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兴（论纲）

                 中国复兴（论纲）　　

                     范正美　　

 目录　　

一、先搞清几个有关的概念，澄清几个认识　　

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三、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就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独立国家实施的文化颠覆活动　　

四、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改变儒家文化传承的一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从此步入世界主流而难以逆转　　

五、对待传承文化，重要的不是认知，而是觉悟　　

六、毛泽东一生苦苦为求证、认知和传承中国文化而奋斗；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传承文化的最高、最全面、最好的求证、认知、继承、革命和发展　　

七、只有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才能复兴　　

一、先搞清几个有关的概念，澄清几个认识　　

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进行科学实验、艺术创造等社会实践以及改造自身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及其长期积淀。积，就是积累、总结、延升；淀，就是沉淀、廓化、衍生。表现为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传承层面三大体系，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传承文化。这就是广义文化的概念。它的内涵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进行科学实验、艺术创造等社会实践以及改造自身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成果；它的外延，就是这些成果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传承层面三大体系，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传承文化三个交互作用形成的文化积淀。侠义的文化，就是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传承层面，即传承文化。换言之，它是人们根据人类以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求证、认知，以总结自己、教育自己，求得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迁延发展，因而作出的对以往文化的概括及其传承的内容和方法体系，揭示源、流、承、传关系，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国别性、开放性、兼容性六大特征。因此，各种传承文化无不深深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传承文化就是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文化。人们平常所讲的文化，其实主要是指这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的传承文化。　　

从周文王拜访姜尚，到西周末年之后的诸侯分裂、百家争雄，到春秋战国时代，诸国争取名士、听取名士的火热拉才，到秦始皇采用法家的治国之术再度统一，又到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其间历经一千余年，几多变化。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统治阶级为了谋求长治久安，曾经搞过一次次的传承文化的新求证、新确认和新传承，从来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的继承。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以往文化的求证、认知和传承，总是遵循统治阶级意志，从来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偏见，是为那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历史上有过极少数杰出人物，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的精神，提出异于寻常的文化传承创见，因而演绎出许多英雄豪迈、慷慨悲歌的故事。从来的剥削阶级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掩盖文化传承的阶级本质，将其对以往文化的求证、认知和传承，说成是全民的、全国性的、传统性的，以掌控舆论、控制统治秩序。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公开宣布自己求证、认知和传承的以往文化，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并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高度，来做出判断，旗帜鲜明地揭示其源、流、承、传关系。今天，当某些“精英”提出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说教，我们工人阶级、天下劳动者、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人们，必须擦亮眼睛，对一些人就以往文化的求证、认知和传承方面的分说，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鉴别，明确指出其阶级偏见和阶级意图，以分清其源、流、承、传及其精华和糟粕。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站在人类前进发展的高度，因而是最彻底、最全面的历史发展观，也就最公正、最客观地对待以往文化的求证、认知和传承。　　

世界上尚未形成统一的人类传承文化认知，而只有各具不同内容、富于个性特征的各个民族、不同地域、国别的传承文化。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国际交流的发展，必然形成带有共性的世界性的传承文化。一般地说，单一民族形成的地区、国家，其民族传承文化，就是该地域或该国的传承文化。多民族地区或国家的传承文化，就是那个地区或国家因为历史的、政治的、地理的、生活习性的诸多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确认的那个民族的传承文化，那些富有个性的民族传承文化也将（有时是十分艰难地）继续存在和发展。诚然，各民族、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的传承文化，由于同外界的联系性不一样，所以，也就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民族、外地、外国的文化因素。并且，落后民族、落后国家的传承文化，最易接受外来先进的文化素养，改变自己旧的文化传承，形成支配自己的新文化传承。像陶渊明所描述的同外界绝缘的桃花源现象，是极端个别的。　　

在中国，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传承的最重大的影响有三次：一次是东汉末年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到唐朝发展到鼎盛；二是明朝万历年间开始，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进入中国，到辛亥革命达到高潮；三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中国文化革命的涌动，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传承文化并不是所谓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互有关联却具有不同内涵与外延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传而一统、经久贯通，只能在特定的阶级、特定的社会组织、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并起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误把传承文化当作传统文化。因而进入求证、认知、传导误区。许多人，硬是把个别人物认知并自我打造的文化认知体系、实质是他自己确认的传承文化，当作所谓民族的、全国的传统文化而渲染。中外历史证明，这种由个别人确认的传承文化一旦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便很快成为现实的传承文化，确认为本阶级的传统。而那些其他的历史文化求证和认知、新文化萌芽和发展，则变成暗流，继续在社会、在某些知识分子和民间传承，并在社会生活的大海中时浮时沉。也有一些历史文化认知和传承，在主流传承文化的挤压下，甚至断了根。有的则被有心人掩藏起来，在以后的文物发掘中，得以重见天日。　　

考察中外历史就可以惊奇地发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革命性变化或进步，常常是从传承文化的变革始由发生的。也就是说，当人们对本地区、本民族的传承文化做出革命性的再求证、再认识、再概括，或者因为吸收外来文化要素，对原来本民族、本地区、本国，充实或扬弃文化传承的内容和方法，并取得共识，以致于产生革命性的新认识、新概括，在这种变革之后，便引起整个本地区、本国的思想革命、思想解放，进而促进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革命性变化或进步。应该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这种革命性的对于传承文化的新求证、新认识、新概括，往往是通过个别杰出文化人物的著论和倡导加上国家权力（当然包括极其艰辛的宣传、组织和践行），推动社会认知而实现的，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其过程的长短和艰难性，视社会参与斗争和国家权力干预力度而论，因而不可避免地伴有暴力和流血冲突，并常常以杰出人物或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复，几经斗争，才有可能出现前进或回潮的新格局。只有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无产阶级的理性抬头，才能变成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的集团认识，或集团、甚至全地区、全国人民的有组织的自觉运动。但是，也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更不是一帆风顺、事无反复。因为，这种革命性的对于传承文化的新求证、新认识、新概括，是一种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的彻底决裂、一种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因而不同于先前私有制内部的求证、认识和概括，必然遭到坚持旧的所有制关系、坚持旧的传统观念的资产阶级和习惯势力的顽强抵抗，使斗争更加艰难、更加残酷、更加曲折。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在批判以往剥削阶级旧文化、为革命开辟道路，在革命前进发展中通过新文化建设，并在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从其文化传承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来看，可以将传承文化，分为进步文化、革命文化和反动文化、没落文化。推动历史前进的文化，属于进步文化、革命文化的范畴，阻碍历史前进的文化，则属于反动文化、没落文化的范畴。在历史上，文化传承的作用，也是可以转化的，需要依据一定的时间、条件和地点，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　　

