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平辞赋悬明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　　

屈平辞赋悬明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探索者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江上吟》）

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末年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诗人。他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情怀就部分地凝结在他所“发愤以抒情”的五彩斑斓、浪漫凄楚的伟大“楚辞”之中。因他的楚辞之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为历代所推崇而传流不息，以至于使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而永垂不朽。　　

今年公历六月十六日（夏历五月五日）是屈原赴难2292周年的忌日，特撰此文以悼念。　　

一、屈原生平的简短介绍　　

因天灾人祸和保护不善，古代的许多典籍已遗失。有关屈原生平及事迹的记载，现已相当罕见，除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片段传记外，在其他典籍中很少提及，这是中国史迹保存中的一桩憾事。据目前尚存有的典籍，现得知屈原的生平大体如下：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末期的楚国人，生于公元前343年（楚宣王二十七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卒于公元前283年（楚顷襄王十六年）夏历五月五日。他出身贵族，与楚王同姓；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在楚怀王时，曾任左徒，是负责内政外交的重臣。根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的传记来看，似乎左徒的官衔仅次于令尹，而在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令尹则是除楚王之外最高的官职，掌管军政大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在这期间，对内则与楚怀王运筹国事，拟定号令；对外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联齐抗秦，问鼎天下，甚得楚怀王的赏识和信任。约在楚怀王十五、六年，时有与屈原同列的上官大夫者，因与其争宠于怀王而嫉妒其能。一次，楚怀王命屈原起草宪令。他写好后持文稿入朝呈怀王审阅。正走在路上，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去看，屈原与之说因其是国家机密而不与。上官大夫为此更怀恨在心，伺机在怀王面前谗屈原，说：“大王命屈原起草宪令，满朝文武没有不知道的。每出一宪令，屈原就在众人面前夸耀，说除了他谁也不行。”从此，怀王开始生屈原的气而与其疏远，并调离了其左徒之职。　　

上官大夫夺屈原的宪令草稿，本是其错误或罪过；屈原的不与是他坚持原则，是他的正确。如果说上官大夫为此怒之、恨之，毫无道理，因此谗之，就更是错上加错了。然而他竟谗得非常成功，可知其谗人心地的险恶，可见其谗人手段的“高超”了！像屈原这样一个大才，并被楚怀王“甚信之”的辅弼之臣，也经不起小人在楚怀王面前的几句谗言！由此，更可见谗人谗言的厉害！　　

远在春秋末年，楚就已灭吴越，占领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云南、贵州也进行了开发。《史记·西南夷列传》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qiāo）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可见，此时的楚国已经完成了统一中国南方的工作。　　

战国末期，七雄并立，竞相兼并。屈原生活的时代，其斗争阵势，基本上是以楚、齐、燕、韩、赵、魏六国为一方，以秦国为另一方。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称“合纵”；秦国拆散六国联盟，让其分别依附它，而伺机各个击破，谓“连横”。其斗争策略，基本上是“合纵”、“连横”的运用。“合纵”与“连横”形势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双方势力的消长，左右着斗争局面的趋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　秦用商　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看，孟子、儒家除了“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周王朝、倒行逆施之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一窍不通，根本就不沾边，称其为什么“政治家”，实不堪当！　　

楚国在当时，占有今湖北全部及河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的大部或一部，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冶铁业发达，军队善战，是一个疆域辽阔、实力雄厚的国家。《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今湖南常德市）、巫郡（今湖南西南部），东有夏州（今湖北江陵县，或湖北旧夏口县北）、海阳（今扬州海陵），南有洞庭、苍梧（今湖南零陵县及广西苍梧县一带），北有汾陉（xíng）（今河南新政县南）之塞、郇（xǘn）阳（今陕西旬阳县东）。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　　

  楚国曾在“合纵”联合抗秦阵线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居六国“合纵”之“长”。当时的纵横家苏秦曾用“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同上）的话，来说明当时楚秦两国在争霸天下斗争中的地位。  秦国曾多次派人到楚国做离间工作，均莫得逞。屈原是当时楚国中坚决主张“合纵”抗秦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然而，随着楚怀王对屈原的疏远，屈原也就为其所谪迁和废黜。楚怀王对屈原的疏远、谪迁和废黜，无疑是其自毁长城。屈原被谪迁和废黜，为秦国粉碎六国“合纵”，最后消灭六国，清除了一大障碍。　　

由上官大夫见屈原而欲夺其文稿去看，而屈原不与，到秦国灭六国间的发展变化过程，真可以说是一种“混沌学”中的“蝴蝶翅膀振动效应”！  　　

在屈原被谪迁和废黜之后，公元前313年（怀王十六年），秦国要征伐齐国，秦惠王为了拆散楚齐以前所缔结的友好盟约，先派张仪携重金出使楚国，游说楚怀王。张仪献重金与怀王后，对其说：“秦王最憎恨者，莫过于齐国。如果大王能与齐国绝交，秦王愿意将秦国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地方割让给楚国。”像这样一个甚至于连六岁小儿都能识破的骗局，楚怀王这样一个大国之君却识不破！当时满朝文武视楚怀王的脸色行事，也推波助澜，个个为此而向楚怀王“道喜”。何以会如此？在此情况下，甚至陈轸设法用给楚怀王“吊丧”的办法，以戳穿张仪的阴谋，详细分析与齐绝交之弊，也无济于事。楚怀王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贪婪的楚怀王轻信了张仪的话，当即派人去齐国与其断了交，然后派使者去秦国“接受”张仪所说秦国将割让之地。这时张仪对楚使却诈说：“你们大王是否耳朵有问题！我当时说的是方圆六里，谁说过方圆六百里来！”　　

怀王知道自己被骗后，大为恼火，即大举兴兵讨伐秦国。秦国也发兵迎击。公元前312年（怀王十七年）春，楚兵在丹（丹水）浙（河南西南部浙水）两地被秦兵大败，折兵八余万，大将军屈匄（gài）等七十余位将领被虏，又失汉中（今陕西汉中市东）方圆六百里之地。为此，怀王更是火上加油，恼羞成怒，遂举倾国之兵进攻秦国，与秦兵战于蓝田（今陕西蓝田）。此时，韩、魏国也乘机偷袭楚国，一直攻到邓（湖北襄阳县北邓城镇）地。在这种情况下，楚怀王只好自秦撤兵自救。这期间，齐王因怒楚怀王的毁约和无礼，而坐视不救。楚怀王的昏庸使楚国完全陷于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此时，怀王才后悔废黜屈原，而复起用之，并派他出使齐国，重修旧好。　　

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害怕楚齐联合，所以第二年，即公元前311年（怀王十八年），秦国主动提出愿意割让其汉中地之半与楚国言和。怀王却说他不愿意得地，而愿意得张仪之人头。张仪听到后，就对秦惠王说：“用一个张仪充当汉中的大片土地，我愿意到楚国去。”张仪一到楚国，就被捉了起来，怀王要杀他。因张仪早用重金贿赂了当时楚怀王的亲信靳尚，所以靳尚就在怀王面前为其说情，他对怀王说：“如果大王把张仪捉起来杀了，秦王必然生气。天下诸侯看到楚国失去秦国的支持，必然会轻视大王。”靳尚还设计说服楚怀王的宠姬郑袖，他对郑袖说：“秦王很爱张仪的才能。今如果秦王听说大王要杀他，那么秦王必然会用上庸六县贿赂楚国，以美人聘与大王。大王重地，必贵秦女。到那时夫人必然会被大王所疏远。现夫人不如去劝说大王，把张仪释放为好。”怀王听郑袖之言，遂释张仪而去。是时，屈原正出使齐国。待他返楚，谏楚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后悔。然而，时已晚矣。　　

张仪何以会用重金贿赂了当时楚怀王的亲信靳尚？何以知道靳尚会在怀王面前为其说情？靳尚何以还会设计说服楚怀王的宠姬郑袖为其说情？很可能靳尚早就是被张仪埋在楚怀王身边的一个奸细。　　

