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1、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濒临消亡。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年》第５０５页“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２００４年) ”计算,当年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１５.３%。尔后， 国企改革的办法仍然是减少其个数,缩小其经营范围,降低其比重。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因此，目前国有工业的比重,恐怕更要低于此数,这是值得严重关注的。这样,怎么能保证实现党的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政策呢?

    2、中央权力前所未见地被架空 。

    2006年12月5日至7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当前深层次矛盾所在、党内的深层次矛盾，就是中央政令不能畅通，各自为政、多中心。”正因如此，导致腐败猖獗，越反越烈；中央的反腐力度再大，也不能够上下一致，下达基层，政令被地方政府滞阻、扭曲，甚至违抗。家贼不除，国之不国，党将不党，难免“亡党亡国。”此次会议从经济工作转向地方“各自为政、多中心”的主题，可见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引起中央高度警觉。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也指出：“根本的问题是相当部分党政部门、领导干部没有把“三农”问题摆正位置。某一天政局出问题，“三农”将是其中最主要因素之一。”何谓政局出问题？中央已经深刻意识到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可怕前景。
   
    目前，“政令难出中南海”已不是危言耸听，明目张胆地姿意妄为已是司空见惯。想解决各地诸侯各自为政且离心离德的局面，中央已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据说，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看到一份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其中广东省人民币大额及可疑资金交易涉及金额6，300亿元人民币，大额外汇资金交易超过220万单，可疑外汇资金交易超过65万单，涉及资金超过1，200亿美元。看后曾发呆坐着，手不停地颤抖，秘书站在他身旁长达半个小时，不敢打扰。最后曾培炎终于打破了沉思，连说：“完了，完了！这不是贪，而是家贼的公开掠夺！”

    3、《物权法》将在3月份提请人大审议。

    所谓《物权法》，其实就是为了“构建完善的私有财产保护法”，保护二十多年私有化改革的成果。保护私有财产的本质，就是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会产生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这是《物权法》草案的要害。保护私有财产只是他们进行欺骗、掩人耳目的幌子。2006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决定明年将把《物权法》第七稿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之前，有700多位军政学界人士上书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批评《物权法（草案）》违宪，呼吁重加修订，并强烈要求尽快制定《国有财产法》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公布法》。
。

    4、北京“住房痛苦指数”之国际比较：已是纽约的8倍。
   
    “住房痛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商品房的平均售价(平方米)÷人均月收入＝住房痛苦指数。

　　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支基本情况”显示，北京市城镇居民2006年10月人均收入为1，878.32元，居全国各地区之首。而2006年10月北京的商品房均价为9，397元/平方米，由此计算，北京市2006年10月的“住房痛苦指数”应为：

    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9，397元/平方米÷1，878.32元＝5.00

    东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3，000元/平方米÷23，000元(月收入)＝1

    巴黎人的“住房痛苦指数”＝5，100美元/平方米÷2，064美元＝2.47

    纽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045美元/平方米÷3，134美元＝0.65

　　伦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1，000美元/平方米÷2，362美元＝0.38

　　莫斯科人的“住房痛苦指数”＝3，653美元/平方米÷1，033.4元美元＝3.53

    首尔人的“住房痛苦指数”＝900万韩元/平方米÷ 322万韩元＝2.79

    新加坡人的“住房痛苦指数”＝3，022新元/平方米÷3，900新元＝0.77

    瑞士人的“住房痛苦指数”＝4，000美元／平方米÷3，323.3元美元＝1.20

    5、20年大学学费涨25倍，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 
 
    近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十五”期间，我国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4％），形成了严重的教育缺欠。同时，这种缺欠又造成教育不公、家庭负担过重等诸多社会问题。

    《报告》称，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4％”，这个数字也被作为唯一的数字性指标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要求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在实际执行中，十几年来，4％的目标一直没有达到。以1995年为例，财政性教育经费只占当年GDP的2.46％。1998年12月，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强调要按期实现4％的标准，但当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仍只有2．64％。与其他国家比，中国的教育开支仅是联合国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列在全世界的倒数几位，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2000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仅没有达到4％的既定目标，反而低于1986年和1990年的水准。自2001年起，政府将目标的实现推延到2005年。200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GDP比例分别是3．41％、3.28％、2.79％、2.82％，始终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4．1％。

