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就是“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与俞可平先生商榷民主的真缔（修订稿）

民主就是“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与俞可平先生商榷民主的真缔（修订稿）

水生

目录：

一、民主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管理哲学。

二、民主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也就是“被管理者”的意志。

三、民主作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将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

四、民主无好坏，民主有真假。

五、民主需要不断完善，真正的民主政治尤其需要以经济民主为基础。

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发表以后，一时间众说纷纭，在国内外都引起了重大反响。笔者对俞可平先生对民主的分析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也深感此文有所不足。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此文居然未能明确所谓“民主”的基本概念，对民主真缔的理解语焉不详，所作的分析似乎仍然停留在已显保守的传统认识上，力求全面却现过于肤浅，为显中庸但又迷失立场，尤其让人感到缺憾的是此文明显缺乏创新和突破。笔者现将多年来对民主真缔的一些思考整理成文，并以此与俞先生商榷。

一、民主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管理哲学。

或许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此尚有不同的认识，为了避免引起争议，俞可平先生在文章中并没有对“民主”提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俞可平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它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显然，俞先生是将“民主”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然而，笔者以为，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民主”的概念早已远远超出了政治学的范畴，几乎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凡是存在管理的地方就存在对民主管理的诉求和民主管理的实践。

一般来说，所谓“民主”是指“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有人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所以，通常人们将“民主”与“统治”一样，都归入政治学的范畴，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政治”。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没能道出民主的真缔。因为，在当今世界，“民主”这个词的应用范围早已超出了“政治”的范畴。“民主”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形容词，偶尔还可以作为动词，不必进行仔细统计，随手拈来，与“民主”或前或后地联系在一起的词组就可以列出数十条之多。从“民主国家”、“民主体制”、“民主社会”到“民主理念”、“民主思维”、“民主作风”、“民主原则”，以及“民主管理”、“民主程序“、“民主决策”、“民主手段”、“民主过程”、“民主诉求”，还有所谓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民主办厂”、“民主办校”和“民主集中制”等等。“民主”几乎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管理的任何领域，也几乎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管理的全过程。在“空间”上，“民主”不仅已经进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最为基本的生活方式，“民主”也早已越出了“国界”而进入了联合国的日常管理中。在时间上，对“民主”的诉求和“民主”的管理（决策和表决等）方式也已贯穿各项管理工作的全过程。“民主”可以是一种理念也可以是目标，也可以是一种体制、工具、手段和管理方法，它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民主”既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一种社会管理方法论，“民主”应当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管理哲学。

二、民主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也就是“被管理者”的意志。

俞可平先生的文章中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全文竭力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民主原则，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这里，俞先生刻意地将原来常说的“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改为了“人民的统治”。同时，俞先生也说到“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但“人民的同意”以什么方式来体现？又以什么方式来衡量？俞先生对此回避没说。这让人感到俞先生是在有意将民主与法治相分离，以致让民主社会中的法治成了无源之水。笔者以为，正是这一个小小的改动，混淆了“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统治者”（被管理者）之间在价值取向和权利上的本质差异，反映出作者在有意模糊民主的真缔。

民主的实质是多数人的统治，这也是民主与专制和独裁之间的最根本区别。民主社会中的法治体现的就是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所能实现的稳定、自由、平等、和谐等等“好处”，其实都是源出于此。也正因为如此，任何可以称为民主的管理方式都毫无例外地采用了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进行民主选举、民主表决等民主管理方式，其实都是为了保障“多数人”意志的实现。即便是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其实质并不是仅仅为了防止多数人对民主权利的滥用，也是为了保障多数人能自由地行使自已的民主权利。因为，多数人中的任何个别成员在自由行使自已民主权利的时候也都有可能成为“少数”。如果不能保护“少数”的自由，那么“多数人”的个人意志也就必然无法得到真正自由地表达，这也就更谈不上能确保民主的结果能够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了。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在所有的民主体制和民主管理中，民主对多数人意志的体现是绝对和必须的，非经规定的民主程序，任何个人不能推翻或违背多数人的意志而独断专行。而民主对少数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则是相对的，也是有条件的。民主允许少数人发表和保留自已的意见，但有个前提，就是少数人的行为必须合法和不侵害多数人的利益。其实，这里边将“民主”与“法治”联系起来的就是一个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强制性其实就来自于它是由社会多数成员或者其所委托的代表所表决通过的“多数人的意志”。在人类社会中，无论何时何地和何种组织，在各种管理权的管辖范围内，就社会成员比例而言，总是统治者或管理者的数量要远远少于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的数量。所以，民主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实际上就是要体现被管理者的意志。在人类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中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的多数人群体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各自拥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当今世界，劳动者的数量显然处于社会中被管理者中的最大多数地位，所以，真正的人民民主就应当体现广大劳动者的意志。离开了“多数人”的实际存在而奢谈“人民”意志，就是违背了民主的真缔。

三、民主作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将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

