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内奸”在我国所有制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内奸”在我国所有制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返城三十年看所有制之变迁”之续篇
—— 纪念中华民族奋起抗日八十四周年
今年是“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成立”81周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同志诞辰”122周年。笔者怀着沉痛的心情撰写此文以悼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仁人志士，悼念那些81年来殒殁于内奸“屠刀”之下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宁死不屈的被“置换”掉的无名英雄们。
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所有制的变迁，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但是，“内奸”在我国所有制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不容忽视。
“内奸”又称“卧底”，源于阶级斗争中之“谍战”（或称之为“情报战”）。在所有制变迁过程中，被用作“战略棋子”使用的“高级间谍”的作用，不可低估。现代“内奸”或“卧底”往往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形成不同的团伙、网络，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他们具有很强的自我繁殖能力，就如计算机中的“病毒、木马”一样，破坏能力巨大。为光明、正义而战的“卧底”名垂青史，为没落阶级服务的“内奸”遗臭万年。
日军侵华期间投敌叛国的中国人被统称为“汉奸”，其中潜伏在共产党内的汉奸被称为“内奸”。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工作在隐蔽战线上的大多数“地下工作者”的最主要任务是“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觉悟，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迫害、反内战的群众斗争，建立并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而敌对势力（包括：日、蒋、汪伪，及其他反动势力）“打入”和在共产党内“发展”的内奸们的主要任务，却是“针锋相对”地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使其任务不能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内奸们不断自我繁殖，在继续对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破坏的同时，疯狂地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谍战”方式各不相同，“内奸”们的行为方式也各不相同，但作为“战略棋子”的“大奸”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深度“潜伏”，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为本阶级的利益尽忠。对于那些“深潜”在共产党内的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来说，无论是当年“破坏抗日”还是后来“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出于其阶级本能的必然行为。
以笔者之所见，我国所有制变迁过程中的几个不同历史阶段，可按相应的时间“节点”划分。1919年、1949年、1979年、2009年，这四个节点，跨越了90年的历史进程，分别对应着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发动民众，追求民族解放的大规模流血斗争阶段；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阶段；第三阶段：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重建剥削制度”阶段。
一、历史节点的划分依据
历史“节点”（或称之为“拐点”、“转折点”）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拐点”是完全不同、必须加以区别的。简单地说，同物理学中讲述的“惯性”相类似，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其自身之惯性，例如：1949年这个拐点，并不能瞬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1973年开始的经济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了1993年，并不因1979年的拐点而突变；而1995年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没有因2009年的拐点而改变。
1. 第一个节点的划分依据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其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它标志着我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开始，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求解放斗争的序幕。（参见：“韩西雅：五四精神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一文）
实际上，早在1919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1917年的苏联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华民族的求解放斗争树立了榜样。
2. 第二个节点的划分依据
