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说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毛主席为什么说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1975年2月9日　《人民日报》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题发表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当时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毛主席还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还指出：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　1974年10月20日　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次谈话在　1974年12月23日　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　1974年12月26日　，在毛泽东主席81岁生日那天，他同周恩来在一起的单独长谈，研究了理论问题，作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之后三十多年的中外历史，无论是南斯拉夫解体，还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以及中国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这是一条真理，这说明这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个问题是学习和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作如下探讨。　　

1 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扣除后备基金、扩大生产的基金和机器“磨损”的补偿等等，然后从消费品中还要扣除用作管理费用以及用于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编者注）　　

 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作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教授，包括“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　家　先生们的极端无知。（注：对杜冈的批判，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90—393页。——编者注）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第199页◎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对于中国，　1975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我们现在正遇到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保护资产阶级的不平等，保护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到了1975年底，毛泽东又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制，不管你人多，人少。　　

2 为什么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前途　　

2.1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一条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逐步实現:（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 其它作用逐渐消失。如果朝这个方向努力和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方向。　　

另一条路是由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重新变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即：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官僚资本、卖办资本和各种私营资本所有制; 实际上依靠官僚资本扶植的特权阶层，依靠卖办资本和整个资产阶级，实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　　

2.2 出现资本主义前途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1) 存在官僚主义者阶级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列宁在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中指出：拿官僚主义问题来说，从经济方面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吧。在　1918年5月5日　，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1919年,我们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了出来。　　

对于官僚主义，毛主席一九六三年说：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阶级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封建的家长制。（红楼梦四大家族，农奴主四十人，官僚占三分之二的人。）

    阶级社会根源；新的资产阶级，老的资产阶级，还有城乡封建势力。在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起来了。

    历史根源：我们的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但旧的统治势力，传统影响，旧人员包下来，政策是对的，但带来了副作用，一九五一年“三反”重点是反贪污，一九五七年重点是反右，去年主要是批判了分散主义，所以历年来没有把官僚主义当成重点来搞。现在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是肥沃的，也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土壤。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 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说：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2) 存在机会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列宁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和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是两个基本点，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需注意和坚持的两个基本点。可以说：只有承认这两个基本点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　　1917年10月18日　　〔31日〕）:　　

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越来越集中着群众希望和信任的党，决不会不力图掌握政权，通过国家政权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纲领。任何一个革命的党，尤其是我们的党，无产阶级、城乡贫民的党，决不会也无权利放弃起义，起誓永不起义。举行起义来反对祸国的政权，是劳动群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某种时刻也是那些得到群众信任的政党的神圣义务。　　　　

实践问题愈严重，犯有工贼行为的人愈负责、愈“知名”，工贼行为的危险性就愈大，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念及这些工贼过去甚至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就愈不可饶恕。　　

1917年列宁指出：首先是看哪个阶级在当权，哪个阶级在继续做主人，哪个阶级在继续利用银行业务和金融业务赚取几千亿利润。　　

列宁指出：有些分歧今天在近视的人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明天就会被资产阶级用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都会直接增加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危险。　　

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指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3)杜勒斯搞‘和平演变’, 思想意识形态的进攻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南屏山住地召集了来杭州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在杭州的几位省市领导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他说：“国庆节前我去了一次密云水库，告诉杨尚昆和彭真说要搞好环境建设和搞好绿化，为的是子孙后代；现在看来，搞环境建设，搞绿化，远远赶不上搞思想建设。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搞好绿化固然重要，但也只能是从物质上为了子孙造福，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美国的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们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　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4) 中国无产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程度，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两面性　　

工、农、知识分子的认知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毛主席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我们党内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分几部分人：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这一批有的是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才进党的，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有的当了支部书记，县委书记。

    第三部分是收留下来的国民党。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以后叛变了，登报反共。那时不知道，现在查出来了，他们不拥护共产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

对于知识分子,毛主席指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除了这两种人外，就没有什么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要变农民。现在要提倡知识分子下工厂、农村去。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否应该下去？应该去，科学技术人员都下去那也不必，他就在工厂，研究人员是实验室的，都去这也不必，但有时下乡下厂转一转，也有好处。　　

