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喜东：评《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萧喜东  二○○○年十月号

　　一九九六、九七年间，我们很多人都怀着一种兴奋和希望读到一篇接一篇在民间流传的左派“万言书”。随后，这种声音沉寂了，我们的兴奋和希望也消失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让我们心中的死火重温，应是不言而喻的。　　

　　文章开头说，“中国共产党至今还没有对苏联解体这一特大历史事件发出过一个文件，发表过一个声明，总结过一条经验教训，提出过任何战略措施。”而文章作者“作为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本着对真理的追求，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求，对人类最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不畏‘极左’的大棒，大胆冒昧地敞开心扉，试图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一番探讨。”文章赋予自己的使命、责任，使我们不可低估它作为一份纲领性宣言的重大地位。　　

　　通读罢这篇文章，更不会怀疑作者的这种真诚和抱负，然而，也让人们产生一种沉闷、陈旧和不足感。特别是：我们感到文章的理论范式、说理方式和语言风格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此坦率地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评论和批评。　　

　　　　　　　　　　　            制度论和矛盾论　　

　　文章的主题是探求苏联解体这个历史性的大危机、大灾变的起因，文章的题目又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关键词，因此分析的理论工具应该是对立统一观点的矛盾论了。另一方面，文章也自始至终在和一个对立的观点在辩论：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文章对这种观点的反驳很明确：“斯大林模式实际是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它具有“极大优越性”，它是成功的，成功的证据就是苏联的工业总产值“1985年达到了美国的80%；使苏联的经济实力从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使苏联的国民收入1985年是1913年的89倍，其增长速度高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很容易看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强烈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把直到1985年在内的全部苏联历史阶段当作是“斯大林模式”（或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说：“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开始，逐步篡改了斯大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路线，也就是篡改了斯大林模式，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赫鲁晓夫模式”。　　

　　这里面的谬误是多方面的。纠其本源，就在于：作者在反驳对方观点、维护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不自觉地全盘接受了对方观点所赖以存在的理论范式，这个理论范式，不是对立统一观点的矛盾论，而是现今非常流行的制度论、系统论，这是一种孤立、静止、机械、非历史的、不注重研究矛盾的理论范式。　　

　　制度论（或系统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条：一、人类社会可看作是自然演变或人工设计所造成的制度；二、不同的社会制度互相独立地、平行地运作；三、不同制度之间可以展开竞赛、可以评判哪个制度更优越，评判的标准一般是产出物质财富的能力，因而标准是客观的、普遍的；四、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更具有优越性、怎样发挥一种制度的优越性，是一个智力问题，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智力问题，设计出最优的、最有效率的制度蓝图；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五、不优越的、次优越的制度，可以向已被证明是最优越的制度“转轨”，“转轨”后人人得益，皆大欢喜。　　

　　这个范式我想今天的读者们应该是很熟悉的，在有些人那里，这是他们理解世界的唯一范式（有一本杂志名称就叫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和这个范式对立的，就是对立统一观点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下面就以所谓“斯大林模式”（或“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问题，来考察对立统一观点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会得出什么不同的结论。　　

　　对立统一观点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不会为作者所理解的这个“斯大林模式”或“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作辩护。从辩证观点考察事物，首先看到的不是一个制度，而是冲突、变化，是一个体系内部的基本矛盾。从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看问题，对于一个脱离了人的因素的、孤立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抽象概念化的制度，谈不上赞成或反对，而只有对制度内部矛盾中的两方，才谈得上赞成和反对：要赞成的，是矛盾两方面中新鲜的、进步的、具有生命力的一方，要反对的，是陈旧、保守和反动的一方。　　

    作者所为之辩护的“斯大林模式”，一方面似乎是指“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和列宁对于在苏联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五条原则”（以及作者所引述的斯大林提出的六条标准）等主观原则，另一方面又似乎是指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统观上下文，作者主要是指后者。但这样一来，就和作者的中心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脱节，而且互相矛盾冲突了：“斯大林尽管有其缺陷，斯大林模式尽管有其缺陷，但确实使苏联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这样的论述根本不是从苏联社会制度的主要矛盾出发，而是合二为一，将矛盾用“缺陷”来掩盖，而不去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内部矛盾在哪里？而“斯大林模式”本身又是和谁矛盾着、对立着而存在？反之，以矛盾论的观点看苏联，就不会把包含着矛盾双方的制度整体去加以评价，而是问：矛盾双方的斗争如何？人们在斗争中，解放了没有？进步了没有？　　

