该政策的过程，都充斥着“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事实上，美国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非难，典型的体现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衡量别国的霸权做派，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美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口控制观念，这无可厚非，但是美国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规范别国，这是严重的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
2、西藏问题与美人权外交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向中国反复的提出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严重的侵犯人权，剥夺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殴打和拘捕、未经公开审判就拘留和长期关押所谓的西藏民族主义者，以及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对于宗教和其它根本自由的严格限制仍在继续并且在有时候有所加剧，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宗教活动。中国政府不允许通过宗教活动宣传西藏独立，不允许表达任何分裂主义。美国对于西藏问题的干涉具体表现包括：1987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欢迎达赖访美。1991年3月，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开始向中国西藏地区传送藏语节目，宣传美国的人权价值观念。在美国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对于中国的西藏问题横加指责等等。
不难看出，美国不断提出的所谓的西藏问题，主要是着眼于希望利用西藏问题来分裂中国。如果能够使西藏独立，肢解中国，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断的提出西藏人权问题，也可以使中国处于被告的地位。[15]
3、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中美之间的交锋
如果说计划生育问题、西藏问题是美国对华人权攻击的重要方面，那么发动这些攻势的主战场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下属机构，主要任务是起草国际人权文件以及向经社理事会报告有关国家的人权状况。中国于1982年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第3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后再历次经社理事会选举中一直连选连任。1990年3月，在第46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纠集了18个国家提出了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议案，结果在程序性表决过程中就没有通过。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在各种场合发表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而且一直在联合国提出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议案。但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个舞台上，美国对于中国的人权攻势经历了“十连败”。自1990年至2000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绝大多数议案都胎死腹中，连程序性表决都没能通过。以上说明了一个事实，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明智的，必将会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四、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实质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的，它反映了两国客观存在的差别。但是，实际之中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却是其用来牵制、遏制中国乃至分化、西化中的重要砝码。由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是美国时刻寻求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手段，而人权问题正好适应了美国打压中国发展的主观要求。
1、人权外交是美国西化中国的重要手段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对立。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现实威胁，时刻准备着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而建立资本主义的中国。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霸权国家，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想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而这种愿望也已经在很多方面付诸实际行动了。在各种手段当中，人权问题是一个方便的而且也可以拿到桌面上讨论的少数问题之一。美国借口中国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在乎中国是否放弃现行的社会制度，美国提出的种种的人权问题如果都按照美国的要求得到了解决，那么，中国势必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了。[16]如果中国迎合了美国的要求，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采取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的政治体制；如果中国允许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的自由活动；如果中国允许美国对中国新闻广播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还对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其实质也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了。新世纪伊始，中美关系发展的较为平稳，但是美国时刻不忘的就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是社会主义就是美国的现实威胁。为了消除威胁，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手段。人权外交在这方面就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必须在这方面对美国保持警惕。
2、人权外交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
美国的人权外交是其冷战时期总战略的一部分，在推动苏联瓦解，推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霸权国家。但是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兴起的大国，而且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美国作为国际政治的既得利益者和现状的维护者，要时刻的警惕中国挑战其霸主地位。美国反复提出的中国人权问题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事实表明，所谓“北京共识”要比“华盛顿共识”更受发展中国国家的欢迎，也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的发展道路距离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太遥远了，而中国的发展道路相对来说是比较现实的。这就严重的虚弱了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美国的榜样的形象受到了削弱。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对美国在霸权根基上提出的威胁和颠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找到中国的弱点并对其进行猛烈的攻击，人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他的首选。在人权问题上大书特书不但可以彰显美国的软实力，也可以弱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美国在21世纪的战略就是防止出现一个挑战其霸权的国家，而中国由于现实原因成为美国遏制的首要目标，而人权外交可以说就是一张握在美国手中牵制中国的重要的牌。
五、结论
可以说，中美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分歧导致了中美之间激烈的人权争吵。人权问题削弱了中美两国稳定与发展关系的基本资源。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指出：“人权问题导致中美国关系处于负责变化的不稳定状态了[17]”。迄今为止，美国仍未全部取消八九政治风波以后施加对华的制裁。人权攻势的背后，也常常表现出美国对中国未来政策疑虑和战略防备。但是总体上，美国对华人权外交趋向了务实化，这有助于重塑中美两国之间宽容、理解和友好的情感与社会氛围，扩大美中关系发展的社会支持、动员和引导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支持中美关系，减少目前仍处消极状态的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是当前中美关系发展中必须引起双方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降低中美之间的人权冲突是两国政府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虽然从目前来看，单一的人权问题恶化中美关系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由于人权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是中美关系中一个结构性问题，一旦人权问题与中美关系中例如台湾问题等爆炸性议题挂起钩来，则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
注释：
[1] 洪国起、董国辉等著：《透视美国人权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 吉米·卡特：《就职演说》，1977年1月20日，转引自《当代世界大事纵览》，改革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3] 富学哲：《从国际法角度看人权》，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4] 同上。
[5]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8页。
[6] 朱锋：《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7] 同上，第187页。
[8] Joseph S．Nye．J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No．80(F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 true; this.each(function(value, index) { result = result &&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if (!result) throw $break; }); return result; } 1990),pp．153-171．转引自：朱锋：《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9] 夏旭东、马胜利、段启增主编：《世界人权纵横》，北京：时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0] 朱锋：《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11] 对于90年代前期中美关系在人权领域的分歧，详见朱锋：《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86页的论述。
[12] 对于90年代后期的对话人权政策的变化，详见的具体阐述。
[13] 美国国务院：《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引自美国白宫网站。
[14] 洪国起、董国辉等著：《透视美国人权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15] 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16] 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17] 约瑟夫·奈1995年10月11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朱锋：《人权问题和中美关系：变化与挑战》，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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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R．J．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凌迪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赖彭城、倪世雄、袁铮：《国际人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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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旭东、马胜利、段启增主编：《世界人权纵横》，北京：时事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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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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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国起、董国辉等著：《透视美国人权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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