马列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现在，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小资产阶级变为集体劳动者，资产阶级变工人，这就有可能向他们宣传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知识分子按其出身来说，许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如我，就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后来学的。要改变过去的世界观，换成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不是那么容易，…知识分子去接触工人和农民，研究问题，这样就可以把在书上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看到的常常会溜走，等于我们每天看报纸忘记了一样，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学到，主要是在工作中、实践中，才能真正了解，如果这样，书本上看了马克思主义，又接触工人农民，在工作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许多人就有了共同语言。有较多的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不只有爱国主义共同语言，而且也有社会主义共同语言。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如果不这样，我看，许多问题还是不好解决。作品也还是不能写好。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少学为好，学多了文章反而写不好”。这是一种说法。马克思自己说过，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妨碍创作，这是一种抵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他脑筋里有一种旧的世界观，或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不赞成新的东西。这要慢慢来，而且要有很长的时间，要造成风气。我们建议文艺上工农兵方向，如果说不是工农兵方向，还有什么方向呢？在延安时都是工农兵方向，今天仍然是，有人说如不是，那是什么？那只有资产阶级方向了。有入说：“百家争鸣，马克思一家，其他还有99家”。依我看，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西方世界是一家，我们是一家。还有，民族主义是一家，是中间地位。什么叫百家？新闻是一家，教育是一家，新闻中我这样办报纸，你那样办报纸即有两家。办学校，大学一家，中学一家，大学中的家可多！科学院的家可多了，技术人员的家也很多，其实不是什么百家，而是千家、万家，所谓百家，无非是言其多也。我说现在世界上基本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马列主义也有几家，马列主义一家，修正主义也算一家，挂了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例如英国的工党，也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一家。三家。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我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上海有个资本家讲的，我是引伸他的话。他讲的跟我讲的意思不同。他说自己的东西都交出去了，公私合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说我是资本家？还说我是剥削者？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或者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现在是“皮之不存”皮没有了，帝国主义跑了，东西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归农民，现在归合作社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现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时间更要长一些了，因为这五张皮影响着这些资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老是记着这些东西，做梦也记着。旧轨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请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现在他除非落在新皮上。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在天上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飞。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我们现在劝他们，经过这一场大批评，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我们现在在劝中间形态的人，中间形态的人应该觉悟，尾巴不应该翘得太高。你的知识是有限的，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那个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你就犯错误。你那么多知识，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动摇？“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你为什么动摇？现在不去讲右派的知识分子，那是根本错误的。中间派知识分子也犯错误，他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头脑不清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农民里头的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他一看就知道孙大雨这一套东西，他一看就知道不对。只要谈三句话，他就知道不对。用不看写这么长的文章。你看谁的知识高？还是那个不识字的人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是听无产阶级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这些人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他们不可，就非到各个地方跑一跑，跟他们谈一谈，看此事能行不能行，跟他们商量，以及跟他们接近的干部商量，就要到地方上来。北京是什么东西也不出的，他没有原料，原料都是工人、农民那里拿去的，都是地方拿去的。中共中央是一个加工厂。就是把这些原料制造好，制造不好就要犯错误。知识的来源，是出于群众，归根到底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什么叫真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讲不要脱离群众的。像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毛主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二页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指出：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　　

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2.3 官僚资本通过处置国有生产资料转变为资本主义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　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竞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

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对包产到户危害的谈话：　　

我们为什么对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利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安稳了。　　

近三十几年,正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 他们的资改促进了官僚阶层的形成和权力扩大，他们也是先造誉论，他们先是打出阶级斗爭熄灭论，一心一意建设论，阶级斗爭熄灭了吗？沒有，正是在阶级斗爭熄灭论中官僚资产阶级大肆处置国有资产，造就了新的资产阶级和卖办资产阶级。在这些年他们任意处置国有资产，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私有化，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样就使中国处于官僚资产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中，他们又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勾接，形成卖办资产阶级，官僚、卖办和新生资产阶级统治下所出现的劳资矛盾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难道不是干真万确的现实吗？尽管人们加上许多名词，什么特色啊、代表啊、科学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在是第一性，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里这个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资本家支配着工人的命运这个历史事实是抹杀不了的，他们有不与工人订合同还用饥饿纪律要工人工作的权利，有不承认工伤、尘肺的权利，不给工人上任何保险的权利，不发工资或克扣工资的权利，以及开各种血汗工厂的权利，等等；各种资本勾接财产暴发这个历史事实也是抹杀不了的！　　

