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息尚存：毛泽东与蒋介石和王明不同的抗战观

　　今年的七月七日，是当年我国全面抗战开始的第七十八周年。今年的九月十八日，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抗战开始的第八十四周年。今年的八月十五日，是当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第七十周年。然而奇怪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却在今年的六月二十三日正式宣布，我国在今年的九月三日这个当年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确立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天，将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专题阅兵。

　　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纪念抗战的胜利，能够增进中国人民的自信和自豪。然而近年来，却有人在借纪念抗战胜利的机会，开始了为蒋介石翻案。而为蒋介石方案，又更加推动了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形成的这股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当年为了抗战，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从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却不仅始终存在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和蒋介石国民党片面抗战这样的巨大差异。而且就连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在“皖南事变”之前，也同样存在着毛泽东和王明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这一分歧。而这一差异和分歧的产生与存在，就是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和王明这三个人所持的那种不同的抗战观。而他们三人的抗战观的不同，就反映在他们三个人抗战的目的不同。

　　毛泽东的抗战，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蒋介石的抗战，是为了英国和美国的抗战。而王明的抗战，更是为了苏联的抗战。于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才有了毛泽东的全民动员、全民参战，这才有了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用撒娇装痴的方式来向英美表忠心的“死给你看”。这才有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毛泽东、蒋介石和王明这三个人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抗战观，不仅在于他们的民族气节不同，而且也更在于他们对我国抗战必胜的力量来自哪里的认识不同。对我国抗战必胜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蒋介石认为是来自英美对他的支持和对日本侵略我国的干预，王明认为是来自蒋介石的国民党正规军和苏联的援助，而只有毛泽东才认为，我国的抗战必胜力量，只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人民。

　　蒋介石之所以会认为我国抗战必胜的力量是来自英美对他的支持和对日本的干涉，就是出自他那种对英美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完全依赖的那种儿皇帝心态。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打到了上海，从此进入到了英美在我国势力范围的核心区域。但是由于认识能力的问题，特别是因为民族气节和阶级立场的问题，蒋介石既不相信中国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去，而又要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于是蒋介石只能去投靠英美，当一个儿皇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蒋介石才按照英美等国的要求，发动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的“四•一二政变”，以换取英美等国对他做儿皇帝的支持。特别是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的三十一日，蒋介石更是用通过与日本签订等于是变相承认了满洲国的《塘沽协定》的可耻做法，也换取了日本对他在中国当英美等国的儿皇帝的认可。

　　一九三七年爆发“七•七抗战”，是二十九军的基层爱国官兵自发进行的。在内有自己部下官兵的自发反抗，外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所有的爱国人士“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再呼吁这种强大压力之下，蒋介石也知道，如果对日本的侵略再不进行反抗，那么他将彻底丧失统治中国的道义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因此这才不得不开始了抗战。然而和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那些极其愚蠢的统治者一样，在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情况下，蒋介石更加害怕中国人民的觉醒。而为了继续禁锢中国人民，那就只有实行片面的抗战。但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抗战的胜利，那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对他的支持和对日本的干涉上。而为了能够引起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我国的干涉，那就只有把战火烧到英美等国在我国的势力范围以损害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日军极易发挥其海空军优势和陆军机械化优势的上海，蒋介石却选择了主动与日军进行淞沪会战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的抗战观，基本上就是如此。

　　王明在加入到中共产党之后仅一个月，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经过苏联人的精心培育，王明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相比，更把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希望，依赖在了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上。因此王明等人这才不仅一再排挤打击探索出了一条能够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的毛泽东，而且还更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看成是准备入侵苏联的军事准备。由于王明对苏联的忠诚，因而才换来了苏联人对他的扶殖。而就是在苏联人的扶殖下，王明这才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而王明也清晰地知道，苏联人扶殖他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控制中国共产党，他也只不过就是一个苏联人用来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工具。只是不清楚身为中国人的王明，为什么要这样死心塌地的为苏联效命。并最后终于叛国，公开投靠了苏联。

