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对左派文化、艺术的禁制

港英对左派文化、艺术的禁制

作者：周奕

　　50年代可以分作两个时段而以1955年为界线。前五年是在矛盾冲突之中，这五年充满了暴力，是统治者强加于被统治者的暴力，一批又一批勤恳工作的老师、为群众服务的工会干部被递解出境。

　　1956年及其以后的五年，尖锐的矛盾掩盖在和缓气氛之下，时隐时现，只是没有那么频繁与血腥而已。

　　1955年以后出现的平静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朝鲜战争经已结束，对华禁运日渐放宽(并未完全解除)，香港的工商业有了转机，劳资纠纷日告减少。

　　1958年国内开展『大跃进』，当时的宣传是形势一片大好，广东省总工会设在多宝路南横街的接待处继续接待港澳工友回国参观，不过接待处只是发挥联系安排的作用，来回一律自费。港澳的工会还是进行组织工作，因为通过接待处可以代为联系食宿、交通和参观项目，相当方便。除了工人之外，老师和学生都有组织回穗参观，新气象、新事物使他们观感一新。

　　十校联校体育表演被禁

　　1958年秋季，香港的左派学校打算组织一个联校体育表演，促进各校之间的合作和团结。这个建议之提出是因为千人操这类反映学生组织纪律性的活动是左派学校的特点，许多时候他们会应邀到外校表演，深受欢迎，而各间左校之中，又各有各的特长。这个建议由10间学校作为发起人：培侨、香岛、汉华、中华、新侨、信修、福建、育群、南中、卫文。另外还有20家学校陆续加入参加表演，成为左派学校统战工作的一桩大事。这次活动定于12月9日晚上在南华体育会运动场举行，被称为『十校体育表演』。

　　l0月28日筹备委员会向警务处申请，11月12日警务处函覆表示同意。后来警务处从它的情报中获悉表演含有『政治』意义，于是大为紧张，通知筹委会要求观看彩排。十校鉴于这一次活动出动的人数达4,000人，亦藉此机会作一次总排练，于是定12月4日彩排。由于1958年国内开展工农业大跃进，所以在这次表演中，有若干项目具有反映大跃进成就的含义。当天表演的主要项目有：

　　《青年广播操》和《少年广播操》，两节的表演者2,600人，由30家学校的同学联合演出。广播操是解放后推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特别是《青年广播操》加插中国的武术动作，更显得优美有力。

　　《扇子操》是女子器械集体操，它融合了中国古典舞蹈和国际体操。整个演出呈现诗一般的境界。演出者108人。

　　《丰收操》是一个大型的集体操，以自由体操插入舞蹈动作表现劳动的欢乐反映工农业丰产丰收，表演者780人。

　　《遍地开花》，由港岛八家学校400位青少年联合表演。演出者或持鲜花或持彩环变换成多种图案，花朵与彩环上下飞舞恍似百花盛放，最后汇合成一个大红星。

　　《钢铁之花》，在簇簇火光的照耀下显示人的伟大力量。由九龙十家学校430人联合表演。

　　《舞龙》是揉合体育与舞蹈的表演，除了大龙之外，还有腰鼓、大旗和舞花灯。在震天的腰鼓声中，一片旗海，20丈长的巨龙飞跃而至，并跃过二丈高的跃进门矫健飞奔。演出者146人。

　　《火炬彩旗操》，火炬与彩旗相互配合，在熊熊火焰中，彩旗挥舞而来，此起彼伏，图形变化万千。演出者100人。

　　此外还有《红缨枪操》等，每个节目的表演者都在百人以上。

　　这些节目以体育形式反映中国的成就，观众是否因为看了一个节目而被『洗脑』?不过，港英认为千万不能让香港同胞知道新中国的成就，而且学校亦不容许宣扬这些东西，因为这些是『政治』。

　　话说彩排当日港英派了一个警司到来观看，当时他没有吭声。

　　经历过挂旗风波之后，港英学乖了，它不敢再纠缠于『政治』问题。12月6日，警方通知筹委会主委、培侨中学校长吴康民去警务处，由一位警司接见。警司说，警务处长不允许体育表演依时演出，因为『大会场刊内容完全改变大会性质』，『必须再有充分时间考虑发给许可证』。其实场刊的内容已是有所顾忌，只是暗示出大跃进之成就。警方以场刊为借口否定整个表演。这个活动硬是给取消了。

　　教科书严加审查

　　50年代，港英对新中国的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全面的封锁，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的消息也是实行全面的封锁。北京就中华中学事件发出的外交照会就提及到教科书问题。

　　香港学校采用的课本，出版商事先要送交教育司审查，审查通过了始能付印，否则血本无归。根据1958年8月的资料，教育司的荒谬行径有下列事例：

　　一、左派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教育司老是拖延审查，阻迟出版，使学校不能及时采用。

　　二、中华、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内容，不能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不能出现五星旗，不能说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但是，台湾出版的教科书可以写上『中华民国』，印上青天白日旗，更荒谬的是出现『首都在南京』的内容竟获通过。

