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中我家特殊的客人

文化革命中我家特殊的客人
　　
坚然一叶/2010-4-22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农村自始至终是平静的，农民照样生产，照样收麦子割稻子，照样在劳动中言笑调情嘻戏取乐，生产一天也没被耽搁。不同的是，一大批高级干部下放到农村，与贫下中农搞三同，接受再教育，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给农村带来一种崭新的、深刻的、积极向上的变化。
　　
　　1969年，我家来了三位不速之客。说是不速之客其实不是，因为大队党支书早跟我父亲打招呼了。之前一个晚上，我们家吃过饭就围在煤油灯下闲坐（我们这带是1976年初才装上电灯），父亲卷了支喇叭烟筒，点着后吸了两口说：‘‘上午大队支书告诉我，有三位下放干部派在咱家吃饭。’’他指了指我说，‘‘今后家务事你要多担待些。’’那时我还在学校念书。
　　
　　几天后父亲领来三位陌生人。他们的个儿刚好可分高、中、矮三等，前两位王姓、李姓，穿的都是墨绿色毛尼外衣，据说是省城下来的厅级干部，后一位姓章，穿灰白中山装，是某地县委书记，年龄都在50开外。他们笑吟吟的，对着我们问这问那，我不懂普通话，腼腆的躲在一边，父亲用夹生的普通话跟他们搭腔，还一边忙做晚饭。我清楚的记得，晚上第一餐饭父亲炒了一碟洋葱肉片，一碟干鱼辣椒，一碟红烧豆腐，外加一盆花菜蛋汤，这可是当年我们家乡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
　　
　　我父亲生性热情、大方，对三位客人的到来打心眼里欢迎，但却为他们的伙食犯了一阵子愁。三位高干每人每月交给我家13元伙食费，如果按城里人标准安排伙食，我们显然负担不起，如果天天让他们同我们一样吃粗粮，又担心他们吃不惯，饿肚子。经过核计，父亲决定把他们交的钱平摊下去，每两天加一次菜，父亲的想法是，即便他们第一天吃不饱饭，第二天伙食好些可以补一补，不至于长期饿肚子损坏身体。
　　
　　按照这个方案父亲轮番变换着饭菜花样。有一次，父亲买来两斤牛肉一一父亲在我们村有半个橱子美誉一一他操刀切牛肉，我洗着芹菜，然后到灶台下烧火，一会儿工夫，父亲便做出两道美味可口佳肴。用餐时，那位性格开朗的县委书记对我父亲的手艺赞不绝口，末了说：‘‘不要破费，粗粮我们吃得习惯。’’另两位不住点头。他们说的可是实话，根据我的观察，煮粗粮的时候他们每人要多打一趟饭，饭菜煮得好些时他们反而吃少了点。
　　
　　我不敢说我家的餐桌上有多丰盛，但粗粮是绰绰有余的，尽可放开肚皮吃。你看，缸里全装满了，地上还前一堆后一堆的，走路还嫌硌脚！今天不是有些右派分子说毛泽东时代粮食少，人们整天饿肚子吗？说这话的纯属造谣，是要烂舌头的！最少在文革期间，在我们家乡一带，粮食不但够吃而且有剩余，我敢发誓，三位下乡高干更是见证人！
　　
　　大概是父亲热情款待，三位老干部对我家很亲热，嘘寒问暖，特意交待我家若有什么困难让我父亲尽管告诉他们。他们尊称我父亲老叔，知道我父亲烟瘾大，每次探亲回来都给他带好几大包上等烟丝，也带着新鲜的或蜜制的橄榄给我吃。这都是后话。
　　
　　慢慢的他们的普通话我可以听懂一些了，我在生人面前那份羞涩感也没了。有一天下着大雨，三位干部吃完饭无法回卧室休息，就拉两条长凳坐下聊天。我妈不懂普通话，收拾好碗筷自个回房间补衣服，我父亲坐在灶台前一张小凳上。他们讲些闲话后，李叔（我称呼他们王叔李叔章叔）把脸朝向我父亲说：‘‘今天我们参加你们大队支部大会，我们提了个建议，那条灌渠通水后，你们要抓紧筑几口水坝，及早改变传统作物种植，换种水稻作物。’’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刻，以至那些日子里我天天憧憬着眼前的粗粮变成洁白的米饭。1971年，水利设施基本完成了，条件终于成熟了，当年我们生产队就播种120多亩水稻，而且这种植物播种一直坚持到1982年，后由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和部分人为的破坏，不得不又恢复传统种植，只能靠天吃饭。现在虽然到处可以买到大米，但味淡，松散，有的如同嚼蜡，村人多有思念、向往当年那种无污染、纯天然品质、柔软的、香喷喷的大米饭......
　　
　　开饭的时候都是我去喊话，他们住在仓库管理员的房子里，离我家有一大段路。房子是新建的，二层楼，石头结构，室内地板铺尺方红砖，墙壁粉刷白石灰，窗户打开时又通风又明亮。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刮起一股伤痕文学飓风，巴金、季羡林等一些不良文人说老干部、知识分子下放是变相劳改、蹲牛棚。每读至此，我的脑海就会浮现仓管员那幢楼房，我的记忆就会再一次朝历史纵深处飞奔去，对那幢楼房的屋檐、基石、墙角、窗棂、门框、一砖一瓦认真的搜寻检阅，我要找出有‘‘牛棚’’特征的蛛丝马迹，但都未能找到。我长时间的感到迷惘和不解，如果那幢二层楼是牛棚，那我们全村人都成了牛了，甚至大部分村民还没那么好楼房呢，这简直是对我们全村人的诬蔑！我也曾带着‘‘三位下放干部参不参加生产劳动’’这个问题，悄悄问过我父亲。父亲说，他们下地从来都穿皮鞋，旱地劳动会去抡抡锄头，水田干活从不参加，经常是到田头走走，同社员们聊会儿天就转回村里。他们会议也很多。年龄都这么大了，又长期生活在城里，能做到这步也不容易，社员们没啥意见。瞧瞧，一个住村里最好的房子、用餐有专人负责、劳动干活来去自由的人，竟说是变相劳改，真是贻笑大方，世界哪来这么便宜、幸福的劳改场？我每次来到他们卧室，看见他们不是伏案写字就是歪在床上看书，听见我喊‘‘王叔李叔章叔吃饭’’后，他们就站起来伸伸懒腰，章叔走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背上，好像是他的小哥们一样，直走到我家门口。
　　
　　就这样，三位老干部在我家吃了半年饭就回城了。他们走那天我刚好去上学，未能给他们送行。我父亲转给我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他说是章叔送给我做留念，还吩咐我长大后到他那里做客。那段时间里我像丢掉什么似的，六神无主，空虚寂寞，常常一个人跑到村前一座小山上，对着村前那条通往村外的马路发呆，我多么希望能再见到三位老人的身影！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奇妙。
　　
　　毛主席去世以后，相当一些无良文人急不可耐的向毛主席泼污水，把毛主席时代描绘得一团漆黑。作为毛主席时代的见证人，我要用我这支秃笔，用我的朴素语言，用我孜孜的信念，告诉人们毛主席时代的真正历史，告诉人们只有毛主席时代人民才能过上真正幸福美好的生活。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