这个贪利卖国的靳尚，在楚怀王十八年，被张旄派人杀死。《战国策·楚策二》载：“楚王将出张子，恐其败己也。靳尚谓楚王曰：‘臣请随之。仪事王不善，臣请杀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谓张旄曰：‘以张仪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穷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仪也。彼仪穷，则子重矣。楚秦相难，则魏无患矣。’张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构兵而战。秦楚争事魏，张旄果大重。”　　

    楚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厚赂楚,与楚婚，秦来迎妇；二十五年，秦楚会于黄棘，秦予楚上庸之地。秦对楚的拉拢政策，使得楚国亲秦派得势，而谪迁屈原于汉北（汉水下游，郢都附近，今湖北钟祥、京山、天门、应城、云梦、汉川等县），以绝其言路。　　

屈原埋怨楚王的昏庸，愤恨谗谄的蔽明、邪曲的害国，哀叹方正的不为世容，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他“上称帝喾（kù），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此后，公元301年（楚怀王二十六年），楚国遭齐、魏、韩诸国联军攻击，楚将唐睐（mèi）被杀。　　

公元前300年，楚被秦攻，楚将景缺被杀。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书楚怀王，要与其会于秦地的武关（陕西丹凤东南）。怀王欲往。屈原谏曰：“秦乃虎狼之国。不可相信它，最好不去。”而楚怀王的幼子子兰却说：“父王不去，秦王会愿意吗？为何要让秦王不高兴呢？”意欲劝怀王去。最后，怀王还是决定去了秦国。当怀王一行一入武关，就被秦国的伏兵截断了后路。　　

秦国软禁了怀王，迫使他割地，怀王怒而拒绝。以后，楚怀王寻机逃到赵国，赵国因惧秦而不敢收留，他只好又回到秦国，而被秦国长期扣留。为了稳定楚国国内局势，楚国把在齐为人质的太子横迎回立为君，谓楚顷襄王。楚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于秦国而后归葬。　　

楚怀王不辨忠奸，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黜屈原，宠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故兵败地失，亡其六郡，客死于秦，而为天下笑！司马迁对此评论道：“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怀王长子横立为楚顷襄王后，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有些人想要追究子兰劝怀王入秦之事的责任，此时任三闾大夫的屈原，对其更是痛恨。子兰知道后，非常恼怒，指使上官大夫，在楚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怒屈原，而把其再次流放到更偏远、环境更恶劣的江南之野。这次，子兰所指使在楚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的上官大夫，就是那个曾在在楚怀王面前谗屈原，让楚怀王对屈原疏远，并调离了其左徒之职的上官大夫。这一次，他在楚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也是非常成功，彻底把屈原毁掉了！而这个善谗的上官大夫就是一个主张“人治”反对“法制”；主张“亲亲”、“贵贵”，反对“选贤任能”；主张“从旧惯”，反对变革的“儒”！他所使用的手段在本质上与清朝奕詝的儒家老师杜受田一样，都是利用阴谋。　　

同时，由上还使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和反动贵族或反动贵族和“儒”之间，总是有一种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如同臭肉与苍蝇之间的关系。其实，最后屈原的赴江自杀和楚国的亡国，也都是这两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共同作用的结果。　　

屈原被放逐江南之野，来到沅湘之滨，他面色憔悴，身体瘦弱。一天，他披发行吟于泽畔，一渔父见而问之曰：“先生不是三闾大夫吗？何故来到此地呢？”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被放逐到此。”渔父曰：“我听说：圣人不拘泥于自己对事物的见解，而能顺水推舟随时变化。举世皆浊，你何不随其流而搅其泥！众人皆醉，你何不饮其酾（lí）而食其糟！你为何怀瑾抱瑜而自找苦吃！”屈原曰：“可我也听说：新沐者必弹其冠，新浴者必抖其衣。无人愿意让黑糊糊的污垢，沾污自己白净净的身体。我宁投江流葬于鱼腹之中，也不愿意让自己蒙受世俗之污垢！”　　

公元前283年（顷襄王十六年）孟夏四月，屈原得知顷襄王与秦昭王在鄢郢相会的消息，对楚顷襄王彻底失去信心，作《怀沙》、《惜往日》等后，即北行。于夏历五月五日，在长沙的东北处，抱石自投汨（mì）罗江殉国，以示对楚顷襄王等昏君奸党的倒行逆施之愤恨和蔑视。终年六十岁。　　

为了悼念他的死，此后当地人兴起在这一天吃粽子和赛龙船的风俗。自秦汉以后，这一风俗便逐渐由沅湘传到全国，甚至传到日本、朝鲜、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把这一天约定成俗地作为屈原死难的忌日。如今每年端午节赛龙舟的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国际性赛龙舟已成为世界人民的一种文化体育活动。据统计在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举行“端午龙舟节”。在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人民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而被全世界人民共同纪念。他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的崇高的地位。现在屈原的《楚辞》已传遍世界，被译成德、日、意、英、俄、法、越、朝等国文字，有数十种版本，对其研究著作工作也很活跃。　　

  屈原死后，楚国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好辞而善作之人。虽然他们皆师于屈原，能写一些好辞，但是却不能像屈原那样，为了楚国的利益，向楚王竭智进谏。其后，楚国的内政外交更是江河日下，国土日趋削减；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郢都，楚迁都至陈（今河南淮阳），更处颓势；数十年后，在公元前223年，被秦国所灭。怀襄二世的昏庸，使楚人上千年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成为千古遗恨！

  二、屈原楚辞的重大价值　　

屈原，楚人也，其诗多为“呼天地”、“呼父母”、“自艾怨”的“讼辞”，故称其诗为“楚辞”也！“辞”，《说文》：“辞，讼也。从舌，犹理事也。舌，理也。□（ｃí），籀（ｚｈòｕ）文辞从司。”徐锴系传作：“从舌、辛。”“楚辞”是屈原以“楚地”民歌的形式，创作的许多诸如《离骚》等一类的优秀的政治“讼辞”。对此鲁迅有类似的见解，他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效仿，以原楚产，故称楚辞。”（《汉文学史纲要》）屈原的忠君爱国悲剧，把他从一个政治家、外交家铸造成一个“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伟大的“艾怨”辞人。在他的辞中既表现了他与庸君势不两立的决断之意，又表现了他与之难以割舍的缠绵之情。　　

后来楚国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以及汉初的贾谊等人，也以屈原为榜样，运用这种诗体写诗歌。于是“楚辞”又成为屈原以后这些人所写的诗歌的名称，而李白称这种历史现象为“艾怨出骚人”（《古风》）。到西汉末年，刘向编校经书，把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等人所写的这种诗体的诗，加上他自己的一篇《九叹》编成一集，也名谓《楚辞》。　　

（一）屈原楚辞的写作动机  “发愤以抒情”，是屈原楚辞创作激情和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古今中外造就伟大的文学家、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推动力量。　　

他在《惜诵》中，明确地向世人说他创作《惜诵》的动机，是“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发愤”用非常惋惜的心情来追述自己过去因忠君爱国而遭受的忧患。他在《离骚》中，说他写《离骚》的动机是：“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喟（kuì）凭心而历兹”，“就重华而陈辞”。他在《天问》中，说：“悟过更改，我又何言！”说《天问》是他为君不“悟过更改”而所发之言。他在《涉江》中，说：“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说他写《涉江》的目的是“哀”其“生之无乐”又“幽独处乎山中”，因“不能变心以从俗”，而遭遇“愁苦”和“终穷”。他在《哀郢》中，说：“哀故都之日远”，“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说《哀郢》是写他的终死恋古国旧乡之情。他在《抽思》中说，《抽思》是他“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他在《怀沙》中说，《怀沙》是他“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曾伤爰(yuán)哀，永叹喟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说《思美人》是他的“登高吾不悦兮，入下吾不能”的怨愤之言；《桔颂》是他的“嗟（jiē）尔幼志”之辞；《惜往日》是他的“宁溘（kè）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之辞；《悲回风》是他的“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而作；《远游》是其为“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的“晨向风而舒情”之作；《卜居》是他的“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的问“卜”之作；《渔父》是他申明“安能以自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之作；《招魂》是其“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之作；《大招》是其借为楚威王招魂，抒发其“美政”理想之作；《九歌》是其祈求楚国国强民富“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之作。　　