　　　　　　　　　　　         生产观和解放观　　

　　当作者在为“斯大林模式”的“优越性”提供证据时，问题就更严重了：主要的证据就是苏联国民经济迅猛发展、高速增长的奇迹。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修正主义时期的工业总产值同样具有“优越性”（如同深圳工厂里生产激光盘的机器，你管它叫社会主义，它就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要害是：只问物质财富的多少，不去问人的命运如何。　　

    作者将1985年以前的苏联国民收入都算作“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绩，恐怕不是偶然的差错，而是反映了作者在方法论上的问题：作者在制度论和矛盾论之间游移不定，这也是很多人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混乱、矛盾的态度的原因：一方面他们重新肯定中国六十年代反修斗争的英明远见，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苏联解体惋惜不已，把它当作是社会主义的垮台，而不是修正主义的垮台。　　

　　问题出在哪呢？当作者宣布“斯大林模式”的胜利时，其证据只限于经济增长，而刚刚引用过的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定义，比如“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保证剥削阶级及其为数众多的寄生仆役发财致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它们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自己劳动做工的”这些关键标准，却根本没有去验证，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去验证，也没有对斯大林之后直到1985年这个时期加以验证。作者所批判的那种否定苏联、吹捧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潮的基础，就是唯生产力论。而作者在批驳时，没有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论观点去揭穿唯生产力论见物不见人、见经济不见政治的要害，而是接过唯生产力论的标准照用不误，才闹出了这个1985年时“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的辉煌成绩的笑话。　　

    当然，作者用事实说明，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生产不行，而是因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一点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作者还应该明确一下：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人类的解放，不仅是物质需求上的解放，更是从人压迫人的关系中的解放，从一切传统观念中的解放。仅仅靠生产标准，是不足以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功过的。　　

　　　　　　　　　　　　        设计论和实践论　　

　　和制度论相联系的另一个流行思维方式，就是设计论，它认为：只要在纸上完成学术上的理性设计、解决了智力上的问题，一个制度是否能正常运作、是否优于其他制度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一旦设计出来一个理论上的最优的制度，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它实施于人间，从此完事大吉。和这种书生气的设计论相对立的，是实践论，它认为：建设新社会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而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实现的，体现在与天斗、与地斗特别是与人斗的实践中。假如说，制度论、设计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就是按照蓝图盖房子、设计和建造出一种结构，是对自然的机械性的改造，那么，矛盾论和实践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是博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战略交手，其指导思想是兵家辩证法。　　

　　在实践论看来，无论是社会的总体布局，还是微观管理的安排，都不是仅仅靠在纸上预先解决智力问题，然后机械地付诸实施的。任何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观念，只能在具体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在智力上一次性地、预先设计出“最佳”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实践总会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因而也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具体的、个别的智力问题，因而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地革命。　　

　　设计论者认为学术、知识等等是理性的、价值中立的、和权力无关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一位设计论者的朋友经常劝导我们：左派也应该象右派那样，搞出高学术水平的调查研究和政策方案，才能说服听众。我们的回答是：右派所生产的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是和他们所垄断着的信息渠道、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无法分开的，让左派和右派展开学术上的奥林匹克竞赛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无关宏旨的。　　

　　一个最反映制度论和设计论心态的提问方式就是：“假如你上台你推行什么政策？”这个问题的肤浅性在于：不懂得经济纲领和社会政策是对过去的斗争历史路径依赖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那要看我是怎么上台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上台后和新中国领导人上台后的纲领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欧领导人上台主要依靠外力而不是群众运动，而新中国领导人是靠革命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而执政的；制度安排是斗争力量对比和博弈较量的结果，而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从上至下地布置出来的。究其根本，制度论和设计论反映了一种轻视群众、把社会过程视同物的管理的精英心态。　　

    其实这也是中国经验和苏联经验的重大区别之一。毛泽东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精辟地道破了这种分歧：“把群众斗争只看作［经济计划］‘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　　

　　　　　　　　      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评价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在左派内部，这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盖棺论定的题目。这里，我们按照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试图提出一个有别于易静山的看法。　　