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标志，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的开始。
从那时起，毛泽东思想开始在全中国、全世界传播。
3. 第三个节点的划分依据
1979年的“全国知青返城高潮”（参见：寄情莫力达瓦——回忆我们在兴农插队的青春岁月，第614页；书号：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反修防修”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否定，剥削制度开始在我国重建。
4. 第四个节点的划分依据
2009年的胡锦涛“十一阅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的正义力量再次握有了“实权”。
2009年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允许在互联网上传播，歪理邪说开始在互联网上受到批判；胡锦涛着手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二、不同历史阶段的高层“卧底”
下面重点叙述的，是一个同中国共产党90余年历史相伴随的、持续了80多年的、有“连续接力”的、“深潜”在共产党高层的真实“卧底”故事：
1. 新中国建国前的高层“卧底”
在这个历史阶段（1919-1949）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论是共产党内部，还是敌对势力内部，都有对方打入的“卧底”。
① 共产党打入敌对势力高层的“地下工作者”
几年前，网络上播放的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再现了解放战争之全貌。其中：张克侠、何基沣、郭汝瑰、韩练成、刘斐等许多“地下工作者”的历史功绩被披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秘密，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笔者顺藤摸瓜、跟踪追击，很快查到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卧底”成功的光辉业绩。（感兴趣者，可网上查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卧底趣事集锦”等资料）
② 敌对势力打入共产党高层的“内奸”
近年来，网络上播放的许多“谍战剧”中，展示了敌对势力派“内奸”打入共产党内部，并造成巨大破坏的情况。囿于条件所限，剧中人名多为“虚构”；打入的内奸，也多是低层次的。
当共产党的许多“战略卧底”的事迹被大量解密之后，许多国人不禁要问：敌对势力打入共产党高层的内奸为何无人提及？
原因很简单：害怕！怕“挨整”、怕“灭口”。
因为：隐藏在共产党高层的内奸团伙确实存在，其首领是康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成立了“康生专案组”，当问题基本查清之时，康生已经去世；又因有人提出“死人不做结论”，使事情不了了之。
康生集团，在中国共产党内“繁殖”了整整半个世纪（1925-1975），其后续的接班人也均在高层任职；这就是人们通常看到的党内“人整人”现象的根源之一，也正是毛主席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事实依据。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内一直要求党员不能结党营私、不能拉帮结派；可是，混入共产党内的敌对势力恰是反其道而行，因而具有相对强大的力量。
几年前，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网上公开课中，要求学生们必须具有“结党的能力”；说腐败势力结党了，如果正义的人们一盘散沙，就会被“各个击破”，丧失战斗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下，仅就笔者所知道的康生，做点滴介绍：
（1）康生不是共产党员
1983年，师哲（1905 ~1998）说：“我原来是冯玉祥的兵，他派我去苏联学习，192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到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十几年。”说起毛泽东，师哲这样说：“这个人，伟大呀！伟大呀！”“老人家，伟大呀！”同样的话，他说过多次。说起康生在延安保安处害人时，师哲说：“这个人，可怕呀！可怕呀！”他说，在延安，有半年的时间他在康生手下担任保安处的副处长。看到康生害人，觉得可怕，不敢继续与他共事，找个借口，调走了。但是，没想到，还是留下了祸根。因为当年他与康生闲聊时，问起过康生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康生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后来，他又向师哲更正说是另一个人；这两人师哲都认识，不可能介绍康生入党。1963年，师哲住进了秦城监狱，13年后才放出来，他说：“这是康生要灭口。”
在师哲的一本回忆录《峰与谷》（红旗出版社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ISBN7-80068-300-1/D.138）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康生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入党？始终是个迷。我曾无意中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后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年有一天在杨家岭，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他在上海大学的同学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1992年2月逝世。王友直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其时正任陕西省副主席，自然无法向他索证。但是解放后，我曾给王友直写信问过康生的入党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我的所料（此信我仍保存着），信中说：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还只是个团员，1926年末赴苏学习，行至海参崴的路途上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至于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所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在上海大学的同学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声明说：他自己1927年以前还是团员，至于康生何时入党，他毫无所知。
