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常: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读罗时汉的《城市英雄》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读罗时汉的《城市英雄》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时汉出版了四十四万字的报告文学《城市英雄》，“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同时，表达自己现实的情感，包括对往昔的感慨”。他认为“首义之城武昌作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精神遗产。”可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统领’下，‘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一度被批判、被贬损、被误读，历史的光辉被蒙上厚厚的灰尘。”因而，对“这场起义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体现的城市精神，应有实事求是的认定和提升”。显然，他撰写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是极具抱负的。　　

有关辛亥革命的史实，不但有熊秉坤、李西屏、曹亚伯、蔡寄鸥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当年在汉的丁格尔、朱尔典、苏古敦等外国人和记者的即时报导，还有历来诸多史家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楝，似乎难以有所突破和作为。　　

辛亥革命的故事对于好多人耳熟能详。然而，诚如美国历史学家希提所言：“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传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原创。”更何况时汉是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审视，用普世价值观予以评说那场划时代的伟大革命。　　

应该说，《城市英雄》是部史实庄重，逻辑严谨，体例别致，图文并茂，识地高远，才情兼具，同时散发浓郁汉味的煌煌巨著。　　

辛亥革命一晚上推翻貌似强大无比的专制王朝，好多人认为是冒险而侥幸取得的成功，连参加首义的曹亚伯也假设瑞征不逃，张彪不走，还有部队能坚持，“这次革命不一定能成功”，甚至孙中山先生后来还感谢瑞征的老婆，是她劝告瑞征穿墙打洞逃跑才最终赢得胜利……　　

姑不论历史不能假设，事实果真如此么？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由黄河长江两条母亲大河哺育成长起来的，而长江流域相当一个时期被中原文化精英视为“荆楚蛮荒之地”，称这里百姓为之“蛮夷”。殊不知，这里居民具有多民族融合基因，禀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坚忍不拔，“抚有蛮夷，以属华夏”的开放包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从容自信，“惟楚有材，深固难徙”的智慧底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英勇果绝。　　

“敢为天下先”是荆楚文化特质的灵魂。中国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大楚兴，陈胜王”即是打楚国旗号揭竿而起，而实际消灭秦国军事主力，推翻秦朝的也是西楚霸王项羽。第二次农民大起义则是湖北京山人王凤王匡、枣阳人刘演刘秀推翻王莽的新朝。推翻元朝的则有湖北罗田的徐寿辉，麻城的邹普胜，沔阳的陈友谅。话说远点，打倒腐败的满清是由湖北人为主，湖南人为辅的革命力量取得成功的；而推翻国民党则是由湖南人为主，湖北人为辅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完成。即便是文化大革命中，武汉的“三钢三新”造反派亦格外坚忍不拔，敢于斗争，其对立派“百万雄师”也绝非甭种，竟策动震惊世界的“七·二O”事件；改革开放，汉口的汉正街开市场经济之先河，成为中央政府肯定的模式和经验。可见，每到重要的历史关头，三楚人是有勇于吃螃蟹精神的，是能担当革命重任，促使旧貌换新颜的。　　

时汉从武汉的历史积淀、地理形胜、人文基因进行一番交待，随之，述评“张之洞使汉口成为近代‘深圳’”作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和军事改革，打开窗口，西风东渐，不但开拓人们思想和眼界，也为辛亥革命打下经济基础，作了物质准备，培养大批造反人材。以至慈禧不无担忧地说：“培养人材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张之洞临终前也曾提醒摄政王，要注意两湖。摄政王回答：不打紧，军队在我们手上。张之洞见他这般愚不可及，自以为是，不再说什么了。道理很简单，军队里每个士兵毕竟不是权贵利益集团子弟，即使高薪收买，士兵还有贫贱的亲戚朋友，哪无切肤之痛？况复，人们还有起码的是非感和良知呢，你就能保证军队到时不反水？后来的事实证明，恰恰是权贵利益集团用来保卫王朝的新军推翻了这个腐朽专制的王朝。　　

时汉缕述全国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如后湖征地、吴一狗之死、汉商维权护路、湖南的抢米风潮、四川的保路风潮等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极大地撼动满清专制统治，鼓舞人民大众的造反精神。1900年自立军失败，武汉先后有的三十多个由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反清团体成立，几经周折，以创新的革命思路、鲜明的革命策略、务实的革命路线、坚强的革命组织终于赢得武昌首义的成功。　　

纵观一切，能说辛亥革命是冒险而侥幸取得的胜利么？武昌首义应该看作是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是压垮专制腐败王朝这匹不堪重负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历史的必然。　　

与经院派历史研究者不同的是，时汉认为“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有着决定性作用”，以大量的事实指出，武昌首义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有见识的汉商，乃至满清内部的公务员策动的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他们在“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同时，自己“投笔从戎”实行“抬营主义”，改变清朝用以镇压革命的新军颜色，“精心策划两湖广大地域板块式地震般连锁暴动”，让满清朝庭顾此失彼，措手不及，终至无奈地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也许出于职业的本能和敏感，时汉特别注笔传媒制造舆论。黄侃发表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极大地鼓动群众，组织群众迎接革命暴风雨的到来。对一个腐败到细胞的专制政权，“和平请愿，此路不通” ，它又拒绝自行搞政治体制改革，正如毛主席教导：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让它乱透，将其废除之。黄侃的文章说出全国人民心里的话，转载传诵，不胫而走。为此，报馆被封，主编詹大悲被抓，“消息传出，武汉三镇乃至全国舆论大哗”“群众齐集报馆门前，力表同情，墙上贴的‘安慰之纸，哭吊短文甚多’”颇有点类似如今网上的发贴、跟贴和街头革命的味道。“《大江报》案是武昌首义的导火线之一，此时，离武昌首义爆发的日子不到一个月了。”　　