　　不能用制度论的孤立、静止和非历史的观点看待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如果成立，我们就必须知道：这是在什么世界和历史背景里而言？和它对立着的事物又是什么？“斯大林模式”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关系？显然在这篇评论里是很难详细讨论有关的大量理论问题和历史资料，这里只好简要地说明一些初步的看法。　　

　　十月革命的初衷并不是在落后的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赶超战略”等理论与实践，是在全欧洲革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挫败、苏维埃工农政权被长期孤立这一始料未及的严酷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是在得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支援的条件下，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依靠俄国自身的薄弱物质基础保卫工农夺取政权的革命果实的悲壮努力。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主动选择，不如说是整个欧洲革命失败的被迫结果。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家建设的意义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俄国内部的社会制度变迁，而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震荡、大改组和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企。这才是考察和评价所谓“斯大林模式”应有的世界历史框架。　　

    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与其说是在苏联内部，不如说是在苏联外部：在于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震荡，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发达地区的唤醒和鼓舞。我们观察到：苏联的出现，对西方社会的劳动阶级和广大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迫使西方统治者给人民更多的权利，迫使西方社会作一定的改良，使西方主流体制被迫接受人权、民族自决、男女同权等等和共产主义思想有关的口号。但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以及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则是恰恰相反：反革命军事围堵使苏联长期处在革命恐怖之下，使苏联领导忙于肃反，困于内讧，西方军事压力和颠覆阴谋是压抑苏联内部民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苏联对世界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鼓舞和支持是人所共知的，其实，苏联和世界体系脱钩、以赶超战略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在一个时期内更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倾慕和学习的对象。　　

　　另一方面，苏联经验在创造财富方面虽然是成功的，但在劳动者充分当家作主、实现彻底解放方面，没有完全达到人民对新社会的期望。如何评价苏联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失误，仍是一个尚待完成的重大课题。这才是评价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经验的关键，而易静山的文章完全没有触及。　　

　　对于斯大林，实行三七开是大体不错的，问题在于：他的三分错误的实质是什么？这些错误和苏联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失误有什么关系？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和斯大林的苏联有什么样的继承关系？　　

　　不仅需要加深对斯大林三分错误的批判，也要加强批判庸俗观点对斯大林的那些批判，比如，个人崇拜，粗暴专制，等等。不错，这些是斯大林的问题，但除开个人崇拜和粗暴专制之外的那些苏联社会的黑暗面，才是苏联经验中更应该加以批判、肃清和克服的。这包括：拒绝承认人民内部矛盾、见物不见人、效率挂帅而非政治挂帅、专家治厂治国、培养高薪阶层、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沙文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机会主义（如雅尔塔协定美苏合作统治世界）。所有的这些黑暗面，都在斯大林时期就出现了，而且形成根深蒂固、盘根错结的习惯势力。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在斯大林的三分错误中，至少有一分、两分是修正主义的错误？　　

　　刚才已经说过，只有把“斯大林模式”放在冲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唤醒和鼓舞被压迫人民的框架里，“斯大林模式”才是被肯定的。相反，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范式之下，“斯大林模式”就成了“毛泽东模式”的对立面，苏联经验就成了新中国经验的对立面，“斯大林模式”（或苏联经验）就是一对矛盾中保守、落后和反动的一方，就应该加以否定和扬弃。对“斯大林模式”既肯定、又否定，这才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应有的风格。　　

                  新中国模式是苏联模式的否定和扬弃　　

　　在中苏论战中，中国方面把苏共转向修正主义的时间定为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这个范式是否也有待于突破？修正主义总是从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方法，造就了所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回顾历史，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反修斗争，不仅是和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也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扬弃和突破。况且，早在和赫鲁晓夫决裂之前的1956年，毛泽东就主张：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按照苏联的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这里所谓“苏联的那一套公式”，大概就相当于易静山所谓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因而，从五十年代末起，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一些人借反对“斯大林模式”来指桑骂槐攻击新中国和毛泽东，而另一些人则为了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来为“斯大林模式”辩护，这其实是犯了不合时代的错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实践，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和扬弃，这是一些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得出的结论。相比之下，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倒是抛弃自己的独立探索、向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回归，比如：恢复种种苏联式的工业管理制度，恢复专家和技术官僚统治，取消政治挂帅，取消群众运动，取消文化思想斗争，实行物质刺激，培养高薪阶层等等。为“斯大林模式”的辩护，只能构成对改革开放的头十年的维护（以及一定程度上文革前的十七年），而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相对立。　　