由此可以看出，求证、认知、传承以往文化的关键，在于宇宙观，其核心是为什么人和要做什么。所以，认定传承文化，就是在一定宇宙观的指导下，通过对前人理想、信仰、伦理、气质、胆识、顽强力及其审事、获求的取向、原则和方法的审视，作出价值判断及其评估。在今天，就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宇宙观，站在人类历史前进发展的高度，把握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向前发展、人类共同进步这个核心，通过对前人理想、信仰、伦理、气质、胆识、顽强力及其审事、获求的取向、原则和方法的审视，从其中引出有利于人民提高觉悟，增强智慧和力量，明确前进方向，所需要认定、汲取或扬弃的文化要素，用以激励人民、教育人民。对以往文化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不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不能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是极其错误的。文化传承求证、认知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阶级性。离开一定阶级宇宙观的历史性、阶级性的分析，奢谈所谓文化传承的普世价值，纯粹是欺世之言、无稽之谈。　　

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欧洲的文艺复兴，最初始于13世纪末的意大利的几个城市，以后扩展整个意大利和西欧各国，而到16世纪，形成压倒一切的蓬勃高潮。所谓“文艺复兴”，说到底，是资产阶级自发发动的一场席卷欧洲的文化大革命。所谓自发，就是并非根据科学的世界观，所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的行为，而是资产阶级顺应资本主义经济本质需要的一种自在行为。欧洲的古典文化，同中国、印度、埃及古典文化一样，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欧洲的古典文化借助“复兴”这样一种实际上是革命的种形式，以揭示其作品的创作，必须遵循个性的、自由的原则，进而推动新的文化再造浪潮，形成新的文化传承，走入近代社会，推动社会前进。而中国、印度、埃及古典文化却未享有此种殊荣，这是值得深思的。文化创造的生命力在于：个性自由、创作自由。所谓“复兴”，绝非推崇前人文化的旧有的具体形式，一味机械地去因袭模仿、搬搬照传，而是推重作品创作时需要的创造性、时代性、进步性，通过新作品的创造，将前人的艺术技巧、秘诀、套路创造性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众所周知，欧洲的封建主义，与教会相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体系，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断绝了欧洲发展的文脉。到14世纪初叶，商品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在经济上，随着工场手工艺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商品交换需要平等、自由，需要广阔的无阻无碍的市场，要求打破地域界限和等级关隘，自主、自由流动，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需要平等、自由、博爱来扩展。在思想上，封建割据和旧的传承文化，已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自主、平等、自由意识开始觉醒，从而在文学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作品。这些不受传统约束而拔俗超群的文艺作品，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因而搏得新兴资产阶级的青睐和鼎力支持。新兴资产阶级认为崇尚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因为它们是自由、平等的产物、创新的产物。于是，他们打着“文艺复兴”的旗帜，宣扬古典文化的灿烂辉煌，不是旧作品本身，而是那些好的旧作品是自主性、自由性、创造性的结晶，是不受条条框框束缚的精品。所以，“文艺复兴”不在于“复”，而在于“兴”。其实质是对传承文化中的“精神”、“指导”上的再次求证，重新认识、重新概括，这是一种对已有知识和过去宣扬的文化具有颠覆性的重新认识、重新概括，又是对新文化所作的新命题、新概括、新总结。追求人从神的、等级制度束缚下的解放，倡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性自由、人性平等，个性自由、个性平等，成为一种新文化创造、一种新时尚、一种新风格。人们昂起头来生活，尽智尽力地展示自己的智和慧、才和华，感到空前解放，创造激情高涨，从未有的自由舒畅。在政治上，这种对于传承文化的新求证、新认识、新概括，自主、平等、自由组合，正是源于资产阶级经济本质的政治需求。于是文化思想上的解放，变成政治、经济生活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们从中世纪神的、等级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并真正站立出来，一下子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随着科技进步，产业革命，新航路的开通、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如呼风唤雨，迅速扩张。人间奇迹出现了。这就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没有文化革命，就没有思想解放，也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科技进步，没有产业革命，没有远航冲动，没有创造新世界的推力。难道不能这样反思吗？　　

随着资本主义在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共和国、立宪治政的学说，通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到美国独立建国，完成了从观念到理论、从理念到实践、再到到宪法保障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体系（一些学者称之为制度文化），进一步打造并提升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用以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而创立了不同于以前的崭新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传承文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方文化。　　

难道不能反思，正是中国沉溺于自我封闭、自我欣赏的孔教之中，墨守陈规，做自己的“中国”美梦，而丧失了一次最早飞跃的机会！　　

难道我们看不见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工业化现代化以后，资产阶级则十分自觉地通过收买外国民族败类做他们的走狗，卖力地鼓吹西方文化，为其扫清侵略的道路，用以镇压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　　

难道不能反思，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承，我们有志的共产党人，要走世界大同之路，不积极提倡和创制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种适应并维护公有制、适应并维护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求证、认知和传承，而要搞与资产阶级文化的“中西合璧”（应读作同流合污），同帝国主义共同建设什么“和谐世界”（应读作为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甚至以宣扬西方文化，进而退回到孔教文化中去，自我欣赏“中国智慧”，那不是弱智、愚蠢，步入邪路又是什么！哪里还有一点点共产党人的味道！　　

三、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就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独立国家实施的文化颠覆活动　　

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用和平演变战略完成了对苏联的颠覆。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独立国家实施的文化颠覆活动。　　

人们不应该忘记：1945年，美国情报部门官员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通如何颠覆苏联的演说。

