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民主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政治方向

主流媒体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政治方向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9月23日纽约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中说：“中国将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我们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扭转城乡、地区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分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推进和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最终成功，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发展。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是民主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　　

民主性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意图，应该包含维护党纪的纪检机关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代表党中央与人民的之间联系，党中央也利用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对地方党政执政行为和为人民服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应该包含地方主流政治媒体脱离地方党政机关的挟制管理，而能够对地方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舆论监督，也有利于舆论机关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发展。形成人民群众与纪检机关的直接联系，与主流媒体的直接联系，也形成媒体与纪检机关的直接联系，这样的三角联系关系。在这种三角联系监督体系下，地方党政人员即使是有贼心也没有贼胆，就不敢不作为，就不敢腐败。而且在地方党政主动为人民服务的情况下，利用这种监督机制，更有利于地方党政搞好自身管理和自身反腐倡廉建设，成为他们的助手，更有利于促进地方党政的工作效率，有利于民主法制建设和执法系统良好运行，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成果。　　

    （一）地方基层因缺乏体制监督而产生的虚假工作方式　　

党中央的指示一般都是思想性和战略性的，在具体工作实施上不可能每一个细节都亲自去做，一般情况下只能是抓大不抓小，抓急不抓缓，抓面不抓点，所有具体的小、缓、点的工作都得由地方基层党政去贯彻落实，从而实现党中央的工作意图。　　

可是，各级基层一级一级总是依赖于上一级的工作“指示”，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就感觉“不知是对是错、不知如何下手”，只有“期望”到上级下达的具体工作指示后才敢动手去做。而这一“做”，就表现出对上级的“殷勤尊重”，这一做就表现出“做作”。基层干部总是这样指望上级做工作指示的坏习惯、坏作风，最后的结果是把工作矛盾一级一级地又返交给了中央。其实这就是基层干部不是实实在在地工作，或者起码说干工作干的不充分，在工作上拖拉推诿，也是懒政的表现。或许这种作风跟“献殷勤”的传统风气有关，并且因为自己的官位是上级恩赐的，所以感觉“献殷勤”是绝对有必要的，不献殷勤的时候就害怕保不住自己的“乌纱帽”，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皇权人治”。因此民间有一句盛行不衰的口头禅叫做“上边的经是好经，就是下边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这正说明我们在工作上总是“指示多于落实”，工作粗放的弊端。比如农村沼气池普及工作，国家每家每户下拨了资助，可是资助金大部分人家没有用到沼气池建设上，很多农家把这些资助金用在了其它地方。农家们只图解决其它燃眉之急，比如子女上大学的学费。而忽略了沼气池长期对他们节省开支的利益，以及忽略了可循环经济的效益。这就是高层党政工作没有做到位，基层地方党政人员的工作态度问题。　　

“等待上级指示”，“向上级献殷勤”，是普遍现象。虽然有不少好的干部勤勤恳恳主动工作，但却总没有“马屁精”们在上级领导面前“得脸气”。这种现象究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干部的任免制度，任免权力由上级决定，由“组织部门”任命决定，由“传统党政体制”决定，这样，干部的心态就肯定是为了“达到上级领导的满意”而工作，而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满意”而工作。即使是党中央“苦口婆心”地强调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怎么怎么做”，“不要怎么怎么做”，“要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把人民群众的事情办好”等等，这些口头督促工作的作用，都不能让“恭敬等待上级指示”的“殷勤姿势”们“爱卿挺身”，竟然有时连“恭敬不如从命”的水平也达不到。典型的例子是，有一年全国普遍旱灾时，各地方基层殷勤等待中央指示，等接到中央指示之后，才“积极”想办法进行良田灌溉、抗旱减灾。还有其它例子在此不列举了。　　

