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兼谈岳飞之死

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兼谈岳飞之死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即：一、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二、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三、金国对南宋的政策的演变；四、金国的内忧外患；五、南宋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金再次议和；六、兼谈岳飞冤案　　

　 　

　 　

一、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　　

　 　

十二世纪初，东北地区的生女真部落，在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领导下，反抗辽国的统治，随即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了金国。完颜阿骨打（旻）也即后来被金人尊为金太祖的金国开国皇帝。　　

　 　

新兴的金国女真族当时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盛行奴隶制，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刚建立的时候，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这些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方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即位后，金国女真军队吞灭辽国，接着又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他们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　　

　 　

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但北宋朝廷对这场势不可免的战争却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准备，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度和富庶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劫难。　　

　 　

　 　

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　　

　 　

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国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国的正式户名。　　

　 　

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建立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前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朝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　　

　 　

金国女真贵族的兵锋所到之处，宋朝各地人民随即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抗金义军首领，被俘之后，面对金兵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后来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单是上述事实，即可深刻地说明，千百万人民群众，是抗金斗争的坚定的主力军。　　

　 　

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宋朝是当时全世界最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社会，其农业以租佃制为主。宋代文明大大超过唐代文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宏大的进展。近代史家从宋代文明中发现若干近代文明的原始征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文明已经接近，或者行将蜕变为近代文明。相反，从主流方面看，宋代文明正是传统文明的延续、深化和堆积。一种文明愈是发展得过于成熟，则蜕变为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似乎就愈是积重难返，步履维艰。　　

　 　

（注：据史学家考证，在宋朝鼎盛之时，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而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美国的经济总量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　　

　 　

在宋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了两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第一次是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的南下，第二次是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南下。　　

　 　

发生于公元十二世纪的宋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生前，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经济和文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即使在岳飞身后的近一百年，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也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　　

　 　

金国女真族侵入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特别是在岳飞生前，即女真族南侵之初，乃是汉族文明遭受劫难最主要的、最惨重的阶段。金国女真贵族，除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经济却又倒退为奴隶制经济，而且奴隶制还不断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现代大文豪　鲁迅　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抗金战争中，这样的猛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猛士们的奋斗牺牲，保卫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女真族的进步和汉化。　　

　 　

女真兵铁骑所过之处，宋朝百姓老弱惨遭杀害，妇女被驱掠蹂躏，男子多被掳去为奴，剃掉部分头发，结扎辫子，充当管马、负担等苦力。田野里纵横交错的尸骸还来不及完全收拾，良田就已经荒芜，颓垣败屋也少有炊烟。金军的烧杀抢掠，既使对幸存者而言，也造成了极度的生活困难，中原百姓冻饿交迫，痛不欲生。　　

　 　

　 　

二、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　　

　 　

金国刚刚崛起时，之所以能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马具的改良，包括马蹬的发明，顺连有素的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　　

　　　　

女真骑兵惯于披挂好几十斤的重甲作战，兜鍪很坚固，只露双目。他们擅长连续作战，如果一次冲锋、一个回合的交锋失败，则败不至乱；他们可暂时退出战斗，重整队形，再次发起冲锋，叫做“更进迭退”。女真骑兵的负荷很重，却能连续进行几十个以至上百个回合的交锋，足见其坚韧的战斗力，这是残酷的军法，加上女真人原来落后困苦的生活条件造成的。女真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箭，“弓力不过七斗，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辄不可出”，“刀剑亦不取其快利”。他们长于弓矢远射，却短于白刃近战。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的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建立之初，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才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显而易见，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　　

　　　　

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军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昏聩、骄奢淫逸，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　　

　　　　

同时，由于长期实行以文制武的“抑武”政策，致使北宋末年的宋军整体素质低下，面对金军的进攻，宋军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宋军节节败退，金军攻城略地、长驱直入。金兵最初进入中原之时，可以说是“有掳掠，无战斗”。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　宋　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五月初一日　，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　国之　君，后庙号称宋高宗。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他长期在深官养尊处优，所擅长的只有享受和淫乐，统治经验还不丰富。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爱国名臣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　　

　 　

李纲于建炎元年六月间自南方赶到南京应天府，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重教训，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民众组织忠义巡社，抵抗金军。李纲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京城；推荐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任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　　

　 　

宋朝德高望重的爱国文臣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主持前沿军务，抗金形势随即有了重大改观。　　

　　　　

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最凌厉的攻势，却在那里接连遭受挫败，不得不退兵。这与北宋末年的东京失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李纲积极抗金备战，却遭到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多方掣肘和刁难。黄潜善和汪伯彦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李纲只当了75天宰相，即被宋高宗罢免，李纲的抗金措置也随之全部废弃。　　

　 　

爱国老臣宗泽逝世后，在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权奸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统治下，加之杜充误国，致使宋朝再次丧失国土数千里，南宋的国土前线也由黄河两岸退到了长江淮河。　　

　　　　