     杜勒斯是这样直白而分明又十分自信地说：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苏联的）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他们的）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苏联人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他们的）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苏联）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他们的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他们的精神道德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杜勒斯的战略设计如此简单，却十分高超。历史的演变，正如杜勒斯所言。多么聪明的美国政治家！　　

联想美国对中国、对中东、对非洲的一系列动作，中国共产党人，有良知的中国人，难道还不足以猛醒，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文化颠覆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清醒：中国成为美国搞颜色革命的重中之重！万事俱备，只欠一火！　　

四、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改变儒家文化传承的一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从此步入世界主流而难以逆转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入侵，俄国工农革命的成功，惊醒了的有良知、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开始觉悟：自汉以后的儒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劣根。　　

五四运动，是中国具有共产主义初步觉悟的知识分子发动、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全民参加的，一次比较自觉的文化大革命。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社会各个阶级表现了不同的态度。但是，随着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翻译作品，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以及共和国方案等作品和思想，纷纷见诸不同阶级、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人们的言论。一时间，各种学会、学堂、报刊遍地四起。人们虽然观点相左，但是，都从不同侧面感到中国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大声疾呼变法。从而，大大动摇了以儒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体系，促进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高潮，出现了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政变。戊戌政变的发动者，其始初发表的言论激动人心，具有震撼封建统治及其儒教的作用。康有为建立了“主变”哲学，并提出了著名的“大同世界”创见，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谭嗣同是反君主制的急先锋，大骂自秦以来的君主是“独夫民贼”，进而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的泛神论、泛仁论学说，痛批“名教”这个“三纲五常”的理论基石。但是，戊戌政变的倡导者，由于在根本立场上敌视人民、脱离中国实际，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幻想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妄图依靠所谓帝制内的改革派而归于失败。　　

戊戌政变的失败，说明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而联盟，试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然而，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三大意义：即爱国救亡；思想解放；促进新文化的萌发（即“新学”对“旧学”、“西学”对“中学”、“学校”对“科举”的斗争），从而教育和激励了中国人民。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本质驱使，当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之时，康有为、严复等人，竟从改良派堕落为“保皇派”，最后成为阻碍革命前进的反动派。　　

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面对改良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从俄国革命中，接受了人类最优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他们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渊源上，重新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并冲杀在斗争的最前线。　　

五四运动，带着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态，在中国第一次，鲜明地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及时地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使之成为全国范围的包括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并取得了辉煌胜利。　　

五四运动，不仅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深刻的文化大革命。追根溯源，正是后一场革命发动的思想革命，唤醒了正义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进而推动了前一场运动。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她根本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对几千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这种旧文化理念的宣战，理所当然地引起正义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必须重新审视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必须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认定“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语）。所以，没有以前旧文化上的动摇，特别是没有五四运动前对于俄国革命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领悟、传播和宣传，没有一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理解和宣传，并成为后来运动的领导中坚，没有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群众工作，就没有当时的思想解放和群众响应。五四运动进一步鲜明地提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直捣封建主义的维护神——封建主义文化体系，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　　

五四运动胜利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马不停蹄地，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宣传，发起了新的文化运动，即文化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运动，着手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准备。　　

五四运动发动的中国文化革命，是中国认识并转入世界发展主流的伟大起步。从此，中国不仅自主地操纵自己的历史命运，而且紧跟世界发展主流，同时与世界人民共同担负起历史使命，发动了一场影响并促进人类沿着社会发展规律前进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始终以文化革命为先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可歌可泣的最伟大的崭新的时代。　　

历史同时告诉我们：五四运动不断推进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公开对立，所以在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触及着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灵魂。这就是有名的“问题和主义”之争、两次革命还是两个革命同时担肩之争、反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等等。因而，促进了中国革命队伍的迅速形成和壮大。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两大阵营，那些企图骑墙的中间派，随着中国革命大潮的胜利推进，不断分化，从观望、摇摆中，其中一部分逐渐走向革命派一边。　　

历史还告诉我们：思想文化上的斗争，正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前奏。五四文化革命起来之前，敌人妄图封锁、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文化革命的胜利推进，敌人又试图用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企图引导人们离开马克思主义，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的道路；当这些失败之后，他们就采取歪曲、污蔑的手法，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用曲解而达到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革命的航船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引下，破浪前进。中国人民步入世界的主航道，是任何人休想逆转的。　　