不少地方盲目追求GDP，为了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不惜数据造假，甚至在指标性任务的最后期限内，不惜断了居民用电，断了交通红绿灯用电和医院用电，竟然搞出这样的花招名堂，欺下瞒上。为了完成小的“指标”任务，却损失了大的社会效益，可谓是“保了芝麻丢了西瓜”。此类临时性、应付性完成中央指示的做法，屡见不鲜，手段不一。就像差学生平时不做作业，到考试时抓耳挠腮进行抄袭一样，考试的成绩肯定是虚假的，能力肯定是不能长进的。这些事件一般都由中央媒体深入实际，记者不顾个人安慰，“化妆”深入采访才能曝光。而曝光之后并不能引起地方党政的正规重视，反而却把这种曝光当做是损害了他们的“政绩”。即便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也并不能拿出好的措施对待节能减排工作。也比如某个地方在创建卫生城市工作中弄虚作假被曝光后，没有办法了，才将地方最基层的责任人，进行大鱼吃小鱼吃虾米的处理了事。还有一些地方，为了应付检查而获得爱委会拨款，就在创建卫生城市中造假，甚至用油漆“绿化”荒坡。一旦被曝光，那就“追究责任”，“追究责任”的做法，其实根本上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在追究人的责任的层面上翻来覆去，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吃柿子捡软的捏”。等到对人也不好处理的时候，就只能再编造一个理由糊弄中央。这种工作做法和工作作风，是在“人”上面做文章，而没有在“事”上面下功夫，结果造成了工作效率低下，但却荒唐地提高了“人治人”的效率。这样的做法，就使得被治的人，越发想歪点子对付上级的“治”，比如数据造假、腐败贿赂这些做法，就由此而生，而且生生不息。这些做法不是在可持续发展，而是在“可抑制发展”。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将“选拔干部”转变为“选举干部”，在选举干部时设计合理程序尽量避免弊端，在群众民主选举的基础上，然后再由党委集中。但是一定要用民主性政治体制作把握中央政策和法制执行的保障，确保“民主”大于“集中”，而不能“集中”大于“民主”。这样被选举的干部，他们的意识就转化为了“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上级服务”，中央就不用总是“督促”。通过用民主性政治体制监督机制，对领导干部工作行为进行监督督促，充分发挥民主和合理利用民主，中央就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在战略大事上做更多投入。　　

（二）地方党政负面把持政治主流媒体而造成工作被动　　

现在很多官员腐败和不作为行为、滥用职权行为都害怕媒体曝光，媒体一旦曝光，影响面就必然扩大，如果地方党政不及时处理，不主动“截流”这个影响，那自然是地方党政害怕中央知道后追究其责任。这说明广播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在监督地方党政工作行为和预防腐败上起了很大作用。地方主流媒体比如地方党报、广播电视台和相应的互联网网站受地方党政领导的控制。地方党政要员害怕地方媒体曝光阴暗面和工作问题，害怕影响扩大，就对这些媒体阴一套阳一套控制。比如地方媒体有关“与群众零距离接触”节目和“都市采风报道”节目，各地纷纷组建这些节目组的时候，也就是李鹏总理因焦点访谈节目揭露问题多、做得好，亲自到中央电视台“鼓励媒体监督”的一段时间内，还能经常曝光一些工作问题和阴暗面，但是没有多久就开始报道成绩多而报道问题少了。如今更是只见到地方经常报道成绩，而且想办法让央视报道“典型农业致富大户”，在赞扬了国家政策好同时也扩大了自己“政绩”影响，手法很高明。报喜不报忧，不见报道阴暗面问题。据说地方这些节目组对大点的问题事件都不敢介入采访。只有少数正义的记者，只能个人背地里与中央媒体直接联络，才能将阴暗事端通过中央媒体曝光、公布于众，中央领导才能知道这些问题。如果说地方主流媒体报道自己地区存在的问题，则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和家长里短的小事，或者多见于地方城市建设的整改措施和整改成绩等“正面”情况。所以地方主流媒体在地方党政表里不一的控制下，不能发挥主流媒体正常的监督作用。　　

