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点看法（上）

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点看法（上）

一、引言
二、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三、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四、从“经典”到“山寨”——文革失败了吗
五、未来的路在哪里

一、引言

　　这些年来，一直以强国论坛为帖子的首发站，所以在写帖子的时候，往往会以强国论坛的放帖尺度为标准，主动的为自己划出一个边界，一般不会去讨论边界之外的话题。但是，这篇帖子所讨论的内容，是绝大多数主流网站所不能接受的，而我又觉得这个话题很重要，是我们现在很多问题的起点与根源，而且很有可能这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社会演化的主要线索，所以我期望用直言不讳的方式阐述，以期和各位网友真诚探讨。所以，这算是我抛弃身上“人民网审帖锁链”之后的第一篇帖子，也是我以华岳和乌有之乡网友为交流对象而写的第一篇帖子。

　　抛弃“锁链”往往意味着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对我来说当然是随心所欲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但是，当一种崭新的自由摆在人们面前时，大多数人除了感到欣喜之外，也会觉得有些茫然，这是一种面对未知时的茫然。“锁链”在身上戴久了，就成了一种“习惯”，而“习惯”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意味着安全。抛弃习惯，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离开“安全”，踏上“危险”的“未知”之路。

　　前段时间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在网上看了一遍，在赞叹电影主角Andy所展现的意志与信念的同时，对于Brooks老头在假释之后，无法适应监狱之外的自由生活，从而最终选择自杀，感触很深。Brooks习惯了监狱（他也只能习惯），习惯了在别人的控制下生活，习惯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得到别人的批准；而在自由世界里，没有了狱警的指令，没有了起坐行卧的各种规章制度，他反而无所适从生活不下去了。原因在于，他在接受被监狱控制的同时，他也逐渐放弃自我控制的权力，自我控制的能力也逐渐消失。最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灵魂里。所以，当“锁链”成为一个人的习惯，那么自由即与这个人绝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习惯的奴隶，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在你的习惯之中。习惯的力量很强大，要改变习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这一点我相信大多数网友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改变习惯”的经验，如果没有外力的强迫，依靠个人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习惯，说实话，并不容易。那怕是要改变睡懒觉这样小小的习惯，如果没有人监督，也是不容易成功的。当然，如果有人能随心所欲的驾驭自己的习惯，那也就无所谓习惯了，用佛家的话说就是圆融无碍，不执不有，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普通的人了。

　　对于个人来说，习惯很难改变；而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来说，文化很难改变。下面就来说说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二、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也许是被滥用得最厉害的一个词。似乎什么词语的后面都可以加上“文化”两个字，然后就变成了某种有格调的事务。什么“饮食文化”、“校园文化”、“厕所文化”、“企业文化”、“网络文化”、“手机文化”等等等等，只要你愿意，无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在后面加上“文化”。有了这两个字，你就可以在上面作文章了。近年来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此起彼伏，络绎不绝。一时间，官员、商人们似乎突然就“文化”了起来。对此现象，老僧也生造一个词语——“文化”文化，用来形容这种“文化”帽子到处飞的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文化？

　　《高级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有三条：【1、考古学上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2、人类所创造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如“中国文化”。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文化水平”】。但这三条解释，显然都无法囊括我上文提到的那些文化相关词汇，如“厕所文化”，用上面的哪一条来解释呢？哪一条都不合适。我认为词汇专家们过于注重文化的表面现象，没有从本质来定义这个词汇。

　　那么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过长时间的思考，从试图了解文革的时候开始，我就经常琢磨这个词语。在这里，我来尝试着对“文化”做一个简单定义，文化就是指“一个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其实思维也是一种行为，所以文化其实可以更简单的定义为“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依据这个定义，“仰韶文化”指的是远古时代，居住在仰韶的那个部落群体所具有的社会生活习惯。而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遗迹其实是仰韶文化的文化符号，对于今人来说，这些符号起的作用是将仰韶人社会生活习惯信息传递给我们。因此，文化符号是文化信息的载体，除了物质的信息载体之外，也有非物质的信息载体，比如传说、节日、庆典等。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如何解释“文化水平”这一词呢？也就是如何将《高级汉语词典》中的第三种解释囊括进来？根据老僧的定义，“文化水平”就是掌握“社会群体行为习惯”的程度，文字是信息的载体，掌握与应用文字、知识的能力，其实是对文化符号的解码能力。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有文化”，那么往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这个人的行为习惯符合某个群体的整体特征，这通常用什么“文化素质”一类的词形容；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人具有解码文化符号的能力，能够理解某种文化的信息。

