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试错”的革命吗？

社会主义是“试错”的革命吗？　　

肖 磊　　

最近，在与云南某学者的讨论中，该学者提出以下观点：（1）苏联只是夺取了政权的过渡社会，它还不是社会主义；（2）我们应该允许“试错”，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在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上才能搞社会主义。这种观点看起来是在为“社会主义”辩护，实际上是在歪曲马克思主义。我们的观点，恰好与此相反：（1）苏联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自己发反面；（2）苏联的历史是一种必然性，它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它的消亡也有其必然性；（3）苏东巨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意味着下一个社会形态的主客观条件还未充分成熟。　　

在列宁领导下的革命家队伍里，并没有认为1917年的俄国具备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但是他们认为虽然当时的俄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但是整个世界已经具备了。这是其一。第二，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这决定了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可以先夺取政权，并由此开展更大范围的世界革命。第三，无产阶级并不能仅仅只是简单地夺取政权，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所得出来的结论。第四，夺取政权之后，还必须充分利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改造原有的生产关系。第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搞民主集中制，主导意识形态。（很显然，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做了重要发展）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世界各国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世界革命并没有想原先设想的那样逐渐消弱资本主义的统治范围，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发展空间。而苏联却停滞在了资本主义法权和社会主义政权相互交织的范围之内，在权力与货币财富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执政党以及政府组织逐渐官僚化，同时又面临着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大压力，虽然工业化水平提高速度惊人，但是主要是面向支持军事化，军事开支的增长极大地压低了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给人以官僚制压迫的面目，在很多方面它确实极大地缩减了人本身的自由空间，而这种压迫是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逐步脱离群众，以享受各种特权方式“异化”而来。列宁说：小农经济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在微观经济领域，资产阶级法权仍然有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根源。在宏观领域，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无法面对由执政党和政府官僚化的剥削和压迫，在群众中所造成的对党的信誉和意识形态说教所给予的毁灭性打击。权力垄断提高了官僚阶层的社会地位，而对物质财富的侵蚀，是他们享受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于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当在一个物质比较贫乏，而又全面压制的社会里，再也体现不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社会转变成为了历史大趋势，这趋势并不是由戈尔巴乔夫那样几个领导人物的个人力量所能主导的。　　

苏联的历史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究其根源，仍然在于其生产力水平还不具备“消灭分工”的条件。工人组织的“异化”是从管理劳动和生产劳动、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分工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所做的可能性考察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这里，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只是为了证明：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制约，人类只有在这种客观约束条件的制约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列宁、毛泽东都在既有的历史前提下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了都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苏联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青年马克思在理论上设想，并突破世界资本主义限制的另一种现实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去建构思想的产物，而是依据现实的历史条件和必然性去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去争取属于人类的未来。在辩证法看来，没有永恒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去考察资本主义，既要肯定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要肯定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形态更替的主动的和革命性的因素，那么是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这里并没有一个生产力条件的具体标准。在列宁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这一点在当时是正确的，在现在也依然正确。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在100年前就能够保证人们充分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在全球每天都有数千数万的人民死于饥饿、营养不良、战争，这不是生产力水平不够的原因，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假设世界革命成功了，那么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先进生产力就能够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联合劳动、工人自治）条件下逐步移至欠发达国家，人类历史将会前进一大步！当然，这只能是想象，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只有在现代大工业逐步退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领域，工业生产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不重要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成为一种自发的、势不可挡的力量，就像在农业在生产中占到百分之几，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势不挡一样。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不在是一种生存的强制，而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声称：“消灭劳动、消灭分工、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在这样的社会里，才能够保证“每一个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就是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工业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和“晚期资本主义”（有进入暮年的征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进入“工业社会”，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未来资本全球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也许是30年、50年、100年，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育成长，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的最终胜利仍然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社会主义决不是在资产阶级法权界限内的庸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乌托邦”，它仅仅是一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要通过无数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