从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觉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军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击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遭受挫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大败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兵进伊洛，取得辉煌胜利，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少量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进入中原的女真人，起汉化的速度要快于契丹人和蒙古人，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进步的另一面却是女真人相对快地腐化。金国女真人入主中原还不到十年，岳飞就已经看穿了他们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岳飞在奏折中写道：“（金人）今所爱惟金帛、子女，志已骄惰”。金国女真猛安谋克户们享有特权，贪图享乐，依靠剥削汉族平民百姓为生，往往沦为既不能站，又不能耕的社会寄生虫。而金国女真上层统治者的腐化堕落速度则更快。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大败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　　

　　　　

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 。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家军两次取得大捷的时候，韩世忠的部将王胜收复了海州（今江苏东海县东），张俊的部将王德也收复了毫州（今安徽毫县）。　　

　　　　　　　　　　

当时，在金兵的后方，河北河东的各路忠义民兵也展开了威武雄壮的战斗场面。原先奉岳飞之命回到黄河北岸去的梁兴，这时与太行山义士和两河忠义民兵会合，大败金兵，收复了垣曲县（山西垣县）、孟州（河南孟县）、卫州（河南汲县）、怀州（河南沁阳）、赵州（河北赵县）等地。各地的老百姓也纷纷牵牛拉车送粮，积极支援义军。河南地区的人民，更是在道路两旁，顶盆焚香，箪食壶浆，以迎接岳家军。　　

　　　　

而且河北、河东地区的忠义民兵，也都已互相联络，约好以“岳”字旗为号，在等待岳家军过河进兵。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首领梁兴在送给岳飞的战报中写道：“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由于宋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胜利和义军在金国统治权区内不断打击金人，两者紧密配合，不仅形成了对金军的大包围，而且也切断了金国女真人向北撤退的归路。　　

　　　　　　

抗金的形势空前大好，金国女真人的处境十分困难。　　

　　　　

岳飞看到抗金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当然是无比兴奋，信心满怀。但是，岳飞也知道，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失地，并最终歼灭敌人，单凭岳家军孤军作战是不大可能的，还必须有其他各路宋军的配合作战，才能成功。所以岳飞就奏请宋高宗，要求赶快命令各路宋军“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当时宋高宗如能真的这样做，那么宋军长驱渡河，收复失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单是军事方面的有利形势，还不能决定抗金战争的胜利进程，政治因素往往起主要的作用。因为当时南宋朝廷中的决策人物是宋高宗和秦桧，他们在胜利面前禁不住惊慌起来，不仅深怕岳飞的胜利会影响他们的议和，而且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因而迫不及待地下令岳飞班师。　　

　　　　

当各路宋军捷报频传，尤其是在岳家军取得颖昌等战役的大捷后，宋军渡河指日可待，秦桧却私于金人，力主和议。秦桧当然懂得，在此时奏请高宗令宋军班师，是他破坏岳飞抗金、葬送北伐的最好时机。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怕自己也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的。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岳飞会有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秦桧从来就是不断地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破坏这次胜利在即的岳飞北伐，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人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的。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千方百计地破坏这次宋军的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也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住相权。因赵鼎虽然被罢相，但在金人败盟南侵时，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即指使其党羽御史中丞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受到贬官降职。　　

　　　　　　　　　　

其次，秦桧严密地控制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在于要“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可是，当时的右承事郎监潭州南狱庙陈鼎就毫不畏惧，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他降官处分，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诸大将失利。　　

　　　　

当时，韩世忠把所获敌俘押送到南宋朝廷所在的行在临安（今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令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任知庐州，“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后来，刘锜又被召还，他所率领的八字军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州。张俊本来就畏敌怯战，赞成议和。这次，他的军队攻克宿州和毫州后，秦桧就命他把全军撤回淮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能与兀术大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　　

　　　　

现在要是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如上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台官向宋高宗奏请说：现时“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宋高宗听之，正合心意，立即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岳飞一时还摸不清宋高宗的用意，还在上奏章极力陈述说：现在正是功及垂成，“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请求南宋朝廷增兵添粮，以便一鼓作气，收复故土。宋高宗、秦桧不但置之不理，而且以君命逼使岳家军班师。于是，岳飞的抗金斗争，“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岳飞虽然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朝政大权，岳飞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的了。宋高宗、秦桧葬送岳飞抗金北伐于垂成之时，这就不仅使岳家军以浴血奋战所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知道，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虽费尽了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地才收复了一些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也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三、金国对南宋的政策的演变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完颜兀术（汉名宗弼）和完颜挞懒（汉名昌）为统帅，分兵数路，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到了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同时，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校证》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为了实施“以和议佐攻战”，金国女真人还准备派内奸打进南宋朝廷。为此，金国女真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 。　　

　 　

会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远房侄子陈王完颜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这些人“势难先屈”，也不可能为金国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国志校证》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国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　　

　 　

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脚气集》）。　　

　　　　

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国女真人。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还说：我喜欢秦桧这个人，所以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秦桧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其他人也觉得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所说的话有道理。　　

　　　　　　

而秦桧自卖身投靠金国女真人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金国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宋将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秦桧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秦桧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大金国志校证》卷13)。　　

　　　　