　　三、中华出版一本幼儿园教科书，有一课是印着一幅中国地图，上面写着四个字：『我爱中国』。教科书审查处通知他们，此处一定要改。

　　四、商务送审的教科书中，有一课是讲一个人的故事，主人翁名叫『朱新民』。此书不获通过，一问原因，审查处的人说：『朱』是红色，『新民』是指『新民主主义』，这课书是宣传政治。

　　五、教育司通过的中国历史书只准讲到1911年，民国以后就不能提及了，因为提到民国，1949年以后的事情就不好交代了。

　　六、对台湾出版的教科书则大放绿灯，其中谬误百出。例如，印度尼西亚早已独立，台湾教科写仍称之为『荷印』；泰国则冠以『暹罗』的旧称。台湾出版商不去做考证工作，在教科书的地图上，干脆不印上泰国或暹罗，而教科书审查处照样通过。泰国驻港领事馆为此向港英提出抗议。

　　不得不承认英国是只老狐狸，它的一发一收有时是不可臆测的。教科书问题经过揭发之后，港英避重就轻，北京指摘它搞两个中国，它的对策是以遏制台湾的教科书为主，但是它对新中国的成就、对1911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始终不肯放手。

　　港英对五星红旗和毛泽东像的恐惧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它要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禁止这些东西的出现。港英制止学校挂旗只能是半遮半掩，但是有一个部门可以肆无忌惮地把这些它认为讨厌的东西搞掉、不让它们呈现在香港人的面前，这个部门就是电影检查处。所有打算在香港放映的电影，不管是本港拍摄抑或是外来的，都要先行送交电检处检查；除了检查电影正本之外，还要检查所有有关该部电影的宣传品，包括：宣传片、剧照和海报。

　　据代理中国电影的南方影业公司发表的资料指出，新中国出品的电影，不管是故事片或纪录片，凡是出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毛泽东或中国其它国家领导人的影片，不是禁映就是把上述镜头剪去。有些故事片仅仅是影片中出现悬挂在墙壁上的毛泽东肖像亦不能幸免。由于存在这个不成文的『禁忌』，当年许多新闻记录片不准放映，例如：《1952年国庆》、《1953年国庆》、《光辉五周年》。此外，西藏也是一个敏感问题，介绍解放后的西藏固然不获通过，连反映修筑公路前往西藏的《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亦遭禁映。

　　来自大陆的电影被禁

　　尽管介绍新中国成就的书籍、画册可以摆在书店出售，但是影片就不行。《民主东北》是1950年初运抵香港的纪录片，这部影片已经审查通过，而且安排了院线排期上映，甚至广告见报。不料电检处突然通知撤销批准、收回检查证。(当时适巧香港工商界组团往访东北，撤销该片的放映可能与此有关。)此外，介绍工农业建设或人民生活的纪录片亦遭禁止，例如：反映工业建设的《成渝铁路》、《鞍钢在建设中》；反映农村生活的《全国农业展览》、《故乡》；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欢乐的新疆》；记录中国壮丽山河的《人民新杭州》；记录水利工程的《荆江分洪》……等等，都遭到禁映。更为离谱的是冼星海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拍摄成音乐片，无非是合唱加上画面，竟然也遭禁映。

　　故事片也是命途多舛。解放初期，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例如：《白毛女》、《女篮五号》等均无法获得通过。此外，反映解放战争的《智取华山》，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中华儿女》，甚至以历史为题材的《宋景诗》，一律不予通过。

　　有的影片通过了也要追回去删剪，例如鲁迅原著的《祝福》。有的影片被删剪得令人啼笑皆非：故事片《乘风破浪》，有一段讲到船长去见航运局长，一连删剪了四句『局长』二字的对白。『局长』本来是很普通的名称，为何不能见诸于银幕?真是匪夷所思。有些影片通过了，电检处却要规定放映时间。1957年9月通过的《今日中国，五月号》，电检处指定要过了国庆节始能放映。这部纪录片的内容是介绍：一个炼钢工人的生活、一个养猪手的生活、竹雕艺术、蛇岛、新制成的灭火器。电检处老是说中国的影片有政治性，他们的政治性的准则在哪里?天晓得!

　　值得一提的是《白毛女》这部歌剧，1948年7月曾在香港公演，由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和中华音乐学院三个单位联合演出，因为财力有限，他们只能租用普庆戏院星期日的上午，共演出五场，场场爆满。在演出第三场时，由社会名流马文辉出面邀请到葛量洪夫人莅场观看，《南华早报》为此发表了一篇颇为显著的报道。解放后，《白毛女》被拍成电影，1952年9月它在澳门放映，但是在香港却是不准放映。

　　港英敌视中国电影的消息经过揭发之后，电检处稍稍让了一步。两个多月后，即在1958年12月下旬，电检处放行了四部纪录片：《领袖和我们同劳动》、《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水库上的歌声》、《人造卫星上了天》，毛泽东首次出现在香港的银幕上。

