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就是毛泽东思想

“国学”就是毛泽东思想

纷纷扰扰的“国学”

   “国学”名号不过百年历史，清末西学渐进，科举废除，中国的读书人于是按照西方的学科划开始读书做学问了，他们自觉地用西方学科的划分和理论来对照、解释几千年传下来的学问，于是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就产生了，比如用西文的语法来套中文，于是中国也就有了一套和西文类似的“格朗玛”（语法）。又如西学有“形式逻辑”一门，于是有人翻出了春秋名家公孙龙以及后来佛经中的因明，对照后用西学的理论解释一番，最先写出书的人就成了这个学科的大师，等于是西学在中国的分号掌柜，这个过程也被叫做“启蒙”。但仍有一般保守传统文化的读书人，他们在西学笼罩的大环境下，倔强地提出了“国学”的名号，意指一国固有之学问，其实这也是采用了西学的标准，把按照西学标准也可称为学问的那一部分传统学问概括起来。简单地说“国学”一词的“学”仍然是西学，“国”则是指故国，准确地说叫“旧学”更恰当。按照当时学者的总结，“国学”依然是朴学的基本功：义理、考据、辞章三大项，与西学的对照就是哲学、史学、文学，人文学科的基础。故，因为来了西学，才把自己原来的学问命名为“国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从名称上来看国学和西学是对应的，但实际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计较于国学的人，也在用西学的方法，提倡西学的人终归也要回到解构中国原有文献的落点上来，比如传统的音韵学，引入了西学中的音标、发声器官等名堂后，使得这门绝学传播更准确了，但放大了以后似乎可以归在“语言学”之中。国学与西学在中国不过是程度不同、侧重不同而已。当然，在保守传统与鼓吹现代的两极上还是应该区别的，国学派中会有坚持认为中国固有的东西一切都好的，西学派中会出现全盘西化的主张。

    总之，“国学”产生的时期正是一个西学扎根的过程，这时候出现的一大批“以西释中”的大师，如果按照现在的“学术标准”恐怕都难逃“抄袭”罪名。“国学”命名的这个阶段，就有人对当时的“国学热”，提出了很有见识批评，这里不妨复习一下。1922年曹聚仁在他整理的章太炎《国学概论·小识》中就提出了为什么要研究国学，一共提出四项，引用全文如下：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国学呢？可把他分做四层讲明：国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过去的智识，和他发生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急要明白：国学的精华何在？他以后还有存在的价值没有？如果国学是腐败的骸骨，不该容他存留着，我们可赶快荡除净尽，如其中尚包藏着精金，也应从速发掘；决不可傍徨歧路，靡所适从。在取舍问题急待解决当中，非研究国学，别无解决的途径。这是第一层原因。

　  在我们以前，既没人曾把国学整理一下，到现在还仿佛一大堆乱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包含着。我们既要明白其中究竟是怎样的，非坐待可以得到。及今用精力把他系统的整理起来，或者能够观察明白，使后人也得着好处。所以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也非将国学研究一下不可。这是第二层原因。

　  大部分青年感受着无限的苦痛：因为心里极明白适合人生真义的“新”，要想接受他；但社会上“旧”的势力膨涨到极点，稍一反动，灵肉两方面都得着痛苦，那旧的也不过借国学做护符——军阀和老顽固都把孔老夫子来撑门面——国学经过他们手里，已变成“糟粕形式呆板教条”了。我们如不把国学的真面目抬出，他们决不敛形息声的；要找出国学的真面目，自然须下，一番研究工夫。这是第三层原因。

　  我们列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但自己背后还有国学站着，这两种文化究竟如何使他沟通，也是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于国学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析出来，如何能叫彼和别种化合？所以要先研究国学，才找得出沟通方法。这是第四层原因。

　  历史是不是很奇怪！现在又有一部分人有提倡“国学”，这四个问题就像是现在提出来的一样，考虑好了吗？我们又都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取舍，哈哈！现在书风水先生倒是很受欢迎。第二个问题是整理文献，现在中华书局还是在翻印乾嘉到文革点校的版本。第三个问题，我真的佩服曹先生，他怎么知道孔夫子又被拿来撑门面了？至于国学的真面目嘛，都被戏说了。第四个问题提得太好了，我们究竟拿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原子”去和西方文化（的哪些“原子”）去作“化合反应”？这个问题将在后文中解答。