同时，金国女真统治者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国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作伪装，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即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国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山东济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作为路费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而且还帮秦桧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刚刚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投奔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军丁襈（同“祀”字）的水寨，恰好被丁襈的巡逻兵捉获。　　

　 　

为了蒙混过关，秦桧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但是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正在对战，秦桧怎么可能带着全家人并且还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平安无事地从金国回来呢？所以，定然是金国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桧回来当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但宋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宋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南宋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从金国逃回南宋的谎言。但对秦桧的谎言，当时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表示怀疑。南宋大臣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
　　
第一，当初，何樐、孙傅、司马朴和秦桧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孙傅、司马朴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
　　
第二，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将近三千里路，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呢？秦桧又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呢？
　　
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个人逃脱，但是他却能够带着妻子王氏以及许多随从一起逃回。
　　
第四，秦桧说在涟水军时宋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既然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南宋朝臣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一致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国“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乎？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而这些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秦桧辩解，范宗尹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说秦桧忠于赵宋王朝。但疑团却并没有消除。

　　

金人所谓的“以僭逆诱叛党”, 就是扶立一个傀儡政权，给予那些投靠金国的原宋朝官吏以高官厚禄，以此来引诱南宋内部的投降派，进而分化瓦解，破坏南宋的抗金力量。　　

　 　

为了实现“以僭逆诱叛党”，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国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统治今山东、河南和陕西地区，使之成为金宋间的缓冲地带，作为金国南方的藩属和屏障，借以巩固金国女真人在北方的统治，消灭两河一带的抗金力量。　　

　 　

到了公元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金国天会十年），宋金战争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于是，金国又放还宋使，承认可以让南宋立国。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金国天会十一年），金国派使者李寿、王翊来议和，要挟南宋政府归还它所获得的伪齐俘虏及西北地区流移到南宋境内的人民，并要求以长江为界，把江北地区划归给刘豫统治。这些苛刻的条件，虽没有被南宋所接受，但金国主动派使者来议和，这还是第一次。　　

　 　

自宋高宗登位以后，曾多次派使者到金求和，金国女真人都置之不理，而且南宋使者也被金人扣留。然而，现在金国竟然主动派使者来南宋议和，这正说明金国女真人已开始丧失军事上的优势，并考虑要和南宋谈判了。　　

　 　

公元1135年（南宋绍兴五年，金国天会十三年），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死去，年仅16岁的完颜合剌（汉名亶）即位，庙号金熙宗。此后金国内部政局不稳，派系斗争很激烈，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接连不断。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七月，金国发生内讧，曾经位高权重的金国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相继被杀（对外宣称是愤郁而死，其实是被处决于狱中），金国朝政大权落在主和派宗磐、挞懒等人手上。金国女真贵族上层人士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不仅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力量，而且“宗戚思乱”，政局也持续动荡不安。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因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为帝数年，无尺寸功”，便把刘豫废黜了。而在伪齐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老百姓对伪齐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时，金国女真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然而，中原地区仍然动荡不安。在刘豫伪齐政权被废之后，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南逃，投奔南宋，例如“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这样，摆在金国女真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应当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原伪齐统治区呢？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了巩固金国对北方的统治，金国主和派挞懒等人主张把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要南宋向金国称臣、贡纳岁币，实质上是要把南宋变成和伪齐一样的属邦。于是，金熙宗采纳了挞懒等人的建议，并在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年底，遣送宋使王伦回国，要他带口信给宋高宗：“好报江南，既道涂（途）无壅（阻），和议自此平达”。　　

　 　

从金国回到南宋之后，宋使王伦还告诉高宗：金国女真人愿意归还宋徽宗梓宫（灵枢，宋徽宗当时早已死在金国）、韦太后（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　　

　　　　

宋高宗听后喜出望外。因为，早在绍兴七年（1137）的春天，宋高宗就派王伦去向挞懒乞求：“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这已是明白地向金国表示，他要和刘豫争做金熙宗的儿皇帝。现在金国女真人既然想满足他的要求，所以宋高宗欣喜若狂地说：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　　

　　　　　　　

正是由于宋高宗为了求和，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所以他再次任用秦桧为相，虽会招致南宋朝臣们的非议，他也不计较其中的得失了。何况宋高宗还清楚地知道，目前挞懒掌握着金国的实权，秦桧过去和挞懒有特殊的关系，挞懒一直非常赞赏秦桧，对秦桧过去被罢相，曾表示强烈的不满，如今要和金国讲和，也就必须重用秦桧，否则金人是不会答应的。因此，宋高宗非重新任用秦桧为相不可。　　

　　　　

由此可见，当时不仅宋高宗需要秦桧，而且金国女真统治者更需要秦桧。因为只有秦桧，才能忠实地执行宋高宗的屈己求和政策，也只有秦桧，才能为金国女真统治者实现“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既定策略。　　

　 　

秦桧既受到宋高宗重用，又有金国女真人主子撑腰，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此后，秦桧之所以敢于公然不顾一切与金人相互勾结，与宋高宗一唱一和，作恶为奸，大搞投降活动，其原委和底细就在于此。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在秦桧和完颜挞懒（汉名昌）的主持下，宋金双方第一次达成和议，宋高宗和秦桧不顾南宋朝臣和军民的普遍反对，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七月，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金国的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兵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与此同时,进攻京西、淮东、陕西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岳飞、韩世忠、吴璘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　　