他们在不爭论、不缺钱和让工人叫资本家爸爸的舆论中和谐，去掩盖下岗职工之痛，血汗工人之死和难，农民工之讨薪，尘肺工人之开胸，博士研究生因老娘一个床位而自杀，大学生被金钱所迫去卖淫，无家可归者之露宿冻死，…：他们取消四大，在主要防左声中，不让人民讲活，把原来的党、工会等各种组织逐渐变为一言堂，并禁止工人重新组织起来，他们取消了工人罢工自由，…。人民在温饱线上徘徊着，但却失去了保障线。人民承受的所有这些没保障、受压榨、受欺辱、被奴役、被剥削，如今的官却真的像官了。那真是个个腰缠万贯，有的甚至几百万、几千万、数十亿。不仅自己花不完，甚至不需要花，因为还在源源不断地广收博采着。就连自己的三亲七故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谓“老子大官儿（女）大款”。而人民则是承受着“失业、下岗、官剥、商欺、黑社会、流氓、地痞、无赖、警匪”等的重重压迫和欺负，资本家的黑工厂、血汗工厂、黑砖窑等的残酷压榨，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养老）的无奈，妇女姐妹的被迫卖淫（已经很不幸了，还要同时遭受警察的打击和盘剥）。他们居家不知道开发商何时来扒屋，出门不知何时盗贼来偷窃；在家说不定何时遭到毒打与抢劫，出门不知啥时遇车祸。　　

3走纲丝者前途天晓得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指出：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　　

1976年6月，毛主席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时，提到了自己一生干的两件大事时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它赶到那么几个海鸟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鸟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781－17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革命人民被迫起来，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只有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去爭取胜利！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就是人民力量不可抗拒。“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精辟地概括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我们今天认清历史潮流的方向具有极为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切违背历史潮流的倾向，无论是在潮流面前停留、彷徨，还是用种种方法阻止潮流的前进，根源都是心中没有人民。人民的意志，人民的要求，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呼声，人民的经验，人民的利益，一句话，人心所向，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　　

而右派朋友茅于轼说：“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中国人读书读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接受交换价值论。”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恨从何而来？就是从剥削理论来的。至今，大部分人仍然认为富人都是为富不仁，因为不剥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钱。企业家赚了钱并不心安，有机会就把钱转移到国外，造成每年至少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外流。中国社会是一个对富人不友好的社会。在发达国家，人的道德和贫富无关，富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穷人中也一样。可是在我国富人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人，因为他们剥削别人。而穷人都是清白高尚的。如果有人为企业家说话，想说他们赚钱是合情合理的，就会挨骂。我们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它从来没有被彻底批判过。　　

近两年中央领导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目标，深得大家的赞同。这个目标能不能确立，要看不和谐的因素能不能消除掉。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对剥削理论的看法，就看我们能不能推翻宣传了几十年的，老早过时了的“剩余价值论”。在发达国家里，“剥削”一词已经不用。判断是非靠法律，跟雇佣无关，跟贫富无关。可是在我国，由于“剥削理论”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性教育，认为雇佣关系就是剥削关系，除非是全民所有制，那个不算剥削，只要是民营企业的雇佣统统都是剥削。尽管没有剥削的“全民所有制”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而在有“剥削”的私有化经济中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十倍，可见“剥削理论”是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骗局。”　　

茅于轼们已决不允许挂上马克思、共产党，即便是在表面上也不行，这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的事实，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真理。　　

这样就使得造成了《共产党宣言》里描绘的状况:“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目前的形势下，无产者和资产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矛盾，哪道真的由发展就能调和解决矛盾吗？这显然是一部分人的一种幻想。继续想要调和解决走纲丝者前途天晓得！　　

毛泽东指出：“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2010-1-11　，　2010-1-12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