    《报告》指出，对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政府很难有特别合理的解释。“我们今天教育投入上的短缺，恰恰是在我国GDP总量快速扩张、税收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再用‘我国经济不发达’、‘财力不足’等理由来解释已经难以说得过去了。”

    我国学生学费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家财政投入的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人们的收入增长速度。《报告》指出，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6、经济增长使穷人更穷。

    两份世界银行的报告发人深省。一份是世界银行上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的即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这表明，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这个结论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其彻底颠覆了一般印象或经济学中的“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然出现了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这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恐怕是第一次，或许资本主义初期的“羊吃人”可有一比！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地区，如国家级贫困县之类，也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发达地区和发达城市都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

　　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在10%上下，1999年至2006年，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我国的税收增长率达到20%以上， 国家财政收入七年间增加近两倍，现在接近4万亿元；我国的出口增长率全球第一，吸收外资名列世界前茅。与此同时，我国的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国民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高达0.47，占社会人口总数0.4%的富人拥有了社会80%的财富。这种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正常的吗？

　　　　而在另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显示，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经济总量增加了70％。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工人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间）。这才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7、地方政府行政超支惊人，汽车配备超出80倍

    中央联合调查组调查报告经核实后披露，全国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区行政开支，仅2006年上半年就超过预算5，087．7亿多元，相等于中国全年的教育、国防经费开支的总和。也就是说全国没有一个规规矩矩的党政机关。

    胡锦涛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怎么办，怎么解决，怎么总结？这种状况不允再发生。请政治局、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规范意见。

　　温家宝批示：能否启动法律机制，以法追究、起诉人为蓄意的渎职行为？

    挥霍民脂民膏，已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能。对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苦大众，他们却心如顽石，毫无恻隐之心和愧疚之意，动辄打击“违法上访”，镇压“工人闹事”。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主人”与“公仆”！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8、中国亿万富豪九成属官家，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的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及中产阶层。

    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85—90% 是高干子女。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2万亿，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该报告披露：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价格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设备，报价分别为600万美元及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3—4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 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1公里路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1，100 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9、山东鲁能集团从国有转到私有化背后的猫腻。

    2006年的终结，同时伴随着一桩悄悄的大“买卖”的终结，《财经》杂志将其形容为“这个庞大的企业王国已悄然易主”，这就是山东鲁能集团“完成”了其私有化的最后几步。具有738.05亿元庞大身躯的私有化，竟然又在重演“以小博大”的神话，竟然又在重演国有企业原高层管理人员摇身一变为“私有”企业“老板”的神话。

    神话的背后必有猫腻，这已经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上海社保大案的主要角色张荣坤用一个刚注册、号称5亿资本的“新”公司，以3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上海城投持有的上海路桥99.35%的股权；顾雏军以区区9个亿，“收购”了总资产价值136亿的优质国有资产。山东鲁能的私有化过程，也离不开“收购”，其2006年底“最终”的收购“成本”，据《财经》杂志报道，总价款为37.3亿元。有人形容为“30亿买断760亿”，对“收购者”来说，可以用“中六合彩”，“天上掉馅饼”之类的极小概率、零概率来类比了，这就意味着猫腻。

    据《财经》报道，鲁能的私有化过程达11年之久（1995-2006），从国有控股→职工持股，国有参股→100%国有控股→职工持股→私有，历经五个阶段。在这些过程中，其真实的内幕鲜为人知，可谓“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特别是最后的私有化阶段，竟然处于“绝密”状态。《财经》杂志报道“鲁能两个‘新主人’的名称，在鲁能内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一度被称为‘绝密中的绝密’；如今，正是这两家名不见经传的神秘公司，成为这一大型综合性财团的绝对控股人。”。

    这些都是真的吗？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中华民族就真的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