　　在我国开始了全面抗战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由于苏联人认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才是我国抗战的主要力量，而只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战，我国的抗战才能拖住日本，才能使苏联在日后的对德国作战中，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因此不仅苏联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质援助以及派出了由空军组成的志愿军来华与日本空军进行作战，而且一心为苏联效命的王明依仗着苏联对我国抗战的援助和对他个人的，还更是提出了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这个观点和主张。

　　统一战线，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寻找到的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然而尽管当时包括王明在内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也都能够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抗战观的根本不同，所以王明所认识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内容，与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也有着根本的不同。

　　由于毛泽东不仅把抗战看成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更是把抗战，看成了是事关我们中华民族生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全体正义之士在内的统一战线。所以毛泽东所坚持的统一战线，才具有巨大的道义感召力。就有由于具有巨大的道义感召力，所以毛泽东所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会形成广泛的抗战局面。特别是只要假以时日，甚至还都会出现象“日本反战同盟会”那样的日本人的抗战;而由于我国的抗战在王明之流看来，却是为了拖住日本，是为了保卫苏联。因此王明之流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苏联和蒋介石政府所结成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不过就是苏联用来和蒋介石政府结成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一个筹码或是棋子。

　　一九四○年，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曾经问毛泽东，我们与王明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毛泽东思考了一会，慢慢说到：他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了。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之际，在中华民族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时候，王明却仍然还在为苏联考虑，这就是王明的抗战观。

　　王明的抗战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早期的处境艰难。而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有着象王明这种认识的人，却还不在少数。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就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陕北的洛川县，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周昆等共二十三人参加的“洛川会议”，以讨论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八路军在日后的对日作战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总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然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总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思想，却只得到了贺龙、关向应坚决支持和聂荣臻的勉强支持。而其余的与会者，却都支持周恩来与朱德等提出的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这一主张。彭德怀还更是认为“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和红军的地位，也可使中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见《洛川会议军事分歧探析》一文。作者，陈福荣，曾鹿平，延安大学)

　　“洛川会议”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之所以认为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就是在他们看来，既然红军已经由于改编为了八路军而变成了国家的“正规军”，那么当然也就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因而也就拥有了与日寇进行大规模交战的资本。正是由于这种认识，因此才使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这个谬论，拥有了广泛的基础。

　　尽管“洛川会议”的所有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的这一问题没有产生重大分歧，但是朱德和彭德怀却提出八路军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特别是朱德还更是提出了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该服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他认为这样做对中国共产党有切实的好处，红军可以从南京政府领到军饷和装备。朱德的这种认识，代表了党内和军内高层不少人的想法，因此王明回国后，一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这个主张，立刻就得到了党内高层大多数人的拥护。而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却遭到了多数人的冷落。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才会对李维汉这样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然而平型关之战，却显见出了毛泽东的英明。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以伏击战术，歼灭了日军第五师团辎重部队的一千三百余人。然而一一五师自身，却也伤亡了七百余人。

　　此时的八路军，全军才只有四万五千余名指战员。而一一五师，更是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这两支中国工农红军中最能征善战的部队改编而成的，是八路军中的主力。以一万多兵力的八路军主力，与自由一千多人的日军辎重部队进行作战并且还采用了伏击战术，尚且还造成了将近一比二的伤亡。而如果与日军的作战部队打运动战，那么敌我两军的伤亡比，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象平型关这样的战斗只要再进行几次，那么八路军也就拼光了。在平型关战斗中牺牲了的那些指战员，大多都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这些人就是中国革命的种子。而如果连种子都拼光了，那么中国的革命也就完了。直到此时，象林彪和聂荣臻等这样的高级指挥员，这才认识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提出的八路军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一军事战略方针的根本性意义。这才明白了，毛泽东的抗战观，就是人民观。