五、对待传承文化，重要的不是认知，而是觉悟　　

其实，对待以往文化的求证、认知和传承及其方法体系，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都是十分重视的，更是一切革命家、革命文人把它提到首要地位的一个根本问题，从不含糊。只是悟性的早晚及深浅、智慧和手段的高明与笨拙区分而已，无庸赘述。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人口亿万、历史悠久的大国，文化底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传承文化，是一个极其宏伟的体系。万千层面，万千体系，纷呈支脉，百家争鸣，推陈出新，蔚为壮观。或存储于纸墨、文字、音画，见诸于经、史、子、集，以及各种宪章、法纪、律令、制度、条规；或具象实物，表现为琳琅满目的各种建筑、产业体系、生产工具、以及难以名状的万千产品；或表现为各种绝技、工艺、真传、诀窍、秘诀，口授身传，如影相随，相形领悟，感悟磨合，种种内容与形式，于世代更替中传承。虽然遭沧桑反复，时代变异，统治者灭杀，有的惨遭罢黜，有的自生自灭，以至于存储失落，学派不存，精华散失，也不计其数。然而，终因世代皆有才人出，而使各种文化向前扬升、积淀，在显存的有文字记载、文物发掘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发源和奔腾之势，有中华原本的独创始发，又有脉承的分支演绎拓展，还有时代的研学创新，更致力于广收博览，兼容人类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敢于摈弃各种糟粕，形成中华新智慧、新思维。丰富自我，弘扬人类；崇我而非自大，化习并不忘本。历经几千年来的磨洗、积淀、传承、催新和发展，集五十六个民族之治，凝聚为大中华民族的国魂，如日月中天，高照人心，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抗御自然灾害、抵侮外来侵略、革新图强、立家建国、奔向大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源、流、承、传，无论是从历史发展上，还是从内容体系上，岂是儒家孔学可以概括或替代得了的。例如，《周易》又称《易经》，产生在五千年以前。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最早的一部智慧典籍，集中了哲学、文学、史学、艺术、数学等知识。《周易》表面看来，似乎是一部卜书。其实，这是在阶级统治的特定条件下，作者为了逃避帝王的迫害，用高度智慧创作的伟大作品（见老艮著《周易·宇宙·时空》，香港新威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一版）。《周易》视图揭示了“天地之道”，卦符只是一种“密码”，用以表示“天地之道”演变的“象”。古传所谓画有河图、洛书的“天地之道”，原来就是“周易太极图”。这部“周易太极图”，就是“粒子”形态的宇宙数学运动模型，演绎为符、象、理、验。所谓《周易》，“就是因为图中画有‘两条鱼’而称‘河图’；画的是‘时间周转’、黑（阴）白（阳）交易形态而名‘周易’。”（见上书第340页）《周易》告诉人们，天地万物，无不因为内部固有的阴阳（即归根结底事物内部固有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消长而引起的变化、发展和消亡。因而，万物这种变化、发展和消亡，是有规律和趋势的，是往复向前的，具有特定的相对性、阶段性和相互转化性以及表征性，是完全可以认知，也是一定可以预测的。根据事物的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人们只要把握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变动的规律和前进趋势，抓住机遇，采取相应的对策，改变或避免有关条件，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赢得时间，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或者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这说明，中国人对于宇宙及其变化的认知和感悟，要比西方认识和感悟的“大一统宇宙”理论早几千年。计算机的发明和进步，就是从《周易》这里获得二进制原理，而使人类长上了智慧飞翔的翅膀，妙用无穷。　　

与《周易》齐名的还有《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散文集，记载了我国虞、夏、商、　周四代　君臣的言论和事迹, 涉及政治、历史、法律、文学、道德和宗教等领域，极具科研价值。其中《洪范》这部著作，据《史记·周本纪》的说法，记述了箕子回答武王“问天道”的故事。《洪范》阐发了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运行说，指出五行运行必须遵循天道而不可违。这是“我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因为古欧洲、古印度有类似的物质元素说，却不见“金”的字样，说明我国最早发现金属并学会了冶炼术。　　

《左传》、《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古代史、人物传，那里记载了我国许多大政治家的言论。今天看来，仍是那么富于灼见而光芒四射，令人感慨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远见卓识。例如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史墨提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晏婴提出“和”“同”的概念，以为政治运转不得有误。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牧民》）。要求统治者按“天道之数，人心之变”（《管子·重令》）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　　

还有《黄帝内经》，也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又一部智慧典籍，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如果说，《周易》讲的是世界，是社会，是客观世界，属于宇宙宏观、人类的外部、社会生活。那么《黄帝内经》讲的则是天人关系，即人与宇宙、人与环境的生命关系，是人类主观世界，属于人的的物身、精神生存关系、发展条件及其人们生活、健康长寿应该遵循并掌握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环境学、生物学、生命学，生理学、病理学、药学、诊断学、医护学以及信息学、精神学认知，还有经络学、针灸学、气功学等等知识与理论，进而讲到做人、治世、执政、安民的许多道理。这种生命理论，要比西方生命学、生态学、环境学、持续发展学不知要早多少年，特别是还有中国特有的极具重要学术价值的、可能改变人类科学认识的经络学、针灸学、气功学的知识和理论。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孔子学说，只是其中的一家，还有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兵家、农家、医家、阴阳家、算学家、杂家，等等。比如老子比孔子大二十岁左右。孔子对老子十分敬佩崇拜，曾经专程拜访过老子。老子当面批评他“骄气而多欲”，“态色与淫志”，所言“其人与骨皆已朽矣”；这使孔子明白了做人的许多道理，他向学生介绍了这次访问，大为感叹，惊呼老子是一条可以云游太空的巨龙。这些是有史书可查、可考的（例如《史记·孔子韩非子世家》就有记载）。老子的《道德经》，分为《德经》和《道经》两卷。讲的是世间万物的“变”和“辩”的表象、形式及其经验、认知和论理，涉及宇宙、生命、物理、政治、经济、学术、技术、治国、治家及战争与和平，军事与谋略，健康与养生，修身与养性，诸多方面，做出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万物变化、发展的许多规律性、趋势性认知。是国内外公认的辩证法的哲理巨著，影响极其深远。《道德经》在许多章节，还与《周易》相呼应。例如《道德经》第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蓄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盖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里的“道”就是万物发生、发展规律，这里的“德”就是对事物的客观存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尊重。讲的不正是今天所谓的尊重生态规律、力图持续发展的理论，这样的大道理、大道德。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多么深刻而贴近啊！　　

还有法家。先秦著名的法家有商鞅、荀况、李斯、韩非等人。他们的理论，对中国当时、历史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走向统一、富强。中国历史表明，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强，最后由秦统一六国，所用的富国强兵术，就是法家学说。如果按照孔子的思想，中国恐怕也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是一个个自立为王的诸侯割据，难有后来越来越扩大的中国统一疆域。所谓商鞅变法，今天看来，也是秦国的一次文化革命起了先导作用。从商鞅到韩非子，所强调的基本精神，就是“法后王”，主张“以近知远”，反对儒家的“法先王”，向后看。反对感叹礼崩乐坏，回到旧社会去。商鞅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正是以后法家所遵循的基本主张。　　

此外，还有其他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农家、阴阳家、杂家等等，其思想、理论，各有其光辉。难以一一尽述。 　　

根据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理想、信仰、伦理、气质、胆识、玩强力及其审事、获求的取向、原则和方法的审视，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要找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核心，那就是崇尚大道（讲规律），崇尚大德（讲对大自然、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的宇宙观；强调遵循矛盾的运动规律推进事物的发展，以民为本，敬君子、远小人；注重天人关系，谋求天人合一、持续发展；讲究刚骨正气，舍生取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合乎潮流，顺时应物；相信事物的发展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掌握“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玄机，懂得“物极必反”。这就是中国精神，中华国魂。　　

