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从每年自杀二十五万人想到的

从每年自杀二十五万人想到的

　　新闻报道称“我国年自杀25万人，平均每两分钟自杀一人”。按此计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就达6、7百万。如果把被少数资本家虐杀的、饥饿而死的、凶杀而死的、无钱看病而死的、被各类干部迫害致死的、还有像“六.四”那类死亡的等等都统计一下，非正常死亡人数就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里不包括改革开放后进口的艾滋病、吸毒等等而夺取的人命。以上暂总称为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2千万人。估计这个数字不会有大的争论，因为是个保守数字，而且随着时间逐年推移，将还约呈算术级数累计增加(在无突变的条件下)。其中有些非正常死亡数创了古今中外之最，例如自杀、雇人凶杀…；将尸体肢解等残忍手段均创了纪录。

　　这就想起邓小平说“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接着有人就马上“统计出”大跃进“饿死了2、3千万人”，进而说“毛泽东搞大跃进、搞“共产风”和浮夸风、推行极左路线，而死了2、3千万人。”打着共产党招牌的人，把共产党、毛主席、社会主义骂到了一钱不值……。而当初的国民党、蒋介石也不过是骂“共匪”、“毛匪”、“共产共妻”…。说明前者比后者骂得更加狠毒。把这些暂总称为刮“共产风”死去了有人说几十万、有说2、3千万人。不去讨论究竟死多少，但它已是个定数，不会再增加。总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 “改革精英”的口诛笔伐中，诬陷毛主席刮“共产风”、 浮夸风和“头脑发热”而饿死了几十万或2、3千万人，风风火火已经闹了二十多年；而改革开放后非正常死亡的人至今没有见 “改革精英”发表任何议论，这似呼同他们喊的“实事求是”极不协调。但有人既然给毛主席扣了饿死那么多人的“滔天大罪”，这就必须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不能让谎言满天飞。以下分别讨论上述两个非正常死人数字。

　　 首先应弄清楚究竟是谁刮的“共产风”和浮夸风？按某些人所说，谁刮浮夸风和“共产风”，谁就该对大跃进死了人负责。其次应弄清楚死2、3千万人是谎言还是事实？

　　吴冷西着并由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的《忆毛主席》一书中，分别道出了人民日报当时不是毛主席负责把关、以至一些事关重大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等也未经毛主席审阅。吴冷西在书中感叹地说：“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1958年)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只限于典型报导，后来从河南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这段话中说：因毛主席再三叮咛是指毛主席要吴冷西“报纸宣传，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又说：“随大流，……，浮夸风到处泛滥，…就刮起‘共产风”；这里指的随大流显然不是随毛主席的大流；而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可以不听，而要“随大流”，可见“大流”其来头之大！毛主席反“两风”遇到的阻力之大。

　　从这可见，究竟是谁刮起的“两风”？可以说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有，包括当初反集体化的人，还有少数坏人。从吴冷西《忆毛主席》以及《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选》等大量出版物中所选史料证明，在大跃进年代大刮“两风”的中央领导是刘、邓；而毛主席不仅没有刮“两风”，而正如吴冷西所说，他克服重重阻力，狠刹“两风”，作出了不朽功勋。在此要补充的是有人刮“两风”时，毛主席忙于其它事务，如国民党窜犯大陆、布署炮击金门、尤其是中苏关系紧张等，为这些他和周总理日夜操劳。三年自然灾害前，中央已同意毛主席退居二线。但毛主席一再替人代过作检讨，还一再坦诚说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当然，希望工农业发展快一点、好一点等急于求成的愿望，毛主席同其它中央领导人一样，都或多或少存在。就是普通老百姓也盼望能快一点，即便当今领导人，也总希望发展快一点，这是很正常的，决不是和稀泥，这同“两风”毫不相关。除非是别有用心或帝国主义希望我们少慢差费、或最好一败涂地。

　　 毛主席从认同大跃进、人民公社到积极推广，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调查、思考、学习马列著作、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问题)、提髙的漫长过程，也是他认识上逐步深化的过程。值得我们敬仰并学习的是，毛主席每调查、学习、实践、总结一次，都自覚纠正原来不全面、欠妥或错误的想法和讲话、批示等，以至毫不含糊地自我批评，以至替人代过自我批评，是他的优良品格所在，毛主席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反复讲他对怎么搞社会主义还不清楚，一再强调反复实践、学习、总结、提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些在《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传》、《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等等公开发表的图书、报刊里随处可见。同样也能随处可找到毛主席研究一个问题时不全面、不太正确、以至错误的想法、讲话、批示等，尤其在他研究一个问题的开始阶段。因此，一些反毛和非毛者他可以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遗憾的是这些人是眼高手低，自己一干就捅出一大堆难以收拾的乱子。正印证了黄克诚同志预见的：“说共产党内谁比毛主席还高明，那是笑话” 。邓小平也说：“要不是毛主席，我们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反毛、非毛的人攻击毛主席搞“浮夸风”，能拿出的事例有两件事。其一是1957年毛主席第二次访苏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他在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我国今年有了530万吨钢，……，赫鲁暁夫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中国可以超过英国。……，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以爬到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钢，不是超过英国了吗？”[见张聂尔着花城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中国第一人毛泽东》第50页]。其二是1958年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另七十万吨钢而奋斗！’”薄一波说：“他向毛主席建议把一0七0(万吨钢)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通知胡乔木，说毛主席说了[注：薄一波把毛主席同意他的建议篡改为毛主席说了]，把一0七0写到公报上……，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见叶永烈着，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政台风云》137页]。这两件事就成了某些人攻击的“把柄”。

