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至今--我的记忆

毛时代至今——我的记忆

作者：耶律雄奴

文革的第二年，我出生了。

童年的记忆总是美好的。

天特别蓝，水特别清，树特别绿。我家门前有条小河，那是孩子们的天堂。夏天，河里长满了菱角、鸡头、莲藕，我们划着小船，可以尽情地采摘。河边石阶下，用手一摸，就能抓到一种叫“虎头叉”的鱼儿；两个人一人执着纱布的一端，一个猛子从河这边游到河对岸，就能兜起好多小虾。河里有各种的鱼儿，甚至可以捕到黄鱼、河鳗、鳜鱼、甲鱼。最讨厌的就是螃蟹了，钓鱼的时候它总是来抢食，但又很难钓上来。而河水是长年不干涸的，老人说，河底有暗洞，直通东海，所以，涝不见水涨，旱不见水少。

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可看，公社每半个月会来放一次电影，在我们生产队附近，有一个“五七干校”，还有驻军，每周也会放一次电影。到了晚上，大人一般都是集中开会或学习，更多的人是参加扫盲班，不收费的，很多人也就是从那时起，才认识一些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小朋友们是没人管束的，纷纷聚集在一起，玩捉迷藏等游戏。小河边、竹林里，树丛下，是我们的乐园。

小时候，从没有不安全的感觉，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偷东西的，更没有拦路抢劫的。要说大家穷，家里没东西可偷也不尽然，有些人的家里还是有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之类的贵重物品。不过那时人对荣辱观十分看重，偷东西是为人们所不齿的。即使有偷，也只是偷点粮食用以充饥，然而偷了东西肯定没好日子过，记得有两个人偷了生产队的一点粮食，于是天天开批斗会，搞的他们十分狼狈。

孩子们下了学，都会去抹树叶、割草什么的，交给生产队做绿肥，可以挣到一定的工分。如果是农忙季节，孩子们会唱着“我是公社的小社员”，去地里捡稻穗或麦穗，然后交给生产队。当然，一般都会招来大人的批评，忙的时候，他们会嫌我们碍事。放假是最快乐的，孩子们都争相替生产队放牛，不但可以得工分，还有着十分的乐趣。小伙伴们到野外，可以到树上掏鸟窝，在河边捡鸭蛋；把过水的涵洞两头堵起来，将水舀尽，便可抓到很多的鲶鱼和河虾。

那时候，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但粮食产量却不高，主要原因是缺少化肥，肥料基本靠绿肥，因此，每一茬庄稼收完，都要长一些过度性的植物，成熟后一起搅进泥土做为肥料。那时也没有农药，从没有人担心过食物的安全性问题。农忙时人们忙着种地，农闲时基本上都去搞水利工程了。后来搞承包到户，水利基础工程再也没搞过，用的都是以前留下来的设施。

当时有句口号是七七实现农业机械化，当然没有完全实现，但生产队有拖拉机、插秧机、脱粒机、扬谷机等机械。农忙时，一般是人歇机不歇，几个青年突击手，吃住在地里，昼夜不停地耕地，饭是有人送的，包括夜里加餐。

做好事不留名是人人都提倡的，孩子们拣到钱物，都会交公，大家都喜欢唱“走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如果你看到哪的路不平，第二天再去看，肯定有人修好了，而且你不知道是谁修的。年轻人在一起玩，会突发“奇想”：大家夜里去地里抢收粮食吧。于是说干就干，次日，地里的粮食便“不翼而飞”，整齐地码在公场上，队长问是谁做的，不会有人承认。

黄赌毒是没有的，但也会有“打平伙”，即四人打扑克牌，输了的两人买二斤肉供大家吃一顿。犯禁的偶会有之，以推牌九居多，一旦被抓到，就会让他们顶着桌子游行，不过也不算批斗，因为人们看见了也都是哈哈大笑而已。没有卖淫的，但不等于没有偷情的，村里的风流韵事也是有的，但这总是伤风败俗的事，也有人差点因此坐牢。现在看来似乎有点拿鸡毛当令箭，偷情算得了什么呀？有的官员情人几百个呢。

民兵训练一年一度，枪和子弹都发到各人手里，训练期间带回各自家中保管，有轻机枪，但更多的是半自动步枪。记得我还扛过，有时候他们为了看看枪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会冲树上开上一枪，检验子弹能穿入树干多深。而枪从来也没发生过走火伤人的事故，更不会有故意伤人的。还有个孩子在看电影的时候，把解放军的枪偷回了家，当兵的找上门来，会拍着孩子的头“骂”：人还没枪高呢，不要命啦！