屈原认为楚辞具有表达思想感情的巨大作用。他要用楚辞对自己的遭谗受害，来“陈情”、“白行”、“自救”。在这种认识和目的的指导下，他把自己的深沉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美政”理想都熔铸在其创作的楚辞之中。屈原楚辞的美艳和感人，不仅来自于他的诗歌艺术天赋，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他的崇高的精神和炽热的情感。　　

（二）屈原楚辞的内容目录   关于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共有二十五篇，但无具体篇目。而据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王逸的《楚辞章句》，则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等，共二十七篇。其中除《远游》、《渔父》和《大招》，还有些疑意外，其余二十四篇皆被认为是屈原的作品。　　

屈原的作品，根据其写作时期的不同而分为三类：在被疏远和谪迁之前，有《九章》中的《桔颂》和《大招》；在被疏远和谪迁之后而被罢官和流放之前，有《九歌》；其余则皆是在他被罢官和流放之中的作品，这是他作品中的精华。　　

《桔颂》是公元前334年屈原年二十岁行冠礼时的明志之作。其后他入兰台之宫为楚威王的文学侍臣。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屈原为其作了招魂辞《大招》。　　

楚怀王十七、八年，“隆祭祀，事鬼神”，朝廷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楚怀王命屈原作祭歌，为此，他创作了《九歌》。　　

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屈原因反对绝齐，被谗去职而谪迁之前作《惜诵》。在诗中，除篇首他表白自己曾经“竭忠诚以事君”外，随后通篇都是他对楚国贵族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谴责。屈原说楚国朝廷是一个“矰（zēng）弋机而在上兮，罻（wèi）罗张而在下”的恐怖世界；而他自己则已经是一个“九折臂而成医”的过来之人了。屈原被谪迁于汉北，任掌云梦之官，负责管理云梦猎区以及楚王的游猎事宜。一次，楚怀王在狩猎中遇到青兕（sì）发矢射之。据楚国习俗，王射兕不祥。楚怀王也因此受到惊吓，故屈原为其撰辞《招魂》。在这一时期，他写了《离骚》。在《离骚》中，屈原回顾了他从“恐皇舆之败绩”到“悔相道之不察”的痛苦过程；发出“哀高丘之无女”，“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绝望哀鸣。此外，他还写了《抽思》、《思美人》等。在《抽思》中，他写了“望北山而流涕，临流水而太息”，“欲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表现了他对郢都的怀念，忧国怨君的情怀和重返政坛的愿望；而在《思美人》中，他写了“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以为媒兮，惮褰（qiān）裳而濡足”，表明他已对楚国朝廷，完全失去了信心。　　

顷襄王元年秦攻楚，秦军迅速向南、向东逼近，楚君臣百姓仓皇东逃。在秦军的进攻下楚军连连失利，为讨好秦国，令尹子兰等亲秦派谗屈原，将责任推到屈原身上，将他废黜；其后因怀王客死秦国，令尹子兰等亲秦派，为逃避其罪责，再次谗屈原，而将他放逐到江南之野。其地当在楚黔中、洞庭一带即所谓沅湘流域。对于反动恶势力的整人、害人手段，令人不寒而栗！在这期间，屈原先是随东逃的人群离开郢都到了洞庭，中途原打算到沅湘一带去，后因秦军进军迅速，恐沅湘一带也不安全，故又出洞庭，沿江东下到彭蠡（lǐ）（今江苏省鄱阳湖），又沿庐水西南行到陵阳，其地在今江西省西部庐陵西北，靠近湖南湘水流域。大约在当年秋天，又由原路返回洞庭湖，沿沅水到溆（xù）浦（今湖南省西部，沅江中游）。他在溆浦作了《涉江》。此九年之后，即顷襄王十年，作了《哀郢》。此后，他写下了《天问》。在《问天》中，屈原的认识由仅对楚王昏庸的深恶痛绝，上升到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深恶痛绝；由仅对天国上帝的彻底否定，上升到对人间帝王的彻底否定。数年后，屈原离开江夏，“茕（qióng）茕而南行”。他渡过长江，沿洞庭湖西岸，上溯沅江到辰阳；然后，去苍梧凭吊舜迹，瞻仰舜墓。楚顷襄王的进一步认敌秦为亲戚，使他痛感“重华不可遌（è）”（《怀沙》），而令其绝望到要“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惜往日》）。为此他再顺湘江而下绕道到了汨（mì）罗。然而，“不毕词而赴渊”，会“使芳草为薮（sǒu）幽”。他意识到那样默默地死去，正义永远不会得到伸张。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他在途中写下了《怀沙》、《惜往日》等篇。在这些诗篇中，屈原轻蔑地称楚王为“南夷”（《涉江》），诅咒在其统治下，楚国是“变黑以为白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怀沙》），并大胆地歌颂了伍子胥。伍子胥在当时的楚国，是被指责为“叛逆”的。伍子胥为惩罚荒淫凶残的楚平王，曾把其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抽打了三百鞭。最后，屈原抱石沉江而死，以殉他所追求的“美政”理想。　　

（三）屈原楚辞的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   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屈原楚辞的政治价值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的“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笔者：历史有着难以言说的相似），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赵高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发动政变的思想武器。他引证儒家经典，说什么，历史上有的夺权政变，“孔子著之”，“不为不忠”，“不为不孝”；今天发动政变正合乎孔丘之“智”。他对胡亥说，始皇临死前没有分封诸子，不搞政变你就会“无尺寸之地”。他对李斯说，秦的丞相功臣没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杀身死，而发动政 变拥立“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胡亥，就会“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史记·李斯列传》）。在秦始皇尸骨未寒，就明目张胆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谓“仁” 和“礼”，宣扬分封诸侯。沙丘反革命政变后，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赵高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赵高独揽了大权，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展开全面的反扑。推行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些所谓“余民”，所谓“贱者”、“贫者”和“远者”，就是那些被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和专政打翻在地的没落奴隶主贵族。所谓“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就是孔老二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反动路线的继续。在组织路线上，赵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亲信，网罗死党，让他的女婿阎乐当上了首都咸阳令，他的弟弟赵成当上了郎中令。同时“更为法律”，篡改了以坚决镇压奴隶主反动势力为重要内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执政的时候关押的罪犯放出监狱。另一方面，则向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儒家搞复辟倒退，从来是杀人不眨眼的，极其残暴狠毒的。赵高煽动秦二世“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史记·李斯列传》），杀害了蒙恬、蒙毅、去疾、冯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公子、公主。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最后，连李斯也没有被赵高放过，终于“腰斩咸阳市”，并“夷三 族”。对各郡县地方官，也大规模地进行了清洗和杀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终于又杀害了秦二世，并且公然提出恢复分封制。赵高篡权以后，大大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恢复了奴隶制时代的“人殉”，“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甚至还把许多修坟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惨绝人寰的残暴行为，是历史的倒退。他们恢复了阿房宫的修建，并征调五万人为屯卫，“令教射狗马禽兽”。“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京师的粮食草秣都严重不足，又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粮草入都。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对从事农业劳动的比较贫苦的农民（当时叫“闾左”），规定的服劳役、兵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赵高篡权后，就大规模地“发闾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负担直接加在贫苦农民的头上。这种种倒行逆施，都是使贫苦农民重新沦落为奴隶。他们还采用残暴的刑罚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刑者 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史记·李斯列传》。在赵高还乡团的反攻倒算之血洗下，统一了中国的秦国，仅短短地经历了十六年就归于灭亡。及至刘邦统一中国，约法三章，尽悉除赵高之祸，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才使社会出现空前繁荣之局面。　　