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笔者以为，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分工其实并不是产业分工，而是管理分工。人类社会从各个家庭发展到氏族社会，作为社会分工的“管理者”——家长、酋长或氏族首领就开始出现了。由此，人类社会中就出现了两种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拥有不同管理权力的人，这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正是“管理”这一社会分工的出现，让少数统治者或管理者掌握着作为社会成员多数的被管理者所不可能拥有的管理权力，并因此而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分配权。与此相对应，作为人类社会最初的被管理者所要求的“原始民主”的思想萌芽也就开始出现。可以说，从原始公社制社会出现以后，古今中外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作为社会多数成员的被管理者对民主的诉求和渴望，以及作为社会管理有效手段的一些最基本的民主管理方式方法的实践，在中外历史记载中都已有所表现。作为一种初级的民主体制的出现，从古希腊城邦至今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民主”作为一种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的思想萌芽早已与人类社会共生。

然而，尽管“民主”思想的萌芽与人类社会共生，但由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也由于绝多数被管理者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而导致的愚昧，再加上社会成员的分散居住所导致的信息表达和沟通困难，以及绝大多数被管理者的无组织状态，都十分有利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利用其所掌握的管理权和社会资源不断巩固自已的长期统治，让极少数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统治者竟能长期处于强势的统治地位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被新的宗族所取代。这种情况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才开始迅速发生变化。当时与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同样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倡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理念得到迅速传播，少数资本拥有者从取得社会经济组织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开始，以暴力或其它的强迫方式推翻封建王朝，逐步以“资本统治”替代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封建统治而取得了社会的统治权，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平等和自由思想的启蒙，也为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者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和争取自身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与资本拥有者相比，劳动者尽管人数众多，但除了自身以外并没有占有任何社会资源的优势。所以，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力图以革命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彻底摧毁少数资本拥有者利用“以资为本”所取得的社会资源优势，以实现工人、农民和多数劳动者“以人为本”地行使对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权。这种民主革命的实践曾经在二十世纪成为一种波及世界的潮流。“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民主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相互冲撞和相互借鉴中让人们进一步认识了民主的真缔。但由于“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民主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少数资本拥有者对社会的控制权，这种民主是不彻底也是不可能体现“多数人”意志的。而社会主义民主则由于实践时间太短，既缺乏成熟经验，更没能建立起一个由多数人能对少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督的体制和机制，从而至今也还处于探索前进阶段。尽管如此，只要有管理分工的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而民主就是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被管理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管理者处理这一矛盾的最有效工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终将替代“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民主而逐步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统治的真正的民主管理的目标终将实现。民主将始终与人类社会同在。因为，民主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首次出现的一种由绝大多数被管理者所主导的社会体制，这也是“民主”作为一种“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的最重要的历史价值所在。

四、民主无好坏，民主有真假。

俞可平先生明确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自已却在文章中明确承认“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而且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而俞先生自已也在文中列举了不少民主的缺陷。尽管俞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但这就无可避免地使自已在逻辑上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以笔者看来，如果将民主定义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那么，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象破除那种盲目的“市场崇拜”那样破除所谓的“民主崇拜”，而将其看成是处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管理哲学”，那么，承认“民主”本身在理论、实践和体制上的不完善也是十分自然的。民主当然也要与时俱进。由于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社会管理而导致的“统治者”（或“管理者”）和“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的不同分工，那么，站在上述两种不同的立场上，对民主的真缔自然也就有两种不同的解读。那种有些社会成员由于自已同时拥有双重地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而导致对民主评价的双重标准，以及所谓民主的阶级性等等现象，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笔者之所以说“民主无好坏”，是因为所谓的“好”与“坏”只是出于人们个人的一种价值判断。显然，这种价值判断是因人而异的。而民主却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真假之分，因为“真”与“假”是可以用一种客观的标准来衡量的。“民主”本身就确实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而且是一个定量的标准——这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对此，恐怕没有一个拥护民主的人会反对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因为，如果承认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合理性，那么，也就是完全抹杀了民主与专制和独裁的本质区别。这也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必须从理念、实体、程序都要确保让作为少数的社会统治者（或管理者）的管理行为体现作为社会多数的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的意志，也就是要从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出发，通过多数人认同的民主程序的运行，从而取得有利于多数人的结果。从民主是人类社会“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这一观点出发，在现实社会中也只有从占“人民”中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出发，为绝大多数劳动者所拥护和支持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凡是违背多数人意志的所谓“民主”一定是假民主。凡是只允许少数人参与的所谓“民主”也都是假民主。凡是少数人未经民主程序而作出的事涉多数人命运，损害多数人权益的“决定”也都是假民主。离开了服从和服务于多数人这一出发点和立足点的所谓“民主”都是假民主。只有经由多数人授权，为多数人服务，受多数人监督，按多数人的意志办事的民主才是真民主。

