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时代的贪腐色为啥这样猖獗？

　　特色时代的贪腐色为啥这样猖獗？

　　中国步入特色社会以来，通过卖国企强下岗宰工人，卖资源卖土地宰后人，卖祖宗坏环境害国人而获得一些利益这几点特色外，最大的特色莫过于贪官腐官色官了，并且是越来越多，多得让这世间老鼠都比不上其数量了，大有水漫金山之势。经过几十年的特色培养，众贪腐色官僚们个个是：贪的胃口越来越大，腐的是遍体流脓，色的满眼是鸡“妓”。真是遍览吾华夏神州大地处处均遭鼠祸，无一寸之净土矣。中国自有史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官吏贪腐的事件，有些朝代的贪腐也较严重。但古之贪官虽多，那毕竟是封建社会呀，却不象我们现在的官员有邓理论的指导，有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学习，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引和八荣八耻的警示，反而今天贪腐色却这样的遍地开花，已成蝗灾之势，难以遏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妨将古今的贪腐色官们进行简单的对比，找找它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经过对比便会发现：尽管它们有惊人相似一面，但不同的一面比重更大。这就是古代的官员贪腐色的风险系数大，而现在官员贪腐色的风险系数小，也就是说现在的官员比古代的官员要进行贪腐色它的成本小，而成功率却不知强多少倍。下面我们就其不同之处简单地进行分析：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古代的官员所接受的是唯心主义的和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他们相信唯心主义，信鬼神，信因果报应，相信人在阳间活着时所作的坏事在另一个世间——阴间是会有记载的，那阴森森的阎王殿，那难缠的引魂小鬼，那万丈深渊上的独木桥，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油锅和那血淋淋的刀山，无一不在敲打着他们的灵魂，同时封建的伦理道德也象一张无形的大网在一定程度上从灵魂上制约着他们，所以当他们兹生邪念伸出罪恶之手来时，是非常需要一定勇气的。而现在的官员不同，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因而也就从小就知道人生就这一世，既没有前生也没有来世。特别是经过三十多年的猫论的启迪和实践及物欲的熏陶，所以当今的官员在贪腐色时根本无需顾忌这些，更不怕来生再世，或后代报应等蒙人之谈，（尽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迷信也上庙求神拜佛，但那都只不过是想求得更好的官运而已），因此在他们觉得该出手时就会毫不犹豫的出手，该包二奶时就会毫不吝啬地抱她几十个，该换味奸淫幼女时就会毫不知耻地争相买处，总之在它们伸出罪恶之手来进行贪腐色时，比起它们古代的先辈们就显得格外肆无忌惮，坦然自若，心安理得，潇洒自如得多了，且并无一丝遮掩与羞愧之意。
　　第二，封建时的中国社会不是市场商品经济，人们所使用的是金银铜制货币，尽管有银票之类的流通方式，但流通起来不方便且流通的面也不广。所以古代贪官们要贪，总是些金银珠宝类的笨重东西，这些东西一旦多了既不便携带又不便收藏，象和珅：一生好容易敛到那么多的金银财宝，没想到一倒，尽管满屋子都是金银财宝，一下子就被发现并搜光了。而现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市场经济后就不同了，贪腐们选择贪的花样也多样化了：如存折，支票，股票，红利，股份，房地产，兼职——，而且贪后也不要花心思去考虑怎么样藏了。只要你有钱，不仅有工商银行还有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不仅有本国银行还有外国银行，看你有多少钱都可以为你储蓄，而且替你保守秘密。所以也无需象古代的贪官们和前辈贪官们那样：不是将金银财宝藏屋后的地窖中就是将金银财宝藏在房顶上，不是藏到床头的铁栏杆或席梦思里，就是藏在烟酒盒里。且时时耽心，日日害怕，甚至倒垃圾也要注意，生怕有时一不小心将送来的礼物当作垃圾扔掉时，被捡破烂的拾去发现其中包有钱财还会露馅！　现在好了，这一切都不用耽心了，真要感谢市场商品经济带来的好处！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以残酷野蛮出名，仅仅就是那刑罚的名称就会让贪官们不寒而栗。特别是明朝太祖期间，对贪腐可谓是痛下杀手，如《大诰》中的酷刑，有剥皮实草，诛十族、凌迟、极刑〔凌迟本已是极刑，则这一极刑之残酷定甚于凌迟〕、枭令、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　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加号令〔至死而止〕、枷项游历〔遍九州之邑〕、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充军、全家抄没、载罪还职、载罪充书吏等三十余种。封建社会中的官吏，常常是一人贪污犯罪，就会牵扯到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真是人财两空。所以，古代的贪官们所承受的心里压力是非常大的，不说是现在贪腐们的几百倍至少也是几十倍，其心灵深处的恐惧也是现在的贪官们是无法体会得到的。古代的贪腐前辈们要想贪，那就必须王八吃称砣铁下心来，否则是不行的。而中国自进入特色社会后，虽高调唱响要以法治国，前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制定的法律也可谓是多于牛毛，然那些法律只不过是文件柜里的几本死东西而已，且漏洞百出。最重要的是：真正的执法者——掌握着对法律解读权利的，它们又与官僚们有着天然的联系，也可说是一个整体，而对它们起监督制衡作用的机制（人大，政协）却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所以一旦贪腐色哥们犯了事，一个招呼打下来，执法者既可以这样解读也可以那样解读，弹性之大任由执者把握。再加之要与所谓的世界接轨，量刑判刑时又要讲人性又要讲文明，还要废除野蛮的死刑，并要体现法律的人情味，总之就是变着法儿为落难的官们找理由开脱。故特色社会官场中才会非常地畅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钱不捞白痴一个，有女不玩白到人间的当官理念，且这种理念已深深地浸入官僚们的灵魂和骨髓之中。因此在这样千载难逢的盛世社会中，官员们的贪腐色旷前绝后的猖獗也就不足奇怪了，而且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史前史后的一种绝唱！尽管时不时有那么几个翻船的，实质上那根本上就不是因为贪了腐了色了，而真正的原因是跟错了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况且这毕竞是极少数。再想一想，就是翻了船的那些官们也并不吃亏呀，它们往往是一人贪腐落马，却是幸福全家，甚至财富后几代都无法用完，就连众多的瓜藤亲也都跟着发了大财，何乐而不为呢？不就是坐几年牢吗，又判不了死刑，与古代的前辈贪腐们比起来，这代贪腐色们值！太值了！如真有来世，他们肯定要在接再励变本加利地贪腐色的！