七岁的时候，我上小学了。

一年的学杂费一块多钱，老师都不是公办的，全是民办，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代课教师。教师是受到人们尊重的，有时候会有人叫他们臭老九，不过都是调侃的语气，并非真正的谩骂，老师当然也都会付之一笑。书只有两本，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课文的第一课大概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之类。作业不多，一般课余就可做完，很少带回家。寒暑假会发一本综合性的假期作业，任务量也很小，不象现在的孩子，动辄满满一书包课本，作业做到夜里十一点都做不完，很少有自己玩乐的时间，我总觉得，现在孩子的童年，是过着大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童趣可言。

生产队有专门的理发师傅，在全村轮流给人们理发，是免费的，轮到哪个生产队或生产组，要提供一顿便饭。记得当时理发员每次到我们生产队理发，都是在我家吃饭，而我也就享受优先理发的待遇，而小孩子似乎天生的不喜欢理发，我也就打心里不喜欢理发员的到来。

一般的吃药也不花钱，好象那时候人的身体都很好，很少有人生病似的，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就是吃几片药完事，严重些的，肌肉注射一下，几分钱至几毛钱不等，不象现在，稍有点不舒服就打吊针，一针几十甚至几百，而效果还不如那时候屁股上扎那么一针。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哥哥在部队入党，部队来了两人，对我家祖宗三代进行了政审。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哥哥结婚了，部队来了两人，对我家和哥哥老婆家的祖宗三代进行了政审。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哥哥提干了，部队来了两人，对我家上上下下进行了政审。

上小学期间，进行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游行。由老师带队，每人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一路喊着“打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走村窜户。那时并不懂得这样做的意义，只听说xxx是反毛主席的，而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xxx当然就是坏蛋。不管哪个朝代，人们对开国的领袖，都有着一种无名的崇敬。生产队也有被批斗的，主要是富农，不过没人武斗，文革期间没有因此原因而死人的。而且，听老人讲，三年自然灾害时也没有人饿死，不过那时真没的吃，能吃的树叶都吃光了，因此那三年人口出生率非常低，一方面是人没精力生孩子，另一方面生下来的存活率也低。那时，政府官员家的日子跟普通百姓区别也不大，只是当官的本人可能隔三差五解个馋，想贪污就得好好思量思量，群众的力量很大的，如果有人举报，那你死定了。

不记得哪年来了一些“下放干部”，我们生产队的大多来自南京，这些人表现的比较活跃。我家附近有个劳改农场，但那里并不一定都是劳改犯，而是外地一些不能完全定性的人员，没办法处理，只好集中起来，划拨一些土地给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那些下放干部子弟经常会和劳改农场的人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放电影的时候，经常打架，有时候当地村民也会卷入其中。不过也都是小打小闹，没有伤过人。后来，下放干部都回城了，而劳改农场的人，也都在这里定居，生儿育女，甚至他们的后代已经不知道祖籍在何处了。

我家邻居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军人，受过伤，他家有一台收音机，我们每天都会集中在他家听评书。有一次，忽然从收音机里传出哀乐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起来，这时，生产队的高音喇叭也在播放，于是全村人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有的人甚至是嚎啕大哭，如丧考妣。这是我记忆中人们最伤心的时刻，时间在1976年。若干年后，x公去世，我正在朋友家吃饭，当电视机里传来x公去世的消息时，大家依旧谈笑风声，说：他死他的，我们喝我们的。

我们生产队有一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大家都十分羡慕，几年大学上下来，不但家里没花钱，还得到一部分奖学金。那时候评价一个人有没有出息，不是看你有多少钱，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层次相差不大，所以大人在教育我们的时候，往往都会说：你看人家孩子多有出息，考上大学了。

1978年以后，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分给了个人，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猛增，其主要原因是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以前的土地本就十分肥沃，再加上化肥，产量的提高是必然的。承包制使农民家庭收入有了很大提高，除了应交公粮外，其余都是自己的。但承包制的弊病在于：一是农业机械化成了泡影，生产队的集体作用没有了，集体买机械是不可能的，而单家独户买机械也买不起，所以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农村除了拖拉机以外，别的都没有，一度出现过的插秧机也退出了农村市场，直到近十几年，才出现专门靠收割机谋生的群体。二是环境遭到空前破坏，这跟承包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大量的使用化肥，使土地日渐贫瘠；大量的使用农药，使河水日渐污浊。水不再清，水生植物不再生长。抽水机的出现，使得河水在短时间内便可抽干，河下通东海的神话破灭。人们再也不能到河里游泳，再也不能到河中采菱角、鸡头，大量的鱼虾绝迹。三是生物的多样性遭到破坏，所有的树种全被砍光，统一种上了经济作物易杨，桑树、榆树、槐树都没有了，以前当作四害的麻雀越来越少，小时候一下雨便随处可采的地皮菜，再也没看到过。虽然这不能说完全是承包制的错，但却是由公到私形成的必然结果。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据成都军区战报，战争开始前两天，伤亡人数达4000之多，由于准备不充分，大量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解放军是游击战的鼻祖，但在对越作战期间，却被我们的学生狠狠上了一课。由于装备落后，缺乏训练，加之机关人员老化，战术僵硬，使得这场战争吃尽了苦头。邓公上台后，一切都给经济让路，提出军队要忍耐的思想，导致军队很多年没有提高，直到海湾战争爆发，才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敲了一记重重的耳光，科技强军的思想才渐渐登上舞台。

