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为什么总要煞费新加坡的苦心

中美关系为什么总要煞费新加坡的苦心

             ——评《与美国冲突是不是中国的宿命》

                    张志坤

中国想要取代美国，谋求世界霸主地位吗？

     对于这样的鬼话，中国人大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却是西方世界用来敲打中国的一根棍棒，他们动辄就将其拿出来炒作一番，用以烘托中国威胁之严峻，早已司空见惯了。但令人诧异的是，经常拿这一话题进行炒作的不仅仅是西方，居然还有同属炎黄子孙的新加坡，给笔者的印象，似乎新加坡的政要与智库更加关心中国挑战美国的问题，不时地有人出来就这一问题数黄道白。最近就有这样的一篇文章相当火爆，这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先生的《与美国冲突是不是中国的宿命》一文。

该文空前严厉地警告中国，称“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可能正是因为这段空前严厉的警告，一时间，《新加坡学者：中国若错误估计美衰落，将致颠覆性错误》的吓人标题铺天盖地般出现在中国的各种媒体上。

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免要有这样的印象，中国可能正在错误地估计美国，不然，人家为什么要操这份闲心呢？

那么，按照该文的逻辑，中国究竟怎样做才算是“理性”地估计美国的力量呢？

笔者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一番认真的研读，结果发现，这篇洋洋洒洒的大作，其实主要只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要坚持在美国的领导下

该文首先对所谓的世界多极化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即使在这个“权力体系”中存在多个“权力中心”，但所有的“权力中心”也都要围绕美国运转，也就是说，必须在美国一元化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例外，中国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坚持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而不能走“前苏联的道路”，具体的阐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

第二，在美国的领导下中国好的很

接下来，该文就对在美国领导下如何如何好进行了描述。在宏观层面上，该文认定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保障，具体的表述是“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言外之意，如果中国不加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不接受或者不服从美国的领导，中国就不会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了，就要被美国所打击、所侵略、所颠覆了，可能就像伊拉克、阿富汗那样了；在微观层面上，该文接下来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在美国领导下所获得的利益，如“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搭美国的便车；“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得到美国的恩典与赏赐，等等，总之是好处大大的。

第三，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辩护辩解

既然这样，那么又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的诸般打击遏制呢？

该文接下来为美国的政策提纲挈领地做了辩护，称“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否认要排除中国，在理论上是向中国开放的”，“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该文作者承认美国做得的确是有点“过度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对外推销意识形态，搞同盟战略，并且太过于聚焦于军事方面”，但用意终归是好的，该文非常肯定的地称，“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前苏联路线”，云云，大概就是中国俗话“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吧。

应该说，上述三层意思可谓环环相扣、斐然成章。看上去悲天悯人，很有为中国二殚竭的样子。但人们不仅要发生这样的疑问，时至今日，中美之间矛盾重重，很多时候对峙严重，造成这种状况，主要责任究竟在美国还是中国呢？

按照《与美国冲突是不是中国的宿命》一文的意思，这个责任显然在中国身上了。在该文作者看来，这个世界理所当然是美国的，作为世界唯一的霸权，美国有权打击遏制中国，有权对中国采取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措施，甚至就连“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的历史任务都落到了中国的头上，却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笔者不仅要问，迄今为止，中国在中美关系上还不够“理性”吗？如果中国“理性”了，而美国不理性，无所欲为、横行霸道，甚至像执意发动对伊拉克战争那样发动对华战争，那又该怎么办呢？

如此看来，这篇文章并不是想对美国说什么，完全是冲着中国来的，不过是对中国来了一番恐吓加利诱而已。所以，这篇文章可说毫无学术价值，全文根本没有对中国的战略宿命做任何有意义的解释，通篇都是在讲诉中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多么好，不被美国领导多么悲惨的故事，其间充满了各种隐晦和不隐晦的威吓和警告。