　　由于是弱国，因此当年我国的抗战，当然更需要来自国际上的支持。但是坚持抗战，更主要的，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人民群众。而依靠群众，首先就需要发动群众，就需要唤醒群众。而毛泽东之所以要把发动群众、唤醒群众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我们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而其主要的标志，就是当时大多数的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能够形成现代国民的意识。

　　现代的国家，它的大多数国民，必须要具有现代国家的国民意识。现代国民意识，就是绝大多数的国民必须能够意识到自己与国家政权之间休戚与共、荣辱皆同的关系，能够具有一定的公共精神和团结、组织的意识，能够自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捍卫民族的尊严。特别是在国家遭到外敌侵略的时候，敢于并能够站出来进行自觉的反抗。

　　每一次听起来都会令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热血贲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后世的每一个中国人，当中华民族在遭到日本残酷侵略的时候，那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呈现出的却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并持有怎样的心态。

　　到田汉写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一九三四年，不仅日本发动的占领了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三年了，而且日军还更是进占了热河并逼迫蒋介石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从而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占领我国东北的合法化。然而象这样中华民族即使已经到了很危险、太危险的时候，却仍然还没有多少的中国主动人主动站起来进行反抗，仍然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大声疾呼。而只有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只有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才能“起来”并“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而那些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可能还不管中华民族到了如何危险的地步，也不愿“起来”，更不会发出“最后的吼声”。

　　以往总是有人说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限制、特别更镇压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然而组成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那些官员和执行了蒋介石限制、镇压抗日活动的反动命令的那些军、警、宪、特，不也是中国人吗?在中华民族遭受到日本的侵略而有的中国人要求进行反抗的情况下，这部分中国人不去参与到反抗之中，反而还执行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去镇压那些要求进行反抗的自己的同胞。因此在他们这部分中国人的身上，呈现出的就是那种精神早已麻木了的奴才心态。而正是由于有象这样的中国人在为虎作伥，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才会是那样的多灾多难。

　　“七•七抗战”，是二十九军的爱国基层官兵自发地打响的抗日救国的第一枪。而就是这一枪却让蒋介石意识到，他不仅已经再也镇压不住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了，而且他如果不能顺应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这一时代潮流，那么他本人也将被这一时代的潮流所吞没。所以这仅仅是二十九军的基层爱国官兵自发打响的这一枪，就此拉开了中华民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序幕。而也正是由于有了当时力量还十分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于是这才有了中华民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个小人物当然决定不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小人物推动的。然而这些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小人物在推动了历史发展的时候，往往却是被动的。所以尽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历史留给人民的，却往往是不同的感受。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创造什么样的历史。

　　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到底呈现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并到底持有怎样的心态，来自敌人认识与评价，可能会更为客观。

　　一九三一年四月，日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陆军第二师团，调防到了我国的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在出席该师团大队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上，就陈述发动占领我国东北的侵略行动能够成功的理由时这样讲到：“从中国民众的心理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板垣征四郎对当时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的这种分析、预测，尽管不乏极大的贬义，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竟然真的就按照板垣征四郎的这个预测发生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大约有三千万的人口。可是参与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却只有百分之一左右。而绝大多数的人，则乖乖地在日本人炮制出的满洲国里，当起了顺民。

　　除了拥有“两弹一星”的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抗”的历史。从秦始皇开始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国是抗匈奴、抗突厥、抗契丹、抗吐蕃、抗女真、抗蒙古、再抗女真，直到抗日、抗美。特别是在大明王朝时期，竟然还发生了抗倭。而直到毛泽东时代拥有了“两弹一星”并形成了“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我国这才彻底结束了“抗”的历史。

　　当年的所谓的，其实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些零星海盗。然而有明一代，这抗倭不仅一抗就是抗了将近二百年，而且还更是抗出了戚继光和俞大猷这样以堂堂的国家正规军的高级将领，只不过就是干了点刑警队长、充其量也就是特警队长分内的工作，就成为了中华的历史名将。而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之所以总是处在“抗”的状态中，就是由于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以往历朝历代的那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愚昧。