　　我们身上往往携带着某个群体的特征，但在脱离那个群体之前，自己不一定就清楚。在离开四川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身上原来还有还有“猴精”的一面，时不时会冒出些“小聪明”的行为来，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标签耿耿于怀，但现在我明白这其实是成长过程中，文化环境在身上留下的印记。当然，与“打左灯向右转”的恶劣后果比起来，老僧这点“小聪明”其实不值一提。依照我前文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那么在巴山蜀水中成长起来的群族，为什么就会形成“四川人”的行为特征呢？群体的行为习惯往往与自然环境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山”的人自然会形成“吃山”的行为习惯；而“吃水”的人群也自然会形成“吃水”的文化传统；“吃山”的人拜山神，“吃水”的人祭龙王,各有各的传统。

　　四川作为一个标准的内陆盆地，中心地带以丘陵平原为主，都江堰水利工程与成都平原相结合，造就了的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盆地边缘“难于上青天”的高山蜀道在阻挡了外界侵扰的同时，也阻挡了蜀人胸怀九州的企图与视野。“小聪明”之所以称之为“小”，主要就在于没有大局观、整体观，拘于一时一地的“聪明”，所以谓之小聪明。大聪明得有大视野，然而，盆地之人，哪里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机会。所以，川人的小聪明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由鼠目寸光的“小聪明”来指导，低着头摸石头过河，那就危险了。

　　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看，巴蜀文化深受道教影响，自从张道陵在青城山创教之后，四川一直是天师道的传教的重要区域。道家讲求顺应自然，无可无不可，这就造成了蜀人不执着于原则（实际上是不讲原则），善于机变的性格特征；道家对生死的豁达态度，也在四川人身上有深刻的体现。去年汶川大地震，很多人都对四川人在那种悲怆的情况下，仍然能展现出豁达与幽默感到不可思议，但如果用道家思想来审视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就很好理解。搜索了一下网络，发现从四川成长起来的古今历史名人，如李白、苏东坡，现代的陈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豁达，另外还有一位也不得不提，那就是邓小平，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超脱，要三落之后再三其实很不容易的。另外的名人如巴金、郭沫若，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机变性格也是相当明显的，当然，“永不翻案”就更明显。所以，豁达、机变、油滑、小聪明大概是我们四川人拥有的群体特征吧，而设计师集这些特点于一身，殊为不易。现在成都大力弘扬所谓的“休闲文化”，其实在老僧看来，还不如说是道教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体现，“休闲”两个字无法概括成都人的特点。

　　要研究某一地区的文化特征，这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然后才能准确分析，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必要去这样做。这里只是抛砖引玉，简单的说明一下我对“文化”的理解。所以难免有不周全之处，敬候大家指教。

　　简单的谈了一下对文化的理解，接下来再谈谈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文化具有怎样的意义。上文中将文化定义为“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限定词词很关键，一是“社会”，二是“群体”。“群体”表明文化描述的是宏观对象，而不是某一个具体成员的行为特征；而“社会”表明“群体”是以结社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也就是群体成员彼此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既然已经将文化定义为“群体行为习惯”，那么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怎样的作用呢？所谓习惯，乃是因“习”而“惯”，也就是说习惯其实是长时间社会实践（“习”）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社会群体历史活动的产物。那么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到底起什么作用？

　　在老僧看来，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只要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整体性，那么必然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莫不如此。政治结构确定群体内部成员的组织架构；经济模式反应群体如何向环境索取资源并向群体成员分配获取的资源；而文化传统则是群体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关键。简单的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这里就不再详谈政治、经济等要素，重点谈文化。我们的后代在行为习惯上之所以与我们有相似性，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代代相传的文化环境之中，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的接受文化赋予他们的历史信息；而我们之所以与我们的后代有代沟，也是因为文化基因的变异，而有些变异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于是沟通产生了困难。既然文化是社会群体的遗传基因，那么如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同核辐射对生物DNA的影响一样，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文化的变异也是必然的。额外提一下，文化的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之外，更重要的环境就是政治结构与经济模式，当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发生变化，文化的环境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具体来说，文化是如何完成它传承“群体行为习惯”的功能的呢？瑞士的荣格发明了一个心理学概念——集体无意识，他对“集体无意识”的解释如下：【“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心理的一部分，它可以依据下述事实而同个体无意识做否定性的区别：它不象个体无意识那样依赖个体经验而存在，因而不是一种个人的心理财富。个体无意识主要由那些曾经被意识到但又因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的内容所构成的，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却从不在意识中，因此从来不曾为单个人所独有，它的存在毫无例外地要经过遗传。个体无意识的绝大部分由‘情结’所组成，而集体无意识主要由‘原型’所组成。”】——（摘之网络百科）。