　　　　　　　　　　     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怎样评价毛泽东年代的群众运动的实践？对这些问题，易静山的文章重复了原有的一些高度概括性、高度符码化的表述，而没有深入探讨历次政治运动如鸣放、反右、文革运动中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没有总结其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反面的经验教训。右派对反右、文革泼了很多污水，但这并不能代替左派自己的自我批评。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究竟是如何展开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如何鉴别它？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很容易蜕变成资产阶级专政，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它？怎样识别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已经蜕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和他的学生们不是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而是反复思考、争论和总结过，然而，易静山的文章没有去面对这样一个关键性挑战：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并没有真正完成，其已有的实践，还充满着扭曲、谬误和失败。这也正是造成毛泽东年代的阶级斗争实践频频遭遇困难、最后竟然成为右派复辟翻案、妖魔化整个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口。　　

　　饱受诅咒、污蔑和磨难的革命，如果要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就必须面对这样的挑战，澄清原有理论遗产中的含混和不足，直至推进理论范式上的革命，而不止是满足于重复原有的那些高度概括性、高度符码化的表述。　　

　　比如，如何理解文革运动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尖锐矛盾，包括暴力冲突？不去梳理这些棘手的问题，就无法对抗由那些在主流舆论中泛滥成灾的文革回忆录所构造的自由主义观的历史叙事，及其所支持的“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的当今主流思想。　　

　　如果把颠倒歪曲了的文革历史恢复真相，就会发现：该期间所发生的许多暴行和罪恶，竟然是出自官僚主义分子之手，为了镇压和误导群众运动，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规定，以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堂皇名义干出来的。著名作家韩丁观察到：“党内的右倾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是积极地推行‘极左’作法，把事情搞糟，以便再来推行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口号，并不能防止官僚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形“左”实右，以至到了真假难辩、一团混战的局面。　　

　　当然，矛头向下、运动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种现象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就存在，实际上是在文革运动中才真正被作为官僚主义分子的罪行揭露出来，并针对性地提出“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防止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原则。然而，这种现象在文革中也恶性加剧了，给许多群众和好的干部留下了痛苦的伤痕。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文革情形，在地方上、单位里的矛盾冲突，大量的不是有关象今天那种姓社姓资、是否入世贸之类的争论和斗争，而是有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直接引发文革中的暴力冲突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党群矛盾；其次，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问题上，缺少人民群众的长期有效的参与和监督，特别是通过选举、罢免、媒体言论、集会结社等方式的参与和监督，从而人民群众对党内斗争、中央出修正主义等国家大事无从过问。　　

　　这就更进一步迫使我们思考：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到底包括什么？过去的表述总是强调军队、警察、监狱等等国家暴力机构。在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说要加强人民内部民主，仿佛这是两件分开的事。这个范式也有待革命。我们所看到的西方资产阶级专政，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军队、警察、监狱，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选举和代议体制、媒体和舆论工具、文化生产工业（教育、宗教、广告等等），是所有这一切组成的体系在维持着该体制的合法性。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包括血腥的暴力工具，而不包括它的利益代表机制、它的内部矛盾解决机制、它的文化思想再生产机制？没有人民内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名不符实，而只能算是一种幼小的、有待成熟的无产阶级“摄政”。而这种不成熟、不稳定的“摄政”，随时都可能被篡位、被颠覆，变成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的专政，而同时蒙蔽人民于黑暗之中。　　

　　从这个角度说，在人民内部实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外的东西，而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组成部分。而这个民主的主要内容，决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而是民主的真正含义：那就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除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之外，当然包括选举，但更重要的是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以政治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为主要方式，那么，怎样才能最好地开展这样的斗争呢？很显然，这只能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也就是完全彻底的言论自由原则。新闻检查和言论控制绝不是思想斗争。既然是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就要在文字批评、阅读解读的战场上去战斗。应该强调，为了展开这种斗争，必须保证反动言论也有发言权。其实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言论观，这就是：允许反动言论出笼，同时发动群众研究批判之。笔者今后将对此问题进一步讨论。　　

　　总结上述，可归纳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精髓，在于“四大”民主，阶级斗争为纲的关键，在于彻底言论自由。没有“四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彻底的言论自由，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联系实际之必要　　

