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的不确定性原理”说开去

从“政治的不确定性原理”说开去　　

认真拜读了AC网友“当年笑帅”之宏论——《政治的不确定性原理》一文，颇有所感。于是，拉拉杂杂地敲下零零碎碎的想法，供网友拍砖。　　

理论上，任何系统的崩溃主因都来自于系统内部——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　　

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人类史，也一再演绎着这样“起承转合”的社会大戏。一部《红楼梦》也揭示出这样的道理——这即是鄙人22年前“红学”选修课结业论文的论题所言“红楼小天地，天地大红楼”。　　

到了马恩时代，这两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精英，却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漏洞及其必然崩溃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其论证过程，是通过对“以资为本”的经济社会运转过程的推演，导出“人性异化”的“恶之花”。而系统一旦到了这样的阶段，“文明”不过是一个“纸糊的灯笼”，最终是不堪一击的。　　

对此，马恩开出的“药方”，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可惜的是，由于他们只有理想、理论研究和个别实践（巴黎公社），同时由于他们在哲学上缺乏对中国的“易经”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使他们不可能更为全面系统地掌握万物运动的规律，因此，也就难以描绘出新制度的全部合理的内容。当然，“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最核心的任务。　　

但是，人们往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把“消灭私有制”与“存天理灭人欲”混为一谈。这是最可笑也最可悲的认知。　　

个体的欲望（即“私欲”）本身并无所谓“善恶”，也根本不能消灭——除非消灭个体。但由于人这种个体无法“独存”只能“共生”，即以“群居”（家庭、氏族、部落、城邦、国家等等不同层级的社会系统）的方式生存发展，因此，这个系统的最优化必然要求所有个体的一致性目标与有序运动。也因此，任何单方面强调个体最优化的体制机制，必然遭遇“欲速则不达”的困境——所谓“短板理论”（或称“木桶原理”）的困境。　　

毛泽东正是认识到这样的困境，认识到这样的体制机制无法真正解放人类，加之他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尤其是“易经”哲学思想）的透彻理解与把握，所以从“延安窑洞对”开始（告诉　黄炎培　先生，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路，一条通过“人人起来负责”从而规避“人亡政息”周期律的新路），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一直到发动要从“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因为，“人人起来负责”这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最核心的法则，正是达成“易经”所言“群龙无首”的最高境界的根本大法。　　

可惜、可悲、可叹的是，“文革”这个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思想风暴”的洗礼，到底对人民大众、对人类发展起什么作用，不要说一般群众当时还无法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深意，就是那些所谓的上层精英群体，也鲜有清醒者，或者即便清醒，但于己不利，故坚决反对。因为一个历经几千年“私有制 + 官有制”的社会，绝不会由于打倒了皇帝、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就立刻实现了全方位的深刻转变，并能“一劳永逸”地“消灭私有制”。恰恰相反，在当时，由于绝大多数人仍然信奉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耗子的就是好猫”的兽界、魔界血腥丑恶的“丛林法则”。于是，“文革”被操纵、被利用、被颠覆，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与自然的斗争，人类还在继续；与人之间的斗争，似乎也无休止。　　

这也许就是冥冥中注定的宿命。所谓“政治的不确定性原理”，不过是“生而有缺陷”的人本身的悲剧，抑或“私欲的个体与共生的社会相纠结”的人类的悲剧罢了。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