　　反抗外来侵略，那就必须要全民族上下一致，戮力同心。可是在象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这种腐朽堕落思想的长期毒害下，的确导致了我国广大的民众，真的就象是板垣征四郎所说的那样，国家意识确实是很淡薄的。特别是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思想，更是被那些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发挥成了是既然不在其位，那就更不准谋其政的理论。在那些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看来，不在其位而谋其政，那就是篡逆，那就是谋反。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所有反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只有当出现了最高统治者“谋不了其政”的这一情况时，才能给那些被统治者，提供一点“谋其政”的历史空间。

　　就是在象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这种长期思想毒害和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在其位，更不准谋其政”的这种长期思想禁锢之下，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的确是呈现出了麻木的状态。而对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尊严，通常所持的也都是那种事不关己的心态或是象屈原那样纵然关注，也不起任何作用的无奈。

　　深谙我国历史，特别是对我国的国情有着深入了解和深刻认识的毛泽东知道，在没有丝毫逻辑学知识的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下，我们中国人一般是很难通过单纯的理论教育，就能够说服的，就能够唤醒的。因此要唤醒群众，要动员群众，那就只有一方面借用一些事件的事实教育和刺激，一方面还要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由于给我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因而也在客观上刺激了我国人民的觉醒。然而只有客观的刺激还不够，真正的觉醒，是主观的觉醒。而在人的主观觉醒过程中，榜样的引导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因此毛泽东这才不仅提出了八路军要分散游击，打击日寇，发动群众并建立根据地的这一战略方针，而且还更是以“三八作风”的提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开始了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创造，用以剔除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并用来教育全体党员，教育全军指战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而全体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和其他党员在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分散游击、打击日寇、深入群众之中。就象是革命的种子在群众中生根发芽并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感染群众、动员群众、唤醒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从而壮大了革命的力量。特别是在毛泽东首创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等这样的文化思想培育下，八路军、新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的抗日人民在同日寇的浴血奋战中，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事迹。

　　儒家文化的腐朽堕落，不只在于它的内容腐朽堕落，而且还更在于传承它的那些人腐朽堕落。

　　凶残的日寇打来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战的怒潮。就连大字不识而且还只有十三岁的放牛娃王二小，都能把日本鬼子带进八路军的埋伏圈。可是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这“新儒家三圣”，却不仅一个个比兔子还快地一口气就跑到了大后方四川，而且还更是给正在受苦受难的我们中国人，大讲什么“复性”去了。

　　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的时候，置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痛苦与不顾，却仍然只顾属于自己的那种文化传承。这就是儒家传人的极度无耻，这就是儒家传人的腐朽堕落，这也是儒家文化的腐朽堕落。

　　当年的日本投降，当然是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因此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这才会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定在日本履行完投降签字仪式后的第二天。但是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却是我国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凭借顽强不屈的意志和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以及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样的勇气与决心，坚持而来的。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全民族的抗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或许早就投降了日本或是被日本消灭了。如果没有我国的抗战而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国力，尤其是我国如果被日本打垮而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再反过来被日本所用，那么不仅二战的历史，或许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将被改写。因此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最应该纪念的就是人民的胜利。而在当年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确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里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否也有象当年蒋介石的抗战那样“蹭英美胜利战车”的这种嫌疑。

　　就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真正的抗战领导核心，因此才有了广泛的敌后抗战局面的形成。而就是由于有了广泛的敌后抗战局面的形成，所以日本侵略者才没有为彻底打垮蒋介石政权而进攻重庆。从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在已经濒临战败的情况下，却仍然能主动地发起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豫湘桂战役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就消灭了国民党军六、七十万人。新占了我国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和其中还有四座省会城市的一百四十六座城市，摧毁了国民党军的空军基地七个和飞机场三十六个并最远打到了贵州的独山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的这种情况看，侵华日军是随时可以攻克重庆的。只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我国真正的抗战领导核心的出现，就是因为有了广泛的敌后抗战局面的迅猛发展，所以才让日本人认识到，即使打垮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那么中国也不仅投降。而如果没有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的限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会迅速扩展到全中国。到那时，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形成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将迅速将日本侵略者淹没。因此保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以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向国统区扩展，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反倒是极其有利的。