    刘邦，楚人也！与民休养生息，老子的“无为”之治也！老子，楚人也！西汉政体承袭了秦制，政策法令则以富国便民为准则，文化基本继承楚文化。可以说历史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又回到了屈原所理想的美政与大统一的结合上来。这不仅仅说明屈原政治理想的正确性，也说明为什么屈原为自己的理想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痛苦！众人皆醉，他独清醒。屈原走到了历史前面，而造成了他的悲剧。然而，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楚国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因为屈原走到了他时代的前面，走到了当时他同时代人的前面，所以也使他成了当时最孤独的人。屈原不但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屈原对楚国可能担负的统一天下的历史重任认识得愈清楚、理解得愈深刻，而人们愈不理解他，他就愈感痛苦孤独。难怪使他发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呼号！　　

屈原不是一个歌风吟月的一般意义上的诗人，而是一个有着非凡诗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创作思想是“发愤以抒情”，无情无所抒，情不激无所愤。楚辞是他的“发愤以抒情”之作，楚辞是他的“发愤以抒情”之结果。他的楚辞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及与此相关的思想感情为内容。其思想主张是改革政治、富国强兵、振兴楚国、统一天下。　　

屈原楚辞的代表著作乃是《离骚》和《天问》。　　

“离骚”者，疏离而牢骚之意。天地者，人的本始也；父母者，人的根本也。若不然，人何以在走投无路、劳苦倦极之时，而呼天呼地；在疾痛难忍、大祸难拒之际，而呼爹呼娘？屈原怨恨怀王的偏听偏信，憎恨谗谄者的蔽君耳目，痛恨邪恶者的陷害忠良，悲哀世俗者的不容方正。他忧愁幽思而写《离骚》。在诗中，表达了他的“美政”的理想和对“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热烈追求；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和愿意为国献身的决心；表达了他对昏庸怀王的怨恨和对世俗小人的愤怒。　　

“天问”者，即指天而问之意。上天者，乃古人心目中的万能万知者也，在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那只好请教上天了。屈原的指天而问，与《离骚》异曲同工，是对《离骚》的补充。在诗中，他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到天文地理、宇宙人生、神话传说和历代兴衰等等。表现了他渊博的学识、深沉的思考、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探索激情及批判精神，抒发了他对君主专政政体的否定态度。　　

毛泽东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讲话）　　

    在当时的楚国，屈原不仅表现出极其强烈地革除弊政、救治楚国、联齐抗秦，进而实现楚国对天下统一的政治责任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同上），而且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做了十分出色的表演：“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正因如此，当他被放逐之后，看到国家日益衰亡，国土的日渐削减，他才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渔父》）的孤独与悲哀。　　

屈原楚辞之所以流传千古，其原因不仅是它反映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思想家、政治家和诗人惨遭迫害的可悲命运和他与庸君群小抗争的呼号，而且是它还反映了楚国惨遭强暴的悲惨国运和它与庸君强秦抗争的呼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在楚国，屈原是国内“富国强兵”正确政治路线的代表；在列国，屈原是坚持联齐抗秦的“合纵”，以击破秦国离间六国“连横”而鲸吞六国的正确外交路线的代表。　　

屈原崇尚“美政”的理想，他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美政是他终生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屈原在他青年时代所写的《大招》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美政理想。其美政下的地域和社会，包括中原大小各国以及秦楚越燕等周边大国和周围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内，即当时认为的整个天下：“接径千里，出若云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肠,东穷海只。”其美政下的国君、官吏和施政：“三圭重侯，听类神只。察笃夭隐，孤寡存只……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众流，德泽章只。先威后文，善美明只……赏罚当只。名声若日，照四海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尚贤士只。发政献行，禁苛暴只。举杰压陛，诛讥罢只。直赢在位，近禹麾只。豪杰执政，流泽施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诸侯毕极，立九卿只……尚三王只。”美政下的君王则必须如同禹汤文武三代圣君的清明；美政下的官吏则必须具备咎繇（zhòu）、伊尹、吕尚的贤能；并且两者都应以“中正”的精神不断完善其“修能”；美政下的施政则必须“举贤而授能兮，循墨绳而不颇。”（《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同上）而“儒家”则鼓吹主张的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他主张实行“法治”而杜绝“人治”，济民以德而严禁暴虐于民，举贤授能而防止任人唯亲。“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利用法制限制政府的腐败。他认为法制不仅仅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暴力，也是用来“防止”政府腐败的法宝。在二千多年以前，屈原对于法制的作用竟然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甚至使一些今人也相形见绌。他认为“背法度而心治”如“乘泛泭（fú）以下流”和“无舟楫而自备”（《九章·惜往日》）无异。《中庸·20》：“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论语·为政·2·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鼓吹“人治”的“礼治”，反对“法制”。　　

他主张君“明”臣“贤”。他在总结帝王成败教训时说：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离骚》）？“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同上）“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同上）“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不差”（同上）。其正面有“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mù）兮，世孰云而知之？”“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惜往日》）其反面有“吴信谗而不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同上）屈原竭智尽忠，就是力图辅佐楚王实现禹汤文武三代的清明政治，以“导夫先路”为自己毕生之任。为此他不顾个人安危，屡次向楚王进谏：“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光。望三五以为象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此外，他还为楚王举荐和培育大量人才。“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愿竢时吾将刈。”（《离骚》）使他痛心的却是“哲王不寤”和“众芳芜秽”。而“儒家”鼓吹主张：“天子天授”、“天子授诸侯”、“诸侯授大夫”、“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为臣纲”。　　

他主张要爱民和体察民情，说：“皇天无阿私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使他痛心的却是“伤灵修之数化”，“乘泛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他大声疾呼：“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溷（jì）怒”（《离骚》）；“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惜往日》）；“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同上）“儒家”虽然宁宣称愿反叛，也不会当“匏瓜”“系而不食” （《论语·阳货·17·7》）；咒骂“言必信，行必果”，是“硁（kēng）硁小人哉”（《论语·子路·13·20》），但却鼓吹主张令民“去食”而存“信”（《论语·颜渊·12·7》）、“饿死小事，失节大事”。　　

他谴责当时楚国的社会是：“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九章·涉江》）“凤凰在笯（nú）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九章·怀沙》）“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　　

他痛斥楚国“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用人现实，他把围绕在君王周围的党人视为“腥臊”、“燕雀”、“邑犬”、“驽马”、“鸡鹜”，正是这些党人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的胡作非为，才使楚国误入“幽昧以险隘”的危途。　　

他再三强调“国富强而法立”，“属贞臣而日嬉”。使他痛心的却是“惜壅君之不识”，“伯乐既没，骥焉程兮”，“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造成楚国内政外交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壅君之不识”，国君的昏庸。“儒家”鼓吹主张“天命”、“礼”、“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歧视农工，甚至认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11》）　　

《孟子·万章上·9·6》：“孟子曰：‘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孟子说“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条件很宽松，“继世以有天下”者，尽管糟吧，只要不“若桀纣者”，“天”就不会“废”之。后来，汉朝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说，则更进一步防宽了这个条件。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人一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举贤良对策一》）。不仅宣称皇权是由上天的意志安排的，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是按照上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所以天有什么意愿，就会给皇帝什么昭示；皇帝有什么表现，也会给天什么感应。因此，尚若人民的思想不正，起来造反，就会引起上天发怒，降给人类天灾人祸，以示惩罚。并且宣称人君也可以使所用某些宗教仪式，来感动上天，促使天改变原来的安排，即尽管人君作恶多端，罄竹难书，但他也可以采取对上天谄媚、行贿等手段来获得上天的宽恕，逃避惩罚。所以尽管“天子”“若桀纣者”，也并不一定被“天”所“废”！儒家的“天命”“道德”观，不是对皇权的约束，而是在助纣为虐。　　