　　第四，封建社会的贪官们虽知华夏之外尚有其他国度，但却认为那都是一些荒凉之邦野蛮之地未开化之民，并且古代贪腐们总都有一种故土难舍之情，所以那怕是贪腐败露，他们也情愿受罚也不愿逃离到异国它乡。现在的贪腐色们就不一样，它们不仅非常崇拜西方国家，羡慕那奢侈的生活，更是恨自己没有生在那美好的国度而自卑不已。所以他们在贪腐前就作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不惜一切手段将他们妻子和儿女都迁居到国外，将大批的钱财也带到国外，　而自己暗中也提前办好了事发后撤退时的护照；另一方面，自己一个人则留在中国继续做他的官，继续大把大把地贪和捞，继续源源不断地向其妻儿子女汇款。一旦风吹草动，好赶紧溜之大吉，到那美好的国度安享天伦之乐。可怜古代的贪腐官们，却并无此等好事，他们不懂怎样做裸官，不会一家两国，也不会一家两制，更不会一人在国内贪污，家人在外国定居亨受。一旦东窗事发，搂着大堆的金山银山发呆，不知逃向何处，也无处可逃，就是逃也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那处境是非常凄惶的。故当今的贪腐色们在内心中还是十二分地感谢这个时代的，是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贪腐色们怎么能做裸官呢？　　　

　　第五，封建社会时由于科技发展缓慢，根本上没有现在这样强势的影视媒体宣传方式和手段，因此古时的贪官们无法有出镜曝光宣传表演自己的机会，也就难以表达自己是谁的儿子或老子，也就难以对着受苦受难的贫苦大众滴下那惑人的眼水，也就难以施展那当面是善人背后是恶鬼的技俩，也就难以显露那道貌岸然的外表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秉性。看看这些年来贪腐色们借助现代强势的影视媒体宣传方式和手段导演出来的精采表演：例如清廉无比的成克杰，在“东方之子”栏目采访他时，一提到灾区百姓，声泪俱下：“看到灾　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啊，这些人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他们好苦啊－－－－－－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认为我没偷懒，正在努力写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又如原临汾市煤管局局长杨吉春，他是典型“两面人”的表演。杨吉春平时低调作人，生活节约俭朴，为人严谨，从不涉足娱乐场所，各种饭局能推就推，因此成为一名“有口皆碑”的廉洁局长。故在人们的印象中造成：凡是贪官，如不以“私利”当头，何以称其为“贪”？这就是贪腐高手们善用一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招术，且这一招对心地善良而又易感动的人民大众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更何况还有影视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呢。如果古代的贪腐前辈看到这些后辈们“一提老百姓，就称自己是儿子，是公仆，看到人民吃苦受难眼睛就出水”的表演时是会脸红是会汗颜的，是会知道什么叫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的；是会惊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成语的经典的。　　　　