其实，类似对中国的警告由来已经，美国就经常用这样的话题敲打中国。记得当年美国防长盖茨在来华访问的专机上对记者发表谈话，就警告中国说要把挑战美国的人扫进历史的垃圾箱，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更直截了当地宣布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不动摇。既然美国方面都这样信心十足而坚决、坚定，新加坡还有为美国领导和美国秩序操心的必要吗？

实际情况令人诧异。长期以来，新加坡在中美关系上可谓煞费苦心，这个用台湾某人的话说“鼻屎大的国家”不但把自己打造成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桥头堡，而且还屡屡充当美国的战略传声筒，做美国的小喇叭。每当中国威胁论需求旺盛的时候，新加坡都要站出来鼓噪，那个已经见了上帝的李光耀甚至连“中国”二字都被他解释为中央王国的意思，都成了中国试图恢复朝贡体系宗主地位的铁证，警告“中国应明白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争就会失败”，要“透过行动和自我克制来展示本身并无恶意”等（见笔者文章《李光耀凭什么警惕中国》、《新加坡李氏父子真的关心中国吗》、《新加坡因何甘愿为美国效劳》等文），现在又有人发出了“中国若错误估计美衰落，将致颠覆性错误”这样严厉的警告，其实不过是一脉相承的老把戏而已。

但是，新加坡为什么总要对中美关系如此这般地煞费苦心呢？

可能，如今的新加坡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战略上都已彻底皈依了美国，美国的冷暖时刻挂在新加坡的心间，美国的利益就是新加坡的利益，所以在思想舆论上和战略行动上甘愿为美国前驱也就不足为奇。但是，新加坡充其量不过是一介弹丸之地，它是否真的有独立之法权都在所难言，居然还敢参合到中美之间的大国较量中来，真属天下奇葩。如果把中美比作石头，新加坡恐怕连鸡蛋都不堪，正所谓“天作孽，犹可绾；自作孽，不可活”，如果中美在亚太发生大国之间碰撞，第一个被碰碎的可能就是新加坡。奉劝新加坡的政客与智库还是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出路，不须再为中国和中美关系操心吧。

附：与美国冲突是不是中国的宿命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但是，中美关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对关系，因为一个是现存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一个是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新利益。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 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中美争夺霸权）、霸权衰落理论（中国挑战衰落的美国）、权力转移理论（世界权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民主和平理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等等。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 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 。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没有同盟，美国的霸权地位会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如果失去了中国，美国也同样保持不了霸权地位，因为届时有可能会形成昔日美苏冷战那样的格局。

中美关系具有外在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

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很显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国际性，不仅表明了这对双边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也表明这对关系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考虑其外部性，也是两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G2结构表明，美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来处理全球事务。尽管美国不情愿，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其权力本质来说，美国是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权力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权力，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和其所拥有的权力对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更多的空间，中国也会去寻求相应的空间。中国创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仅是中国寻求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国际空间的努力的开端。如果美国不想看到中国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在现存国际组织和其他领域里，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

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首先就是要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前苏联路线。美国的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否认要排除中国，在理论上是向中国开放的。说到底，TPP就是制 定新的更高层次的规则；用规则来消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一直是美国的有效手段。其次，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南中国海、新疆、西藏、台湾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

不过，这对中国也如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像往日的美国，在经济上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任何国家搭中国经济崛起的“便车”，在社会政治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有些像往日的苏联，过度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对外推销意识形态（民主自由），搞同盟战略，并且太过于聚焦于军事方面。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互动，不仅处理双边事务，而且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性事务，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受制于西方，中国并没有打算要“另起炉灶”，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一直追求的是在现存国际秩序里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并且中国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来消化和抵御美国有可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今天中国所进行的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相信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来消化美国的压力。

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作为一对结构性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整个国际关系就难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自私性质会促成两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通过竞争国际空间，各自来求得安全。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冲突的情形会随时产生。正如前面所引用的马凯硕的话，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这个“非常态”则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 “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