孔子的学说、思想，自成一家，有许多独到的好话、好思想、好主张。但是，其基本观，就是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而且这种向后看，不是要人们去挖掘先前文化中的革命的、积极的要素，提倡思想的解放、提倡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提倡创新、革命。不像法家那样，鼓励进取、改革、创新。也不像道家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孔子学说的最根本的思想，核心思想，集中起来就是克己复礼，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的封建旧秩序，“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回到周朝那样的时代去。这样一个思想体系，竟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一千几百余年的独尊的传承文化，是历史的必然。恰好证明，孔子思想，适应阶级压迫、封建统治，维护阶级长存、封建专制。与社会前进、与新的革命创造不搭边。不仅如此，他又特别强调中庸之道，倡导“学而优则仕”，反对“犯上作乱”，讲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般正直。按照这种思想，必然引导人们追求所谓“关系平衡”。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把青年引向不关心国家大事，一意注解、诠释、传承统治阶级的话语及故纸堆里的研究，虽然满嘴仁义道德，却不思百姓之苦，毫无舍己救人之心，虚伪卖荣，攀高求势，钻营当官做老爷，追求生活享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反对改革、创造，进而压制敢想、敢干、图强、创新的所谓“异端邪说”，并充当帮凶、走狗，成为阻挡科技进步、社会改革、事业创新的大敌。应该说，　李约瑟　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分析中，已经机智而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既要看到儒家一统天下，它的历史成因、历史作用，也要看到它对历史的阻滞，以及后来的反动作用。深刻认识它是逐步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劣根。　　

对此，中国人民不能只是认知，而要觉悟；不是一般的觉悟，而是要十分觉悟、根本觉悟！光觉悟还不行，还要呼唤同胞力求创新、进行文化革命。必须看到：孔子之道唯我独尊，本身是罢黜百家、压制百家的封建文化专制的产物，把儒家思想奉为所谓“正统”，并以此作为检验一切思想、学术观点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家争鸣，否定了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一些人们念念不忘秦始皇焚书坑儒，却不思汉武帝及其后来的皇家，罢黜百家、压制其他思想、学术所产生的，当时及其以后历代中国人民因此所作的起义、反抗、革新，而遭到血腥屠杀的一桩桩悲惨事实。还要指出的是，为了罢黜百家、崇儒尊孔、维护封建专制，孔学维护者，对历史及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历、学说，有严重的造假，排他、扭曲、附会、伪托、移花接木，而对其他诸家肆意增删、评述、压制、毁谤、灭杀。比如，孔子对《周易》就有增删、歪批和扭曲的问题（见老艮著《周易·宇宙·时空》，香港新威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一版）。　　

时至今日，一些共产党人不仅不能从中感悟，而且还听信一些人的“说教”，试图再次把孔学抬出来，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而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妖魔化，再清楚不过地道明了他们的阶级属性和狰狞可恶的嘴脸！　　

六、毛泽东一生苦苦为求证、认知和传承中国文化而奋斗；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传承文化的最高、最全面、最好的求证、认知、继承、革命和发展　　

众所周知，进入19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民从深沉的民族灾难中，开始了文化反思。在近百年的落后挨打、苦难连连的岁月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民雄狮猛醒，悟出了“先生原来欺侮学生”（毛泽东语）的道理，终于跟上时代的步伐，开始了独立思考。中国共产党人和现代仁人志士，批判继承了中国传承文化，同时，接收了人类最光辉的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其他先进的思想成果、科技智慧，总结并提升了许许多多新的历史经验和智慧，为中国传承文化的革命及其新的中国革命传承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新的瑰宝，从而大大丰富和填充了中国传承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从广义文化本质上说：革命就是打破旧的文化传承，创造崭新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形成新的文化传承。毛泽东的一生，苦苦地为着求证、认知和传承中国文化而奋斗。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著述、言论，特别是其理论高度性、彻底性、影响力和作用力，在国内外传播有超过毛泽东的。毛泽东是一位全才。毛泽东首先是一位勇往直前的伟大思想家、革命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一心一意要改造中国与世界。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河波浪式发展，因为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坚信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刻苦读书、眼睛向下，体察民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善于发现新问题、新事物和总结经验，能够驾驭中国航船，又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大师、中国文化大师。毛泽东是通过大浪淘沙、历史比较，而被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推举出来的导师和领袖。历史证明，正是他的理念、睿智和领导艺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快速地节节胜利，中国人民顶天立地地站立起来。历史也同样证明，而一旦离开他的思想、路线，革命就遭受挫折、失败，中国人民就要吃苦，在人前直不起腰来。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最崇敬、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领袖。中国传承文化的各个方面，人们都可以从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及其物质创造，在其诗文、著述、演讲、批示、笔记、电报、为人代修的文稿、演讲、对话中，找到其闪光的智慧，以及那源于中国传承文化，而又不拘泥传承文化的思想脉络，还有那如海纳百川，积极吸取世界上一切科学的、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的胸怀和胆识，批判地继承了国内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进而造就了崭新的具有人类共性和中国个性相结合的新中国文化，令世人为之叫好。　　

毛泽东是中国传承文化的最执着的观赏者，最深刻的辨析者，最勇敢的批判者，最明智的继承者，最伟大的光大者，以明澈而深远的方向、广博而畅达的胸怀、犀利而敏锐的目光、超常而新颖的智慧，提出对中国传承文化，必须去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普遍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思想，同时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文化成果和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新鲜的精神积累，特别是那些历史的曲折和失误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所留下的惨痛的教训，促使中国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伟大变化，富有创造性地锻造了崭新的中国传承文化——毛泽东思想，进而大大推动了中国传承文化的革新改造与科学发展，使之进入一个全新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时代，成为新人类解放的旗帜。毛泽东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全新的内容和形式将中国传承文化推向世界，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根本贡献，就是继承、发展和创新了中国古代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贯穿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指导，变成观察一切问题、分析一切问题的观世论、认识论、实践论与方法论。在毛泽东看来，各个领域，各个社会、各种事物，只有矛盾的特殊性，而没有矛盾的不存在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且总是根据一定的条件向对立面转化。因而使事物成前进或后退的趋势。决定事物的性质及其前途的，不是矛盾的“合”力，而是取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分”力。共产党人的聪明，就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矛盾运动做出具体分析，认识矛盾转化的条件，使自己的行为具有预见性、自觉性，力克盲目性、推着干。　　