“康生的入党是个迷，康生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迷，没人能证明。1928年，康生被国民党戴笠系统特务逮捕，但不到两个小时就释放了，此事早有人反映过，只因“证据不足”，未曾立案。那时的党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同敌人斗争的经验，对此事也就无人重视了。”
在其它许多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康生与他人说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时，曾经三次说出三个不同的人，但没有一个是真的。
（2）康生罪恶之文献记载
下列文献，以国内、外大量史料为据，将作恶多端的康生嘴脸展示于世人面前（有书为证，在此不做赘述了）：
A. 《党内大奸》（ISBN7-80061-758-0/I.139），1993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程敏编
B. 《康生传》(ISBN7-206-02461-0)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林青山著
C．《康生与內人党冤案》(ISBN7-5035-1325-X)，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图门与祝东力合著
在《党内大奸》一书中，收入了这样一篇文章“沉浮大上海”。文章是翰拜伦经过近十年的研究，查阅大陆、台湾、美国等地的有关档案，采访有关人物，与罗伯特.派克合作的康生传记《龙爪》（The Claws of the Dragon）的第一部分。其中有如下叙述：
“……国民党警察终于在1930年抓住了正在开会的康生和他的几个同志。
“不过康生气数未尽，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丁济世（译音），他的叔父丁惟汾是位颇有影响的国民党元老，山东人，老家离康生的家乡只有50里，那时出任国民党的南京中央党校校长，其助手陈立夫是国民党秘密警察的首脑。靠这位大人物的帮忙，丁济世和他的朋友们很快就被释放了。丁济世收拾行装，赴德留学，康生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卢福坦在1932年冬被捕后叛变，解放后又被共产党抓住。根据他的说法，康生在那次被捕后叛变了党，出卖了同志。而康生本人连对曾被捕一事也始终予以否认。1968年台湾有份报告指出康生曾在上海被捕，随即又被释放，康生斥之为胡说、造谣，……。”
互联网上可搜到这样一篇文章“康生1930年曾被捕叛变的秘密：知情人一个都不放过”（作者：王学亮 来源：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文中讲述了康生为掩盖“被捕叛变”的证据杀卢福坦灭口之事。
据笔者了解：1930年前后，张文秋在上海的共产党机关里与康生共过事。她于上世纪9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也讲述过康生被捕并被放回的事（可惜的是：张文秋的女儿邵华因害怕，在烧毁了母亲的回忆录后，又对张文秋的活动范围进行控制，使回忆录无法再生）。
（3）康生罪行举例
康生一伙长期潜伏在共产党内，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许多胸怀坦荡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因误认其为“同志”（毫无防备），而屡遭无耻的暗算。内奸活动的结果是：在破坏抗战的同时为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准备了条件。下面仅以“红旗党案”为例：
首先，康生到处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内奸政策的新策略,泡制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红旗党”，说“红旗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冒共产党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红旗党”案，针对性的打击目标是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地下组织，使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力量遭受了巨大损失：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红旗党”一案，直到1981年才得到“正式平反”，有如下平反文件为证：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决定：为所谓“红旗党”一案正式平反。现通知如下：
在1943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曾把原甘肃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打成所谓“红旗党”，诬陷这个同志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并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敌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还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所谓“红旗党”一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延安审干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一