　 　

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与此同时，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袭击金军， 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当时，金军接连被宋军击败，并且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的心腹、金军悍将韩常也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四、金国的内忧外患　　

　 　

南宋政府腐败不假，但是金国当时更加难以支持。因为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奴隶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　　

　　　　

由于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统计的。到金国灭北宋30多年后，金国包括淮河以北的整个辖区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而北宋灭亡之前，仅仅河北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　　

　　　　

在岳飞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后，金国由于“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金国政府对于那些为生计所逼而借债又不能如期偿还的老百姓，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　　

　　　　　　

加之金国女真贵族又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辽东，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下了蓟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且有不断扩大之势。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1140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完颜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黄河以北的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黄河以北的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国大臣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也相互倾轧，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等金国政要被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肖庆也相继被杀。希尹被杀时，连坐者数百人。　　

　　　　

当时金军也“已如强弩之末”，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由于连年侵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女真将士厌战，军力日弱，正如金军统帅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　　

　　　　

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了解金国的内忧外患状态，洪皓曾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送回南宋，告诉宋高宗说：“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　　

　　　　　　　

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金在北方的主要边患。而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蒙古还曾经大败金军，然后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　　

　 　

金国天眷二年(1139) ，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大金国志校证》卷10）。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说“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原文“彼方困于蒙古”）。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岳飞绍兴十年北伐之时，宋使洪皓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同时，金国本身又“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绍兴十年（1140年）的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　　

　　　　

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为了解除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而奸相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用北伐将士取得的战绩作为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失陷的中原百姓绝对不会随便屈服于金国之下。而宋朝要获胜，关键就是要抢在女真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复失地。可惜，绍兴和议，加上自毁长城，杀害岳飞，让本来不应发生的南北分裂，终于成为现实了。 　　

　 　

　 　

五、南宋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金再次议和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军接连被宋军击败，并且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由于连年侵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女真将士厌战，军力日弱，正如金军统帅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兀术就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　　

　　　　

宋高宗、秦桧经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文官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也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这后一条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尤其是，宋高宗对于过去所发生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放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了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市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　　

　　　　　　

当时，宋高宗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他们迫使宋高宗退位，令立宋高宗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政变发生后不久，大臣吕颐浩、张浚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辛道宗、刘光世等将领，率兵包围了临安。苗、刘逃离后，后被俘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多年，但宋高宗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年间相比，南宋将帅们的权力威望又更大了。所以，宋高宗更是时刻担心武将权大会威胁南宋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状态的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有这种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间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郭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的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搁置起来。　　

　　　　　　

但在金人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一向畏敌如虎的宋高宗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　　

　　　　　　

宋高宗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正因宋金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十分有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 。　　

　　　　　　

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　　

　　　　

秦桧采纳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因他耽心岳飞手握重兵，万一知道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起而反抗，后果就不堪设想。不过，秦桧的内心虽忧心仲忡，但他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象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了“灭族”的准备。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同时，宋高宗还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这些话，说得虽非常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信任，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为要降金，才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直接由“三省枢密院”指挥。　　

　　　　　　　　　　

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　　

　　　　　　

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坑议，“桧颇不喜”,“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　　

　　　　

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祟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官阶和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为此都心怀不平。　　

　　　　　　

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能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加深了对岳飞的妒忌。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由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再用张俊谋害岳飞。　　

　 　

秦桧还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抗战派岳飞和韩世忠，就是投降派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　　

　 　

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先由张俊和岳飞害韩世忠，再用张俊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宋高宗、秦桧派张俊、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所统率的军队。　　

　　　　　　

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传达宋高宗的旨意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jun zhi，拾取的意思）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经由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　　

　　　　　　

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揭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　　

　 　

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说：“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坚决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　　

　　　　　　

张俊原本是韩世忠的儿女亲家，但是为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的态度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　　

　　　　　　　　　　

张俊、岳飞再到楚州后，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这才发现：“韩世忠止有众三万，而在楚州十余年，金人不敢犯，犹有余力以侵山东，可谓奇特之士也”。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当初，依秦桧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秦桧向岳飞透露真实使命，还假意关怀，要他“且备反侧”，岳飞率直回答：“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并表示绝不“捃摭同列之私”。岳飞到达楚州，得知诬告详情之后，就立即写信飞报韩世忠。韩世忠马上求见宋高宗，大哭大闹，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 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任枢密使后，“即首纳所统兵”，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　　

　 　

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他有图谋皇位的野心。宋高宗出面保张俊“无谋反之事”，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说：“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当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之时，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的卑鄙小人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闻讯，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六、兼谈岳飞冤案　　

　 　

在经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而决意与南宋讲和。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书信与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而宋朝向来特别优待臣僚，按照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岳飞的生命当然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　　

　 　

