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戴旭 之六 戴旭版“多余的话”

如果你一时还不能读到戴旭的三本书，或者由于篇幅一时不能对提纲挈领，那么，《盛世狼烟》一书的“写在后面”，基本将戴旭的军旅思绪高度浓缩，袒露了他的心路历程，一个真实的戴旭，铁一样的军旅足迹，所思所想，所跨出的每一步，都像脚印刻在沙滩上，一目了然。

“写在后面”有太多大胆、怪异的旁逸斜出的“自白”，正是自白式的直率坦荡，才对他的读者源源释放一种魔力——看看那些前仆后继的“被戴旭”者，可知这是多么的真实。　　

戴旭说他的军事研究要“感谢”美国，确切说，是1991海湾战争。此前，戴旭也曾“试剑”八股，虽然“文采”十足却不能抹杀八股本质。现在看来，那时的戴旭已经蠢蠢欲动地“逆反”了，1991年海湾那边的战火将潜伏已久的理想“逗引”出来，27岁的上尉被爆烈点燃，他意识到“一个崭新的军事时代已经来临”，苦苦思索战争样式和特点，并由此延伸开去，想到台湾局势，想到英、德隔海对峙……“战争爆发几个小时”后，他的报告已经递到总部，提出维护海洋利益、加强空中力量的命题，受到重视和采纳。

27岁，血气方刚的军装男孩，笔者也曾有过那样的年龄，身边一群同样年轻的军人，或者百姓。那样的生命时节，充满着激烈的变数与律动——一个强势的攀援、上升的阶段，人人都在殚精竭虑地寻找自己的晋身之阶，金钱，权势，前途，命运……可以断定的是，此时戴旭对军事理想的追求概念里，绝无这些虚浮的东西，军事、战争，在他身上极富理想色彩。我敢说，以戴旭那样的目光盯紧海湾的人，有，但不多。

当理想成为现实——当戴旭的思想被重视继而采纳——海湾战争的第二年，中国空军引进苏—27，这里面无论有着怎样的联系，戴旭的大感欣慰却是实实在在值得的。

28岁，《以血祭天》出版，狂飚式的戴旭在军事研究这条道路上找到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一个军事天才——怪才诞生了。

本以为可以如此畅快地一路阅读下去，不想却在后面的段落中，多次“遭遇”类似“海之上，国有殇”的停顿，许多段落令我产生同样的不忍读下去的钝痛。

最初的时候，我也曾有过短暂的怀疑：这家伙忽而“C型”，忽而“肢解”，或者“养肥了再杀”，或者“8000里外拦截战争”，是否有意在玩儿“眼球”刺激，以此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

抱着这种隐约的疑惑一直在读下去，踉踉跄跄地读完“写在后面”，才做彻底的自我否定。

不仅仅否定了先前的主观，心情也渐渐不能平静。世上常见情痴、钱痴、权痴、网痴、酒痴、玉痴、书痴，这戴旭，无疑是一个痴，就叫他“军痴”？凭空造词，不知当否。而当读完“写在后面”，任谁都不能否认戴旭对军事、战争研究的痴迷。因为谁都明白，惯于哗众取宠者，大多华而不实心浮气躁，由于才情有限，太想依赖实在靠不住的小聪明，又不肯卧薪尝胆，脚踏实地，可是又实在难以抵挡一鸣惊人的诱惑，于是才显露过于生硬和劣质的玩弄小技。那样的东西，识货的人一眼便知。

而“写在后面”，那些泣血的文字，并非随便一个人，在寂寂无聊的星夜，谍谍的矫情诉说。常人的呕心沥血，大多能够成就一番什么的，而在戴旭这里，仅仅呕心沥血却远远不够，体制和观念等的冲突甚至桎梏，才是他面前的N座大山。　　

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不同，戴旭在“写在后面”里没有瞿秋白那样由于“历史的误会”而“歪打正着”地“成为党的第一书记”。瞿秋白是“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书生，骨子里的文人倾向要让他“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 不是“政治动物”却成为所谓“杀人放火”的“政治领袖”，其痛苦可想而知。　　