屈原否定“儒家”的“天命”观和“道德”观，是楚国先进思想的代表。他由自己的切身经历、他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从现实和历史的大量的具体事实的深刻思索中，他怀疑、否定和批判了“儒家”的“皇权天授”的“天命”观和“因果报应”的“道德”观。　　

在奴隶主贵族或封建地主官僚专制的社会中，君主道德和才能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君主个人先天和后天的条件，社会体制上并没有能对君主意志进行有效控制的手段，而奴隶主贵族或封建地主官僚专制社会的君主世袭制又很难对君主继承人作道德和才能上的选择。这就造成庸君、昏君、暴君时常出的状态。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有一个巨大的、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悲剧基因，即世袭制造成的最高统治者的无法选择性。因此，在最需要“道德”和“才能”的位子上往往坐着的却是一些最无道德和才能的家伙。而且社会的动荡变革因素是多方面的，并非唯一决定于道德和才能，于是甚至还常常出现暴君佞臣不受祸，明主贤臣反遭殃的现象。　　

诸如：“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行婞（xìng）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今而知其信然。”（《惜诵》）他从中国历史上“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天问》）揭示了一种“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dàn）谩而不疑”（《惜往日》）的怪现象。屈原所理想的诸如“汤禹俨而求合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的明主与贤臣相合的情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些偶然的巧遇。这个事实一直萦绕着中国数千年的奴隶主贵族或封建地主官僚专制社会的历史。这是中国数千年的奴隶主贵族或封建地主官僚专制社会的痼疾。此痼疾不除，中国的振兴断无希望！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墨绳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离骚》）所谓“天命”赏善惩暴、福德祸不肖，只是历史上的一种现象，而并非必然。“道德”观是有缺陷，不完备的。上帝是万能的，且大慈大悲。然而，传说尧时“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yīn）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山海经·海内经》）而屈原抨击道：“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天问》）先不说让洪水肆虐的元凶是谁，上帝既然有制服洪水解救下民的息壤，自己就应该拿出来为下民除祸；上帝非但不自己拿出来解救下民，鲧拿来用于治理洪水解救下民，他还因此（令舜）把鲧处以极刑，真是毫无道理，这哪里有一点为民谋福可言？　　

尧舜禹都是传说中的所谓“圣王”。然而，“彭铿（kēng）斟雉，帝何飨（xìang）？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天问》）尧因乐于享用彭铿进献的野鸡汤，就使他长寿。尧受贿徇私其德焉在？“舜闵在家，父何以鳏（guān）？尧不姚告，二女何亲？”舜只因其父迟迟没有给他娶妻，就愁眉不展忧郁苦闷，这哪里有以民生为虑的人主胸怀？尧非但没通过媒妁之言，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舜也没有通过父母之命，就娶了尧的两个女儿。这两位圣王的礼仪焉在？“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不同味，而快朝饱？”禹为治水巡视四方，在涂山竟然与涂山之女私通于桑林之中，如此贪婪一时欢快，又于道德何容？　　

“缘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天问》）夏桀祭祀上帝，可谓至敬至诚；上帝享用了祭祀，却没有保佑夏桀的天下，这不公道吧！“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同上）周文王大耍两面派：一方面，他当面向暴纣献忠心；另一方面，他背后又祈祷上天灭纣！　　

  “妖夫曳（yè）衒（xuàn），何号于市？”（同上）“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同上）“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人间王朝的兴衰更替，完全是统治者执政好坏的结果，与“天命”毫无关系！“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qiān）！”（《哀郢》）“厥严不奉，帝何求？”（《天问》）帝王若不能“举贤而授能兮，循墨绳而不颇”，乞求上帝没有用；迷信上帝而不克勤人事，必然落得“卒然身杀”！他否定了君主是“上帝”的代表、“道德”的典范，君主可以肆意妄行，指出君主也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则。　　

屈原批判“君恶”。他说：“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君之数化……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离骚》）“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何号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天问》）“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菽幽……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谩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惜往日》）等等。在历史上，屈原是批判君恶、呼喊进步的一面旗帜。　　

屈原的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和追求光明的理想精神，与毛泽东早期为国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相合拍，因此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熟读屈原的楚辞。毛泽东最看重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因为它的批判性和战斗性。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便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1958年夏季，在庐山会议期间，他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写了一本包括十几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亲自审定后，印发与会代表。此外，毛泽东又特地印发了汉代牧乘的《七发》全文。8月16日又在会议上逐段讲解了其全文。在讲解中，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七发》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屈原不仅因其创作而不朽，还因其独立不羁的人格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为后人敬爱。对此毛泽东也是很重视注重的。1954年10月在接见外宾时，他引用屈原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向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二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粽子不伤害屈原。”毛泽东在晚年还写了一首综合评价屈原的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人物精选》）　　

    而“为权势者隐（恶）”，是孔儒说教的精髓。孔子为何成为伟人？是由于其贡献？是对谁的贡献？孔子的说教，在本质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专制统治服务的。因此，才获得他们的吹捧和赞扬。对待孔子的态度，是判别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和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的尺度。从屈原的“发奋抒情”到毛泽东的“批判君恶”，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是中国人民付出了二千二百多年的殊死奋斗才赢得的。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能首倡赞扬屈原的“批判君恶”的伟大精神；不断地号召和发动亿万人民群众起来揭露和清除自己所创建的国家中的弊端和阴暗，同自己所创建的国家中的腐败作斗争，以求使自己所创建的国家永远属于人民，真是难能可贵，值得大书特书，彪炳千古。　　

  （2）屈原楚辞的艺术价值   屈原楚辞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中四言格局，诗句增长，篇幅扩大，变化较多而很少用复沓法；想象清新，感情激越，构思奇巧，语句艳丽，神话传说，浮想联翩，富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屈原楚辞常用“比兴”手法，抒发内心主观的感情和反映客观现实的矛盾，不仅以比兴托物，还开创了以比兴托己之先河，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中的传统方法之一。　　

屈原楚辞中使用的是当时楚国的白话方言，句中常用语气词“兮”、“些”等，白话方言入诗是诗体的一种解放。　　

楚辞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我国的诗歌创作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时代。楚辞的最重要的作者是屈原，他是楚辞作者的代表。他不仅是楚辞这种诗歌形式的完成者，而且其作品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其思想性、艺术性均属上乘。［汉］刘勰（xié）称其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风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龙·辨骚》）［唐］李白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江上吟》）［民国］鲁迅称其“较之《诗》（《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久，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论，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后来之文章，乃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我国文学的第二部诗集，诗歌发展的第二座丰碑。这座诗歌丰碑是屈原以其忠君爱国的悲剧铸造的，它凝聚着楚国亡国的惨痛悲剧，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教训。　　

庄子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屈原的楚辞是伟大、珍贵的，而屈原以及他在楚辞中“发愤”所抒之“情”则是更伟大、更珍贵的。因此，仅贵屈原的《楚辞》，欣赏其作品所展现的艺术魅力，那是贵之不当！最重要者是从屈原的楚辞所“发愤”之“抒情”中认识这些教训、接受这些教训；并在今后的社会中，避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认识他爱国爱民的伟大思想和高尚人格，弘扬其伟大精神和高尚品质。这是屈原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要比屈原的《楚辞》本身更为宝贵的财富。然而，二千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人注重的多是他楚辞中的鬼怪、神话、想象，笔调的缠绵、浪漫、屈曲柔肠。所以，我们仿佛听到汨罗江中屈原的灵魂在哭泣与叹息！　　

  三、屈原现象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意义　　

屈原楚辞的内容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所提出的、阐明的，企图解决而且也应该解决的重大问题，不仅在当时的楚国、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也时常存在着、需要解决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重大“传统”问题——痼疾。因此，对其进行历史的反思，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忠以造怨”《九章·惜诵》，“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涉江》），“或忠信而死节，或訑谩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惜往日》）“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九章·涉江》）　　