经过毛泽东创新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具有四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人民群众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二是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历史观；三是一以贯之的矛盾发展论；四是勇于创新的不断革命论。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既是智慧之源，又是力量之源；人民群众不仅是实践的主体，也是人类智慧的主体；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他为人民服务；根据对立统一矛盾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并随时调整主观不与客观不相适应的行为，坚持不断地创新思维，不断地推进中国人民继续革命。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宇宙观，完全统一在人民群众的实践和认知，以及事物因为固有矛盾而运动不居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强调进取、创新。根据这种唯物辩证法宇宙观认知和阐发事物，必然体现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分析与思维的逻辑性、行为的主观能动性与事物前进发展的历史性高度一致。在毛泽东看来，“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宇宙观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彻底的辩证法。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概莫能外地，在毛泽东的论理中获得了统一的、圆满的解释。正是这样，使毛泽东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勇气和创造性。毛泽东能够出神入化地把复杂、艰涩的哲学原理和理论，深入浅出地，变成一般老百姓能够读懂弄通的语言。“一分为二”、“不破不立”、“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斗争哲学”等等，这些通俗易懂的哲学语言已经深入中国人民心中。将它们运用于实践，也就实现了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互相转化。这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令世界震惊成就的秘密所在！　　

毛泽东强调理论的自觉与行动的科学统一。一方面将唯物辩证法宇宙观贯穿于实际工作之中，把它变成了改造自然、社会和人们思想的指导方针、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毛泽东独到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战争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思想、文艺思想、创作思想、教育思想、医疗卫生思想、体育思想、群众工作思想，等等。正是这些层面和分支，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成为毛泽东伟大智慧的渊源；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注意总结经验，把实际工作中得到的新认识、新体会，及时加以概括，将其上升为唯物辩证法的哲学高度。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生活的细节，早在江西时期就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写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58年以后，根据历史经验，他又总结了“工作方法十六条”。　　

必须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前无古人，不可能没有问题、缺点和错误，也不可能不出现曲折和反复。毛泽东一再说，要准备犯错误，准备走弯路。告诫共产党人，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从不否认工作中的出现的问题、缺点和错误，也不否认产生这些问题、缺点和错误，自己负有主要责任或领导责任。并注意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待已经出现的问题、缺点和错误，要求坚决改正。在他看来，不改正问题、缺点和错误，一是对不起人民；二是对不起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毛泽东特别注意主动去发现问题、缺点和错误，讨厌一面之词。毛泽东又善于及时检查出现的问题、缺点和错误，并予以及时予以纠正，适时调整具体政策。特别强调对人的处理要谨慎，十分注意及时作出对人的处理上的甄别意见。毛泽东对待出现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时，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注意保护人民群众。强调不要因纠正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而给群众泼冷水，挫伤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不要因此否定党的整个工作和前进的方向，而是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更不要着重于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强调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最重要的是，要从马列主义的理论高度和深入实践上，在调整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找出教训来，以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增强智慧、转变作风、改进工作、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端正思想政治路线为目的。毛泽东的这些说法与做法，和党内一些人，出了问题就打退堂鼓，就不要社会主义、就来个一风吹，形成了新明的对比。　　

历史有力地证明，在党内一些人津津乐道“三面红旗”的“错误”与“失败”，津津乐道苏联问题、斯大林个人迷信，津津乐道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眼睛向后，妄图拉历史倒退的时候，善于从实际中发现问题，善于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升思维，善于进行深入反思和检讨主客观关系的毛泽东，却把目光移向前程，大力引导全党高瞻远瞩，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更加光明的方向继续前进，引导大家刻苦读书，认真搞调查研究，深入思考，注意发现新事物，进入了一系列的创新思维。将社会主义的认识、革命和建设关系的认识、经济建设各种关系的认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认识、世界格局与发展的认识，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发表了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及其分期的理论，关于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的理论，进一步明确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进而提出了一整套治国、治吏方案和党必须坚持的总路线。根据这些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科学地指出了党内问题的症结，提出了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三分天下的世界格局及其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历史发展趋势。根据社教运动的新鲜经验，毛泽东认定党内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提出运动的重点，不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而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形成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理论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检验，证明是颠仆不破的真理，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并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推向第三个发展阶段。　　

历史雄辩地证明：经过国内外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觉悟了，毛泽东前进了，而毛泽东的许多战友却止步不前，甚至要开历史倒车。这就是文化觉悟的根本差别。历史告诫人们，毛泽东一心一意为人民，文化底蕴博大精深，通晓唯物辩证法，又紧密联系群众、密切注视实际及其事变的新动向、新趋势，不断探索真理、完善真理，力排俗见，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因而远见卓识，料事如神，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同时代的中国人中，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来办，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大大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而且高度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的要素。正是这样一个哲学自觉，毛泽东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确立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确立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确立了统一战线的团结方针，确立了人民民主是革命党打破“周期率”的根本方法。建国以后，又根据革命进程中群众创造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经验，及时倡导“四大”，确立了阳光清腐、人民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始终强调独立思考，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敢于蔑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是源于人民群众具有无穷智慧和力量这样的哲学认识。正是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思维高度，打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光荣和伟大。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起来，就是依靠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锻造小米加步枪的人民群众。于是有古田会议精神、瑞金工作精神、长征精神、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解放军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就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相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相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为名、不为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连续作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干撒热血写春秋，泰山压顶不弯腰，越是艰难越向前，斗私批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正是我们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国魂的直接继承和发扬光大，因而时代传扬、历史再现。就是依靠这样的精神，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的军队，赢得了长征、抗日战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初步建设成为工业化的独立、自主的大国，拥有世界水平的国防力量，敢于同头号帝国主义较量，同第三世界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进步的人们一道，同超级大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扫中国近百年的国耻，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充满骄傲和自豪。毛泽东缔造的全新的中国文化，崇高而远大，使中华古国生辉，为世界文化添彩。这是最伟大的物质文化、精神精神、传承文化的创造。这些历史成就，汇成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否定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必亡！　　

