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正己治军的品行

               岳飞正己治军的品行

　　自独立成军以来，岳飞屡立战功，被一步步地提拔至大军统帅的位置。然而，即使岳飞在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诸大将平起平坐之时，岳飞也没有染上丝毫骄奢淫佚的恶习，甚至也没有其他大将所具有的那副排场。

　　岳飞的性格，庄重严肃，不轻易言笑，也不随口说长道短。对于部属们的一般过失，岳飞只略示微意，加以启发，而不进行苛责。然而受到告诫的人，却无不凛然诚服，注意改正。

　　岳飞处事坚定果断，很少犹豫迟疑；岳飞谦逊，“好贤礼士”，因而常能接受善言。正是岳飞所具备的这些优点，使他得以避免犯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

　　不论在战时或在平时，岳飞总是和士卒们同甘共苦，在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方面，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岳飞带兵在外,时常“与士卒最下者同食”。

　　每逢要出征作战，岳飞总是要向岳家军将士们慷慨陈词。而每当说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耻家仇之时，岳飞便不禁愤怒激昂，壮怀激烈，并且常常是泪流满面。

　　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

　　岳飞本人不但几乎每次作战都亲临战阵，而且经常身先士卒，亲自担任“旗头”。成千上万将士的动止进退，都唯“旗头”是瞻，看岳飞如何挥动手中的旗帜。

　　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

　　自建炎三年(1129年)独立成军以后，岳飞所部一直以“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兵不犯令，民不厌兵”而著称于世。

　　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

　　岳飞从严治军，体现为严格训练、严肃纪律、赏罚分明。

　　岳飞训练军队严格，平时常按实战和临战进行训练。如骑兵训练，“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岳云)尝习注坡，马踬，怒而鞭之。”

　　然而对于普通士卒在武技方面存在的问题，岳飞却着重采用教导、训练办法，并告诫他的部将们，不要为这类事而轻易地笞责和辱骂那些普通士卒。

　　岳飞通过严肃纪律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为此制定了许多律条。

　　对于部属们的管教，凡涉及军纪的事，岳飞一律采用严格要求，严肃处理。如“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循”，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既使强取民间一钱一物，也要重罚不赦；在部队驻扎之地，岳飞常常带领十来名骑兵到军营附近各处巡视，惟恐有军士做出违反军纪的事情。

　　对于即将奔赴前线的岳家军普通士兵，岳飞只向他们提出一些容易做到的基本要求。例如：在上阵之后，只要能拿枪拿得稳，能运用自如，心里不战战兢兢，口中有唾液可咽，便称得起勇敢的人了。

　　既然每次在与敌人厮杀鏖战之际，大都有一位杰出的主将亲自在火线上指挥、领导，这自然会使得岳家军普通士兵们感觉有所倚恃,而对于岳飞提出的那些并不过分的要求，岳家军普通士兵们也都能够做到。

　　在作战中，凡将士立功，必受赏，凡有过的必受罚。

　　岳飞待千万人如待一人：公正无私，恩威相济。

　　南宋学者黄元振(黄纵之子) 根据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而编成的《岳武穆公遗事》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岳飞军中主管机宜文字的幕僚黄纵，有一次被派往外地去料理公事，忽又有事需要他回营来办理，岳飞派了一个普通士兵送信请黄纵速回。

　　这时，天气比较寒冷，但这个普通士兵身上却还只穿了一件单布衫。

　　黄纵一见，觉得他的衣着过于单薄，问他说：

　　「军中的待遇过于微薄，致使你衣服穿得少而不得暖，你对此是否感到不满？ 」

　　那个普通士兵回答说，决无不满之意。

　　接着，那个普通士兵进一步向黄纵陈述说：

　　「如果在其他大将的部队中，军士所应得到的给养总要被克扣一些，所余的部分还要强令去制作衲袄之类，本人虽能够穿的暖些，眷属老小却不免受到饥寒冻馁。

　　唯独岳宣抚军中不是那样。在岳宣抚这里，军中所得给养，规定是多少就实得多少，从来都不减克一文，而又听凭每人自行支配，更不强令去做这样那样的衣物。

　　我的衣着之所以单薄，是由于家里负担太重，我得到的军饷全都用在家小身上了。

　　既然我应得的军饷并不曾被上层克扣，我又有何不满？」”