胡石庵的《大汉报》虽只算“以大幅白纸和黄纸手书两张‘大字报’”“内容大如形式，口号胜于论说”，但其所起作用形同“以十万毛瑟输军府”，“区区一纸实有震动中国之魔力”，“甚至有人笑谈：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　　

为了述说不生枝蔓，同时使诸说并存，在不少章节里缀有“附录”，这些“附录”或者记录名人轶事，或者详述事件始末，或者将悬疑的历史纷争并存，颇类结构现实主义小说的技法，读来兴味盎然。例如，附录《母亲·接阳·张难先》时汉提到自己母亲和张难先的亲戚关系，令人倍感亲切。尤其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书中图片老照片占了四分之一篇幅，老照片“铁路外的伢们”图文对照，仅标题亦会让熟知武汉俚语和地理变迁的人发出会心微笑，不仅充满浓郁的“汉味”，也使那似乎渐行渐远的一段历史几可触摸。这是以往的辛亥革命史籍所没有的崭新面貌。禀有二十一世纪的时代感。我真佩服时汉哪里弄来那么多老照片，难为他费了那么大工夫啊。　　

附录“城市文化的守护者刘谦定”，朱汉昌、沈汉生，他们热衷保存保护辛亥革命文化遗存，无疑地，可视作当代的“城市英雄”。　　

其实，时汉自己就是个城市文化的热诚着具有丰富历史和人文积守护者，他的历史文化情结集中表现在长篇小说《白沙洲芦家》里，当淀的芦家老宅即将被野蛮拆除，时汉就为之奔走呼号；保护坛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时，他以记者的固有良知，倾力协助刘谦定鼓与呼，终于引起有关方面注重，取得可喜成果。对于彭刘杨三烈士祠竟被利欲熏心、无知无畏的官商“扫荡”他这样写道：“至八十年代初，烈士祠内仍有主体建筑享堂和连桥、鱼池及参天大树，谁料到均被拆毁铲除盖起了五栋宿舍，烈士祠那道牌坊沦落路边叫人莫明其妙，反倒成了‘违章建筑’”这段颇富黑色幽默的描述是何等辛辣，又饱含怎样的愤懑啊！　　

时汉以兼具作家诗人记者三重身份撰写的这部告报文学文采斐然，炼字炼句极见功力。譬如写到打响第一枪之前，“子弹在枪膛里发抖”，当时形势的严峻紧张，革命党对腐朽政权压抑许久的仇恨，对胜利的渴望，情绪的亢奋，尽在一个“抖”字之中。又如，炮轰督署衙门“炮声撕破夜幕，使所有侧耳倾听的人们如闻春雷”二十个字，既写出民军威势，也写出百姓对起义的关注支持，更暗喻了武昌首义像报春的雷声在全国即将引起的连锁反应。像这样精妙的字句，在四十四万字的文本中随处可见，俯拾即是。　　

撰写《城市英雄》，时汉不唯阅览了大量资料，还采访不少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如汉正街多福路炸面窝的萧咏山，住汉口铭新街瑞祥里李书诚二女儿九十一岁的李声英，刘玉堂的爱女九十岁的刘四育，当然包括几位辛亥革命文物的收藏家。在他们那里，时汉听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辛亥革命故事，见识了堪称国宝的大量文物，这些工作正是当下世界倡导的“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在丰富资料和感性材料基础上，他几经沉淀思辩，而后命笔。诚如王国维所言：“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怪道笔端之间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才锋峻立，屡发新意。　　

然而，《城市英雄》最独到，最为杰出之处在于，用先进的历史观解读辛亥革命的发生、胜利和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时汉用比较政治学写道：“辛亥革命前，武汉报刊不断报道百业发展的同时，也报道经济发展背后引起的社会矛盾”“一百多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就观察到，社会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停滞的地方，而可能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地方”，用现在话说，尽管GDP上去了，由于满清权贵集团极度腐败、对人民的残酷奴役和掠夺，百姓仇恨当官的，连归元寺的和尚和青帮的头领也参加革命，“很小的磨擦就能酿成全城骚乱”，这个政权还能维持吗？　　

辛亥革命刚刚取得成功，湖北军政府就制定《鄂州约法》。时汉高度评价它是“中国现代第一法”“倡开百年民主之风”，以“‘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为理论基础”“以防止独裁和专制”“第一次把人民的民主权利提到应有高度，此后百年，这一高度并没实现，并时遭践踏”其景仰之情和痛惋之心跃然纸上。正因为如此，章开沅教授为时汉作序特地强调：“我们现在仍然走着他们没走完的路”“东西方国情和价值观诚然有许多差异，但是民有、民治、民享却是无可争议的终极追求，我们应该继续为之努力奋斗。”这大概是时汉写作《城市英雄》的初衷，也是我们读这本书应该吸取的精华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