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雄的“荣誉”与唯心主义者的“官司”

　　今天是欧洲战场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的日子，我国的习总书记正在莫斯科红场检阅战胜法西斯军队的雄姿。在反法西斯战争艰苦的日子里，正是无数革命英雄的牺牲换来了此后70年的世界和平。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保卫世界和平的自觉牺牲精神和斗争精神，正是这次战争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自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苏联共产主义战士保尔•柯察金的两句话：“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就成为了中国反法西斯革命青年生活和战斗的座右铭。在德国法西斯面前宁死不屈的苏联女英雄卓雅和中国的保尔——抗日英雄吴运铎都是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毛主席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更是让每一个革命战士懂得了自己生活和战斗的意义。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主席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生死观的实质。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正是从为人民的斗争中，树立了革命的生死观。

　　当董存瑞听到冲锋号已经吹响，同志们即将冲锋，而最后一个敌人的机枪点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他想到这会让许多战友因此而牺牲，也必然会影响战斗的胜利，在危急面前，董存瑞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员，他毅然举起了炸药包，拉响了导火索，以自己的牺牲换取更多战友生命和战斗胜利的壮举出现了。

　　当敌人机关枪的火力危害到许多战友的生命和战争胜利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与董存瑞有着同样生死观的黄继光，他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保护战友的盾牌扑向敌人的机枪，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保护了冲锋的战友，争取了战斗的胜利。同样，烈士邱少云，难道不也是为了自己战友的安全和任务的胜利完成，而自觉的忍受着烈火的煎熬，以自己的牺牲，换来同志们的安全和战斗的胜利吗?!

　　还有刘胡兰和江姐，在敌人严刑拷打、非人的摧残面前，他们都把战友的安危和革命的胜利放在自己个人的生死之上。这就是英雄们共同的无产阶级高尚、伟大的胸怀和革命者的生死观。我们的党和祖国从来为有这样的英雄而自豪。

　　心中只有大我——阶级和集体利益的无产阶级战士董存瑞们的英勇壮举，在我们的革命战士看来，是非常自然的，换了别人，必然也会这样做。这就是毛主席领导和教育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集体——共产党员们的人生观和生死观，这就是为什么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我们革命队伍中英雄辈出的原因，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原因。

　　为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重如泰山。在献出生命的那一瞬间，他们伟大的一生就已经铸就，他们一生的历史就已经划上了句号。不管后人如何评价，历史事实是不可能改变的。所能改变的只是后人自己的生死观而已。英雄们自觉地选择了“死”的意义，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它，义无反顾，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短暂而光荣一生的历史!革命英雄时时刻刻关心和爱护着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一心想着人民的利益，为此随时准备着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无产阶级的品格是多么的磊落和崇高，他们为人民的贡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

　　那些解构、嘲駡英雄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死观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们矛盾重重的“名誉观”，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双重的人格。他们对为人民的利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革命先烈的“名誉”毫不爱惜，百般调侃、嘲駡、挖苦的同时，却又是怎样的看重和不择手段地来维护他们自己渺小的、自私的所谓“名誉权”;从他们对别人和对自己的绝然相反的态度，我们看出了他们与革命英雄们完全相反的、自私、渺小而卑微的人格。以卑微来嘲笑崇高和伟大，这就是他们人格的体现。这样的人格即使打一百场官司，恐怕也难于使他“崇高”起来吧?丰台和海淀法院的这种为他们的“护法”，看来只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笑柄。

　　那些那么看重自己的“名誉权”，而却对历史上曾经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们的名誉权，却是那样轻慢的随便加以调侃、嘲駡、挖苦的人，他们所谓的“名誉”在人们的心目中，还能占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呢?即使是打一百场、一千场“官司”，恐怕也“香”不起来了吧!即使人们从此不再骂他们为“狗娘养的”，他们已经被自己的“文章”和“表演”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名誉”就能安然无恙吗?!一个人的荣誉毕竟是靠自己的行动决定的。看看历史上的秦桧吧，至今还跪在人民的面前，这就是前车之鉴!

　　打官司的闹剧，还是不演为好，闹得越凶，恐怕越难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