　　易静山的文章是一篇理论文章，文章中也多次联系到今天中国严峻的现实。然而，它仍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文中提到，改革开放以来，不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感兴趣”，这些说法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作者不是多次提到“八九政治风波”吗？这难道不是一场群众性政治运动吗？参与其中的年轻人难道是对于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感兴趣吗？其实，“八九政治风波”恰恰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它发生的时间也惊人地印证了毛泽东所说的“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论断。今天，辽宁葫芦岛的工人暴动事件，江西袁渡镇的农民暴动事件，也同样是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也同样印证着“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论断。社会矛盾的地火奔腾、爆发，群众参与政治的冲动，是不以官僚精英行政管理的政策意志为转移的。群众运动的水平经常是执政者的政治水平的反映。八九年学生运动，今天工人农民抗议运动，以及当前愈镇压愈顽强的法轮功，是改革开放年代社会矛盾的反映，其表现出的盲目性也折射出今天领导人的政治水平。易静山没有联系当前存在着的这些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除了疏忽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脱离群众、缺乏群众观点的问题。　　

　　文章使人感到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关注点，在于文化思想，而文章本身所关注的当前实际，却集中于经济基础：国企破产、社会两极分化、工农重新受剥削。这是因为：中国的和平演变，早已从文化思想上的节节进攻，转入经济基础的蚕食鲸吞，这才造成这样一种令人讽刺的现象：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主旨是说：只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就是社会主义，这一点，和今天的现实，已无多大指涉关系了，而翻开中国解放前夕写作的《中国四大家族》，倒是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有许多可参照之处。　　

　　这就牵涉到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美国学者科茨认为：今天的中国比俄国更接近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今天中国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主要特征：市场经济、较大的私营部门、发展完善的雇佣劳动，以及一个获取剩余价值的新生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是被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环境（农业部门、原料、市场）在“渐进改革”中养育壮大的；而俄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拆毁了国有经济，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缺少赖以发展起来的基础，俄国今天所演变成的制度，是一个由黑社会所控制的强盗性、寄生性的体制，科茨称为“掠夺／榨取体制”。科茨的看法，自有其独到和深刻之处，但是，这里不妨指出，中国和俄国的区别，也许不是质的区别，两国的改革其实是同一个“转轨”过程，不过速度不太一样、进展阶段不太一样而已。如果说中国存在“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话，那只能是改革开放的前十年。自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国的私有化和原始资本积累进程和俄罗斯是大致同步的。一位朋友的来信说：“今天中国的最大问题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私有化，私有化早已是完成时，残存的公有制也不比私有制更好，因为它实际上是官僚所有制。”这种判断的确是严峻的，但我们担心，不用多久，这个判断将不会再有争议。　　

    这也联系到易静山文章的另一个问题：它写作的对象是谁？它要说服谁？党内的修正主义，是仍在演变，还是已经演变蜕化接近其尽头？修正主义是机会主义，它是善变的，总在不停地蜕化、不停地否定自己，直到面目全非。今天再以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框架来批判参加北约侵南战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肯定是对牛弹琴。同样，今天再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劝导国民党，不仅是不合时代的，而且是可笑的。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看，易静山应该向何清涟学习。　　

　　修正主义党在它整个蜕变过程中，会不断抛出花样翻新的“理论”，今天一个样，明天又一个样，我们有必要那么严肃地对待它的“理论”吗？修正主义者自己是不严肃对待其“理论”的。绝大多数群众也是不严肃对待他们的“理论”的，而是加以冷嘲热讽。我们不看到这一点，就是一种脱离群众的表现。与此相关的是，易静山的文章从理论范式到语言风格都是指涉自身、自我封闭的体系，和今天活生生的现实，和当前广大青年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语言都不太搭界。　　

　　　　　　　　　　　　         简短的结语　　

　　列宁的革命实践是对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胜利的预测的否定和扬弃，苏联模式是对西方帝国主义模式的否定和扬弃，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对列宁的城市武装暴动模式的否定和扬弃，新中国模式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和扬弃。那么，新中国模式（或说毛泽东模式）是否需要完善、发展，直至进一步被突破、否定和扬弃呢？我们认为只能是这样。继续革命理论，其理论范式和具体内容本身，也需要不断的自我更新，这才真正是毛泽东的精神，继续革命的精神。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彻底驳倒那种“是否又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陈词滥调，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毛泽东和格瓦拉不是我们的过去，而是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