地方党政害怕检举问题，害怕揭发问题，害怕问题“扩大化”，就是因为害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是为了工作，不是通过解决问题以求工作进步。尤其是对社会矛盾问题，比如，农民或工人上访问题，这些社会矛盾问题是不能掩盖的，如果掩盖了，那就是在糊弄中央，背离中央。可是很多社会矛盾问题，被基层压制的时间很长，只能等到“有人暗中”反映到中央媒体时，事情才能被揭露。或者群众在互联网上对问题评论，扩大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党政要员被逼无奈于网络信息公开，才被动做出处理意见，在被迫解决问题之后，反而还搞“新闻发布会”以证明自己的“负责精神”。比如最近媒体报道强行拆迁事件，互联网曝光高考问题等问题之后，地方党政机关的表现就显得“很积极”。也不知势态没有发展到曝光的地步时，他们为什么无动于衷？而等到曝光之后才这么“积极”？真是让受害者和旁观者都啼笑皆非。看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很大而且很管用，可见媒体及互联网对地方党政人员的监督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我们也可总结出地方党政要员常常是被动的接受监督这个规律。可是这种被动接受监督的方式，地方党政实际上对之是“不高兴”的，所以“接受”的几率也是极其有限的，网友揭发问题的帖子还常常被删除。实质上表现出，地方党政是既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丑相，也不愿意处理这些矛盾。这样就使得我们思考，怎样才能促使地方党政主动解决工作中的矛盾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使地方党政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应怎样解放地方主流媒体被地方党政负面的“把持”？怎样发挥媒体对地方党政人员的工作监督作用？　　

    如果不能确切保证地方党政人员，对中央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行为上不发生阳奉阴违的现象，而只是依靠“苦口婆心”的“谆谆教诲”和“多次强调”，依靠这样“可听可不听”的几率去督促下级工作，同时如果要求者不能保证被要求者“他们肯定做的好”，那么就应该考虑用中央舆论媒体和地方舆论媒体，代理党中央监督各级地方党政的执政行为，舆论管束他们确切按照中央政策去办事，去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在管理体制上地方主流媒体必须脱离地方党政的“挟制”。　　

    （三）市场经济下“坚持党管舆论”目的应是为人民服务    　　

计划经济时代和建国初期，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党的任务是在计划经济下消灭阶级剥削，“坚持党管舆论”的目的是“为党把握阶级斗争路线方向所用”。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党管舆论的目的”应该是：“为党中央实现为人民服务所用；抵制和排除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不良现象，包括“三俗”和腐败；把握社会主义总的执行路线方向；并维护人们的公平权利。”因为党中央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党中央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党中央服务，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由于“党管舆论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坚持党管舆论的同时，必须要对各级地方党政行为进行“党管舆论”的监督。“坚持党管舆论”和“用党管舆论监督党”，此两者之间互相作用，决不可党政一方主观挟制舆论而为之，使得“党管舆论不能监督党”。坚持党管舆论的原则和体制机制，不是非得通过地方党政机关来管理地方主流舆论不可，哪个党的领袖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哪次党代会也没有做过这种的决定。这样的体制不能说明就一定是党管了舆论了，而同时地方很多负面现象反倒证明是地方党政在“把持着”舆论机关，利用舆论机关“为自己的‘乌纱帽政绩’服务”。　　

只要地方舆论机关为党中央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就证明是党管了舆论。党要达到为国家、为人民工作这种目的即可，不见得非要通过传统模式来管舆论和管主流媒体舆论机关。很多实践已经证明，地方党政机关把持舆论媒体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常常在为地方保护主义服务。一旦地方舆论机关被地方挟制之后，舆论的方向就不能保证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出地方舆论机关不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但是也不能完整反映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很多时候不能反映人民大众的真实意愿，很多阴暗面不能被曝光。反而买什么保健品的讲座是一浪高过一浪。媒体报道不能揭露地方官员口是心非的行为，基层群众不能解脱思想问题，不能释放正义热情，缺乏了这样的渠道，对于地方不予解决的问题，也只能靠越级上访或者越级向中央媒体反映。但中央媒体和中纪委的人力和精力毕竟也是有限的，所以造成群众对一些问题积压很久、积怨很深，使得人民内部矛盾也在升级。地方党政机关把握地方主流媒体的方向，在当前市场经济运作中仍沿用计划经济旧体制之下，不能确保媒体报道代表地方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既有体制上的原因，又因为腐败泛滥的关系。所以地方把持舆论媒体的现实后果是：不利于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　　

