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谈《艳阳天》与《金光大道》

         
    由于艺术观的决定，我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村现实生活的。我甚至有意不写自己没出生以前的历史题材：因为我不熟悉，也难以做到真正的熟悉。
    写现实生活，写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不可回避地要跟执政的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至于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搭上调儿”。
    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全党服从中央，人民群众听从中央的号令；中国是个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凡有人的角落，都有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基层组织。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被党的方针政策所左右；没有一桩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家庭的事件，不受党的方针政策的影响，尤其在搞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的时候，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电讯设施，加快、加重了这种“左右”与“影响”的功能。
   如果作家要忠实、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如果他不肯违背艺术法则的话，那么，他怎么让自己写出的作品，跟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党发动的政治和生产运动不搭“调儿”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回避或摆脱党的方针政策和正发展着的各种运动对我创作的影响力；正好相反，作为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作家，总希冀配合得更紧密些、完好些。这样的观点和作法，使得我沾了光，也背了黑锅。
   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个新事物。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并非“轻车熟路”。党领导人民按照马列主义原理一边实践，一边探索前进。在前进的航程上，很难不发生失误和弯转。失误就改正，弯转就纠偏，以便继续向前。每当“改正”和“纠偏”的时候回头看看我因追随时代脚步而写的作品，反映了成功经验的，就站住了，这是大多数的篇章，因此我沾了光；有的跟失误和弯转有所牵连，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权利，所以背了黑锅。我以为这是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家生涯中的极其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
   我在创作上并非十全十美，是有过错的；不是没有“回避”、没有“摆脱”甚至“配合”和“跟紧”了，而在于未能站得高，看得远，观察力差，未能更艺术、更典型地表现生活；本应完全让形象自己去说话，把作者自己较为彻底地隐藏起来，不该过于直白浅露地表达出作者的观点和倾向。
    对这一点，我很清醒了，目前正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更健康地走下去。
    我对某些当代文学史家同志，目前对我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持基本否定的评价，不以为然，难以服气。他们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是用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来论述作品；不像独立思考的见地，倒似人云亦云学舌，甚至靠猜度当今的政治气候、窥测某些文艺权威的脸色为依据，给我和我的作品做政治结论。
    我个人坚定地认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有权利活下去。要 摆道理，也极浅显：
    第一、它们所表现的人物和事件、思想与感情、风景与语言等等，都是当时的社会真实的生活在作者的头脑中真实反映的产物，没有虚假和臆造。参加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曾被卷进矛盾斗争漩涡中的萧长春、马老四、焦淑红、哑巴、马连福、弯弯绕、马之悦、马小辫，还有高大泉、朱铁汉、周忠、刘祥、邓久宽、小算盘、张金发、冯少怀等等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部分还健在，他们可以出来作“人证”，他们能够认清楚这两部小说的真实性。让他们说说：一九五七年有没有人反对农业合作化？有没有人反对统购统销？农村发生没发生过抢粮、闹事和拉牲口退社，甚至杀人事件？广大社员和基层干部是不是像《艳阳天》里描写的那样，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虔诚的、热爱的，曾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过农业社？
   至于土改以后的农村现状，是不是像《金光大道》所反映的那样，铁面无私的历史事实，是不容改变的。如果互助组、农业社这样组织起来的由穷变富的道路不得人心，五亿之众的农民很快就被发动起来，岂不成了天大的怪事？
   第二、这几年，党中央不断总结以往工作上的经验教训，包括指出农村工作因“左倾”思潮影响而造成的失误，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意在发展巩固集体经济改善提高农民生活的新政策。但在党中央发布的会议公报和决议等文件中，并没写着否定土改以后到“大跃进”前的那一段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集体化运动。更没有否定农村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谁要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搞破坏集体经济的活动，照样会遭到农村的多数社员和基层干部的有力抵制，而且是犯法行为，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我理解，当年中央批评了的鼓吹像汪洋大海一样个体小农经济的农民“发家致富”的错误口号，跟今天让已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社员“劳动致富”，并不是一回事儿。把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等等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两个历史时期，不加区别地“等量齐观”地看问题，这本身就必然导致错误。有人甚至说：如今张金发那样的干部是正确的，高大泉那样的干部是不正确的。这说明他们既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今天，更没有把连小孩子都会分清的好人和坏人弄个明白。没办法不颠倒是非！认为今天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勾结敌人、出卖国家经济情报的张金发之流最得利、最得势、最得意的时候，能算作对新经济政策的正确理解吗？
   第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并非完美无缺，它们反映的是五十年代的生活内容，写作的时间是在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准，不可能不受历史环境的局限；当时的文艺思潮，肯定会对作品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应当公平地看它们的主流。从庞大的躯体上挑出几块伤疤，就宣判它们的死刑，作者能服气吗？读者能赞同吗？
   更有甚者，把连伤疤都不能算的东西，也指鹿为马，煞有介事地加以批判。例如《金光大道》的主人公叫“高大泉”，就有高明者发现，这是“高大全”的谐音，是要把人物写得又高又大又全；于是，扣上了属于“四人帮”反动文艺口号的帽子。罪名之大在于，我成了这口号的发明者。因为谁也没有查到“四人帮”中的哪个分子，在什么“讲话”和文章里喊过“高、大、全”的口号！
    当然，有些同志不明真相，又没查对，听别人说自己也这么说了，我完全谅解。我向这些同志作如下一点解释：
   《金光大道》这部小说，早在五十年代末期我就酝酿过，一九六五年，也就是“文革”前夕，我把《艳阳天》第三卷稿子改一遍，等待编辑部审查的空隙，一鼓作气，草拟出第一部，书名叫《金光大道》，村名叫“红枣村”，主人公的名字就叫“高大泉”。这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思洁同志看过，给我以不小的鼓励，于是我立即到深山区怀柔县得田沟深入生活，补充素材。到了第二年，我返回北京，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一九七○年底，我写王国福的传记小说，刚拉出提纲，《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让文艺作品写真人真事。于是，我就把王国福的材料，跟原来《金光大道》的小说，揉和在一起写起来。实际上，只用了王国福童年的一些材料，集中在“引子”部分。正文全都由《金光大道》原稿修改而成。
   一九六五年前的《金光大道》的部分原稿，被我女儿无意中保存下来。这是说明问题真相的有力证据。可惜，我没办法让更多不知真相的同志们看看！
    总之，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思潮是复杂的。影响着作家创作及其作品的，既有作家执笔写那作品的“此时此地”的特定时代作用，尤其有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彼时彼地”的时代作用。文学现象是复杂的。一部作品的问世，尤其是中长篇小说，都有其相对深远的形成过程。作家的世界观、艺术观、以及思维方法，也是复杂的。评价一部作品，不认识到这三方面的复杂性，不把三者联系在一起客观地、冷静地、尽量公正地分析研究，而只是从今天的政治需要出发，又用今天的政治水准做尺度，以没有核实的对作家的冤屈之辞为依据，就简单、省事地给予定性，这起码是不严肃不尊重客观事实的轻狂，更谈不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样的评论著述问世，跟目前流行的廉价吹捧一样，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注：这是浩然1982年8月12日在丹东与东北地区高等院校写作讲习班学员谈话的一部分。此文与另外两篇文稿以《关于〈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为总题，曾在报刊发表，并收入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小说创作经验谈》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浩然研究专集》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