早在宋高宗即位之初，宋高宗罢免爱国名臣李纲，宠信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上书反对。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宋高宗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但是，年轻的皇帝宋高宗很快后悔，他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宋高宗的弥补措施已无济于事，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十五年前，宋高宗杀害上书言事的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秦桧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是，由于岳飞个性耿直倔强，不搞韬晦之计，不知明哲保身，甚至为了国事，常常将个人安慰置之度外，“议论持正，不挫于人”，既得罪了以秦桧为代表的南宋妥协投降派，也遭到宋高宗赵构的猜忌。　　

　 　

自绍兴元年(公元1131)到绍兴七年(1137年)，金国主战派执政，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岳飞战功卓著，升迁最快，由一个地位不高的下级统制官，后来居上，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并列的统军大帅，而岳飞的才能和声望又在他人之上。岳飞一时成了皇帝最器重的武将，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中说：“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岳飞感激宋高宗的赏识和提拔，更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在这期间，宋高宗和岳飞还没有大的矛盾。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绍兴七年春。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在听到亲生父亲宋徽宗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的消息后，宋高宗十分悲痛，一时冲动，心中动了报仇雪恨的念头。在召见战功卓著的新兴抗金名将岳飞时，宋高宗表示要将全国大约七分之五的兵力授予岳飞一人指挥和节制，这在宋朝尚无此先例，岳飞顿时欣喜若狂。向来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非常感激皇帝的恩遇，更渴望抗金大业早日功成。当时各路宋军由好几个大将分散指挥，不能协同配合作战，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弱点。在过去的宋金战事中，特别是在绍兴六年的战事中，已经暴露无遗。宋高宗本人也承认，岳飞“素志殄虏，常苦诸军难合”。只有让智勇兼备的岳飞负责统一指挥调度，才能弥补和克服宋军的这种弱点，此外别无良策。　　

　 　

然而，岳飞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很快就泡汤了。宋高宗虽然在其《御札》当中写有“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之类话语，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深恐武将们事权过高，兵马过于雄壮，担心会出现尾大不掉的问题。于是，在嫉贤妒能的文臣张浚等人的劝阻之下，宋高宗很快就中途变卦，取消成命，出尔反尔，让此事不了了之。这让岳飞十分失望，倔强的岳飞，一怒之下，愤慨辞职，不经宋高宗批准，就擅自去庐山为亡母守孝。这种脱离古代臣规的举动，引起皇帝很深的疑忌。宋高宗非常震怒，他儆戒岳飞“犯吾剑者，唯有剑耳”，其中已经隐含杀机。　　

　 　

后来，岳飞听说金国女真人打算扶立宋钦宗儿子当傀儡，为了不让金人的阴谋得逞，岳飞上奏宋高宗，建议已经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设立皇储。宋高宗立即驳回，说武将不应干预朝政。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在奸相秦桧的主持下与金国议和，岳飞却在这时要求增添兵力，以图北伐收复失地。宋高宗的回答是“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此后围绕着对金国是战还是降，南北统一还是分裂，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而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　　

　 　

南宋初年，迫于金军侵犯的严峻形势，南宋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宋高宗和南宋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仅仅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而宋高宗当初听从张浚和秦桧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名将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等，恰好都触犯宋高宗的深忌。甚至岳飞留意翰墨，礼贤下士，也会使皇帝疑神疑鬼。尽管岳飞一再真诚地表示要功成身退，准备在将金国女真人彻底击败，并“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之后，到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然而宋高宗是根本不信的。岳飞是武将，李纲和宗泽是文官，这种差别在具体研究宋史时，尤其不容忽视。例如，同样是提议建皇储，文臣算是忠心，武将便成了别有用心。　　

　 　

同时，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兵权在握，威高望重，深得军心民心，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而最让宋高宗赵构恼火的则是，岳飞的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和金国议和。例如，绍兴九年（1139）正月，南宋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也为了粉饰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岳飞被授予的正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但是岳飞却多次上琉，力辞不受，并沉痛地指出：“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　　

　 　

王夫之《宋论》卷10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降金和解除大将们的兵柄，成了宋高宗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　　

　 　

当然，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查龠尝谓人曰：‘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而据《鄂国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人谓桧”即是 “兀术遗桧书”。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以杀害岳飞作为讲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即使被南宋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金国来说，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况且，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军统帅兀术结下深仇。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要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著名历史学者　邓广铭　先生则认为，查籥所追述的这段话，应该即是金国统帅兀朮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早在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宋高宗赵构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封他的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并且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受尽金人的凌辱折磨，已经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金国的五国城。到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宋徽宗、郑皇后的接连去世，对宋高宗的震动实在很大，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的在金国的境遇。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　　

　 　

早在绍兴七年（1137）春，宋高宗就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　　

　 　

不久，金国发生政变，女真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当权，准备与南宋议和。　　

　 　

绍兴七年（1137）年底，出使金国归来的宋使王伦还告诉宋高宗：金国女真人准备议和，并愿意归还宋徽宗梓宫（灵枢，宋徽宗当时早已死在金国）、韦太后（宋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宋高宗听后喜出望外。　　

　 　

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南宋朝廷派王伦赶赴金国迎接宋徽宗梓宫，以及进一步向金国求和。宋高宗当时十分悲痛地对大臣们说：“先帝梓宫，果有归还之时，虽再等二三年，倒也不急。惟独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每念及，寝食难安。很想能早日相见，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并且在派南宋使臣出使金国的时候，宋高宗每次都要叮嘱南宋使臣：只要金人能够放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那么宋高宗愿意答应金国提出的任何条件! 　　

