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种斗争与妥协的艺术

　　政治是一种斗争与妥协的艺术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   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过去我们强调“政治就是各阶级斗间的斗争”[1]这是为了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这对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是在阶级斗争中不断走向进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只讲斗争，不注意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我们就难以维持一种和谐稳定的生活。事物发展有一个显著变动状态，有一个相对稳定状态，这两种状态交替出现，而且相对稳定状态是一种常态，显著变动状态是一种非常态。对于人类而言，显著变动状态并不是目的，建立新的稳定态，使事物获得新的质才是目的。中国人由革命到建设、由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表明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百年未来之大变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发扬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和斗争艺术必将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

　　二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3]

　　《怎么办》：“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阶级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4]

　　《给农村贫农》：“政治自由不能立刻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一个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除了工人自己联合起来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5]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6]

　　《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资产阶级革命‘希望’限制阶级斗争，歪曲并缩小它的概念，磨钝它的锋芒。无产阶级‘希望’这一骗局被揭穿。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那些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来谈论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人，能揭露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概念的狭隘性，而且是出于自私的狭隘性，不只是引证数字，只是为‘巨大的’数字而高兴。自由主义者则‘希望’这样来评价资产阶级极其阶级斗争：对它的狭隘性保持缄默，对它拒绝把‘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东西归入这一斗争保持缄默。”[7]

　　《卡尔·马克思》：“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制，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8]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种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奴役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9]

　　《战争与革命》：“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并不无条件的反对一切战争。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得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可能同这个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碰在一起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10]

　　《伟大的创举》：“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1]

　　《论国家》：“人们迷信般崇拜国家，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腐童话；无产阶级要把叫做国家的这个机器摈弃，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剥削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一部分人挨饿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12]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指出“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取得胜利。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回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影响。”[13]

　　《十月革命四周年》：“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无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终于）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的哪一部分。”[14]

　　三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15]

　　《实践论》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6]

　　《矛盾论》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17]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8]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收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19]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醒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面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目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回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21]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2]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23]

　　《抗日斗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24]

　　《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对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25]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种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26]

　　《论持久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

　　但是战争尤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7]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扫除，政治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28]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9]

　　四

　　冯友兰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正是强调“和而不同”的。宋代哲学家张载曾经把这一辩证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

　　“和”论基于《易经》，《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斗争哲学基于对矛盾的认识，例如黑格尔说:“既对立又统一,这就是矛盾。”

　　作为理学家冯友兰深受理学先辈张载的影响，在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

　　“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于是冯友兰提出了阴阳互立的两个命题，他的论证无疑有益于现代中国社会对“和谐”理论的理解。

　　与“和”论阴阳互立的是西方古代辩证思维强调的斗争哲学。“仇必和而解”与“仇必仇到底”就是中国“和”论与西方“斗争哲学”的表达式。

　　中国古典的阴阳观与西方关于矛盾的认识是不同的，区别在于：

　　其一，阴阳观承认阴与阳的存在，彼此的转化和提升，因此寻求合理的路径，即以“善”共存，达成良性的互动，实现转化和提升。

　　其二，西方理论把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看成是相互排斥的矛盾，也就不可能达成以“善”共存与良性的互动，20世纪初叶，德国因矛盾而成人性的文化最终导致这个民族二度进入毁灭的境地。

　　冯友兰先生如何辩证这两个命题？

　　关于“仇必和而解”论，冯友兰先生认为：“客观的辩证法有两个主要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他说:

　　“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但人们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可以因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

　　“仇必和而解”论认为一切矛盾必定是通过和谐得到解决，冯友兰先生以三段论证：

　　其一，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

　　其二，可这个社会仍然存在，不过它要从一个统一体转到另一个统一体。

　　其三，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和”是宇宙和万物存在的基础；破坏了“和”宇宙万物就归于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宇宙的正常状态是“和”，一切矛盾的解决要归于“和”，当然是对的。

　　关于“仇必仇到底”

　　“斗争”哲学与“和”理论之不同,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辩证法思想的根本差别。斗争哲学在西方历史有很深远的渊源，古希腊的哲人崇尚斗争性,认为“斗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被列宁尊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甚至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