相较而言，幸运的戴旭，却可以顽强地实现自己的军事理想。他成为了一名“想当将军”的士兵，他可以在他的梦想领域心无旁鹜，孜孜矻矻。我觉得戴旭的每篇文章每个观点后面，都站着两个字——梦想。由于戴旭的书纯属军事理论范畴，并无丝毫涉及他的童年，所以我只好“猜测”——这必是戴旭一个清朗的童年梦想——像所有男孩一样，在懵懂但新鲜的舞刀弄枪之余，渐渐清晰的一个将军梦。

我毫不怀疑这个猜测。童年的梦想经常大而无当，而戴旭的童年之梦却是清晰而刻骨——虽无戴旭的只言片语为证，但他的书，他的演讲，已经将他的这一梦想毫无保留地“出卖”：没有　居里　夫人式的痴迷、执着，没有长久岁月的不懈探求，没有百折不挠的冲杀，写不出这样磅礴气势的书！甚至，只有一般的“喜欢”也不能，因为仅仅喜欢，莫说风高浪急，只须风吹草动就仓皇折回了。甚至有时，还需设置什么障碍么，岁月的磨蚀，生活的拘泥，成功的渺茫，有几个人能够坚守？坚守一次，成功仍然遥远，再继续，再坚守两次、三次，命运仍然黯淡无光，这时，一种安逸的大众式生活立即形成强大磁力，除非定力非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弃。我们身边，包括我们自己，这样的影子还少么。

戴旭的这个“喜欢”是可以称作信念的。童年的“喜欢”虽执着，却往往停留在某个浅尝辄止的层面，而步入军营，却使得这个“喜欢”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心动意动，瞬间数倍放大、加固，直插云霄，无疑，“喜欢”已经上升为信念。所以信念与喜欢，显然并不在一个重量级。长大了，特别是有了这个军人的身份，使得“醉里挑灯看剑”破纸而出，使真刀真枪地实战成为一种可能。

可别小看这种“可能”，一些伟大的转折由此生成。戴旭那些常人看来明显异类的举动：别人对战争避之不及，他却对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投入难以想象的热情，竟然异想天开地以记者身份观摩、参与其中；当别人因翻译外国军事文章获奖，他却视作“耻辱”——是啊，我们何时才能新论频出让外国人也对我们发生兴趣群起而译？难道中国对世界的军事贡献只有孙子兵法？

他对“人民战争”理论的分析和质疑难道真的“一派狂言”？

一次次的纸上沙盘演习，一次次一个人的战争较量——于是，我经常想，当戴旭一次次将自己这样“置于”战争的时候，全国在做什么？军队在做什么？不错，我们都在关注，可是我们关注了什么？而戴旭又看到了什么？

这一切“怪异”举动，以及平时他对世界军事动态的见微知著，均可为他的信念找到注脚。虽然，这个信念又使得他总是不能停留在正常的视界。随波逐流，总是能够带来一派祥和，逆水行舟的凶险只有戴旭感同身受。而信念，需如何强大，才能让他永立涛头，不被浊浪掀翻？

我相信追求理想是戴旭的本能。古时的“士”，皆以自己的政见被采纳和重视作为人生幸事，戴旭也绝不想让自己的“政见”束之高阁，从人性本能角度讲，是知无不言，况且他是军人，他的思想被采纳实施，于国家、百姓有利，也实在可谓个人实现的幸福。如果戴旭去追求钱财等身外之物，他大可不必让自己被围追堵截，完全可以游刃有余地去著书立说。

于此，他虽通过人间正道踏上理想领地，却与瞿秋白有着同样的纯粹的理想化倾向，对钱权的藐视，对正义和真理的追索，而当他这样不顾一切，一次次向军事研究的高地发起总攻的时候，生命中固有的那些特质，使得他的“进攻”难免收获堂吉诃德式结尾。少了些光环，却多些悲壮。

流光溢彩的世博会都开幕了。生活越来越精致、滑腻，思想，不应越来越粗糙、肤浅吧？这对孜孜以求理想的精致的戴旭，不知是个怎样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