　　蒋介石一心为英美，一心靠英美的抗战观，导致了他在日本由于野心膨胀而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后，一方面坐等英美的胜利，一方面又以抗战的名义，接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囤积起来，以便日后用来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及新四军。蒋介石这种消极抗日而专心等待英美获胜的抗战观，终于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了末期的时候，美英两国为了拉苏联参加对日本的作战，竟然拿我国外蒙古的主权和东北的权益，来满足苏联提出的其参加对日本作战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的大战末期，日本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却发扬“一亿玉碎”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拒不投降。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主力的美国，在蒋介石的部队指望不上的情况下，为了既能减少自己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而又能消灭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于是便拉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在即将彻底打败希特勒的情况下，趁人之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开出了在消灭日本关东军之后，要恢复沙皇俄国时期曾经在我国东北取得的，却又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丧失了的大量权益。于是，这就有了美英苏这三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以牺牲另一个所谓的世界大国-------我国的国家领土主权和权益为条件，来换取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并一起逼迫蒋介石接受的《雅尔塔协定》。因此这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大国苏联占领了我国的旅顺、大连地区和中东铁路并将外蒙古从我国分割出去;另一个大国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青岛、天津、秦皇岛、北平等地登陆并长期驻扎以支持蒋介石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而陈纳德的“飞虎队”，也更是继续赖在我国不走。不仅如此，就连大英帝国这个破落户，也仍然继续霸占了我国的香港并拥有其军用舰只在我国内河的航行权。于是，就有了苏军在中国东北大肆拆运日本留下来的机器设备的事件;就有了美军士兵和“飞虎队”队员强奸我国女大学生和武汉名媛的“沈崇事件”和“景明大楼事件”;就有了英国继续霸占了我国香港的问题，后来也就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大英帝国海军军舰航行在我国长江中的“紫石英号”事件。作为世界四个大国之一的我国的国土上，不仅同时有其他三个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都严重对立的大国的军队出现，而且还更都拥有实际上的治外法权。这就是抗战胜利奠定的中国的大国地位。当年，如果不是毛泽东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赶走了长江上的英国军舰，用解放战争的胜利废除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用超凡的外交智慧收回了被蒋介石出卖的我国东北的所有权益，那么我们中国，可能早就四分五裂了。

　　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样一心为了苏联的抗战观，不仅在我们党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且还更是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而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全力抵制和挽救，那么中国共产党，可能也早就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动中，给溶化掉了。

　　三十多年来，围绕着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而形成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愈演愈烈。于是为博古翻案，为王明翻案，也就成为了时髦。而且近年来，更是有人在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机，还妄图为蒋介石翻案。于是不仅象蒋介石的名字“空前绝后、震古烁今”就成为理论创新，而且类似《抗战筑大国地位，中国是当之无愧胜利者》、《抗日战争与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开罗会议中国奠定大国地位》、《为什么说抗日战争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抗战胜利奠定中国大国地位》这样为蒋介石翻案的文章，更是充斥在了各类新闻媒体或是互联网上。可是随着历史虚无主义的肆虐，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仅我国的钓鱼岛被日本霸占了，而且我国的东海和南海，也更是被美国支持下的日本、南朝鲜、越南、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给瓜分了。看来，中华民族如果要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捍卫民族的尊严，那就又要开始再一次抗日和抗美了。

　　当年的那场抗日战争，尽管展现出了人民战争的波澜壮阔，但其中也始终存在着蒋介石随时准备妥协这样的暗流涌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为了通过增进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来增强我们新的抗日和抗美的精神力量。而要增进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要增强我们新的抗日和抗美的精神力量，那么首先就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纪念抗战和纪念怎样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