　 　

绍兴八年（1138）十月，金国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萧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和谈。张通古、萧哲一行一路耀武扬威，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张通古、萧哲拍着胸脯对保证，韦太后在金国安然无恙，只要宋高宗答应金人的议和条件，金人就可以放韦太后归宋。宋高宗欣喜若狂，赶紧命令筹建慈宁宫，以供韦太后归宋后居住。　　

　 　

不久，南宋称臣纳贡，与金国达成了第一次绍兴和议。然而，金人口惠而实不至，一直拖到绍兴十年（1140年），韦太后仍然滞留金国未归。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但是，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不仅挫败了金军的进攻，而且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都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的情况已经有近二十年了，即使遣使百人，也不如见到太后的一封书信”。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此后，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枢密院的军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岳飞被罢官。然后，按着事先设下的圈套，南宋朝廷又发出命令，让当时负责岳家军军务的岳飞爱将张宪赶往镇江的枢密行院，去参见主管全国军务的枢密使张俊。张宪于　九月一日　由岳家军在鄂州（即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出发，前往镇江（今江苏镇江）。张宪一到镇江，就被张俊逮捕并严刑拷打。然后，由曾任张宪部下的奸佞小人王俊出面诬告张宪，再上报南宋朝廷，进而牵连岳飞，于是宋高宗下令给岳飞等人举办诏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　十月十三日　，岳飞下狱。　　

　 　

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后来，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不但要解除岳飞他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初，金国使臣来到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临安，宋金之间达成了第二次和议，南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个绍兴和约。　　

　 　

在接见金国使者时，宋高宗对金国使者说：“朕已得天下，却不能赡养双亲，徽宗皇帝已经驾崩，太后年逾六十，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朕每念及此痛彻心肺！今天在这里立下誓言，金国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讲和，否则，朕将用兵到底”。　　

　 　

而当金国使者辞行北归之时，宋高宗又是恳求又是恐吓地对金国使者说: “为太后之故,我朝决定割让唐唐、邓二州，其余疆土以淮水为界。若太后今年得以从金国归还，朕当谨守誓约；如若太后今年不归，誓约便是一纸空文。”　　

　 　

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的宋高宗，早已由深宫的花花太岁转变为深通机谋权术的独夫。宋高宗并不昏庸，他处置军国大事，虽然没有雄才大略，也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秦桧为人阴险歹毒、暴戾苛酷，在秦桧专政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秦桧的党羽，秦桧也动辄反目成仇。　　

　　　　

所以，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杀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方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与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的。岳飞曾经将秦桧比作东汉末年的权奸曹操，睚眦必报的秦桧知道后十分痛恨岳飞。后来，岳飞看到秦桧奏章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于是岳飞和秦桧之间的仇隙更深。　　

　　　　

然而，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却不亚于岳飞。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秦桧曾经示意岳飞，希望岳飞和张俊一起，帮忙罗织罪名来陷害韩世忠。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受到岳飞的责备之后，秦桧气得脸上变色。　　

　　　　

当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之时，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的卑鄙小人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闻讯，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接着，奸相秦桧和嫉贤妒能的卑鄙小人张俊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一系列陷阱，谋划陷害岳飞。不久，岳飞就遭到一帮奸佞小人的诬陷。在脱离军队、已无军权的情况下，岳飞被投入监狱。　　

　　　　

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　　

　 　

何铸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　　

　　　　

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　　

　　　　

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　　

　　　　

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留在南宋朝廷，宦运亨通。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仇。　　

　　　　

岳飞虽然自幼受尽贫困生活的煎熬，却从未品尝过囹圄的苦痛。在岳飞生陷绝境的两个半月中，各种各样的惨酷刑罚，实际上是给岳飞上人生的最后一课。阴险歹毒的万俟卨的惟一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强迫岳飞自诬；岳飞也以倔强的性格，顽韧的意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决不自诬。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　　

　 　

宋高宗、秦桧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　　

　　　　

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　　

　　　　

韩世忠就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当魏良臣要出使金国时，韩世忠上书谏高宗说：沦陷区的臣民，都延颈以望中兴，收复故土，如果长期与金议和，“人情销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乎？” 他请求在金使来时，自己“要与之面议”，但宋高宗不许。　　

　　　　

韩世忠又上奏高宗，反对秦桧，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韩世忠看到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不得已也辞去了枢密使之职。　　

　　　　　　

当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民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卖国投降行径，更是愤恨，纷纷反对。　　

　 　

但宋高宗、秦桧把人民的正义呼声，看为是“乘时诽讪，罪不可赦” 。秦桧更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被罢了官的参知政事李光，认为他是“阴怀怨望，鼓唱万端”，不让他继续留在绍兴府，请高宗把他贬去“籐州安置”。　　

　　　　　　