在体制上，也不见得非得用党的系统在地方的机构来领导廉政部门和反腐败工作，地方主流媒体和廉政机构，都实行中央垂直管理也未尝不可。各地纪检，可由中纪委或者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直管；各地方主流媒体，可垂直于中宣部或者最好垂直于全国政协。可利用现代互联网信息科技手段管理垂直业务。　　

    （四）市场经济下“坚持党管舆论的方式”需要相应革新　　

党和政府现在沿用原来的从思想整体上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为了“阶级斗争利益”而设置的层层级级的党政管理的结构模式，用这种传统的政治体制架构，在现实市场经济中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就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不能确保地方各级基层党政部门，在贯彻执行各项方针政策中没有虚假行为的发生，甚至发生的概率较高，实践已经对此很有证明。从政治管理体制上通过传统党政合一管理的基层结构，“主观要求”基层“把握好”中央为人民服务的各项工作意图，可能与当前“建立完善和改革体民主政治体制制度机制”的政治提倡的思路有所不符。　　

过去长期以来，国家对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的要求和支持，实际上都是口头鼓励，只是口头支持，没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上研究怎么让媒体发挥监督作用，怎样解放媒体监督权利，来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善，从而使社会经济关系更加顺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央领导李鹏等表彰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栏目办得好，那个时间开始，各级媒体一时间对地方党政执政行为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从而鼓励了地方各级媒体，积极开展对社会对地方党政行为的监督报道。一时间见到报道问题多了，人民群众反映问题多了。报道问题这一多不要紧，各级地方党政有点“招架不住”，影响了他们“轻松地取得政绩”，被整天带个工作的“紧箍咒”，连拉关系的时间都耽搁了。于是，媒体这类报道兴旺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就悄然止步了。　　

那个时候国家对媒体监督工作的倡导鼓励和要求，刚开始还能起点作用。但在时过境迁的现在，市场经济进一步活跃，使得人的行为方式不断改变，复杂情况很多，腐败行为和虚假行为增多，这些国家口头对地方媒体的“鼓励和要求”，都被地方党政人员的负面行为所亵渎，现实已经证明，对于“鼓励地方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已经基本上是失效了。我们在这样的许多负面环境下，仍要“坚持党管舆论”“为人民服务”的大前提，就必须谋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对媒体机关赋予监督权力的保障，就必要进行这样的支持媒体监督的民主性政治体制的改革。党的十七大指出：“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而本文提倡的纪检垂直和各级主流媒体垂直，就十分符合党的政策要求。地方各级主流政治媒体实行中央级的垂直管理，能够适时充分和具体体现全民参与、多党参政议政的民主治国的国家政治，使政治主流新闻媒体机构起到更大的监督作用，促进党的建设和经济发展。　　

对于坚持“党管干部、党官人才”的原则和具体工作方面，应将传统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选拔干部的“思想意识”，转变为“能人必用、用必监督”的实事求是的“工作实效”，达到公平公开透明的选拔任用干部，以杜绝官员腐败现象。从这个工作角度上说，在反腐机构体制上和舆论机关民主性政治监督体制上，也应该将纪检检察机关和地方政治主流新闻媒体，同地方党政机关管理进行分离。予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异体监督功能，而同时又不失同心同德的作用，起到治理腐败、发展经济、建党立业的一并作用。以这样的群防群治来有效地进行预防腐败，从而纠正和改善官场风气和干部工作作风。　　