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给受到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但对整个所谓“红旗党”的问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作出全面的结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以及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多次审干的审查，证明上述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英勇地领导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和从事各种对敌斗争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很多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一部分同志诬陷为“红旗党”是根本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康生制造这一假案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央决定给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以及其它地区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要彻底平反，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不开追悼会）；有的同志因此失掉了党籍，要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人事、干部档案中如有这类不实之词的材料，要取出销毁。希望曾在这些地下党组织中工作过的同志坚持为党为人民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4）康生及其同伙的主要攻击方向
仅凭康生一人，无法成就大事。康生的同伙，主要包括：敌对势力作为“内奸”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被捕叛变后重回共产党内的叛徒、汉奸。他们之中最反动者，往往会以“最革命”的面目活动于共产党的高层；其惯用伎俩是：他们自己是内奸，却反诬别人是“内奸”；明明是自己“打着红旗反红旗”，却反诬别人为“红旗党”；……。
康生1937年从苏联回到延安，至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迫害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无数；而取代这些干部的，许多是他的同伙——真正的内奸。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置换（偷梁换柱）”手段。
内奸集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遵义会议后，军队由毛泽东负责，他们鞭长莫及），除大力破坏共产党的白区组织外，另一个主要的打击、消灭对象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中的知识分子干部（含工农出身，已经被培养成知识分子的高级干部）；这部分被打击对象包含下述两种人才：
A． 共产党的理论骨干
首先，这部分干部，能够识别歪理邪说，对内奸活动辨别能力强、警惕性高，对内奸团伙的存在造成了直接威胁；其次，这部分干部是战后共产党管理城市的主要力量。
B． 共产党的技术骨干
这部分干部，是根据地建设、后勤补给，以及未来管理城市、发展经济的骨干力量。
③ 1919-1949历史阶段概况简述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开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到1945年期间共召开了7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教育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内奸，在1939年以前，许多是各自独立的“叛徒”；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被网络到一起，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叛徒、内奸集团”——完成了向党内正义力量夺权的第一次“置换”。
电视连续剧“开天辟地”真实再现了1919-1927年期间的国情概况。
内战不可避免地再次爆发，几万万中国人民，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搏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是我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胜利，也是我党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路线的胜利——是我国第一次所有制变迁的开始。
2.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高层“卧底”
在这个历史阶段（1949-1979）中：
A． 共产党需要大量培养干部，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增长的需求。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趁机纷纷混入共产党内，这部分人又分两类：一类是未能逃往台湾或海外的原国民党“军、警、宪、特”份子，另一类是“妄图利用共产党执政地位”谋取私利的心怀叵测之人（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吴敬琏）。
B． 已经“深潜”在共产党内的“内奸”团伙，借机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以壮大队伍。尽管他们知道“大势已去”，然本性难移。他们尝试着利用执政党的地位谋取个人私利的念头，从未放弃；为谋一己之私利，为了达到继续“深潜”的目的，他们利用一切手段消灭“知情者”（含：可能的知情者）。这也是为什么在共产党的历史中，经常发生“自己人整自己人”事件的根源所在！
C． “结党”为“营私”，“营私”必“结党”，是建国初期这方面的基本国情。