　　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

　　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前提。

　　以上这些使得岳家军的全体将士，在平时都严于守法，作战时都奋不顾身。

　　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在军界初露头角之际，给人印象最深的，尚不是战功，而是军纪。

　　岳飞于绍兴元年曾对张俊说：

　　“用兵者无他，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

　　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

　　关于为将之“五德”，并非岳飞的发明，在《孙子兵法》中早已有之。

　　孙武说：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岳飞将“五德”的次序有所调整，而将“仁”字放在第一位，应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岳飞在奏章中曾说：“臣闻正己然后可以正物，自治然后可以治人。”岳飞治军，主要还是以“廉”字“正己”“自治”，以“仁”和“严”字“正物”“治人”。

　　岳飞的出身和经历，使他熟知百姓受军队欺压以及士卒受将领凌虐的痛苦，岳飞对腐败的军政和军风深恶痛绝。

　　岳飞不惜用铁的手段来维护岳家军的纪律和声誉。岳飞的部众原先大都是“四方亡命、乐 纵、嗜杀之徒”，所以能“奉令承教，无敢违戾”，主要只能凭借刀斧棍棒之威。

　　岳飞为维护军纪，有时也尽量使军人和百姓不接触或少接触，“每屯数万众，而市不见一卒，惟阅试振旅，则人始幸观之”。

　　岳家军每到一地，岳飞“必自从十数骑周遭巡历”，检查军纪的执行情况。

　　有一次行军，岳飞发现一所新盖的店屋上缺少一片茅草，便立即传问店主。店主说，军队并未打扰百姓，屋顶上本来就缺一片茅草。

　　岳飞不信，下令追查，终于找到一个马军军士。军士承认正在店中饮食，听说岳飞将至，急于上马，不慎掣下一束茅草。店主全家为之哭泣求情，才免于处斩，而责打一百军棍。

　　岳家军行经乡村，一般都露宿在居民门外，百姓开门接纳，兵士也不敢进屋。早晨启程时，民家屋外堆放的草苇依然如旧而不乱。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在诗后注解：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岳飞以严格的军法约束其官兵，“有践民稼，伤农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取人一钱者，必斩”。

　　岳家军有一个兵士因为擅自拿了民家一缕麻，束缚刍草，岳飞追查盘问后，立即将他斩首。

　　有个岳家军还有一个兵士向湖口县人项某购买薪柴，项某“爱其不扰”，自愿少收二文钱，这个兵士却坚决不肯，他说：“吾岂可以二钱易吾首领耶?”

　　绍兴三年，岳飞赴吉州和虔州“征群盗”，经庐陵县，一些军士借宿廛市的民家。天明以后，便主动为主人洒扫门宇，洗涤盆盎，然后整装出发。吉州知州要为岳飞饯行，不料岳飞混杂在偏裨之中，早已走了。

　　经过成年累月严格军纪的实践，岳家军逐渐概括出两句著名的口号：“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

　　南宋初年，财政拮据，军士们菲衣恶食，生计艰窘。由于钱粮供应不足或不及时，军队断炊、缺衣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绍兴二年，在攻破军贼游寇曹成之后，岳家军后屯驻江州，“钱粮阙乏”，“致本军杀马，剪发，卖鬻妻、子”，以“博易米斛”，但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居然并未发生抢掠事件，后将部分军队移屯于筠州、临江军、兴国军等地，方得以度过难关。

　　“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口号，正是岳家军在忍饥受冻的情势下，仍大致维持军纪的真实写照。