市场经济的好处是资源配置活跃，物资交流和货币流通效率的最大化，因此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快，其运行的根本动力在于“人们追逐利益的私心驱动”。在私心波及人们思想灵魂这样的环境下，高层如果不能确保地方党政人员的执政行为没有阴暗面或没有虚假，而只能保证上级对地方下级的主观要求是怎样怎样，或用书面文件、或用口头要求、或用计划指标要求，这样一些一厢情愿的主观要求，事实上的确不能保证地方下级，不对中央及省部指令没有阳奉阴违现象。缺乏考核评价和监督评价体系，对下级要求的工作效果就不能保证。可见我们就应该反思，怎样加大力度对地方执政行为进行监督？应当选择恰当的监督方式，量身制作，寻求新的监督机制。故此就应该对计划经济遗留的政治体制问题，对不适应市场经济下党的政治要求的那部分体制，进行改革。　　

对在市场经济下利益驱动所形成的“三俗”之风，如果只能对之控制而不能完全取缔，在经济运行的客观情况下，如果不能确保地方官员不参与一些“三俗”活动，以及不能肯定没有不推诿工作，不拉拢关系，不结党营私，不公款宴请，不胡作非为，不怠慢群众，不进行腐败，等等，如果不能确保这些现象都不发生，那么就应该认真考虑采取什么方式加强群众监督了。既然腐败和“三俗”的产生不可避免，党政工作人员腐化堕落又不易排除，那么就要求政治体制适应政治思想、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沿留至今的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体系的思维模式，并且在保持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这一大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对待现实市场经济形成的经济规律中产生的严重的腐败问题，迫切需要部分地革新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贯彻系统，和政治执行机构的结构形式。在如何改革中只要抓住一个关键中心，这就是“保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属性功能”，就达到了改革的意图；党中央与基层人民群众直接取得心连心联系，可以打破过去的政治机构体制。而“党中央与基层人民群众直接取得心连心联系”的意愿，实现党的民主法制治国目标，可以通过中央对纪检系统的垂直管理，加上通过各级政治舆论主流媒体由政协中央垂直管理，来较为完美的实现。　　

用这两种垂直管理的办法，直接监督各级地方党政部门所有公职人员的工作行为和干部选拔任用行为。以群众监督建议权和媒体监督报道权这两种手段，来维护党中央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党中央直接通过这两种监督形式，垂直督办各地廉政工作和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直接维护各级基层人民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尽最大努力降低腐败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无须继续通过党政管理的老格式系统，取得对地方自己监督自己的独体监督，而也是不管用的监督体制。要将现行的独体监督体制，改革成为新的并能保持党性的异体监督体制；并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没有任何理论和任何理由能够推翻这种新体制。　　

    （五）关于民主选举问题及其民主政治体改的必要性　　

关于民主评议和群众推荐干部工作过程中群众层面的问题，很多网友都有所经历，可一旦到网上发表言论，谈到民主选举干部时都是竭力主张实行纯粹的民主选举，目的是消除任免制，但是网友却不讲出为什么主张群众选取民主干部的道理，并且把实际选取过程中经常遇到的负面环节抛之脑后。只是看着腐败的严重现实，才发现群众选举干部有利于预防腐败的一面，而忽略了群众选举中许多不利因素，在这方面网友们可以说是感性认识大于理性分析，缺少融合正反两个方面对群众选举综合研究。我们知道现在电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带给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源于科学家对于电子和量子力学基础科学的大量研究，做了大量的物理实验才最终成功；美国最近人工合成生物基因的研究成功也来源于大量的基础实验；还有研究出超薄石墨用于电子领域而最近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所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必须遵循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种认识事物方法的基本规律，而且一定要结合实验研究和实际问题去说话。因此，关于民主选举干部问题也必须注重结合实际民主评议中出现的大量不良因素的基础信息资料，做以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和判断，从而综合选择出最为合适恰当的能够适合工作实际的选举办法。本文主张的是在确保执行党中央为人民服务的中心目的下，用中央对纪检的垂直管理和中央对媒体的垂直管理，来把握群众选举和群众监督的正确方式，使群众监督和群众选举能够起到正确作用和发挥正确效果。　　