在那个历史时期，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均围绕着“公”与“私”进行。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斗争（详情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在互联网上搜索“赖若愚”，及“陶鲁笳：建国初期一次高层争论”等相关史料）。
①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书为证；其正确性，毫无疑义。在此不做赘述了。
当年，由于共产党队伍内部的不纯（因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不论阶级成分，凡拥护抗战的，都能进入共产党，共产党的队伍急剧扩大），贪污腐败活动难以遏制。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后，迫使某些人“想贪而不敢”，心中不由地滋生了对毛泽东的仇恨。
② 内奸集团实施破坏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去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语录）
站在非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领导干部，抵制正确路线；内奸集团，趁机推波助澜。
内奸们的脸上没有标签，他们在党内“拉帮派”、“结团伙”，不断用“貌似正确”的错误思想、理论去影响周围的人。
毛主席坚持“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由于内奸集团的作用，使党的正确路线贯彻困难，“非左即右”，甚至“形左实右”，也就难免出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情况。
“土改扩大化”、“反右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击一大片”等，均源于此。
③康生、吴敬琏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冤案发生于1958年，但其历史渊源却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
（1）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及国民党的破坏
1931年9.18事变后，共产党积极抗日、东北民众自发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强力破坏抗日：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及“在剿共期间不准侈言抗日，侈言抗日者斩”的军令。（《林里夫集》ISBN 978-7-5004-6399-3，第435页）
蒋介石在对红军根据地发动多次“围剿”的同时，还派出大批“军、警、宪、特”对国内各种抗日力量进行“围剿”，直至“消灭”。
A． 最典型的实例之一，是积极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被剿灭：
日军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国民不满，各地纷纷爆发激烈的反日游行、抵制日货等活动；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赴南京请愿（见《林里夫集》384页“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战斗在南京”），……，迫使蒋介石于1931年12月下野。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夜对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时，该军随即起而应战；十九路军的抗战，得到了宋庆龄和共产党共同的支持和帮助。
一·二八事变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后，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10月，十九路军将领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后因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导致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使“中央苏区的羽翼失去了依托”（借用彭德怀的原话），蒋介石得以集中全部军事力量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苏维埃红军开始了准备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灭亡中国的步伐。（见《林里夫集》第432页）
十九路军的被剿灭，既与王明先“左”后“右”的路线有关，也与共产党内握有大权的博古坚决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有关；给博古下命令的王明，不但与康生亲密无间，当时还恰好同在莫斯科共事。
B． 最典型的实例之二，是“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所领导的抗日活动及受到的“围剿”（感兴趣的读者可网上查阅“被隐藏的秘密：上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a. 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是1934-1937年间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武卫会”）的主席。（《林里夫集》第429页）
鉴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军民自发抗战“缺乏全国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支持而遭到失败的教训”，1934年4月初，党中央调集干部组成了中共武卫会党团及其领导下的党组。“武卫会”的党团书记是老白（1929年入党），由中共上海中央局直接领导。
“武卫会”总会设在上海，于1934年7月下旬，按照上海中央局的安排，在党中央代表参加之下秘密地召开了成立大会。武卫会内部分工如下：