七、只有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才能复兴　　

谈到这里，联系当前现实，就会强烈地感到，中国需要呼唤毛泽东思想的回归；中国要复兴，只有进行文化大革命。为此，有三个问题必须求得一致：即，在理论上解决认识问题，从现实上看到问题的迫切性，还要正确认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第一个问题，必须在理论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我们的讨论谈到这里，提出只有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才能复兴，应该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但是要强调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般认识就行了，而是必须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清清楚楚。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和国际共运、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以及现实生活，在理性上，有这样几点是必须明确的：　　

其一、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革命、推动革命继续前进、历史发展的必然延伸。无产阶级革命从发起到深入推进，必须始终抓住文化革命不放，靠文化革命兴理论、造舆论、搞宣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可以说，离开文化革命，革命寸步难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后，不能止步不前，更不能只要发展生产就行了。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当然必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仅此远远不够，还必须为这些造舆论，把上层建筑，首先是把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也就是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发动一场更加自觉地更加广泛的文化大革命，来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文化，进而建设起自己崭新的文化体系。通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传承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整个文化的改造，努力确立、塑造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体系，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繁荣，促进无产阶级文化队伍建设及其后续发展的需要。　　

其二、文化大革命是过去革命任务遗留下来又是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历史实际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毛泽东说，我们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因此，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所以，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抓紧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发动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一次文化大革命。到了50年代中期，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又说：“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因此，进行物质文化建设，必须同时进行精神文化和无产阶级传承文化的建设。不能老是唱四郎探母、小白菜一类的老戏，一味地宣传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旧社会的英雄，不能宣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和劳动英雄；不能总是教子曰时习之、四书五经一类旧课，而不能在课堂里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总是关起门来办学，把我们的工农兵子弟，培养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之类的洋秀才；不能老是在城里建医院、养医生，城里人有病可以随意到那里看大夫、乡村却缺医少药；不能只能有宣传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攻击唯物主义的自由而没有宣传唯物主义、批评唯心主义的自由；不能只允许大人物随便可以发表文章，而不允许所谓小人物的富有创见之作见诸共产党领导的报刊；如此等等。这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这篇大文章的题中之义，每一个稍微有点历史、革命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内却有一些“比毛泽东聪明”的人，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致使“各种艺术形式——戏曲、曲艺、音乐、美术、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还有教育、卫生方面的问题也是令人担忧的。　　

其三、文化大革命又是现实国内外阶级斗争现实逼出来的。国内外是一个联系整体。国内斗争从来是国际斗争的一个部分，并受国际斗争的影响和作用。必须清醒地认识，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赫鲁晓夫之流，不识时务、不解真谛。在国际上与之配合，发动了一场地颠覆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便立即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支持。赫鲁晓夫做了他们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赫鲁晓夫一开始反斯大林，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来者不善：赫鲁晓夫不是批评斯大林，要共产党学好，反个人迷信是假，要摧毁整个苏联共产党、瓦解苏联社会主义是真。站在修正主义立场上的D君，当然理解不了毛泽东的深谋远虑。D君1979年组织队伍经过“研究”，竟然说赫鲁晓夫说的对，是“改革”，到1989年跟戈尔巴乔夫握手言欢，说明他和赫鲁晓夫的思想一脉相承，一点也不冤枉。在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影响和作用下，国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积极支持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毛泽东组织无产阶级反击时，他们又百般刁难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如毛泽东就彭真等人阻止刊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一事，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指出的：“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只要想一想，毛泽东手持党章和宪法，出席有关会议的对垒，就能理解斗争是何等尖锐。　　

其四、文化传承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破”和“立”。求证、认知传承文化，其实都是坚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原则。没有焚书坑儒，就没有秦文化；没有罢黜百家，就没有独尊儒术；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西方文化。可是，一些好心的共产党人，就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把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文化传承搞糊涂了。他们听信某些“精明”文人的说教，认为对旧文化不能批，更不能破，只要立新文化就行；要批要破，就是共产党搞文化独裁、专制。在他们看来，旧文化是祖宗，是传统，批评不得，更破不得，破了旧文化，就是破了祖宗、破了传统。一旦有什么新文化立起来，他们就吹毛求疵、讽刺挖苦、残酷打击。党内一些高管正是利用这一点，为自己张目。这就是建国以来，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战友在文化事业上的一路斗争的事实。他们始终不承认文化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是决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清这样的历史事实：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就是批判旧文化搞起来的。D东山再起，也是通过否定毛泽东文化开始他的“新文化”的。　　

其五、文化大革命是针对国内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阴谋和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战略的积极回应，一如前述。　　

一是党风、政风伤痕累累。政治腐败，民主监督、群众监督严重缺失。买官卖官几乎公开了价格。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越演越烈，敢为的级别和人数越来越宽，情节和手段越来越恶劣，性质越来越严重。官商勾结，官僚买办，习见风尚。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泛滥。文风不着实际，讲话假大空。恶霸作风也不断出现。浮夸、谎报成风。压制批评，公然容忍诋毁和篡改历史，污蔑、丑化革命，更是甚嚣尘上。　　

二是宪法等于虚设。主要领导可以越过宪法、人大直接决定大政方针、甚至国家主权。行业、部门控制立法、执法。民主法治遭到践踏，案件审理违法操作、恶劣案件时有发生。正义难以伸张，冤案不断出现。公民上访难，甚至遭受堵截、打压。　　

三是公有制经济崩溃，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趋势越演越烈。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在现实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实际工作中，并列地高喊所谓“两个不动摇”，其实是公有制的比例日渐缩小。　　

四是物欲横行，中央舆论常常走板。宣传所谓普世价值，推崇唯心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得到舆论辩护，叫嚷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讥笑革命理想、一心为公、集体主义为神经有病。宣扬金钱第一，挣钱就是好家伙。公开宣扬不信马列主义、不信社会主义为荣。公共道德滑坡，诚信关系断裂，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民俗民风建设受到威胁。黄、赌、毒，乘私有化西风扶摇直上，已成时髦；红、正、德，因毛泽东挨批每况愈下，几遭杀灭。　　