    将候选干部选举到工作岗位的过程，虽然在一定情况下能够表现公正公开和透明，但是选举结果的准确度和公平度很多情况下是不理想的，因为备选人的真实情况工作能力思想意识，只能从其履历、演讲和平时给大家的感觉，来作为大家判断他合适不合适的依据，而最后的选举结果也不一定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中人，不一定是工作能力最强和为人民服务意识最高的人。比如日本首相、韩国总理和总统的选举结果，后来经过实践验证，许多都是没有反应真实工作意图。又比如台湾的陈水扁当时被选为台湾领导人以后，结果反倒是人民群众自己选上了一个大贪官，损害了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事发很久了很多群众还被蒙在鼓里。又比如台湾正在进行的五都选举，候选人都在往自己一边拉拢选票、导向民意，口头宣传代替了自己的人品人格和工作能力，不惜各种方式诋毁竞争对手，使民意不能有利于向着地区发展的工作意图一边走。现实中基层在年终评比干部和领导班子成员填补时的群众投票推荐工作，存在着大量的群众感性大于理性、人际关系大于工作关系、临时想法大于长期工作利益的问题，本来想好的投选对象在周围同志投选思想行为环境的影响下，或者瞬间受人鼓动时，投票人瞬间就会改变投选观点，使投票选举不能真实反映工作意图。特别是在选举前如果是竞争激烈，候选人就利用各种手段拉选票，甚至暗中摆酒宴吃喝拉拢，把选举意图歪曲化。城市一些单位的选举经验也证明，投票选举过程中难免受到个别候选人操盘暗示后，由一个或几个与个人关系好的人在下边为其搞暗中宣传拉选票，歪曲选举的意义。而民主后的集中时，很多时候结果的确发生“狸猫换太子”的理所当然，因为上级集中决定时还要重视关系网的关系。群众不知真相而感觉“很有道理”。而且如果选举副处级以上干部，那么首先候选人都是具有资格的副科级和科级干部，而原本这种资格好多也是不民主下取得的。包括干部文凭制度与基层具体单位临时决定年龄限制等因素，应该说在国家人事规定内年龄大点的一般群众性干部，只要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强也无妨，可是规定有年龄的限制的问题，而且这些条件限制也没有对党建工作考虑，考虑了也有借口，所以只是“关系网”的导引因素。　　

    所以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对通常性的民主推选干部方式，我们就不能一味感性认为它一定就是最好的办法。可是，反过来说推选干部，如果脱离了群众民主推荐，也必然有着更多的不利因素，会出现舞弊现象，甚至还有买官卖官的现象发生。所以在这么多正反复杂的情况下，要真正运用好民主集中制原则选举领导干部，就必须依靠党中央的正确导向和党中央的督察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就需要建立中央垂直管理的廉政体制和中央级垂直管理的媒体监督体制。上述两种垂直体制在地方各基层工作系统的贯穿设置中，还能横向建立廉政监督网络，利用群众检举的信息，媒体及时现场参与，并通过互联网形式对民主选举过程进行多方位的监督和督导，从民主选举环节到集中任命环节这两个过程能够保证真实，最大程度地反映党中央的工作意图和人民群众的良好意愿，选举出最佳人选的干部，从而进一步实效地体现民主法制与民主政治的治国方针。　　

在民主性政治体制架构上形成中央对人民群众直接负责、对基层工作直接负责的体制架构形式，通过中央对纪检垂直管理体制和全国政协对主流媒体垂直管理体制，形成人民群众能够与中央直接表达意愿和传达信息，对各地方基层政府行为和干部行为直接进行有效监督，并向群众反馈信息，杜绝各基层党政人员对中央指示执行中的表里不一现象，从而确保各基层党政与中央与基层人民群众形成三位一体的合力工效，从而形成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下在政治体系上的管理特色，确保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措施在基层的正确执行和有效落实。这就是说，我们要突破传统计划经济遗留至今的党在地方政治机构的设置架构和体制机制，把适合市场经济下确保中央政治要求的体制架构部分可以保留下来，把不适合市场经济下贯彻执行中央政治要求的体制架构改革掉，这应该是维护党中央政策和人民利益的必要，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标志，不失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