同时，秦桧还使用其一贯的两面派手法，派工部员外郎盖谅到福州去拉拢主战派文臣张浚，“使附其议，当引为枢密使”。张浚不但以严词拒绝了他，而且也反对和议，他说：“敌不可纵，和不可成。” 　　

　　　　　

南宋军民虽然纷纷反对议和，但宋高宗、秦桧却置若罔闻。派宋使魏良臣带着他们拟好的投降条款，实际上是去金国请求批准，经过“再三叩头，哀求甚切”，最后才得到兀术的同意，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金使肖毅和魏良臣一起来临安签订和约。　　

　　　　

金国使者萧毅等人为了侮辱南宋，把一面写着“江南抚谕”的旗子插在船上。知镇江府刘子羽，见此大怒，连夜派人换了一面旗子。第二天，南宋使臣魏良臣“见旗有异”，怕得罪金使，有碍和议，“大惧，力索之”，还用恶言威胁刘子羽，要他把旗子交还。刘子羽毫不退让，宁死不屈，他说：在我管辖的地区内要挂上这面旗子，“则吾有死而已”，一直到他们出了镇江府境，他才把旗子交还他们。　　

　　　　　　

金国使者到临安(今杭州)以后，宋高宗、秦桧便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　　

　　　　

　　南宋与金国东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割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的一半给金国；　　

　　　　

　　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秦桧还怕金人不称心如意，因在绍兴九年签订和议时，宋高宗在赦文中曾说“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兀术看后很不高兴，斥说写此赦文“不德其国”。　　

　　　　

所以这次，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悦虏”，就特派其养子秦熺及其党羽程克俊来写。在赦文中不但要对金人歌功颂德，而且还要对金国感恩戴德。在写誓书时，要按金人提出的要求，一切“必欲如其所要者”。　　

　 　

宋高宗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宋史》不载，需参见《金史》)中，更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　　

　　　　

既蒙上国的恩造，允许我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当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　　

　 　

最后，宋高宗还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的结尾发誓：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通过签订第二次绍兴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已经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　　

　　　　　　

为了压抑南宋臣民的抗金情绪，宋高宗还下旨：“大金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并称大金，不得指斥。”　　

　　　　　

屈辱降金的第二个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赵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　　

　　　　

赵士（左亻右褭）向宋高宗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　　

　　　　

文士智浃、布衣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布衣范澄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　　

　 　

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　　

　 　

范澄之还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他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　　

　　　　

参加审讯或诏狱结案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樸(李若虚弟)，也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的性命。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为了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　　

　　　　

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然而，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　　

　　　　

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而得的岳飞罪名，却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　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　，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　　

　 　

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假称“贾宜人墓”。　　

　 　

遇害之时，岳飞随身还带着一个玉环，是他妻子李娃给他的信物，陪伴岳飞长眠地下。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宋高宗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然而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却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含泪向岳飞和张宪的家属慰问致哀。　　

　 　

南宋绍兴十一年的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士，终于牺牲在宋朝投降派的屠刀之下。据说，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后，南宋的许多朝臣和军民百姓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　　

　 　

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大作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 “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万俟卨就弹劾李若朴，诬他“党庇”岳飞，被罢官。　　

　　　　

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也被罢官。　　

　　　　

任过岳飞冤案主审官的何铸，由于良心发现，坚持公道，不肯苟从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后来，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　　

　　　　　　

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都受到株连。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　　

　　　　

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宋高宗赵构“罢其宗司职事”。结果，赵士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万俟卨又弹劾赵士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　　

　　　　

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宋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在流放地含悲辞世。　　

　 　

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被关进大理寺狱，惨遭杀害。。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几十年”。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 ，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宋高宗是封建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老学庵笔记》卷1评论：张德远(浚)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按：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　　

　 　

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南宋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北方南归，从燕山一路南行，来到金国的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到达宋金交界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迎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　　

　 　

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 “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 “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 “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　　

　 　

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 “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　　

　 　

晃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从此之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宋高宗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岳飞)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编者在《高宗本纪》结尾评论说：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宋史》编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在岳飞遇害之后，不到二十年，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附：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　宋　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而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与宋高宗前期几乎每年都要更换宰相相比，在金国主子的支持下，秦桧独揽相权18年，这实在不是正常的现象。用今天的话说，金国的行为就是严重干涉他国内政，类似于当今某国在其他国家，支持一个听话的政治家上台。此外，秦桧　　

曾经批评某个主张抗金的大臣说，你是在用智谋对待外国人，而我则是用诚信对待外国人。一位史学家对此评论说，外国人狡诈并不可怕，而像秦桧这样迷信外国，对外国人深信不疑，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彷佛总是重复。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还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时，宋高宗和秦桧曾向人民许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从省，减免常赋，以宽民力。然而和议之后的结果却是花费浩大，加重赋税，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刮尽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秦桧还实行特务统治，大兴告讦之风。“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由于此风一起，一些贪渎无耻之徒，“率为桧用”, “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使得那些“善于其治”的官吏，“或遭诬诉，有司极其锻炼”。此风一起，许多卑鄙小人纷纷依附秦桧，不断向上告密，大肆诬告陷害无辜以求升官发财。　　

