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海瑞罢官

    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那场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政治影响远远大于文化影响，在民族文化的改造和锤炼方面，没有后来的评法批儒和评《水浒》那么样的影响深远，以致今天还存在衙门前的下跪现象和把县太爷供奉在土地庙的闹剧。也由于这场争论过早地转入政治领域，才造就了文革左派的幼稚，更延续了数千年来的唯上之风，为文革左派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为走资派的复辟留下了土壤。　　

    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的风暴，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就横扫了一批“牛鬼蛇神”，伴随着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权威的风雨飘摇，走资派司令部迅速放弃了它的前沿集团——彭、罗、陆、杨，收缩力量，准备制造混乱，栽赃陷害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点他们做的很成功。无论是血统论的联动组织，还是保守派红卫兵，在捣乱和破坏方面，都起到了抹黑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欺骗了不少善良的群众。象二司令的榕儿组织参与暴打某附中教师的事情就非常典型。在红卫兵里，真正能喊打喊杀的几乎都是有背景的，工农子弟出身的红卫兵除极个别投机者，大都是被动的看客，还有不少同情者被激进者指责为保皇派。至于后来的派斗，凶悍的一方无不打上官僚势力的烙印。　　

    吴晗个人的悲剧性结局引发广泛的同情，但把愤怒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是值得商榷的。吴晗是一名衷心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人士，但他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他和宋庆龄一样，拥护的是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产党，而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落伍了。　　

    把海瑞罢官的争论作为文革的起因，是割裂党史和新中国史的不负责的行为。从党史上看文革的起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性——思想建党，这支队伍的主体成员是小资，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正是这样的特性，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伟大理论，以致后来刘少奇因《修养》而登上二号人物的宝座，思想建党与文化大革命的内在逻辑性是不容割裂的，一旦割裂，毛主席充其量不过一个伟大一些的开国太祖罢了，沿着思想建党的创举一路走到文革，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在共运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就不是一颗星所能概述的。从新中国历史来看文革的起因，至少要追溯到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反右为什么会扩大？问题在于小资官僚化，反对某个官员或党员的言论就是反党，本意是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来发动全社会力量，整顿党内的官僚化问题，却因各种原因演变成“引蛇出洞，打击报复”反右扩大化，毛主席说，全国也就5000个右派分子，他们却抓了50万！彻底中断了依靠群众监督，克服党内官僚化趋势这条民主道路，今天的反腐就如此纠结，就是缺乏外部监督，软弱的内部制度自律只好走进贼喊捉贼的死胡同。到1956年随着一五计划和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向前走向社会主义还是停滞或退回到新民主主义，在党内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这个“光杆”性质的司令部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而另一个司令部则指责农业合作化冒进了，运用强大的官僚体系形左实右地搞破坏，目的是为了那个“三自一包”，逼得毛主席不得不以书信的形式与广大农村支部书记直接对话来纠错。接下来的四清和社教运动，导致了两个司令部的第一次大碰撞。这两条路线的矛盾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领域，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是延续旧文化问题，当时毛主席形象地说文宣部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美国死人部，而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后，舆论一片赞好声，“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评论出来之后，先是抵制批判，退而纳入学术轨道，把这场评论歪曲成“姚棍子”或“江黑幕”，只有猪头脑残者才会相信。　　

    评海瑞罢官这场运动，通过打倒地主阶级的清官海瑞形象，确立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设计者得心境是多么的宏伟壮大，每每为其没有深入下去而感慨。以时间为主线的历史不容还原，后来者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