　　冯友兰先生认为:“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是矛盾的统一,这是都承认的,但是一种认识可以以矛盾为主,另一种认识可以以统一为主。后者认为‘仇必和而解’,前者认为‘仇必仇到底’。这是两种辩证法思想的根本差别。”

　　冯友兰把斗争哲学概括为“仇必和到底”。他说马克思主义不会同意仇必和而解。他认为,革命家和革命党“当然要主张‘仇必仇到底’”因为,“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

　　冯友兰认为必须实现“仇必仇到底”向“仇必和而解”的转化。

　　冯友兰说，革命胜利后,“社会转变了,作为原来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的人仍然存在,人还是那些人,不过他们转化了。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甚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变。在任何一个社会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变”。 [30]

　　五

　　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对“妥协”下了一个定义：“为了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让步，放弃一部分自己的要求，这在政治上叫作妥协。”列宁说：“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列宁把妥协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而做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却把原因推给客观。列宁认为，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是可笑到极点了的。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列宁指出：“机会主义就是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好处而牺牲根本的利益。如果要在理论上给机会主义下个定义，这就是它的中心内容。”这就从理论上正确地划分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原则的妥协（为客观条件所迫而做的妥协）与叛徒的妥协。[31]

　　特别是在民主政治中，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对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强调更凸显了政治妥协的必然与必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协商、讨价还价、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党能够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下生存发展，这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正因为如此英国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

　　“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说不是其全部的话”[32]

　　要建立社会的有序性，就要缓和阶级矛盾，而要缓和阶级矛盾就需要妥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人曾提出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即认为经过农民战争，封建王朝曾采取使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缓和与农民的矛盾和冲突，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一种妥协，因为明智的封建君主也懂得“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道理。妥协、让步使地主阶级丧失了一些暂时的利益，却巩固了经济基础和国家政权，得到的是长远利益。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福利政策”也是一种妥协，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工人阶级长期处于“绝对贫困化”的境地，社会购买力相对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就会不断下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是证明，于是诞生了主张国家调节和社会福利的凯恩斯主义。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冲突，使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与贵族妥协，而被称为光荣革命；而日本也采取了与英国类似的君主立宪政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多党制（政党竞争制）也是不同政治派别进行妥协的结果；通过政党竞争制，分权与制衡制与普选制使政府获得合法性，使不同集团和群体的利益得到表达和调节，从而缓和了矛盾和冲突。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指出：“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不很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进行顽强的斗争并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33]

　　中国在抗日战争以后曾经出现过一次政治妥协的良机。毛泽东同志撰写了《论联合政府》，指出：

　　“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34]

　　但是由于中国缺乏民主和政治妥协的传统，执政的国民党不愿意与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分享政权，没有抓住政治妥协的良机，从而推迟了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也把人民推入内战的深渊。大陆与台湾经过五十六年的分割和对抗，为了粉碎台独分子的分裂阴谋，二00五年我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之邀，率团访问大陆，从而揭开了两党交往历史的新篇章，可见政治妥协是大势所趋，是文明潮流。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我国就提出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倡导在和平对话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尤其是注意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加入WTO，自觉溶入全球化潮流；用“一国两制”方针现实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取消“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积极发展人权对话和人权事业；培育协商政治，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等，都是运用政治妥协艺术的生动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在增长，发展妥协政治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斗争与妥协艺术：讲斗争精神、斗争策略、斗争艺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有理、有利、有节！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妥协是为了更好地斗争！中共19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5]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勇于自我革命，与敌对势力、腐败分子、黑恶势力作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与帝国主义、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有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经济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斗争！有时候斗争，有时候妥协！发扬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86页。

　　[3] [4] [5] [6] [3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203页、第293页、第396页、第601-602页，第205页。

　　[7] [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55页、第586-587页。

　　[9] [1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199页，第70-71页。

　　[11] [12][13] [1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第56-57页，第129页，第565-566页。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8][3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6页、第260页、第277页、第588页、第3页、第9页、第12-13页、第17页、第125页、1029页、第1265页、第446-447页、第930-931页。

　　[26]《毛泽东文选》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27] 参见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072年版，第673页。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页。

　　[30]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27-258页）

　　[31]《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33-139页，Baidu知道：2012-11-02.

　　[32]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该文发表在《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有修改。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介，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