　　关于无意识，或者说潜意识，我认为是大脑记忆中客观存在的信息，但我并不认为集体无意识独立于个体无意识之外，集体无意识属于个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而且个人的所有意识（含潜意识）也始终是一个发展着的系统，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接收环境信息存储在大脑中的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一个多余的概念。那么人的意识到底从哪里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人是环境的产物，所以人的一切都来源于环境，包括思想，“自我意识”是环境信息在大脑中储存、处理、相互作用之后的产物。所以，人的意识归根结底来源于环境。而荣格所谓的“集体潜意识”，实际上是文化在人大脑中的投影，说“集体潜意识”的存在“毫不例外的要经过遗传”是没有道理的。那么文化是如何映射到人的意识之中的呢？我认为人们通过对文化符号的解码，从文化符号中提取信息，然后这些信息进入大脑，或成为显性的意识，或暂时“潜隐”，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文化符号”的概念，我指的是所有携带着文化信息的物质形式或者非物质形式，比如语言、文字、故事、传说、神话、诗歌、戏剧、歌曲、小说、绘画、雕塑、徽标、文物、遗迹、庆典、节日、民俗等等。这些所有的符号都具有传递文化信息的能力，依照我上面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那么通过这些符号，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某一个群体所具有的某些行为特性。

　　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在听李双江的《船工号子》，就以这首歌曲为例，来分析文化符号是如何将某一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信息传递出去的。无论什么样的音乐，从物理本质上来说，都是由长长短短、轻重各异的声波组合而成的。如同现代人利用电磁波传递信息一样，声音是人类最早利用的物理现象之一，原始人类选择用声音作为相互交流的信息载体，我认为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跳。在前面我说了，结社而居的群体成员之间需要有广泛的联系，最根本的联系是信息的交流，唯有通过信息交流，才能彼此协调统一，才能形成群体的整体特性，也才能通过社群的能力，向环境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增强了个体的生存能力。据说蚂蚁是通过触角碰撞来进行信息交流，蜜蜂用舞蹈告同伴蜜源的方向与距离。对于信号来说，频率越高，信道容量越大，传递信息的能力就越强。触角碰撞与蜜蜂舞蹈都不可能高效的传递复杂信息，试想它们如果也能象人类一样吃饱饭无事闲聊一场，谈谈张家长李家短的，蚂蚁们恐怕会把触角碰断，而蜜蜂们恐怕得跳舞累死。人类幸好选择了声音作为信息的载体，而人的喉咙发声的频率范围又比较广，从100到1000赫兹左右，这就注定了人类具有较高的信息处理能力，而这种能力也许正是将人类带到万物之灵位置上的关键原因之一。当然，这个结论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并没有太大的客观性。所以也就姑且一说，抛砖引玉罢了。

　　严格来说，音乐和歌曲都应该属于广义的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抽象程度更高，或者说信息加密的程序更复杂。要了解音乐和歌曲中的文化信息，需要调动更多的解码手段，也需要大脑中有更多的“信息积累”，以此作为解码过程中的比对标签。而所谓的“信息积累”，是指主体从环境中曾经获取的信息。所以，当我们欣赏一段音乐或者歌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欣赏我们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也包括胎儿的孕育过程。如果大脑一片空白，是无法产生共鸣的。那么具体到《船工号子》这首歌曲，到底传递给了我这个欣赏主体什么信息呢？对于川江，我是熟悉的，小时候生活的城市就在长江边上，听到过真实的船工喊号子，所以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主题我算是比较熟悉。原始的音乐大体上是对自然界各种声音的模拟，高山流水、清风松壑、鸟叫蝉鸣等等，而原始歌曲的起源大约也就是古人们的劳动号子了，这在少数民族的音乐中体现得更充分。通过对某些场景特征声音的模拟，结合听众头脑中既有的相关信息，在听众大脑中重塑场景。当然，现代的乐曲，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重塑情绪，通过某些已成定式的音乐表现手法，重塑某种场景中的情绪，将“情绪”传递给听众，而让听众在情绪的指引下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去重塑他自己的场景。这其实是抽象程度更高的一种信息传递手法，但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听众本身具有较深厚的生活积累，具有较强的文化解码能力，不然听众是无法得到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的。由于具有川江边的生活经历，所以每当听到《船工号子》的时候，我头脑中出现的是浩浩汤汤的大江水，雄峙巴山的夔门，逆流冲滩的木船，以及激越高亢、嘹亮悠长的号子。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大脑里常常出现一艘逆水而上的木船，船工紧张严肃的拼命向上划，船看起来似乎没有动，但实际上是在一寸一寸的向上挪。我也不知道这个场景是什么时候留在我大脑中的，但它每次出现都会激励我，“逆水行舟”是一个流血流汗的词，向前就要流汗，向后则要流血。川东地区有一个方言，叫“办得蛮”，大概意思是：吃得苦，能忍耐，能坚持。川东人的这个特性，大概就是逆流冲滩时所练就出来的。所以，每次听《船工号子》，对于我来说都是在强化“办蛮”意识。当然，同一首作品，一万个人就会有一万种解读，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也不可能完全不同，同与不同，正是遗传与变异的另一种说法。所以，文化符号就是社会群体的DNA，是一个社会演化的旋律，社会习惯的继承与发展，全在“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