　　上述十五年赶超英国和1958年1070万吨钢生产指标，都是为了钢产量问题。这同当时严重缺钢材的现状有关，没有钢，许多事不好办，而且美国封锁我们，苏联不支持我们，处境艰难。困扰着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下面分别介绍一下情况。

　　毛主席在第二次访苏期间，在大会上讲了十五年赶超英国(即钢产量)’。但不是毛主席头脑“发热”，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祘。请看事实：关于15年赶超英国，“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并不是偶然的，他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国正式公开宣布15年赶英国的口号，是在1957年12月2日开幕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宣布的、李富春在会议上对此作了全面论证和解释”。[以上见由郑谦、刘波着，并由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帮助，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1年12月出版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少奇》第四卷1005页]。可见十五年钢产量赶超英国是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后提出来的，不存在谁“浮夸”“发热”的问题。即便今天看，这个口号无大错，不能同浮夸风混为一谈。

　　关于1958年1070万吨钢的问题，先介绍以下情况：1958年6月6日，王鹤寿等给中央的报告称：“华北地区的钢生产能力，1959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 6月16日，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给中央的报告称：“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6月17日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给中央的报告称：“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注：即两年时间除电力外就全面超过英国)；6月21日冶金部给中央的报告称：“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地区(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为八百万吨”。……。 在这些之前，毛主席叮嘱大家：“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以上均见《毛泽东传》上册，第813至826页)。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毛主席还是同一些领导人反复商讨、研究，把1958年纲产量一压再压，从二千多万吨压到1070万吨(还是偏高一点)。“1958年9月5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重申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就是少一斤也不行”[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少奇》第四卷1022页]。前述诸报告，其中有几位是后来批评“毛泽东头脑发热”的。他们“忘掉了”自己给毛主席并中央的报告。如果毛主席“头脑发热”而完全听从了上述各报告，就不知该如何评说了。在此我由衷地对毛主席工作艰辛、困苦感到钦佩和同情。

　　可见 “两风”不是毛主席刮起来的，而是毛主席花费了几年心血才刹住了“两风”(这在后面作介绍)，大跃进也不是毛主席发明的，那么就应该说刘、邓刮“两风”而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这同样是荒唐的推理和荒唐的结论。他们大刮 “两风”是事实，他们人为地造成一些困难负有责任，给当时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雪上加霜，对造成非正常死人负有责任。但饿死三千多万人是某些人跟了他们的美国大老板出于反华需要而编造出来的，许多同志给于了充分揭露和批驳，在此不予费心重复。但那么大的连续三年灾害，许多地区颗粒无收，在解放仅十来年，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期，要做到不死人，是力不从心。我们从最近电视台和报刊报导中，看到2006年广东等地的水灾；四川部分地区和重庆市的严重旱灾实况，土地严重干裂，农作物干枯了，明显颗粒无收，灾情十分严重，靠了长江，连人的饮用水都解决不了，还何谈向地里灌水救灾？这些灾害至今已死了两千多人(见“京华时报”2006年8月18日报导)。何况现今己是二十一世纪，都一筹莫展，好在就全国而言，它仅是局部地区，对全国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如果这种灾情像1959至1961年那样边及全国，而连续三年，将是什么情况？即使是某些人捧为“圣地”的美国，遇到自然灾害至今不也一筹莫展，照样死人。事实上那三年天灾死人并不多，比旧社会大灾年死的要少得多。例如“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死病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痹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人情况。造成这一情况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对特别需要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等。……，组织专门小组对病肿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查处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作了《一个教训》的批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斤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思想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并提出了具体克服的办法。[以上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151-152页]。又例如： “(1959年)10月，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三个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情况的报告，三省一致反映粮食问题是农村最严重的问题。其中广东省已饿肿10930人，其中已死亡134人。造成粮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对增产幅度估计过高，…，1958年秋收没有搞好，及放开肚皮吃饱饭。中央指示，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达不到的…，应该修改，不要硬性下派。”[见宋强、乔边等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人民记忆50年》160-161页]。中央还采取内部调节和进口粮食，缓解困难，减少损失。可见死人并不多，死人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也不全是饿死的。