a1. 主席：宋庆龄（女，国民党中央委员）；
a2. 总务部长：陈璧如（女，中共党员，党团成员）；
a3. 经济部长：章乃器（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
a4. 军事部长：李国章（中共党员，党团成员）；
a5. 民众武装部长：黄申芗（曾任国民党县长，上海青红帮小首领），副部长：柴世荣（东北义勇军代表）；
a6. 组织部长：老何（中共党员，党团成员，现名李定南）；
a7. 宣传部长：老白（中共党员，党团书记，现名林里夫）。
“武卫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为了粉碎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决策。
（相关内容，还可参见“
b. 武卫会的抗日宣言一发表，国民党就下令把武卫会宣布为非法组织和特务“围剿”的对象，并派特务警告宋庆龄说：“你若继续参加政治活动，就要对你采取不客气的行动了。”
那以后，武卫会不得不中断与宋庆龄的直接联系，改由中央代为联络（联系人：贺昌之）。
c. 武卫会成立大会原定6月召开，因中共中央印刷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接着，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也被捕了，不得不推迟了原计划。
武卫会公开宣告成立后，武卫会的华南分会、南洋分会、美洲分会、华北分会相继成立。其中：
华南分会的负责人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叶挺、胡汉民等，联系人是：梅龚彬；
华北分会的主席是吉鸿昌，下设天津、北平、徐水等分会，因白色恐怖严重，该分会由党中央代为联系；
武卫会的其它分会均与武卫会总会直接联系。
因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江苏省分会提交武卫会总会公布的3000名发起人和赞成人，大多失去了联系；使武卫会江苏分会的成立，功亏一篑。
d. 武卫会从1934年成立，到1936年7月武卫会总会及上海分会遭最后破坏期间的主要工作如下：
d1. 建立并发展总会机关、国内外分会，及由总会直接组建的上海市分会、常熟分会，并发展党员（总会机关的闫庆铭、上海市分会的顾准、李建模、杨立钧、常熟分会的薛惠民、张可群、陈刚、李凌等），其中：闫庆铭取代了自动脱离工作的黄申芗，成为武卫会总会的党团成员，顾准担任了总会增设的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李建模继顾准担任上海市分会主席（有时帮助总会同常熟分会联系）。
d2. 方志敏所帅北上抗日先遣队被敌人围歼后，中国民族武装自卫第一军就潜伏起来，在安徽的合肥、蚌埠、怀远三个县分七个区建立了秘密武装根据地，通过皖北巢湖地区武卫会驻沪联络站和总会经常联系，保留了一支在有军事指挥才能干部领导下的，有一万多人、枪的抗日队伍。（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
d3. 同李杜的东北义勇军驻沪办事处保持联系、帮助抗联（李延禄部）采购军需物资、同中央军委合办训练班为东北义勇军培训干部，委任王一川为武卫会代表去东北义勇军宣传《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d4. 在长江沿线国民党围剿红军的部队中通过武卫会的关系，组织策反工作；在国民党宁夏部队中也开展了同样活动（被派去的武卫会党组的谢华，因故留在西北继续工作）。
d5. 以1927年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的工人纠察队为基础发展抗日民众武装部队，进行对日作战准备（负责人：陈以胜）。
d6. 在国内外轮船公司的海员中发展武卫会组织，建立起海员分会（负责人：海李、王阿林）。
d7. 武卫会总会宣传部从1935年2月起秘密油印《政治周报》，揭露1935年初蒋介石接受日本广田外相灭亡中国的“对华三原则”，及日本大使有吉明在南京迫使蒋介石签订“中日提携协定”、发表“中日亲善宣言”等卖国文件的经过，以及其后蒋介石以徐道鄰的名义发表“敌乎？友乎？”的卖国文章和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布“敦睦邦交令”的罪行，动员全国军民为实现《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而斗争。
d8. 1935年6月，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新生》周刊的文章“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迫使蒋介石下令《新生》停刊，并进一步把主编杜重远逮捕下狱准备判刑的过程中，武卫会上海分会根据总会指示，成立了以李建模为首，王纪华、王永德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号召全市人民展开抗日反蒋斗争，还根据群众要求由周肇基、骆耕漠、王纪华三人创办了一个半公开的期刊《斗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武卫会总会一面通过陈璧如支持章乃器、胡愈之等组织一批著名律师进行合法营救，一面通过顾准帮助上海市分会发动群众，成立“杜重远后援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以要求无条件释放杜重远、保证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和言论出版自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华北为中心，为掀起全国人民抗日反蒋运动的高潮而斗争。
d9. 正当援救杜重远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上海民众的抗日反蒋斗争和民族武装自卫的烈火烧向全国的关键时刻，中共上海中央局因内奸告密，于1935年7月21（或22）日遭到最后一次大破坏；武卫会总会的军事部长、党团成员李国章被捕了，老白的家也被敌人占领了；8月上旬，老白通过联系人金树望恢复了组织关系，根据中央负责人贺昌之的指示，武卫会党团决定停止一切活动，一面把环境不好的同志：党团成员李定南、闫庆铭以及总会宣传部副部长顾准及夫人汪璧交由中央带走，把李建模、楊立钧补选为党团成员，一面对各级组织全面清理，使建立在最安全、可靠的单线联系之上。