改期开放初期，很多人连政府官员都不当了，下海经商，成了万元户，但假冒伪劣商品也从此滋生。

1983年，也就是改期开放后五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严打，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盗贼横行，强奸、杀人、抢劫等刑事案件发案率大幅上升，司法腐败十分严重。记得那时有句话叫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个，我所在中学就有一名学生被抓，原因是抢劫、强奸。

1984年年底，我参军入伍。部队训练有了一定的改革，训练强度有所增加，新兵要训练三个月，但枪械依旧没多大改观，除了班长用的是五六式冲锋枪外，士兵还是半自动步枪。新兵连，枪械基本都由各班保管，但没有子弹；后来，枪械由连队统一保管；再后来，团里发生一起文书持枪打死连长的案件，团首长决定将全团所有的枪械的撞针集中起来保管，也就是说，你即使有枪有弹，你也打不响。86年，中越边境有大动作，原计划要我们火箭炮连配属27军参战，但人家嫌我们是地方武装，不肯要。

1988年，爆发第一次学潮，规模不大，一般不为人知，起因是印度出兵占领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而中国没有举措。据说总部是想打一仗的，但对当时的军力进行了一下评估，胜算不大，没敢动手。

1989年，爆发全国大规模学潮，开始有人提出口号打倒GCD，但随即改为惩治腐败。最后这场学潮发展为暴乱。这次事件的发生，对共产党内部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惩治腐败的力度有所加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重蹈前苏联覆辙的可能。也就是这一年，我到北京上军校，到北京后，学校领导第一个要求就是学员上街，一律不得穿军装。

1991年，我军校毕业。同年，海湾战争爆发，举世震惊，高科技在军事中的大量运用，出乎所有中国高层的意料。记得领导在做形势报告时，说中国希望伊拉克成为第二个越南，让美国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过人家只用了不到100小时的地面战，就解决了号称军事强国的伊拉克。

从军校毕业后，回家探亲，发现有很多农村人都到上海去“拾荒”。所谓拾荒，其实就是捡破烂，那是旧中国苏北人谋生的一种手段，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时间消失。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现，但意义已不完全是捡破烂，连偷带抢是正常的，因此判刑的人数不可计数，甚至有人去割飞机翅膀卖钱。这类人迅速走上了“富裕”之路，在村里第一批建起了楼房。有一次，某家请我去吃饭，说是陪客，去了才知道就是陪靠“拾荒”发财的人。人们对人的评判标准有了很大变化，不再说谁家孩子因考上大学而有出息，而说谁家现在有多少多少钱，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杠杆。

进入九十年代，改革不断深入，企业开始改制，即所谓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还有优化下岗，亦即外国意义上的失业，我们叫下岗。福利分房取消，教育逐渐走向产业化，医疗机构改革，人们开始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1993年，我到边防连队任副指导员、指导员。

1995年，从边防调回机关政治部工作。

1996年，想调回江苏未果。

1998年，转业回到江苏，本想进政府机关，正赶上朱镕基三年改制，说是政府机关要进行机构改革，人员一律冻结，为此，各级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精简办，不过三年过去后，政府机构一个没少，还增加了一个精简办。我的转业安置受到了极大影响，后来想进公安局，也未能如愿，最终进入了现在的工作单位 。1998年，当地房价800元/平。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军轰炸。

2001年，中美在南海发生撞机事件，中国飞行员王伟牺牲。

2002年，十六大召开，人们将这次会议的精神总结成一个字：卖；还有人说不对，应该总结成两个字：快卖。

2003年以后，“三农”问题显现，有人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还有人说中国的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从2004年开始，国家计划用五年时间取消农业税。

2008年，中国全面取消中小学学杂费。

2009年，当地房价核心地段6000元一平米。

2010年，我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