　　岳飞治军虽严，却严而不酷。岳飞对部属，对百姓，甚至对降敌，都本着儒家“仁心爱物”的理念来对待。

　　岳飞严禁军队抢劫和骚扰百姓，正是体现岳飞的“恤民”精神。

　　有一回，岳飞看到一个提辖官(下级武官)鞭打军士，就立即制止，说：“且教训之，勿轻笞辱也。”

　　在宋朝时期的军队中，长官随便“笞辱”军士，本是屡见不鲜的事，然而岳飞却采取慎重的态度。

　　岳家军裨将杨贵的一个兵士擅离队伍，杨贵大怒，将他脔割致死。

　　岳飞得知后调查此事，岳飞说：“擅离队伍，罪未至是，汝当以死偿之！”

　　岳飞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以收敛这个兵士的尸身。杨贵惶恐万分，经众将“罗拜祈免”，岳飞才允许杨贵立功赎罪。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将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

　　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

　  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

　　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

　　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在物质供应十分菲薄和匮乏的情况下，岳飞特别注意抚恤军卒。

　　岳飞“奉己至薄”，经常与最下等的军士共餐。酒肉一定均分部属，如果酒太少，则搀水共啜。行军时，逢军士露宿，岳飞自己也不入馆舍；出戍或出征时，岳飞让妻子李娃遍访将士家属，嘘寒问暖，以金帛周济；

　　战斗时，岳飞只简单要求军士“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咽，则已是勇也”，而岳飞自己则常“自为旗头，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摧精击锐，不破不止”。

　　军士有伤病者，岳飞得知后就亲自慰问，甚至亲手调药；将士战死者则吊唁尽哀，抚育孤寡，“或以子婚其女”。岳飞大儿媳巩氏之父和二儿媳温氏之父，即是为国捐躯的“死事者”。

　　岳飞重视对军队的爱国主义教育。

　　每次“临戎誓众”，岳飞“言及国家之祸”，往往“仰天横泗，气塞莫能语”，将士们都欷歔感奋，愿效死力。

　　岳飞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然而，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岳家军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弊绝风清。但一般说来，贪污舞弊的行为尚能得到制裁，没有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

　　幕僚黄纵看到一名兵士，在严寒的天气里只穿一件单麻布衫，便问他：“汝怨乎?”

　　这个兵士回答：“不怨也。他军所得请给，则有减克。又如科作纳袄之类，自身虽暖，老小则冻馁矣。岳宣抚则不然，所请食钱若干，不减一钱，听士自用之。某自因家累重而费之，非在上者有克于我也，何怨之有。”

　　岳飞在庐州，“遣骑驰奏”，恰遇大江 “风暴禁渡”，别人制止这名骑士渡江，这名骑士却说：“宁为水溺死，不敢违相公令。”便自驾一叶轻舟，出没狂风巨浪之中，终于抵达彼岸。

　　故人称凡是在岳飞“麾下者，人百其勇”。这固然是夸张之词。但是，由于主将品格的差异，管教的不同，而形成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差距，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在中国古代，军政腐败，军纪放纵，是司空见惯的。军队战胜，须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须以抢劫平息怨愤。当时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的军队，号称“自在军”。

　　岳飞严明军纪，整肃军政，端正军风，是一种罕见的难能可贵的特例。这固然是时代之所需，抗金之所需，也是与岳飞个人的理想、抱负、品格和特殊努力分不开的。

　　南宋史官吕午写诗称颂说“当年惟说岳家军， 纪律森严孰与邻。师过家家皆按堵”，“威名千古更无敌”。的确，岳飞的治军，无疑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大贡献。

　　岳飞本人也对岳家军的素质感到很自豪，岳飞曾说：“某之士卒真可用矣!”

　　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

　　由于岳飞仁严兼济，恩威并施，“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在岳家军中，养成了—种雷厉风行的军风， 令下如山倒，“御众得其死力”。

　　岳家军内部上下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战斗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将岳飞的治军品行归纳为以下八点:

　　“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

　　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

　　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

　　四曰廉:一钱不私藏。

　　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

　　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

　　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