　　 反毛非毛的人一是否认灾情的严重。而事实正如周总理所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他一生中所见最严重的。对我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了，我所亲见的一些历来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南见闻：由于灾荒，当时江苏无锡地区就有逃荒的，历来是讨饭去无夕好讨，因为那里相对是富余，而在三年大灾期欠收严重，有的稻田颗粒无收，有名的产米区灾害严重到如此地步。因此，否认灾荒而夸大“人祸” ，反毛、非毛者用这些心机是徒劳的。

　　 反毛非毛者另一手是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以此为据说明死人是“人祸”造成的。首先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符事实；其次是他们对刘少奇的讲话断章取义，篡改并歪曲了其讲话的基本精神，太有损于“精英”们的“学者”身份了。前面已批驳了他们否定灾情的问题，在此不重复。在此讲明他们是如何篡改和歪曲刘少奇的讲话内容的？请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有关部分：“…，因为1959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减产40％还多。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某些人从中挖出一个“两风”严重地区一个农民的话，推而广之，以此篡改了刘少奇“三七开”的论点；这就不难看出那些反毛、非毛者的良苦用心了。

　　毛主席第一次公开反“两风”是1958年7月[见《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192-199页]，至1962年这段漫长的时间内，为把“两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他废寝忘食，排除各种阻力，艰难地狠刹“两风”，付出了大量心血，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不朽贡献。《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传》等有较系统的介绍。

　　 毛主席为了1958年11月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准备，而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至10日)，召集一些中央、大区和省、市领导汇报、座谈，并为武昌会议准备材料，即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和《郑州会议纪要》。开始让河南吴芝圃负责两个材料起草的抓总工作，后于6日改为由邓小平总负责。在讨论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稿时，毛主席对草稿的每一条都发表了意见，现摘录与本文主题有关部分如下：“第四(条)，髙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 “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纲？到1962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加三亿吨，怎么增法？”、“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罚苦工……，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会议最后一天，11月10日，毛主席谈对郑州会议纪要草稿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时，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并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还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后来毛主席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1至27日) 说：“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骗自己”。[以上见《毛泽东传》894至898、908至909页]。

　　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署名的《党内通信》指出：“要告诉公社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注：指六级干部大会)，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注：收回银行贷给农村的贷款)，暂时脱离了群众，从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紧接着于3月30日、4月2月、4月3日、4月3日下午5时，毛泽东分别对山西等省委领导贯彻上述《党内通信》执行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纠正“两风”，并对侵占农民和生产队等的钱、物进行退赔。 [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32页、34--37页]。 紧接着于4月29日，毛泽东又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写了《党内通信》，进一步刹“两风”。

　　 1960年3月23日《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此件[指山东六级干部会议<会议情况>第二期]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并指示“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撒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细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163-165页]。

　　 1961年3月13日《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两个平均主义指：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人与人间的平均主义。[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250-251页]。

　　 1962年春节前后，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一些中央领导分别讲了话，并作了自我批评。纠错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从58年秋以来，毛主席召集了一系列的会议和批发了许多文件、批示、通信，狠刹了“两风”。达到了新的基础上团结。

　　然而改革开放后，自杀等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2千万，这可是事实。由于腐败已渗透到方方面面，人们已丧失信仰，金钱挂帅，为了“先富起来”，一些人(包括党的某些高级干部)什么卑鄙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不必论证，而随处都见的事实。有人说社会主义成了空壳，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而资本主义腐朽的一面在现中国得到了充分表现。可能世界上很少有农民工为了讨要工资而被资本家或“保安”打死的；世界上也少有为状告不法分子而反被公安干警打死的；世界上更少有农民为了应有的耕种权而被开发商打死的；……。而这个非正常死人数字不是终止数，还在逐年按算术级数递增。这总不能说是毛主席“头脑发热”造成的吧？可见，资本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或猫论救不了中国，他给普通老百姓只能带来灾难。

　　 59至61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加上那两个人刮起的“共产风”和浮夸风，更是雪上加霜，而死了一些人，但比历史上大灾年少得多。幸运的是，那时毛主席、周总理健在，中央一声令下，从毛主席、周总理到普通老百姓，全国上下一条心，很快扭转了局面，并刹住了“共产风”和浮夸风；因为那时党中央旗帜鲜明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奋斗，共产党人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方向明、路线正，人人感到有奔头，所以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能以排水倒海之势加以克服。但毛主席还多次掉了眼泪，并替人代过，反复作检讨。可现在毛主席、周总理不在了，改革开放，少数“改革精英”掌控着十几亿人的命运，党风腐败，人心涣散，“摸着石头过河”，少数人不惜手段敛财、权钱交易，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方向偏了，路线不正；据报导权威人士的话：现在是“有的政都出不了中南海”；正如吴仁宝所说：“一个党支部，顶不上一个巫婆”；年年喊反腐败，结果愈来愈腐败，腐败年年创新高，诸此等等，可见非正常死亡还得死下去，苦了老百姓。可是有谁来作个检讨、谁来承担责任？“改革精英”又该承担什么责任？难道说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恽仁样

2007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