他在诗中列举了“伍子逢殃”和“比干菹醢”，而雷开得“赐封”等，这样的例子太多，真是不胜枚举。“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九章·惜往日》）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庸君、昏君、暴君、奸臣。“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泛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同上）屈原对楚王、楚国的一片赤诚换来的却是楚怀王对其疏远、迁其于汉北在前；顷襄王将其废黜、放之江南在后。屈原从自身“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谗人间之的痛苦经历、历史上众多忠直贤良的惨遭迫害，以及谗谄奸佞的志得意满的悲剧中，通过对亲身经历的切肤之痛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索，批判和否定了天命道德历史观，揭示了“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漫而不疑”的历史现象。这铁一般的事实，数千年来一直萦绕着中国社会，令人绝望。它使屈原的悲剧成为历史的必然！　　

屈原借巫咸述说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五对圣君贤臣的遇合而成就大业的故事。他说：“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之所同。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然而，“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天问》）圣君与贤臣的遇合，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是可遇不可求的。正因如此，中国才长期地徘徊于奴隶主贵族或封建地主官僚的专制之中。屈原的悲剧是楚国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是中国的悲剧，是典型中国式的悲剧。从中国历史看来，在长期奴隶主贵族或封建地主官僚专制社会中，那些头脑清醒，富于正义感、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专制统治者不满，或规劝陈辞，或感叹忧愤，对于这种只能像鲁迅说的那样，不过是一种“不得帮忙的不平”（《从帮忙到扯淡》），也多以悲剧作结。这种历史的局限，酿成了和酿成着无数有志有识之士的悲剧结局，屈原的悲剧仅是其中之一。　　

庄子说：“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谏不听，蹲循勿争。’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不争，名亦不成。”（《庄子·至乐》）　　

《论语·季氏·16·6》：“孔子曰：‘侍　于　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八佾·3·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　从下伤　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移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论语·子路·13·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季氏·16·8》：“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公羊传·闵公元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儒家”对“君”，只有“尽礼”、“谄”、“隐”、“讳”、“畏”，而没有“谏”，就更没有“忠谏”，当然，也就没有“忠谏不听，蹲循勿争”，更没有这种“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不争，名亦不成”的两难尴尬！“君”皆“喜”之，“宠”之；“儒”也就皆获名利而无伤害！　　

然而，对屈原却不行。屈原没有儒那一套。如果屈原没有写的如此高艺术水平的楚辞留给后世，他的事迹很可能被埋没而无人知晓；如果屈原不自杀，可能正如庄子所说的那样，尽管他写了如此好的楚辞，其名声也可能不会如此大。因为，任何一个腐朽残暴的君王也需要臣民对他忠心耿耿。屈原的自杀，在客观上就给其塑造了一个以身殉国的忠臣典型。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们也要世代彰赞屈原。统治者把屈原是作为一个“忠君爱国”的“忠臣”典型来歌颂的，而把他“批判君恶”、“忠民爱国”的光辉隐去。笔者认为之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纪念屈原，重要的是他的“批判君恶”和“忠民爱国”！　　

同时，在中国历史上，屈原作为第一个具有鲜明自我意识和强烈个性特征的自杀者，他的自杀，对后世士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和震撼是巨大的。　　

屈原生活在一个君主专制日渐强化的时代，君主的权威不容侵犯，他的欲望以恶的原则体现着历史的意志。对君主来说，既然“天命”、“道德”对其毫无约束，那么所谓的“先王前圣之道”，至多不过是一种有用的点缀、一套骗人的伎俩罢了，是更无法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实质性的约束。　　

毛泽东说：“人猿相揖别。祗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诗词·贺新郎·读史》）所谓的三皇五帝，只不过是由后人塑造起来的偶像而已。屈原凭借先王的旗子与君主抗衡，当然显得苍白无力。他只能凄凄切切地抱怨和哀诉，然而他的千怨万诉都必然归于徒然，最后那就只有一死了之；死才是他所能选择的最有力量的抗议，体现他精神的崇高和伟大。　　

在当时，屈原的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　　

屈原的可悲之处，在于他的执迷不悟。他总认为他那种美政理想的改革是一剂能使楚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却不懂得好大喜功的楚怀王喜欢的却是立杆见影的镜中之花；他总认为爱国与忠君统一，却不懂得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其个人的权威和尊严要比国家的利益更为重要；他总认为自己的愿望与君主的利益一致，却不懂得君主最喜欢的是唯命是从、投其所好的奴才。当他遭国君嫌弃疏远之后，他不是自省以改弦易辙，反而满腹牢骚张扬君恶以显示己美。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他的忠心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成了致祸根源。甚至直到临死，他仍然认为自己所以遭贬遭放，仅仅是因为小人在背后谗谀的结果，而没有认识到他所忠爱的国君根本就不喜欢像他这样的臣子。而他所忠爱的国君与在背后谗谀他的小人在本质上是一伙的。　　

然而，在一个君王权威至上的时代里，他能执着理想的美政，高扬个性的旗帜，这不仅使他的行为具有某种滑稽可笑的喜剧色彩，也更使他的行为具有了某种庄严崇高的悲剧色彩。这不仅需要他有勇气，也更需要他有激情！这也是屈原最崇高伟大之处。　　

圣听不聪，谗佞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翻开中国的历史，朝朝皆有，代代皆有！　　

其中天下皆知者，诸如：　　

在屈原之前，夏（殷）纣“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兵败……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大］白旗。”（《史记·殷本纪》）　　

周“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zēng）、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史记·周本纪》）。　　

楚“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取，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取秦女……无忌无宠于太子，常谗恶太子建……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辅伍屠责之。伍屠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屠。（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无忌曰：‘伍屠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史记·楚世家》）这样楚平王杀了伍屠和其长子伍尚，而其次子伍子胥逃到吴国。“十年冬，吴王阖闾、伍自胥……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同上）。　　

  “（王夫差）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苏姑也。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pǐ）而行成，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吴王不听，听太宰□，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十一年……越王勾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谏曰：‘越在心腹，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无遗，商之以兴。’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鲍氏，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吴王……遂自刭死。”（《史记·吴太伯世家》）　　

秦商鞅，“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上君……杀之于郑黾（miǎn）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　　

在屈原之后，“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非……人或传其（韩非）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谴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西汉，“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帝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岁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等，不胜枚举。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谗人奸邪得势，扼杀贤人方正的历史。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儒家赵高唆使李斯谋反，阴谋立胡亥即位，是谓秦二世。他利用胡亥秦二世这个傀儡皇帝，疯狂地反攻倒算。首先把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括兄弟等杀死，然后又把其二十几个兄弟姐妹或赐死，或暗杀，或车裂。大规模恢复“人殉”。据统计在秦二世期间，各种赋税的数量，已经超过农民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苛赋酷刑把农民逼到死亡线上。几乎把社会洗劫一空！　　

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西汉期间：“七国之乱”，汉景帝刘启找替罪羔羊，诛杀晁错及其三族；汉宣帝信用奸佞，妄杀忠良盖宽饶、韩延寿、赵广臣、杨恽等；汉元帝刘□（shì）沉溺于声色，奸佞石显掌权，诛杀贤良大饱私囊；汉成帝刘骜荒淫无度，失政外戚内惑妖妃，民怨沸腾暴乱四起；汉哀帝刘欣限田实不限，演“再受命”以苟延残喘；玩够了女色玩男色，终因酒色死于未央宫。汉平帝刘衎（kǎn）9岁做皇帝，王太后替其临朝，大司马王莽管理朝政，五年后被王莽毒死。汉平帝死后，没有儿子，王莽便在汉宣帝的玄孙中挑选了一个仅两岁的刘婴做皇帝，朝内一切大权尽在王莽手中，两年后被王莽废黜而自代。　　

