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替贪官摘除生死符

谁在替贪官摘除生死符　　

现在，中国的贪官太多了，它的主干就是资改派及其家族。把它们抓了一批之后，过不多久，又会自我繁殖一批出来。总之，前腐后继，就是抓不完。怎样震慑这些腐败者呢？　　

一、杀贪官绝对都是一种震慑官员腐败的有效办法　　

一个国家的贪官如果太多，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肯定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因而，在中国的底层社会，杀贪官、均贫富的呼声一直都很高涨。　　

杀贪官，能不能解决这种腐败现象的丛生问题呢？按照这种底层民众的看法，这当然能了。毕竟，这些贪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又岂能不怕死呢？在解放之初，地富反坏右等新中国的敌对势力曾一度很猖獗。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分了它们的田、共了它们的产，使它们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恨之入骨。这些敌对势力暗中蚁聚起来，作困兽斗，搅得整个社会不得安宁。但经过毛泽东的“五一”大镇压、大揪斗，这些原本自我吹嘘不怕死的亡命徒又突然地对这种抓一个杀一个的严打之法集体地恐惧起来。面对这种一被抓去就直接杀头的震慑，一种求生的本能保护让它们对新生革命政权的仇视气焰不得不自我熄灭下来。据一些老辈人讲，在当年五一大镇压的日子里，一些土匪敌特一被抓住、押赴刑场，就吓得要命、直打哆嗦。这说明求生怕死是人在即将到来的杀头威胁面前所产生的一种本能反应，也是一种天性。怕死的人多，不怕死的人少。用杀头的办法肯定能震慑住我们这里的犯罪和腐败。朱元璋的反贪实践似乎就是一个明证。“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每当他想起那本该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在他统治时期，贪污现象很少。”（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第147、160页）　　

也许有人会站出来反对这种“怕死是人的一种天性”的看法，认为这样的看法不能成为“用杀头的办法震慑贪官腐败的依据”。用大屠杀的办法震慑各种可能的敌对情绪，这在历史上屡试不爽。如果中国人都有着这种不怕死的天性，在当初又何以阻止不住日本侵华的铁蹄和杀伐，又何以出现这么多背叛自己民族的汉奸和皇协军呢！这也就再次证实了怕死并不是人的性格弱点，而实则就是一种本能化的天性。用杀头的办法震慑官员的腐败，其心理学上的依据就在于此。　　

中国的国学大　师林语堂　先生也曾说过震慑贪官腐败，杀头就是一种立竿见影的办法。　　

还有这种杀贪官的口号，在中国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中也都曾高喊过。因为这些起义的农民知道，正是这些贪官的横征暴敛，才让它们始终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只有用杀头的办法震慑官员贪腐，它们才可能有好日子过。　　

二、社科院专家在替贪官摘除生死符　　

面对这种中国底层社会的阵阵喊杀声，一些学究气十足的伪道士们纷纷跳出来，用自己的道学和诡辩，为这些吸食民脂民膏的贪官摘除生死符，替它们保命。它们论证的一个中心就是杀贪官解决不了中国的贪腐问题。有的人甚至搬出朱洪武的杀贪也没能阻止住明朝中后期贪腐丛生的史实来佐证这一观点。　　

更甚者，一些社科院的专家们也做起了这种伪道士，明目张胆地替贪官保命。它们从人道主义层面建议取消这种贪腐犯罪的死刑。中国社科院的法学研究员刘仁文，就是这样的一位道学先生。他的论据是“严格限制死刑直至取消死刑是当今刑法的基本精神，也是一种国际趋势；取消贪官死刑，可避免跑到国外就可免死的方面效应；生命是无价的，这是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应有的态度；取消贪腐犯罪死刑有利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死刑不引渡，这是国际社会的准则；取消贪腐犯罪死刑也是刑罚人道化的要求。”（2010年9月21日《经济参考报》刘仁文《要创造条件取消贪腐犯罪死刑》）　　

从论证的角度上看，这种旨在摘除贪腐犯罪生死符的论据的确都不少，但能站得住脚、经得起批驳的却没有几个。　　

取消贪腐犯罪死刑，贪官就不外逃了吗？他们照样还会外逃，以在第三国挥霍自己贪腐来的巨额财产。实际上只要我们把贪官家庭财产的境外转移和子女配偶的国外定居与留学控制住，这样的外逃几乎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财产和子女都带不出去，这些贪官外逃还有什么意义。　　

取消贪腐犯罪死刑是一种刑罚人道化的要求，这是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应有的态度。毛泽东讲过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民的残忍。同样，按照刑罚人道化的要求取消贪腐犯罪死刑，也就是对社会大众基本人权的一种剥夺。一些贪官横征暴敛、鱼肉乡里、为非作歹、欺压良民，拆散人的家庭、霸占人的妻儿，这是不是在剥夺底层民众的基本人权？对它们的滔天罪恶进行人道化地从轻处理，这是不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无耻践踏？这是不是对受害人灵魂和肉体的一种残忍荼毒？如果按照所谓刑罚人道化的要求，取消这种贪腐犯罪的死刑，这实际上就是想通过这种隐蔽的包庇和纵容，而把社会的底层民众继续囚禁在这种贪腐罪恶的欺压与荼毒之中。对贪腐犯罪死刑的人道化，就是对自己人民的不人道。一些出身草莽拦路伤人或抢劫银行的犯罪分子，尚且都用这种杀头的办法加以震慑，为何这些贪腐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贪官，都不用这种杀头的办法加以震慑呢！一直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刘仁文，为何在这种死刑的平等量刑上却装聋作哑了起来？　　

在一个自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国家，竟然豢养着这么多的社科专家替人民的死对头摘除生死符，替它们消灾保命，真是用人民的血汗白养了！　　

更可叹的是，这种取消贪腐犯罪死刑的社科专家提议，已被呈送到了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如果真的通过了这种人大的立法程序，我想，中国的社会底层就能真正看清楚究竟是谁在替这些贪官摘除生死符，而让这些贪腐官员贪而不死、腐而不亡了。　　

也许这些人民的代表通过这样的立法，不只是为了它们兔死狐悲的同伙，而实则是为了自己预定一个免死的铁卷当护身符。官官相护，这或许就是它们的一个难以逃脱的宿命吧。正是这样的宿命，让它们通过自己的集体立法而深谋远虑地为自己发放一个免死的铁卷，当作自己生命的守护神。　　

　2010年10月2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