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维持最低水平还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改革维持最低水平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最低水平也不是不要改革，但总起来讲，它与当今不是今天要这么深化，明天要那么深化(改革)，可能区别就很大了。因为所谓深化，无论是哪一次深化，其实无不是等于把矛盾上交，然后又去寻找另一个可以深化一下的突破口。最后当新的矛盾又产生之时，又有人去借着寻找新的深化的方向，把新的矛盾又重新再上交。结果就形成自改革以来，虽然我们的深化在不断的产生，但矛盾，不管是旧的矛盾还是新的矛盾，却基本几乎没有几个能解决得了过的。所以深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也许不失为是一种推进改革，赢取胜利的必要手段。但实事求是的讲，如果已有的矛盾未能梳理清楚，未能该解决的解决好了，那深化就只能是制造、产生，更多、更新、更复杂矛盾的导火索。

　　就中国来讲，我以为把改革维持在最低水平起码可能有以下几样好处。

　　其一为最低水平的改革，一般都是以许多百姓自发，自愿搞起来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就是即使再水准不高，但它的基础性却是很强。这样就是说，有了比较浓厚的群众的改革意愿基础，那就是改得不好，改出好多问题，其实就政府来讲，都好适当的加以纠正，加以解决。而如果群众基础不强，例如后来的许多改革，都有一种学者提出，专家点头，政府批准，除此而外，有没有群众基础却一点不考虑，那这样改来改去，其实就是即使一点问题不发生，那效果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好。因为我们搞改革，远的不说，如果单单就脱离不脱离群众一点，我们就不能不说，只要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那再好的改革，也不一定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大有益处。而如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即使搞得完全不太像样，最终则还是容易得到妥善解决。可惜就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后来改革的领导者却最终走上了一条极其相反的道路。比如邓小平一开始主张搞改革时，曾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党的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可后来改革到一定程度之时，他却闭口不再重申这两点，相反却一再声明不争论是他的一个重大发明。就好像不争论不仅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没有矛盾，而且还相辅相成。结果使得后来的接任的改革领导者，则无一不是继承了不争论，而绝口不再提前两点了。

　　其二是维持改革的最低水准，有利于党、政府，在人民有需要时，能及时伸手相救。具体就是自改革以来，由于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新状态不断涌现，结果有的人是富了，而有的人则越来越迷茫了。因为旧的观念根本抵挡不住新思想，新潮流的不断涌现。这样，维持在最低水准，看似好像是把改革搞得很不充分，但实质，却极容易让两种不同的思想舆论，很好的交锋一下。因为最低水准的改革，看似是最低，但它同时也是最真实的改革。这样，真的，假的，左的，右的，其实无论是哪一方，都好明辨出个是非，找出中国改革应具有的本源。可惜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改革的主持者，却不惜以牺牲这个问题的解决，以换取某种所谓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成果。就好像无论什么改革，统统都没有发展，即经济发展更主要，更重要。可事实上，如果单纯为了经济发展，那不搞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搞不起来了吗?有人讲，不改革，中国只能产生饿死多少万。不改革，只能导致频临崩溃边缘。可我就不明白，频临崩溃边缘怎么啦?频临崩溃边缘不也是导弹该上天上天，核爆试验该试验也试验了吗?且是在最短时间内，完全靠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

　　所以总的来讲，如果单讲经济发展，那其实不一定与改革有多大关系。而且就是有的有点关系，比如农民吃饱肚子了，工人上班可以不那么不能离家近点了，那主要也不能归功于改革，而是本来就应该如此。

　　把改革维持在最低水准的最后一个好处是，中国的改革只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改革。而这样就是说，无论是经改，政改，无论是什么改革，能保持党的有效领导，其实就是各级党的组织的有效领导，那其实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多。因为如果一旦保证不了党的不管哪一级组织的有效领导，那就等于党的领导变成一种徒有虚名。变成有党的领导同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多大区别。结果最后就不是腐败丛生，党组织涣散，就是黑社会盛行，潜规则遍地。结果就是等于党无党法，国无国规。结果就是为了一己私利，无论什么人，只要愿意，他就是把全中国都出卖了，也不会有多少人说他不好。因为他是遵循什么经济法则，经济规律了嘛。让百姓一个个全都变成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了嘛。哪怕是只有少数人，因为少数人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嘛。

　　可事实表明，党组织，无论哪一级党组织，如果最终变成一种造富，帮助造富的组织，那整个党不说已改变颜色，可能也不远了。

　　把改革维持在最低水准的最大好处就是党心、民心、政心能统统一致的更紧密的扭在一起。而反之，则就有可能一切皆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