五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工农主人竟沦落为弱势群体。干群关系紧张。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恶性杀人案件频发，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恶势力、黑势力抬头，逼良为娼。三农问题突出。群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学生毕业后就业难。　　

六是物质文化建设问题很多。工程一再转包，建监合谋，致使生态安全、环境保护、质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质量恶性事故问题层出。黑工厂、黑矿场，四处都有，虐待职工、惨绝人寰。假冒伪劣猖獗，由一般生活用品，进到大型建筑、长远工程的豆腐渣问题，遇天灾而显现，扩大灾害。进一步扩展到饮食、医药主航道，引发食品、用品安全危机。食品弄出内外有别、官民不一的双轨制，令国民心寒。　　

七是文艺、戏剧舞台、特别是公共媒体乱象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怪丑洋相、低级、庸俗、媚俗作品得宠，性文化泛滥。民族的、民间的、革命的题材新作难以面世。特别是一些戏剧，为门阀垄断，只能因袭临摹，旧戏重演，不容新作，将某些戏剧永远钉在先前几个演员的水平上。老百姓打开电视可看的节目少得可怜。　　

八是教育问题严重。整个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智育至上、德育教育缺失。教育结构严重失衡，劳动者培育断裂。各级各类教育质量下降。中小学学生负担压死人；课堂上不传真、专门安排课后补课，已成为从上到下的潜规则。高等教育泛滥成灾，教风、学风、考风不正。创造型人才和一般劳动者人才均难以成长。各种挣钱的黑手伸向家长、学生。假文凭、假学历，假学术，逍遥若是。　　

九是医疗卫生问题严重。群众看病难，医德医风问题严重，红包文化几乎公开化。医疗保险费用分到个人，弊病丛生。老百姓一场大病，全家可能因此成灭顶之灾。药材药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极其混乱。公益事业变成了挣大钱的热门市场。　　

十是书籍、音像盗版市场公开化。垃圾文化得势，文化流通失控。群众买不起书。网络文化，沉渣泛起，色情、诈骗猖獗。管理混乱，乱杀乱砍。　　

凡此种种，源于错误的宇宙观，即把实用主义当作哲学指导。实用主义流行于美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不讲规律，宣称唯一的实在就是自身体验和直觉，也就是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对己有用、有利就是真理。用这种哲学立世处事，直观表面、不究实质、浅尝辄止；市侩作风，得过且过、厚颜寡耻；此一时，彼一时；前后矛盾、不顾逻辑；擅长两面，巧于逢迎，惯于欺骗和愚弄；可以发毒誓，也能随时变脸。与这种人相处，非经反复，不易识别。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注重的是眼前利益，迁就一时苟安，缺乏历史远见、长远整体打算。在政治上，大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取消阶级斗争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治吏越来越弱。在经济上，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砍掉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单干，继而向国有工商企业开刀，致使国有资产流失，向着私有化快跑。在思想上，不要争论，不问姓资姓社，不论白猫黑猫，不讲世界观改造，继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妖魔化。在指导上，摸着石头过河，一味鼓励人们解放思想，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允许干部、干部子弟经商、下海，等等。为了推行其路线，碎片修改宪法，先取消四大和罢工，后塞进保护私有制。大力宣传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拎着棍子反“左”。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说道做法，又都是在共产党的旗号下，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这样的环境鼓动下，为公的都是假的，只有为自己才是真的；从前的事情都是假的，只有现实才是真的。于是汪洋似海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就像决堤的洪水，四处奔着钱走、向着富跑，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攻击或嘲笑，形成全民的疯狂挣钱潮，一波推一波，一浪压一浪。小资产阶级的自私、狂热、狂躁，在金钱第一、暴富光荣的舆论推导下，讥讽革命、恣情享乐、色情、贪婪、斗富，在社会上成为主流、尊为时尚，而达不到目的，便将坑蒙拐骗十八般武艺都拿了出来。我们的一些高官，把秘书为他们撰写的几句话、几个字，当作他们的发明创造，竟与前辈排起宗谱来，真不知世界上还有“文化”二字，这大概就是目前中国社会以耻为荣、把丑当美的集中表现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昂首走进了世界巨富的队伍，并抢了前排。表明的繁荣，掩藏着激烈的阶级搏斗。资产阶级右派看到了这一点，以为时机已到，公开举起反共、倒共的旗帜，妖魔化历史、妖魔化红色文化，妖魔化领袖，各种旧文化就这样得势猖狂，四处泛滥起来。人们惊呼道德不存，信仰不再，价值观念变了，信条变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变了，社会变了。暴富的人思想空虚，力图保住自己的福祉，尤其是那些发国难财的官僚政客，因为害怕清算，便同暴富者们携手，寻找精神寄托，开始求神拜佛。一些人则哀叹命运不济，也把希望放在神祗的保佑上。于是封建迷信抬头。而一些好心的人，替资产阶级张目，则认为这是传统文化丢弃的结果，天真地将孔孟之道抬了出来。为了造势，在天安门广场演出了一场为孔老二立金身巨像的历史丑剧。　　

要破除上述社会疾病，重振社会主义的国威，复兴中华，必须重振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君不见，破除上述社会疾病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在中国互联网上形成洪流，而滚滚可见了。　　

有鉴于此，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来全面探讨文革的由来与发展，分析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就能比较公正客观，从大局、长远利益出发，不搞形而上学，排除个人恩怨，也能排除重振文革旗帜的各种不必要的疑虑，自觉地参与文化大革命，打假清伪，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　　

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烈，资产阶级右派依仗修正主义集团的护佑，在国外主子的怂恿下，正在穷凶极恶地，发动对社会主义的文化颠覆活动，把矛头集中对准了毛泽东，打响了总攻的信号。斗争处在关键时刻。对此，给中国共产党人观望、犹疑的时间和机会不会太多了。何去何从，需要尽快作出抉择！　　

2010年12月初稿、　2011-6-30　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