　　截至1958年止，八年来国产片遭到港英禁映的电影计共72部，被删剪者26部。

　　在电检处的高压政策下，左派电影公司亦只能俯仰鼻息，他们在拍摄时每每要揣摩能否获得通过。著名导演朱石麟1951年执导的《江湖儿女》，这是一部反映杂技班的故事片，只因主角在结局时说了一句：『回祖国去!』电检处通知，这段要重拍。以后，他们拍摄电影，连『爱国』两个字都不能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禁区。

　　事实上电检处只是在重大压力之下始略略放松一点点，60年代以后他们还是抓得很紧。《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这部记录像片就遭到两次删剪。至于脍炙人口的影片《东方红》第一场，画有美、英、日国旗的背景要剪掉；第五场写有『打倒蒋介石』的旗帜、有穿美军服的士兵和国民党官员逃跑的场面和打落国民党旗的场面都要删剪去……。一般来说，地方戏曲比较容易获得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能获批准者寥寥可数，至于抗美援朝的题材则是一个大禁忌，只有一部《英雄儿女》能获通过，那是6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了。

　　尽管港英对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封锁得很严密，但是，好的就是好的，某些讯息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表达出来。1954年底，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上海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上演，连满三个月，到1955年5月，观众达九十万人次，打破任何一部影片的观众数字。紧接着，黄梅调的《天仙配》亦轰动一时。繁靠台湾的邵氏、电懋两家影业公司见猎心喜，马上跟风，大拍黄梅调影片，以致一段期间黄梅调成风。

　　随着人民生活的安定，国内的舞台表演艺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1956年6月，由中华总商会出面，邀请到『中国民间艺术团』来香港演出，由欧阳山任团长。这个团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舞蹈有：《采茶扑蝶》、《荷花舞》、《狮子舞》、《扁舞》……等；歌曲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送我一枝玫瑰花》、《百灵鸟你这美妙的歌手》、《弥渡山歌》、《绣荷包》……等。

　　中国民间艺术团是解放后第一个表演团体来香港演出，节目精彩，哄动一时，其中一些歌舞节目流传至今。文艺演出的成功也带来政治上的收获，其中一项反映真个是匪夷所思：国民党分子知道了港英批准这个项目，他们发出哀叹说：『共产党都来到香港了，今后怎么办?』

　　对演出剧本的审查，港英抓得很严，只有剧本审查通过，这个剧目才能演出。所谓『剧本』，不单是指说白念唱的台词，还包括没有对白的舞蹈。 1963年11月，中国艺术团来香港演出，藏族舞蹈家欧米加参演出的一场独舞，原来的解说词是这样说的：这出舞蹈是反映翻身农奴呵护他的初生羊羔，歌颂新生活(大意)。该团在日本演出时就是这样介绍的。想不到在香港，西藏的『翻身农奴』也是一个敏感的字眼，这个节目『理所当然』地遭到禁演。可是舞蹈家已随团到步，怎么办?匆忙之间只好补报一个节目，名叫《踢跶舞》，什么说明都没有写上，以免又遭到留难。

　　港英并不是对所有国内剧团申请来港演出均予批准的，许多时候不予批准亦不必说明理由。所以有时不得不借用外间的力量，例如60年代初期邀请俞丽拿等几位青年音乐家来港演出，就由一位英国音乐掮客出面以争取成行。

　　尽管港英一再施压，但是不少电影从业员以『吃饭』为借口，接拍左派公司的电影。当时左派的电影公司有：中联、长城、凤凰、新联等。为了达到打压的目的，有些工作干脆由美蒋出面，而且是赤裸裸的政治手段。从50年代起，由台湾控制的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简称『自由影人总会』)宣布，不加入该会的演艺人员，他们演出的影片不能到台湾放映，甚至不能在东南亚他们控制下的院线放映；他们不能去台湾登台，甚至不能申请去美国的旅游签证。为了达到进一步控制的目的，自由影人总会进一步宣布，凡是在左派拍摄的影片中出现过的演艺员，除非他们宣布『投奔自由』，否则他们参与演出的影片一一不管是那家公司拍摄，台湾及其控制下的东南亚院线均予杯葛。这些措施导致演艺界泾渭分明，不容许你躲在中间的缝隙喘息。

　　他们那种手段不独对付外人，甚至对付不听话的『自己人』。1967年10月，邵氏导演岳枫约满，新约条件还未谈妥。台湾电影检查处突然发出一则通知，指称岳枫『附共属实』，由他执导及编剧的两部电影明令禁映，『连同拷贝、预告片、准演执照一并缴回』。岳枫当日发表一篇谈话时，不免酸溜溜地表白他对台湾的忠贞之心，他说：『根本我已极力避免左倾的人，我已谢绝很多以往认识而发觉是左倾分子的朋友。』(1967年l0月30日《工商日报》。)反证了他们自称为『自由』的人颤颤栗栗的心情，连交朋友也没有自由。

　　上述的杯葛政策一直持续到70年代。1976年毛泽东逝世，电视新闻广播员刘家杰穿着黑色西装报道这则新闻，遭到香港亲台势力的围攻，同样祭出这个杯葛武器，导致刘家杰呈辞始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