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谢静宜，捍卫毛主席--读《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有感

　　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放在床头多日了，虽然刚买回来时就通读过，但是经常睡前还要再复习几篇，回味那博学、智慧、幽默、严谨、求是、高尚、独具魅力的伟人风采。

　　作者1959年至1976年在主席身边担任机要员，跟随主席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对主席的了解和认识足够深刻，可谓历史的见证人。此书是描述她自己在主席身边亲身经历的一件件往事，虽说都是日常琐事，零零散散，点点滴滴，但是主席生活上的简朴、学习上的勤奋、工作上的务实，胸中充满百姓民生的深厚感情，无不展现得真切切、活生生。有相当的可读性和绝对的史料价值。

　　一部中国史，上下五千年，帝王越千位，圣贤无计数。谁见过藏书过10万册，读书成瘾，博古通今的领袖?谁见过常年餐桌上都是一荤(困难时期没有)、一素、一汤，甚至夜宵只是几块饼干的领袖?谁见过一双拖鞋穿过17年，一块手表戴30多年的领袖?谁见过每年三分之二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调研，其中二分之一时间下到工厂、农村、部队体察民情的领袖?谁见过用手测量一下麦垄距离、麦穗长度就能估算出亩产多少斤的领袖?谁见过为党、为国、为民众昼夜操劳，日理万机，废寝忘食，甚至含着半块白薯瞌睡的领袖?谁见过与服务人员以同志相称，为了帮助他(她)们进步，甚至自己出钱办读书班的领袖?谁见过因为舞场、居所被装修，略显堂皇而拒绝再跳舞、再居住的领袖?又有谁见过一再、再而三的为崇拜自己的社会热潮泼冷水的领袖??没有、过去从没有见过，但是、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毛主席正是这样的领袖。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主席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从这部书里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也正是主席自己一生的写照，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为这三个“一贯的有益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人民心中真正的伟人、领袖。

　　“我有责任为永远沉默的老人家说几句公道话。”这是作者在书中着重强调的一句话，相信是她写书的初衷。既反映作者继承了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态度，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这些年，总有一群蜀犬吠日，总有一伙蚍蜉撼树，那死有余辜的李志绥、罪该万死的李锐、茅于轼、辛子陵、铁流、袁腾飞、张朝贤之流以及《炎黄春秋》等无良媒体，竭尽阴险、卑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能事，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颠倒是非、污蔑栽赃、造谣惑众、恶意中伤，向毛伟人泼了大量的污泥浊水，让广大人民群众心痛不已。

　　老人家是永远沉默了。想当年他呕心沥血，历尽千辛万苦，牺牲了六位亲人，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他的功绩比天高比海深。可是现在他却被肆意抹黑，十三亿人口、八千万党员，谁为他说句公道话？谁帮他洗去满身的污垢？老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几十年的经历已经证明：领导靠不住、组织靠不住、曾经信誓旦旦“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也靠不住、既得利益者更靠不住。正真靠得住的是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谢静宜们，是千千万万觉悟了的人民群众。

　　行动起来：学习谢静宜，捍卫毛主席!

　　附文

　　谢静宜：我要为老人家说句公道话

　　(摘自谢静宜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个人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人民群众对领袖出热爱，又有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迷信，这两种感情往往伴生在二起，不好加以区分。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据我亲身感受，我觉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是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谁“树”起来的。

　　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一旦察觉，他的态度是明确的。1966年7月的《致江青的信》;1967年12月的《关于湖南省12月16日韶山铁路通车报告的指示》，他对“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和说法作了批评;1969年4月九大召开之前，他对党章写进“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的态度;1970年他与斯诺的谈话;同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以后他对“降温”的指示等等，都有党内文件可以证明。对“文革”中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他是坚决反对的。

　　谢静宜

　　自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第一枚毛主席小像章出现起，造像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样式越来越多，像章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工艺越来越精，很多人搜集的范围越来越广。

　　这股风也刮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那里。我本人就搜集到许多精致的像章，夹在几个自制的泡沫塑料本子里，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大概谁也没有拿出来让毛主席看过。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拿着自己的像章册，得意洋洋拿给主席看，想让他也欣赏一下。万没想到自己讨了一个没趣。当时，我刚掀开册子，主席不知是什么，他伸过头好奇地瞟了一眼，发现是一枚一枚他的像章时，面部立即变严肃了。我看得出来，主席不高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老人家这样的脸色。

　　我紧张了，随即合上像章册，退后一步。主席说话了：“把它给我。”主席伸出手来。

　　我没有意识到这像章后面严肃的政治问题，只是从感情上理解这件事。我说：“我不给你。你要是给我扔了就糟了。我保存这么好，是很长时间才积攒这些呢!”

　　这时主席看看我苦笑了一下。主席接着问：“其他人也有吗?”

　　我答：“都有，有的比我还多。”

　　主席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厌烦地说：“真怪，对这个东西，人们像集邮票似的那么感兴趣。”他沉思了片刻，感叹地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呀!”

　　我离开了主席住处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后来，做像章的热潮逐渐下降，我也对搜集像章失去了兴趣。

　　1967年以后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二做“忠”字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做法，主席是不知道的。后来当我在无意中谈起这些事时，主席说：“荒唐!”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红海洋”从各种建筑物、各种场合发展到了自行车上挂语录牌。1968年5月，我发现爱人的自行车上也挂了一个小红色的金属牌，上面有主席语录。我注意了一下，发现大街上几每辆车上都有语录牌。有一次我告诉了主席。主席说：“告诉小苏，不要挂了。”

　　我说：“不行啊!大家都挂，他不挂怎么l街上有人干涉，不挂不让走。”

　　主席感慨地说：“这么厉害呀!”他又陷入了沉思。

　　毛主席像章

　　1969年九大开过后，我和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到北京市委办的学习班开会，地点在海运仓招待所，因人多，食堂小，就餐分批，我和张荣温轮到第二批。进食堂后，桌子上剩饭菜狼藉，可是却要先念语录，向主席“请示”，十分荒谬可笑。

　　我和张荣温都感到十分别扭，但当时又不能公开反对。只好故意晚去就餐，作为零星人员逃过这套仪式。

　　后来，我把这个情况，以及看到有些食堂开饭时卖饭人与吃饭人互念语录的做法都告诉了主席。主席听后，非常生气，厌恶地说：“这是什么人发明的?”类似这些情况，听说主席身边的同志也向主席反映过。

　　苏延勋在基层听到一些辩论，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一分为二，也不应该这样提，而少部分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我问主席谁是对的，主席说：“你告诉小苏：我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少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1967年冬，我对主席说，林副主席说主席思想是当代马克[主义的顶峰，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像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当时我是特别赞成这几句话才说的。可是主席问：这是林彪说的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主席深思了一会儿又说：“什么我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难道中央的指示不叫最高示?我一个人说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主席生气了。

　　1968年春，我向主席谈起在工厂听到有人编的快板“毛主像挂中央，毛主席语录贴两旁，抬头看见毛主席像，心中升起红太阳”时，主席不高兴了，说：“到处都挂我的像，连战士的宿舍也挂我的像，我去散步时发现的，我问他们：‘你们敬的是什么神呢?’”

　　以后，主席两次发出“降温”的指示，对“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了理论上的批判。对“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三个副词”(即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了他的否定态度。这股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狂风得到了遏制。

　　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教训，留待历史学家和后人去评说吧!我作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之一，是历史的见证人，

　　我有责任为永远沉默的老人家说几句公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