公元8年，王莽靠阴谋做皇帝，建立新朝，玩弄全面“改革”鬼把戏，以收买人心。实行“王田”、“私属”，宣布土地“国有”不准买卖，称“王田”；仿照古代的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子不满八口占地超过一井（900亩）者，分余田给本族或乡邻；无地者，按男性每人授田100亩。下令将奴婢改为私属，不得买卖。表面上似乎要解决土地和奴婢问题，而对那些家中男性远在八人以上，并占有大量的奴婢的贵族官僚大地主根本没有涉及，实际上为他们占有更多土地和奴婢创造了条件。推行“五均六管”，在全国设立五均官和五均司市师，负责管理市场，调节物价；由朝廷统一管理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五均官向贫民贷款和征收税款）。表面上似乎有益于民众，实际上是王莽集团对民众的大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之官，皆是一些大官僚、大富商诸如薛子仲、张长叔之流，他们与各地权贵　　

相互勾结，打着官府的旗号，乘机贱买贵卖，摄取暴利。改革“币制”大造钱币，造成全国混乱，达官显贵暴富，平民百姓遭殃。　　

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东汉期间：汉章帝刘炟（dá），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儒”治国，虚假成风，官吏腐败。造成“举孝廉父别居，清官府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社会局面。汉和帝刘肇10岁即位，在位17年，27岁死。刘肇死后，不满一岁的刘隆即位，是汉殇帝。8个月后，刘隆死于风寒。刘隆死后，13岁的刘祜（hù）即位，是为汉安帝，吃喝玩乐不理朝政；宦官外戚勾结弄权，胡作非为鱼肉百姓。刘祜死，刘懿即位，是为少帝。刘懿3月即位，10月死。刘懿死后，11岁的刘保即位，是为汉顺帝。宦官孙程弄权，外戚梁冀横行。刘保在位19年，30岁死。刘保死后，2岁的刘炳即位，是为汉冲帝，在位4个月，3岁死。刘炳死后，8岁的刘缵（zuǎn）即位，是为汉质帝，刘缵在位6个月即被梁冀毒死，死时9岁。刘缵死后，15岁的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刘志定计除外戚，宦官祸朝刚；制造党锢之祸，堵塞言路。刘志在位21年，36岁死。公元167年，刘志死后，12岁的刘宏即位，在位22年，34岁死。他昏庸无能，溺于淫色吃喝玩乐，再次制造党锢之祸，有李膺、范滂等六七百人被杀、流放、罢官，并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他侵吞国财、张榜卖官。卖官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代代有、朝朝有，并非希奇，但作为皇帝公开张榜卖官，刘宏可算一个典型。他为了攫（jué）取更多的钱财，竟然公开张榜出卖官爵。规定：二千石郡守级官员，卖二千万钱；四百石县级官员，卖四百万钱；凭德才选上的官员，要付一半或三分之一的价钱；没有钱的也可以卖官，但上任之后要加倍付款。不仅卖郡县级官职，也卖三公九卿，其中“公”一级要价一千万，“卿”一级要价五百万。当时民谚说：“公卿牧守，都是戴帽狗。”刘宏死后，14岁的刘辩即位，是为汉少帝。在位5个月被废。刘辩被废，9岁的刘协即位，是为汉献帝，在位31年，公元220年被曹丕所废。他在位期间，董卓专权天下大乱，被曹操挟持成为傀儡。　　

公元220年—公元280年，曹魏、孙吴、汉蜀三国鼎立期间：　　

曹魏：曹丕废汉献帝刘协，自立魏国，做了皇帝，是为魏文帝，在位7年，40岁死。他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采纳颍川士族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的考察官吏、选拔人才的制度。在各郡、州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郡、州的士人，综其门第、德才，定出“品”和“状”，分为九等，呈报司徒，作为司徒选任官吏的依据；对于已任职的官吏，由中正每3年向司徒汇报一次，据其政绩，予以升降。这个似乎“为才是举”的政策，但由于担任“中正”官的大都是世族地主，实际上是让世族地主垄断选举的工具，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族地主不要有什么才学、能力、德行，只要凭借门阀的地位就可以做官。曹丕死，公元226年曹睿即位，是为魏明帝，在位13年，35岁死。他因喜色贪淫，致使30岁时，已骨瘦如柴，不能治事。他大修宫殿苑囿，广选民间美女，充斥其中供其玩乐；挥霍无度，国库空竭。曹睿死后，公元239年，8岁的曹芳即位，是为齐王，实为太尉司马懿手中的一个傀儡，在位15年，公元254年，被司马师所废。曹芳被废后，立14岁的曹髦为帝，是为高贵乡公，在位7年，公元260年被司马昭所杀，终年20岁。司马昭把杀曹髦之责加到其心腹成济头上，杀成济并灭其三族。曹髦死后，立15岁的曹奂为帝，是为魏元帝。曹奂为帝，实为虚设，一切朝政全由司马昭定夺。在位6年，公元年265年被司马昭所篡，国号为晋。  蜀汉：公元223年，刘备死后由他17岁的儿子刘禅即位，是为蜀汉后主，在位41年，公元263年自缚降晋。他昏庸无能，宠信宦官黄皓，政治极端黑暗，排斥大将姜维到沓中屯田，致使蜀汉灭亡成为必然。他自缚降晋后，司马昭请他宴饮，特地为其演出蜀地的音乐舞蹈，其随从的蜀人听看后，无不为之凄然落泪，他却无比快乐。司马昭问：“你不想念蜀国吗？”他则回答说：“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干么要想蜀国呢！”　　

孙吴：孙权死后，公元252年，由其9岁的儿子孙亮即位，是为废帝，在位7年，公元258年被大将军孙綝（chēn）所废。公元258年立孙休为帝，是为吴景帝，在位7年，30岁死，孙綝独揽大权。孙皓公元264年即位，在位17年，公元280年自缚降晋。他是一个十足的暴君，不但沉湎酒色，骄淫无道，而且虐杀忠良和无辜。因谏，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立被杀，镇东将军陆抗被削兵权，丞相万彧（yù）、大司农楼玄等被迫自杀；对不能陪其宴饮喝酒者，侍中韦昭、常侍王蕃平被杀；设置黄门郎10人为纠弹官，罢宴后各奏过失，对有犯者则剥其面、凿其眼。　　

西晋：司马炎，公元265年篡位称帝，为晋武帝，在位26年，死于公元290年。他在大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王。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封国竟有500多个。诸王竞相网络党羽，扩充军队，威胁朝廷；外戚后妃纷纷干政，世族门阀与庶族新贵矛盾重重。他贪婪荒淫奢侈，为供其淫乐，公元273年（泰始九年），曾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的处女5000入宫，灭吴后又选吴宫的宫女5000入宫。据统计当时全国总人口约1600万，在他的后宫中的嫔妃就有1万多。他为了挑选天下美女，下诏全国停止婚嫁，令中官分赴各州郡觅采娇娃。有其主必有其臣，西晋吏治也极端腐败：贿赂公行，求官买职者奔走权门；阿谀奉承，趋炎附势成风。司马炎死后，公元290年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公元306年被司马越毒死，在位17年，终年48岁。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是一部劳动人民的苦难史、统治阶级的淫乐史。　　

历代昏君暴主、奸臣贼子，他们或违背客观，逆流而动；或丧失气节，背叛国家；或刚愎自用，凶暴残忍；或玩物丧志，委政佞臣；或荒淫宫廷，怠慢朝政；或嫉贤妒能，残害忠良；或骄奢淫逸，无恶不作；或惟利是图，嗜权如命；或阴险狡诈，心如蛇蝎；或昏君奸臣，狐假虎威；或指鹿为马，愚弄百姓；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或无中生有，造谣诬陷；或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或媚主谀君，诱之为虐；或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或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或栽赃陷害，反口噬人；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或巧设机关，借刀杀人；或勾结外邦，为虎作伥等等。　　