　 　

秦桧要打击迫害的异己对象，首先是那些过去曾反对过和议的主战派。不仅主战派武将被打压迫害，而且主战派文臣，像张浚、赵鼎、王庶、胡铨等人也遭到秦桧的迫害。无恶不作的秦桧，就是要害尽曾经反对议和的人。此外，心胸狭隘的秦桧对以前与他有过不和或弹劾过他的朝臣，即使不是主战派官员，也要逐一加以打击报复。　　

　 　

当时，凡是“与秦桧异论者”，即使被罢官为闲职，“奉祠里居”，或“侨居他郡”，全都在劫难逃，“以次被罪”，终遭打击迫害。在秦桧专政期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　　

　 　

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的一些奸佞小人，如孙近、韩肖胄、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扬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等，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秦桧任用提拔。　　

　 　

秦桧还以控制科举的方式，惟其所欲，“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当时，吴表臣、林待聘号为党魁，当时的文士只要是秦桧的老乡，同时具有眼、耳、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秦桧营私结党、任人唯亲，其结果是“非桧亲党, 则不得仕宦”。由于秦桧和他的亲信，结成了狐群狗党，控制着朝政大权，使南宋朝政极端黑暗腐败。　　

　 　

秦桧为人处世的哲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桧即便是对他的党羽，也是爱之则欲其生，恶之则欲其死。需要利用某人时，秦桧就甜言蜜语，给予对方以高官厚禄，一旦觉得对方用处不大，或对方不能对自己言听计从，或疑忌对方，秦桧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给予对方以无情的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秦桧的诛锄异己，还涉及到秦桧与他的党羽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互相倾辄。　　

　 　

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曾经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然后张俊独掌南宋枢密院，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是秦桧对张俊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张俊，而要由自已独揽。于是秦桧就指使他的党羽江邈“论其罪”，弹劾张俊图谋不轨。宋高宗虽认为张俊“无谋反之事”，但把军权交给武将掌握，他也不放心，于是就乘机将张俊罢职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秦桧的党羽万俟卨是一个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在秦桧谋害岳飞以及其它一连串的罪恶活动中，万俟卨最为卖力，就像疯狗一样，到处狂吠乱咬，因而曾经受到秦桧的特别赞赏，被荐为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　　

　 　

后来万俟卨出使金国，在万俟卨回朝后，秦桧马上拿出编造好的金人赞扬自己的话“数十言”，嘱托万俟面奏给宋高宗，万俟卨不敢答应，这就触怒了秦桧。又有一次，万俟卨上朝奏事出来，刚好当天秦桧在“殿庐中，批上旨，辙除所厚官”，有一个官吏就将秦桧的批文盖印后拿进来请万俟卨过目画押，万俟卨不肯画押，万俟卨说：刚才没有听到皇上提到这件事。秦桧大怒，“自是不交一语”。这既暴露了秦桧对万俟卨的疑忌，也暴露了万俟卨对秦桧的不满。不久，万俟卨就遭到秦桧在台谏部门的党羽亲信的弹劾，被罢去参知政事之职。　　

　 　

敷文阁侍制沈该，由“秦桧荐引”，任侍制后，宋高宗对他很赏识，秦桧知道后便嫉恨起来，于是立即就把沈该排挤出朝廷，“移知夔州”。　　

　 　

在秦桧当权的十多年中，任其副职、当其助手而被撤换的，共有二十八人之多。奸相秦桧不仅妒贤嫉能，而且老谋深算，对“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秦桧所荐用的官吏，“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这些人被选来后，秦桧也不让他们“干与政事，备员而已”。即使这样，秦桧仍有忌心，不到一年半载，必“诬以罪，罢之”。罢之以后，“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并派人去进行监视。　　

　 　

总之，秦桧对待副手的办法，是用台谏官去攻击他的执政官，执政官去位，则台谏官升任执政官，又遭新的台谏官攻击，如此循环往复。秦桧玩弄权术的手段既狡滑，又残酷，通过牺牲别人来稳固自己的权位。　　

　 　

这样还不够，秦桧还图谋让他的子孙来继承他的衣钵。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的一次科举考试中，身为宰相的秦桧就指令考试官录取其养子秦熺为状元。当考官定秦熺为第一名之后，秦桧又装模作样地故作姿态，要考官把秦熺降为第二名。此后，秦熺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他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秦桧利用手中的权力，任命其亲信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也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以加官进爵。于是，考官们就协同作弊，商定取秦埙为第一名。但是在廷试结束后，宋高宗看到秦桧孙子秦埙的对策，认为秦埙所写的内容，“皆桧、熺语”，于是就把张孝祥定为第一，而降秦埙为第三。这也反映了宋高宗对秦桧专权结党的不满，有意不让秦埙中状元。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秦桧侄子秦焞、秦焴、姻党沈兴杰、亲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非是要“父子亲党，环列要津”，以建立秦家的天下。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　　

　 　

秦桧不但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法，诛锄异己，还继续为奸，媚奉金国，祸国殃民，做尽了坏事。
　　　　
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