d10. 正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右倾思想冒了头，党员干部徐某某说：“上边都叛变了，你们赶快散了吧！我就要跑了。”而右倾思想代表者刚一逃走，左倾思想又冒了头：公然对抗武卫会总会下达的中央“坚决停止一切活动、避免被一网打尽”的指示，动员干部在马路上写标语纪念“九·一八”，使沪东区分会主席金以仁和组织部长任富定当场被捕；更不幸的是，9月中旬，贺昌之同志因内奸未被清除，而遭敌人追捕，未及交代工作仓皇出逃（后来知道，他在逃出敌人魔掌后，根据8月收到的康生5月从苏联发出的“不再设置上海中央局的指示”去了苏联，抵苏后又遭康生迫害，于1936年冤死在西伯利亚）；10月，“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根据当年5月的决定要老白去香港，老白临行时遭到特务威胁，怀疑有内奸告密，为确保组织安全，没有去；武卫会党团会议决定：老白、陈璧如移居南京，党团和总会继续停止工作、保持单线联系，待摆脱敌人包围后再恢复工作，并设法重建与中央的联系；这期间，武卫会基层分会或小组的周围，以各种名义和形式存在的各行各业的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外围组织”，在武卫会干部、会员的领导或影响下，并未停止活动。
d11. 武卫会停止工作期间的主要成绩是：基本摆脱了敌人的包围，提高了干部质量，纯洁了各级组织，通过灵活而紧密的单线联系巩固了下列分会及其领导关系：
上海市分会（主席刘俊）【含：沪东区分会（主席：徐宛珍）、沪西区分会（主席：小李）、沪中区分会（主席：王纪华）、闸北区分会（主席：孙希成）、南市区分会（主席：陈刚）】、
上海市大专院校分会（主席：胡实声）【含：持志大学分会、交通大学分会、光华大学分会、大夏大学分会、复旦大学分会、大同大学分会、暨南大学分会、税务专门学校分会、美术专门学校分会、蒙藏学院分会】、
常熟分会（单线联系人：陈刚、李凌、张可群、薛惠民等）、
海员分会（主席：王阿林）、
民众武装部队（总队长：陈以胜兼）、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军（联系人：刘宛功）、
东北抗日联军（联系人：总会代表闫庆铭）、
华南分会（联系人：梅龚彬）、
南洋分会、美洲分会。
d12. 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武卫会总会因内奸告密而遭受袭击后，武卫会总会及上海分会就转入战略退却、战略防御时期，但武卫会的北平分会却经过了艰苦斗争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领导运动的“北平学联”，其实是武卫会北平分会为发动和领导这次抗日反蒋运动而建立的合法群众组织；“北平学联”的主要负责人：主席郭秋明、秘书姚依林、总交通孙敬文都是武卫会的干部，宋庆龄为这次运动捐了钱。
d13.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武卫会上海分会的干部自动地动员其单线联系的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救国会”群众，继续开展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尽管尚未完全摆脱敌人的包围，武卫会总会党团还是决定（停止对1935年8月中央指示的执行）恢复工作，对运动进行有计划的指导，以避免群众自发的抗日运动由于缺乏领导而被敌人扑灭；为避免组织破坏，最大限度缩小武卫会领导机关及其对外直接接触范围，经常检查各级组织对秘密工作原则的贯彻、执行情况及效果。
d14. 从1935年12月底至1936年1月，武卫会上海市大专院校分会主席胡实声在党团成员楊立钧的领导下，以“上海市大专院校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上海学联”）的名义组织了“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沿着去嘉定、太仓、昆山、苏州、……、南京的公路步行，进行抗日反蒋宣传活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也博得了地方保安部队士兵的同情；在苏州，当夜深人静之时，宪兵与学生发生了冲突，部分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使全体抗日宣传团员再一次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杀民”的狰狞面目，认识到共产党抗日反蒋路线的正确性，使更多的民众走上了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为抗战期间李建模、杨浩庐、陈刚等以武卫会常熟分会为基础建立“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播下了火种）。
d15.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主席是刘导生）就是胡实声派出的“上海学联”代表彭瑞复（武卫会会员）和“北平学联”的代表韦毓梅、刘江陵、陆璀、董毓华（筹备期间的党团书记）等人共同筹备的结果。
d16. 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被围歼后，在方志敏的“洋源兵工厂”任政委的刘鼎（阚尊民）侥幸逃脱，到上海通过熟人蔡叔厚找党；同情革命的蔡叔厚把化名“周先生”的刘鼎介绍给在宋庆龄领导的公开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工作的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介绍他住到了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一二·九”运动后，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国民党当局加紧搜捕革命者，为防万一，史沫特莱送刘鼎去宋庆龄家躲避了三四天；此时的宋庆龄，因中共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与武卫会的联系完全中断，正在孤军奋战；张学良不愿参加蒋介石准备对红军发动的“第六次围剿”，托李杜在上海“找共产党商量抗日救国大计”；李杜通过关系找到董健吾，董健吾在宋庆龄家说起此事，宋庆龄决定相助；1936年3月，宋庆龄促成了刘鼎与埃德加·斯诺、马海德三人的西安之行；临行前，张学良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到上海去接，史沫特莱将宋庆龄写给张学良的信送刘鼎转交；……；
e. 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武卫会被破坏的主要过程：
