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道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几点看法

任重道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几点看法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09-08-26　　

（本文大意：一，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还是被殖民主义事业，都是执政党的政府行为。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最本质的东西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集体所有）。三，反腐，打黑，民重君轻，天人合一，甚至发展是硬道理，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东西。四，生产资料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大改变，是国家的政府行为。五，尊孔读经复辟倒退的文化现象也是国家的政府行为，而不是某个社会团体或成员的行为。 六，失业工人与失地农民的种种斗争，是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斗争，是中国仍然在前进的推动力。七，左派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　　

        一，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还是被殖民主义事业，都是执政党的政府行为。非执政党的任何社会团体、社会成员，无论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或被殖民主义理念多么深广，其言论行为也谈不上相应的事业。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其社会主义理念不可不谓深广，但在其未取得政权之前，它还只限于这种理念范畴，谈不上开拓了相应的事业。这时，它的事业是打天下，建政权。“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准确右派分子”茅于轼，“政治小说家”张贤亮，其资本主义和被殖民主义理念不可不谓深广，算得上资本主义、被殖民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三个代表了，但在他们没有可依附的政权之时，只能做“韬光养晦”状，真真事业无成。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最本质的东西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集体所有）。中共取得政权之后所有努力都是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展开的。毛泽东在其它问题上可以让步，如对日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决不让步的。最终，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两个司令部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其实就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何以分得如此清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是个分水岭。前三十年是工商业以及农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后三十年是工商业以及农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改制。这是人们都能看得到，也是执政党并不讳谈的。　　

三，反腐，打黑，民重君轻，天人合一，甚至发展是硬道理，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东西。单项不是，合起来也不是。这是稍具常识的人们都可以知道的。谁会说反腐打黑的朱无璋、爱新觉罗·颙琰以及现在揭露了CCI海外行贿行径的美国司法部官员都是社会主义者呢？谁会说将孔圣人学说进一步主观观念化了的“亚圣”孟轲也是社会主义者呢？反腐，打黑，民重君轻，天人合一，发展是硬道理，当然比“腐败是改革的滑润剂”好，比“民企原罪是伪命题不可追”好，比“稳定压倒一切”要好，比“先污染后治理”要好，比“韬光养晦”，在南海、藏南问题上连句硬话也没有要好，但都比不上社会主义制度好，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就挖掉了腐败、黑恶的根子，消灭了民众任被宰割的基础，具备了把黄河、淮河、长江、南海、西藏、新疆的事情办好的必要条件。毛泽东从来就反对将“四清与四不清”作为主要矛盾的刘邓，他坚持要搞的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人说毛时代不腐败是因为他坚持对人民进行高尚情操的教育，“创立先进的廉政文化，打造思想道德领域的反腐防线”，这种事也许有过，但有过也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如果今天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党员带头致富发家”，“追求利润天经地义”，那“廉政文化”“反腐防线”建在天上吗？　　

四，这一点应当说很敏感，但绕不开，绕了多少次也绕不开，非要说及不可。那就是，生产资料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大改变，究竟是谁搞的？有人说，这是“资改派”，也叫“资改教”搞的，它们搞了以后，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又将沸腾的民怨引向了共产党，要打倒共产党，实行多党制，于是就怎样怎样必须如何如何了。我以为这是讲不通的。理由在第一点中就说明了，这里不妨再重复一下。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被殖民主义也好，真真成了一种“事业”，那就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行为，不会是那个社会团体，或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因为，他们办不到。而在实际上，无论是城市工厂的私有化“改制”，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流转”，广东出了一堆鞋老板，山西出了一堆煤老板，内蒙古出了一堆林老板，下一步全国还要出一堆水老板，都是党委定方针、政府出政策、有司做部署、分疆有试点、全国都实行的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你可以将吉林省国资委官员骂为“资改派”“改革教”，但骂归骂，他们还是代表着政府、行使着执政权的执政党化身，这是无法模糊的。所谓“林权改革”，也不仅是厉以宁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厉以宁强调的不过是这项改革“迟到、仿照、超越”，“应当是改革的第一声春雷”，是“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抵押等流转方式”较“土地承包制”的“超越”。其实，三十年来，毫不动摇地实行着工厂“改制”、土地“流转”、林权“明晰”的执政的党与政府，从来没有将这份功劳推给别派别党过，他们承认李锐、茅于轼、张贤亮，还有这位厉以宁，以及他的高足张维迎，是什么“资改派”“改革教”吗？隔靴搔痒是不管用的。　　

五，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化改制的层层、面面展开，为之服务的文化必然应声而至，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尊孔读经甚至超过了辛亥革命之前的晚清时期的原因。自称为“先进思想”的解读家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以“国学大师”自居，小至在幼儿园里读经，大至京奥会“抬出孔子”，一会儿祭黄帝，一会儿拜圣人，乌烟瘴气，较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有过之无不及。这些解读家，甚至还不如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狠批孔学是“以富贵利禄为心”、“淆乱人之思想”的“蛊民之学”，“中庸之道”是“国愿”，儒家信徒是“贱儒”“元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章炳麟（太炎）。但更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文化现象也是国家的政府行为，而不是某个社会团体或社会成员的行为。甚至，这种国家的政府文化行为，还与批判毛泽东，批判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与国家的外事活动结合起来，确实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失业工人与失地农民的种种斗争，是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斗争，是中国仍然在前进的推动力。这些斗争是“新阶层”压迫剥削的结果，与所谓“左派”的作文或演讲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失业工人与失地农民绝大多数根本就不知道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左派网站。他们的斗争也是直截了当的，并不害怕什么“极右派与极左派联合起来打倒政府”的判断，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随着“新阶层”对他们的压迫剥削更趋加厉，他们的斗争将更趋激烈。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但是，房老板可以躲，煤老板可以躲，厂老板可以躲，地主老财都可以躲，水老板却无法躲，因而，这种斗争将是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不过，这种斗争还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政府行为回归，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道路还远在后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斗争的结果，正如《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的，还只是形成被压迫阶级的进一步联合。　　

七，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洪流中的进步力量，但是他们多数并不在工厂矿井，田间地头，多数活跃在“社会主义沙龙”中，与工农大众的感情还很有些格格不入。满足于自己同道的喝彩就是一种表现。这是很容易从激烈变为颓唐的。章炳麟“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但民国革命之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失却实地，仅垂空文，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帮造的墙，和时代与大众隔绝，竟至聚首耆老，推敲圣经了。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难而又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远在后头的又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