当然，凡是人类社会存在管理的地方，就必然有管理权力的存在。由于“统治”（或管理）的存在而赋予了管理者的管理权、决策权、指挥权和分配权，与此相对应，“民主”为了防止这种权力的异化，总是尽可能地完善民主的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尽力保障占社会多数的“被管理者”能真正拥有话语权和知情权，并且能对少数“管理者”行使选举、监督和罢免的权利。“民主”实际上就是为了社会中处于多数地位的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的利益而对少数社会统治者（或管理者）拥有的权力所作出的一种体制性制约。所以，对官员或管理者的任期作出限制其实质也是为了确保多数被管理者有对少数管理者进行重新选择的权利。所谓的“选举”仅仅只是被管理者行使民主权利中的一小部分。单纯夸大“选举”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它民主权利的落实，同样不能起到民主所应当起到的作用。有的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一旦通过“选举”上了台，马上就违背民主的宗旨，完全不考虑被管理者的利益而大搞专制和独裁，这种“民主选举”其实只是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假民主”。从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到繁杂的选举、计票和公布程序，在所谓“民主选举”的种种“民主”的“游戏规则”背后，又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其中有着多少猫腻和交易？从一些国家和地区选举过程中民众的参与率之低就足以说明，这种所谓的“民主”并没有能真正体现社会中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的“多数人的意志”。

五、民主需要不断完善，真正的民主政治尤其需要以经济民主为基础。

    俞可平先生在文章中称，“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俞先生也明确说明了“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令人困惑的是，按俞先生文中的说法，我国目前似乎尚未实现“民主”？那么，在俞先生看来，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在中国实现民主究竟又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其它国家的民主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可惜，以上问题细读俞文而不见答案，这也是让笔者对此文最感遗憾之处。

    其实，在笔者看来，在当今中国，最需要讨论的其实不是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而是民主究竟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究竟是否实现过民主？我们国家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以及怎样才能让我国建成一个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这才是我们国家的管理者和学者专家们需要研究的真问题。

    从笔者提出的“民主就是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观点看，中国建国以后曾经在民主建设上作过非常有益的探索，这种探索也是在当时世界上已有的民主实践成果基础上进行的，而且，这是一次真正有别于“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探索。这种以真正实现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探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大规模的民主实践。正因为此，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清除了旧社会的大量污泥浊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这种变化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和谐所取得的成就，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让凡是亲身经历过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至今难以忘怀。当然，也无须讳言，新中国所建立的这种完全新型的民主社会还很不完善，而且在探索过程中确实也有过错误和失败，也确实有少数人在这种社会的大变动中受到过不公正的伤害，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难于完全避免的失误。显然，对中国过去曾经进行过的大规模的民主实践，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和研究，而不是完全加以否定和排斥，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我国构建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中国现在需要的究竟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还是要通过“推倒重建”而“实现民主”，这确实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我们为什么不来一下“民主”？不知俞可平先生以为如何？

    笔者认为，我们在坦率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和肯定资本主义民主对管理权力进行制衡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应当对“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民主所存在的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以资为本”的经济体制对民主社会建设所必然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这种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对社会被管理者中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基本民主权利的剥夺；二是“资本”出于其本质属性而对少数社会管理者（政客）、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收买、腐蚀和操控；而这两个方面的缺陷对民主政治的建设所起的作用显然是负面的，这也是我们说资本主义民主是“假民主”的真正原因。

当然，民主是一种人类的社会活动，而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民主制度的运行当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在“以资为本”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多数的劳动者必须服从少数资本拥有者的意志，那种排斥了劳动者在经济领域民主权利的所谓民主都是假民主。也就是说，只有在劳动者能与投资者平等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时，经济民主才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因此，只有在建立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经济民主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所以，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就应该从经济民主做起。而经济民主的第一步就是劳资平等，这也是资本主义民主所竭力加以回避的。那种让少数资本拥有者统治多数劳动者的民主，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是与民主的真缔完全相背离的。有的人总是在政治领域奢谈民主，而拒绝在社会管理的其它领域，尤其是拒绝在经济领域推行民主，其实质是想维护那种“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民主。所以，从民主就是“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这一观点出发，中国在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以资为本”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者重新成为“被雇用者”，毫无疑问，中国在实现经济民主方面是全面倒退的。因为，目前在经济领域正在实行的实实在在是由少数“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外资和私人资本）拥有者对多数劳动者的统治。或许这也是一些人总是讳谈经济民主的真正原因。而如果在经济领域都不能实现“多数人的统治”，那么，在这种经济体制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治民主又能是什么样的“民主”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现在所谈的所谓“民主”其实还只是一种有意回避“经济民主”的排斥绝大多数劳动者的“以资为本”的“假民主”。真正的民主必须体现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意志，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平等与自由，这才是民主的真缔。要谈民主，就必须先搞清楚“民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而且更要弄清楚“民主”的真缔究竟是什么？如果连这一点都没能弄明白，要想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岂非是空中画饼？

                                2007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