　　第六，　封建社会时皇帝有三宫六院，王侯将相和富人也能有娶妻续妾，一些官员也爱色，但那毕竟是腐朽的封建社会，尽管贪官们好色，但他们始终还是不敢突破伦理道德底限的。虽说也有权钱色的交易，但在皇帝家天下里，这些交易还是受到极大制约的。不象现在的特色时代，天下是整个官们的天下，不仅仅权是官们的，钱是官们的，就连天下的女人也都是官们的。真是普天之下，莫非官土；率土之滨，莫非官臣。只要当了官，就能参与到分红的行列，只不过是级别不同红利也就不同而已。因此卖官买官贿官，拉帮结派成党之风迅速漫延。权，钱，女人也就成了当代官们的毕生追求。权能生钱，钱能生色；色胆包天，欲望无边。然而，权力一旦与金钱，金钱一旦与女色为伍，不论是那个时代其祸莫大焉。如：人称“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涉嫌受贿900多万元、挪　用公款2600多万元、贪污公款18万多元等多项犯罪被提起公诉。据报道，雷渊利攫取的钱财，主要用于包养情妇。在雷渊利写给湖南省纪委的忏悔书《我的沉　痛的反思》中，他承认自己除了追求金钱，千方百计搞钱以外，还热衷于低级趣味的感官刺激，看黄片、看黄书、玩女人毫无羞耻。这些年先后跟9个女人发生了不　正当关系，用受贿的钱为7个女人买了房子……　其实，像“三玩市长”　雷渊利这样为色而贪，最终在自己的欲望河中下沉、淹没的贪官不乏其例。如人称“五毒书记”的张二江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和金钱包养情妇100多人；广西巨　贪李乘龙凡是看上的女人都决不放过，办案人员曾在他的密码箱中，搜出总计1500多万元的凭单和借据，还搜出10多个专门装女人照片的信封；大贪官胡长清　更是渴色如命，竟叫私人老板从珠海空运供自己嫖宿；成克杰、李嘉廷、刘方仁等高官统统栽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有报道说，“在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有95％　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有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可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贪官多好色一点不假。

　　特别是近几年来色官们的色走向有了惊人的转变，它们是二奶包腻了，鸡（妓）玩厌了，为了一己淫欲已决定突破那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的底限，把那淫邪的目光投向了未成年女性，而特色的法律也与时俱进，为进一步解放思想保驾护航。如郴州的某局长徐某奸淫十几名十六岁以下的幼女说是为了延年益寿。贵州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嫖宿未成年少女案令全国震惊之际，浙江临海市一名有人大代表头衔的商人王宗兴也因涉嫌嫖宿幼女。不久前，临海市气象局原副局长池全胜“买处”案已经审结，池因嫖宿幼女罪，法律则都轻描淡写而过。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经人介绍，以6000元价格与该县未成年学生何某发生×关系。三个月后，受害人何某在其姑妈的陪同下来到天池派出所报案。　警方经过侦查，卢玉敏行为属于不知道何某是或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5000元。（5月11日　《长江商报》）但警方却作出了无罪释放，而警方作出这一判断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的批复》（法释20034号）的规定：“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的”。又如为色官们的奸淫行为开脱法律竟出现了这样的解读：“奸幼为嫖宿幼女”，“特殊服务”；“异性洗浴服务”；“约束性保护”－－－－－－－－－等等，可以说法律真是荒谬到了极至地步，这不禁让人对特色法律产生质疑，象这样的绑架和强奸法律，象这样为贪腐色解读的执法，究竟要将这个社会引向何方？

　　由此来看，特色时代的贪腐色猖獗之因也就非常明了了。我们的贪腐色们在这样的特色官僚体制下，在这样特色的法律制度下，官员们不贪不腐不色那才是真正的怪事，贪的不卖国卖祖宗卖后代那才是真正的怪事，色的眼中所有的女性不是妓女那才是真正的怪事。这些贪腐色官们长此下去一定会变得禽兽都不如，为了贪它们会如猛兽一样不择一切手段，为了色到时会不分老少不认亲疏地乱伦。面对这样层出不穷的一起起直破道德底限的事件，面对中华民族的前所未有的尴尬局势，我们可以真正感知到的是：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一种泣血的寒冷，是我们这个时代莫大的耻辱，是我们这个有着优良传统美德的民族的悲哀。我们已不能再指望那贪腐色们的家长来申张正义，也别再奢望那被强奸的法律来主持公平。如果我们都能以为人父母的心情去看待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卑鄙事例，如果我们所有人的良知仍未泯灭，人们请从心底中发出良知的呐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