国学就是毛泽东思想

    民国时期，虽然有了西方的政体和洋学堂，但整个社会并不是进步的，北洋政府是一个实力人物与社会名流组成的一个黑社会集团，国民政府只是在此基础上拉进来更多的人，维持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依然旧式传统，大行其道的是阴谋权术和上下尊卑，等于是西学中最光鲜的“体”被中学中最流氓的“用”给搞了。单从文化层面上看，似乎证明中西文化是不可融合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就像一对男女结合后所培育的后代，很可能继承双方的劣质，既不如夫，也不如母。但如果是继承了双方的优质就会是另一种情况。民国这种“西体中用”不成功，在于这个对男女其实是“近亲”的缘故，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制度实际只是一种“分赃规则”而已，而封建以来中国的坏传统也都是高度的利己主义，但一直受到以民文本“仁政”思想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君子”之风——这两方面的制衡或修饰。中国人分赃多采取秘密的方式，而“分赃规则”引进后，就连“假正经”也给取缔了。因此，民国这几十年，除了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和书斋里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外，大部分又在寻找更好的结合方式。这个方式被叫做共产党的一群人找到了，于是民国政府不仅在军事斗争中节节败退，就是在自己统治区域内，舆论上的合法性、文化上的先进性也很早地就丧失了。

    李泽厚在其《中国思想史论》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走进现代的两个主题：启蒙和救亡，不止一次地叹息什么总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其实李泽厚笔下的所谓“启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计较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而已，他完全没有看到或者忽视了共产党所作的启蒙，这个“启蒙”不仅比李泽厚所计较的“启蒙”更高级、更彻底，而且它和“救亡”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共产党所做的“启蒙”是对广大无产者，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做的阶级启蒙，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是西方最先进的理论与中国传统最优秀“原子”的“化合反应”。当然，阶级启蒙的彻底性和救亡的迫切性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李泽厚也提到了，但他把阶级革命、民族革命中的个人牺牲当成了救亡的代价，而没有看到它是启蒙后的觉悟。用阶级来划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用阶级来划分社会中不同的群体，这种西方理论指导下的对中国社会发展五千年的判断，在当时已经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公认，整个党国对此是集体失语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成功地启蒙的无产者，同时也启蒙了小资产阶级及一切爱国者，没有他们的觉悟就不可能同时完成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通过启蒙达到救亡的目的，在救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启蒙的任务，二者结合得如此完美，其奥秘就在于发源于西方的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的最优秀部分结合了，二者都是公字当头，大同理想、仁政主张、圣贤之道、侠肝义胆统统升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品质，忠孝节义有了一个很好去处，“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员没有也不应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句话就是它的最好注解，革命者的人格理想得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一致认可。而这种结合的产物正是毛泽东思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正统地位，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才配称“国学”。

    回顾两场革命是令人激动和神往的，为理想奋斗、牺牲，义无反顾，不论是从那个角度看，它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华品质，与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读毛泽东的文章与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感受是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在文字上，而在于是不是激动人心上。正如孔庆东所指出的：“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更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更是中国的儒、释、道借助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一次创新，是我中华思想的一次飞跃，而不是西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分号”。

    也如孔和尚所说：“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在下当然无此大才来研究，这里只想说一说“体用”的话题，因为它纠结着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史。清末的洋务运动有一个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用过多解释，一句话，它失败了！民国倒了过来，西学的“体”建立了，中学的“用”更没闲着，结果更糟糕，如前所述两个卑鄙的人凑在一起干不出什么光彩的事来。但李泽厚似乎不信，他把经过西方马列主义具体实践改造后的“体”还要西化还原回去，重新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说白了就是要从体用两方面排除毛泽东思想！也枉为他还特别指出了中国传统伦理哲学的重要特征是“体用不二”，也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儒家特征。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手段和理想是一致的、革命的过程即是革命本身等等，所表现的何尝不是中国式的体用不二。说实话，我对李泽厚是心存敬意的，在80年代“全盘否定”的背景下，自己是读着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开始思索的，只是结论大不相同，最近又听说他在鼓吹“告别革命”，也不知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那么，“中学中用”、“西学西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也不是！任何政治、文化之间和内部都有进步与反动的相互的较量与制衡，中外之间更不乏借鉴、引进与渗透。主观上谁都希望拿别人好的东西来替代自己坏的东西，利害得失，并不这么简单，“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谁都喜欢新事物，但好念经不等于念好经。近三十年来，这种体用分家的挂羊头卖狗肉又大行其道了，我们又看到了种种民国时期出现过的乱相，孔庆东说鲁迅时代有回来了。我们从“体用”这个路线来观察，一些人先攻击现有的“用”不好，把利益驱动这个“用”引进来，与“本体” 脱离，当这个引进的“用”与“本体”冲突加剧后，又去攻击“体”，翻来覆去只是这个货色。

    我一贯认为，中国这块土壤历来不乏阴谋权术，利益博弈，官场争斗，从理论到实践一套一套的，一本《资治通鉴》不同的人必然读出不同的味道来，台湾选举是什么样，村委会的选举就是什么样，这也是文化认同。资本主导下的“分赃规则”只能和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东西结合，任凭你孔孟朱程读得滚瓜烂熟，离开阶级斗争，仁义礼智信谁也制约不住阴谋权术、上智下愚的泛滥；离开社会主义来谈仁政，公平正义无异于缘木求鱼；执政集团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礼义廉耻管不住腐化堕落；不坚持反殖反霸，韬光养晦不可能带来民族复兴。  

    “国学”除毛泽东思想谁当得起！

                                            2011年6月20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