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河·流波关于《源》的对话

林河·流波关于《源》的对话

流波：林老，《皇皇中华》现以《源》的书名即将出版发行。书的写作过程，承蒙老师多加指教，在此表达深深的谢意！

林河：你的辛勤耕耘终于获得了丰收，我向你祝贺。

流波：林老的鼓励一直是我勤勉的动力，在即将收获的日子里，与林老的学术探讨又一幕幕回映眼帘。

林河：是呀！我们的相识交往好像就是从人类起源的探讨开始的，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学术之交和“忘年交”。

流波：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我们做过几次深入的探讨。我们先摆出主流学术界的一些主要观点，再互相提出疑问，然后阐明自己的认识感悟，每一次的学习讨论，使认识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林河：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正如你在书中阐述的，现在的西方学者大都认为起源于非洲，而随着中华从5500万年前的亚洲德氏猴到4500万年前的中华曙猿到4000万前年的世纪曙猿的相继发现再到蜡玛古猿、南方古猿到建始人、巫山人、元谋人、北京人、南京人、长阳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组成了一条连续完整的人类进化链，又一次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说”。但西方学者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又从DNA学说的角度提出了现代人类从非洲走来的假说，推测其他古陆的人类在距今十万年前都死光了，现代人类是从非洲迁徙而来。这本来是一种完全不顾事实的强词夺理之说，但在中国，这一学说却还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吹捧，甚至于还成立了一些“中国人是怎样从非洲迁徙过来的”研究机构，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流波：是的，他们的这些研究得到了西方的“青睐”和资助，而相反的研究却举步维艰。

林河：当然，中国一些DNA科研机构也研究出了一些相对正确的成果，如得出了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是“侗台语族”，这是基本符合历史轨迹并为考古所印证。但他们认为非洲人是从东南亚方向迁徙到中国来的结论却明显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而相反的事实是古人类迁徙的方向大多是从中国南方向西到达非欧地区的。

流波：关于人类起源在哪里的问题，这个地理环境的变化引起猿下到地来是关键的依据之一，往来一些学者没有把思路放到这个上面来。比如说非洲发现了系统的南猿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重要依据，但发现南猿的非洲地带在几百万年来并没有发生让猿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地上来进行长期劳做而产生“脚”与“手”分工的地理大变化，也没有产生古猿到人的“质”的演变过程的强烈外部压力和环境；考虑到古灵长类基本是因青藏高原的隆起而从长江东部南部再到南亚次大陆到非洲欧洲这样的分散映射的过程，这一带古猿或具人类特征的南猿都来自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中华是必然。其实，有关科学家、学者注意到青藏高原东部区域在人类起源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认为这一带形成了一条神秘的“古人类活动分布带”或者说“人类演化时光隧道”，而元谋就是“人类童年的摇篮”。

说到DNA的问题，最早是一些美国人的研究，发现非洲人的DNA变异较大较复杂，于是把DNA的变异复杂与古老联系起来，认为其它地方的现代人类都由非洲人类繁衍而来，进而就有了现代非洲人如何走到其它洲去的线路研究，等等。而人类DNA的细微变化与后来各个时期的人种、族群交融有关。某人种、族群DNA变异大小并不是判断其是否古老的必要依据，只能说明这个人种或族群有无过比较混杂的人种的族群的融合而已，这种融合在历史发生的时间距今可长可短。相反，某古老族群历史上保持了相对独立性，与其它人种或族群融合的过程不多，这个族群的DNA反而显单纯少复杂变异。西方关于DNA的研究反反复复，自相矛盾，研究总是假想其它人类在一些因素下消亡了，只有非洲的某个母性的线粒体传承下来，一个单一的线粒体家族从此确立，这个幸运的祖母就成为我们共同的线粒体母亲——线粒体夏娃了。2000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说，更精确的结果显示，我们的始祖母亲出现于14.3万年前。2004年，美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显示，线粒体可能进行重组，所以有关线粒体的关键科学假设可能存在问题，使得追溯人类母系祖先所用的“分子钟”受到了挑战。因此，对西方还是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只能拿来做些参考，判断某人种、族群DNA的变异复杂或是其它什么基因突变结论等，都必须与考古、历史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林河：是的，任何研究假设必须建立在基本的科学的逻辑基础上，才有可能向历史的真本和真理靠拢。西方及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关键在于研究的人完全不顾及其它基本事实的存在，从一个本身具有逻辑问题的假设进行推论，得出其它陆地上的原住人类都消亡了，代之而来的就是他们从非洲考古出来的这些所谓的现代人类的祖先，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流波：人类文明发祥在中华的真相也将为考古所越来越证实而将成不争的事实，但我们的考古界、史学界却并没有因此而进行系统的整合研究，得出与之相匹配的综合的结论，这一点确实是非常遗憾和不应该的。由英国的崔瑞德(D. Twitchett)与美国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共同担任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书中“总编辑序”说：“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

林河：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发现是惊人的，考古成果不胜枚举，但我们的相关研究却总是跟不上，囿陷于“西方中心论”和“黄河中心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关于文明发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原始宗教的问题。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原始宗教，就是人们的精神粮食，人们的一切言行都是绝对不能离开神灵一步的。糯民称神为“SAM”自称为“SAM”的子孙，因此，只要是中华人种所到之处，都会留下“SAM”这一世界母语。我在长春2004年第七届国际“萨姆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就叫“萨姆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播下的第一颗种子”，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得到了当时世界萨姆文化研究会主席举起双拇指高声赞扬：“Very Very goog! Very Very goog!”

流波：林老呀，这本书吸收了您老人家几十年来研究的不少成果。比如说，关于长江流域糯民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之一，因为他们正是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放言之也是全球人类最早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并且他们又是后来人类人种、族群的共同祖源。尤其是您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人类初文明时的共同语言——糯语的研究，为人类文明发祥在中华在长江流域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林河：糯民概念的提出与长江流域上万年农耕文明的相继发现完全吻合。原始糯稻产量低、难脱粒，糯民们经过长期努力，找到了一种比原始糯稻产量高又易脱粒的稻种作为主粮，传说这一稻种是神雁口衔着它从天上飞过时因叫了一声“Gang （缸）”，不小心把仙稻从口中掉下来的，糯民便以神雁的叫声命其名为“Gang”（缸，粳的上古音），又把自己称之为“Gang”民了。后来由于语言的变化，“Gang”读作了“Jing”（粳的今读音），又把自己称之为“Jing”民了。这就产生了长江流域同源民族因读音不同而形成的“Nuo”（雒民、倭民、骆越）、“Gang”（共人、赣人）、“Jing”（荆蛮、黔民、京民）三个稻作民族的历史根源，在中国拥有壮、侗、土、苗、瑶、水、傣、黎、彝、满、蒙、阿昌、怒、鄂温克、京、基诺、德昂、保安、门巴、鄂伦春、独龙、赫哲、拉祜、东乡、佤、布依、毛南、仫佬、珞巴等族群，在国外有越南、泰、佬、老挝（寮）、掸、石家、华、侬、岱、黑泰、白泰、山泽、阿洪、坎梯、阿含、拉哈等几百个民族的庞大族群。

流波：总之就是糯民分支分化迁徒产生了中华及世界其它众多民族，而伴随着人类众多族群的产生文明也随之扩散到全世界。

林河：应该是这么回事！

流波：再次谢谢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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