在中国是不乏楚怀王和楚顷襄王一类昏庸、残暴之君，不乏如上官大夫、靳尚一类奸谗之小人。因此，也不乏如屈原一类忠君爱国之臣的悲剧！　　

“作忠以造怨”。屈原的悲剧是历史性的。这不仅是屈原的悲剧，也是中国历代有识之士的悲剧。甚至在众多的《楚辞》注释者中，也大多都具有与屈原相似的人生遭遇，诸如：撰《离骚传》的刘安、撰《楚辞补注》的洪兴祖、撰《楚辞听直》的黄文焕、撰《楚辞灯》的林云铭等等。　　

刘安云：“（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jiào）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离骚传》）　　

洪兴祖云：“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责，微子去之可也。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后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离骚·后叙·补注》）　　

黄文焕云：“固余所冀王昭之用汲，悲充位之胥谗，自抒其无韵之骚，非但注屈而已。”（《楚辞听直》）　　

司马迁云：“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也是司马迁的“发愤之所作”，其中《屈原贾生列传》，就饱含血泪，寄托着他的满腹怨愤和牢骚。  纵观历代众多的《楚辞》注释者：刘安、司马迁、洪兴祖、黄文焕、林云铭、王夫之、陈本礼、李白、李贺、辛稼轩、柳宗元、苏轼等等，几乎无一例外，他们在阐释屈原同时，也阐释着他们自己和所处时代的历史。　　

尽管他们在阐释屈原的忧愤中，他们自己的忧愤可能暂时地获得某种释放和发泄，然而最终留下的依然是忧愤。他们为了淡化或消解忧愤，还必须求助于道的豁达、佛的无求和酒的麻醉。在封建专制社会里，中国士人的最大人生悲剧或许就在这里：要建功立业，势必危及生命；要保存生命，必得附炎趋势。这也可能是中国之所以产生和繁殖“儒”的一个原因和土壤。而“儒”的产生和繁殖又强化了和强化着这个悲剧。　　

上官大夫胜利了，屈原失败了；楚怀王胜利了，楚国灭亡了。楚怀王、楚顷襄王、上官大夫、靳尚胜利了，但成了历史的罪人；屈原失败了，却成了历史的伟人。楚王和楚小的行为错误，但其实践却胜利了；屈原的行为正确，但其实践却失败了。　　

试设想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像楚怀王、楚顷襄王这样一些昏庸、暴虐之辈手中呢？　　

封建独裁专政统治的最大弊病，是其权力的无制约和权力的世袭制。　　

    因为在封建专制下，帝王的权力无限，所以只要愚弄好帝王一人什么都好说、都好办！因此帝王总是为小人弄巧之的，而小人的谗陷之言也极易得逞。圣听不聪，谗佞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是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现象。　　

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那么，怎样才能确保所获得的“君主”总是英明者？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殖民，伴随着资本主义侵略杀戮的血腥、掠夺贩毒的恶臭，也给中国带来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似乎美国的民主“竞选总统”和政府官吏，可以给该难题一个“解”。美国从公元1776年建国至今的近三百年之中，没有出现一个如楚怀王那样的总统，也没有一个总统受过像楚怀王那样的欺骗，也没有出现一个像屈原那样的被冤屈者。　　

    毛泽东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矛盾论》）　　

    事情明摆着，明显如日月：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要比地主阶级的专制制度优越得多。在民主政治中，首先昏庸之辈不可能爬上国家的最高统治地位，即使一时得逞，也呆不长久，更何况几个昏庸之辈连续上台。小人的谗谀也难得逞。因为，小人的谗谀可能愚弄一个人，却愚弄不了千百万人；即使愚弄了千百万人的一时，却愚弄不了千百万人的长久。　　

    民主与专制相对立。民主的本意是指人民的权利，或指由人民直接地通过分区选出的代表来治理、统治，即多数人的统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国家与革命》）现代无产阶级的觉醒和马列主义的传播，伴随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喜悦、建设新生活的激情，也给中国送来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同上）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所出现的，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民主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享有的全面的民主，它不仅在政治生活方面，而且在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政治口号，而且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政治准则。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就必须努力建设民主政治。　　

    所以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毛泽东就声称：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使他建立的“人民共和国”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兴衰“周期律”怪圈的法宝，这就是“民主”政治。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在他的第一首讽刺诗中提出“愤怒出诗人”的历史论断。恩格斯对此评价说：“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反杜林论》）。为何屈原不是用“愤怒”的“诗”，而是用“艾怨”的“辞”，抒发他对昏庸之君和奸邪之臣的满腔愤怒呢？正像他说的那样，因为是他“心震悼而不敢”（《抽思》）。专制统治的暴力太残酷了，专制统治的舆论太强大了，专制统治的习俗太柢固了。　　

鲁迅说在西方产生的多是“愤怒”的诗人；在中国则产生的多是“哀怨”的辞人（《摩罗诗力说》）！民主：“愤怒出诗人”，西方诗人的特点；专制：“艾怨出骚人”，中国诗人的特点。诗，直抒心声，大声疾呼，一往无前；辞，九曲连环，哭哭啼啼，瞻前顾后。这可能就是中国诗人与西方诗人的不同的原因。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　于　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　　

孔丘仗势诛杀并“三日尸于朝示威”了的“在鲁与孔子并”讲学，以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的少正卯，而令其“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孔丘诛杀少正卯后而强加给他的罪状之一就是他“记丑而博”。这也就是说，尽管统治者作恶多端，但你却不能知道，更不能记着，否则你知道了、记着了，那就犯有了“不得免　于　君子（诸如孔丘之流）之诛”之“罪”！在孔老二儒家统治下的中国不仅做一个平民是极端不容易的，是非常困难的！做一个官也是极端不容易的，是非常困难的！你不仅首先应该是一个睁眼瞎子，也应该是一个有耳聋子，还得是一个天生的健忘症患者！　　

鲁迅在综观中国的诗歌创作时，对屈原楚辞评说道：“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mí）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惟灵君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莞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风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同上）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大量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欧的“摩罗诗派”，把“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如英国的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克威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认为他们发出的是“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的“新声”。　　

鲁迅向国人介绍这些“摩罗诗人”的战斗风格，是因为他认为在屈原的楚辞中缺乏这种战斗风格，认为有史以来在中国的精神界和文艺界中缺乏这种战士的个性特征。　　

鲁迅向国人介绍“摩罗诗派”的目的，在于想破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痼疾，改变中华民族的的文化心态及思维方式，为中华民族的新生注入一股科学、民主的现代文明的清新空气。他大声疾呼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同上）他认为：在中国，当有“愤怒”诗人出现之时，方有创建“民主”政治之日！  《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恩格斯说：我们（他和马克思）十分坚决地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一个人只有他希望自由，他才能成为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意识和自由的获得有同一之处。这就是说，只有工人阶级把自身的解放作为自己一种自觉要求，他才有可能获得解放。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他告诫人民说：“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论联合政府》）他把提高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解放意识作为创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更重要者，是人民自我解放意识的自我提高。　　

奴隶主贵族、封建地主官僚阶级的专制、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根据各阶级力量的对比而分配，随着其力量的消长而消长。　　

     数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奴隶主贵族、封建地主官僚阶级专制社会的扼杀人才的性质。数百年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也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雇佣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或“毕业即失业”等蔑视人才的性质。在这些阶级社会里，其主流“教育”是或是“当主人”或是“做奴隶”的“教育”；其主流“文化”也是或是“当主人”或是“做奴隶”的“文化”。　　

然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却将会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士人”）带来无限地发展生机和宽广道路。　　

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其一，如果“知识分子”不“劳动化”，仍然作为“毛”，它就会很容易地附着于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所产生的新“官僚阶级”成为其帮凶而背叛革命，重新回到旧营垒中去。其二，“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同上）如果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知识化”，不把“政权”、“教育”真正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使自己真正地成为“统治阶级”，而是假手与他人，那就是，或实际上就是，政权旁落，“政权”得而复失！这两者都是革命无产阶级责无旁贷的任务。这是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倒台，到中国社会主义的蜕变中，得到的血腥的、惨痛的……教训！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