e1. 当年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局”（后改名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曾经有两个任务不同的兄弟团体，一个是“武卫会”，另一个是“文委”（后改组成“临委”）；武卫会是专门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文委是专门领导革命文化运动的；按照党的秘密工作组织原则和纪律，两者之间是不应该发生横向联系的，但“内奸”活动首先要破坏的就是“单线联系”的组织原则。
e2. 就在
e3. 没想到，1935年的7、8月间，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和共青团中央先后遭到破坏后，文委的“剩人”反倒擅自成立“中共文委”，首先“解散‘文总’和各个联盟”（即当年的八个“左翼联盟”），继而把这个“文委”改组成“临委”（全称：中国共产党临时工作委员会）；并妄图“领导上海其它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抗日救亡运动”），推行他们所谓的“上海地下党的工作路线的转变”。（可参见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130页王翰文，及1979年第1辑第52页王尧山文中引述邓洁的原话）
e4. 1935年末，武卫会总会基本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刚恢复工作，就发现：“文委”、“临委”已把武卫会干部王纪华和他曾领导的武卫会沪中区分会的基层组织连同其外围组织从武卫会中分裂过去而置于“文委”、“临委”的领导之下了；接着，“文委”、“临委”又进一步要求和武卫会“建立组织关系”。
e5. 中共武卫会党团为保证组织安全，恪守上海中央局1935年2月下达的指示，决定对已经被分裂出去的武卫会组织不予收回，对“文委”、“临委”要求和武卫会“建立组织关系”一事不予理睬。
e6. 这时，“文委”和“临委”一面在群众中进行反宣传说：“武装自卫会分裂抗日运动”和“破坏抗日运动的统一”，一面又以“文委”负责人名义写信给“武装自卫会负责人”，提出：“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解散党所领导的一切赤色群众团体”、“为了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民族武装自卫会也该宣布解散”；武卫会党团认为这是典型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投降主义路线，但是为了巩固、扩大、统一上海的抗日救国运动，使之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发展，不得不派出一名非党干部与“文委”、“临委”发生“统一战线”关系；尽管这是违反中央秘密指示的，可能导致组织被破坏，但是已经被解散的左翼文化团体中的党员、群众的多数仍在“文委”、“临委”的领导下，且都和武卫会的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要想绝对避免同“文委”、“临委”接触，事实上已不可能了。
e7.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蒋介石疯狂围剿红军，并指示特务、内奸配合、瓦解、消灭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阴谋活动中，武卫会作为全国人民对日作战的领导机关，没有放弃自己对抗日运动的领导，从而陷入了“文委”、“临委”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两面夹击之中。
e8. 在“武卫会”与“文委”、“临委”共同商定、组织的1936年“一·二八”四周年纪念活动前的
e9. 第二天（
e10. 在那段时间，“临委”分裂武卫会，并试图夺取全部领导权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顾准被中央调走后，一直没能接上新的组织关系，1936年2月又回到上海，李建模未经组织同意就把自己分担的一部分领导责任转给了顾准；顾准在同“临委”发生统战关系时，根据临委要求，擅自以武卫会总会名义，下令把武卫会“宣布解散”，同时把武卫会复旦大学分会“移交”临委“领导”，还准备把其它分会也移交过去；李建模发现后，急驰南京向老白反映情况，并做自我批评；老白冒险回上海召开党团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建模、袁牧华、老白，缺席的有：陈璧如、楊立钧，列席的有：刘俊、李凌、陈刚、顾准），会议重申了党中央决定成立武卫会的目的及武卫会的任务，明确指出两点：
首先，任何人无权违反党中央和武卫会发起人（宋庆龄等）及其合法领导者的意志，发出“解散令”，
其次，“解散”武卫会等于取消了为实现《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斗争，是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的集中表现；党团扩大会决议如下：
第一，立即通知武卫会全体会员：顾准同志下发的“解散武卫会的通知”，不是武卫会的通知，宣告无效，……；
第二，武卫会是党中央决定成立并交给武卫会党团领导的，所以武卫会从成立起就一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及其特务“围剿”的中心，……，把它作为“解散”和“接收”、分裂和瓦解的对象，绝不是革命组织——更不是党组织——所能有的行径……；
第三，复旦大学分会既已和“临委”发生了关系，为保证组织安全，武卫会不再收回；
第四，顾准同志擅以武卫会总会名义发下“解散武卫会的通知”，并拿武卫会复旦大学分会去和“临委”私相授受，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应即解除他的领导职务，听候另行分配工作。
e11. “临委”在其阴谋活动遭上述打击后，便把顾准分裂过去，非法地把他变成了“临委”的党员（顾准虽然去了“临委”，但未对武卫会造成危害及威胁）。
e12. “临委”于1936年3月在“共同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的标题下，通过间接关系要求武卫会党团派代表参加“临委”，遭拒绝；4月，在群众中宣传“武装自卫会是党的弃儿”、“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是个叛徒”、“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是个内奸”。
e13. 此后，“临委”派顾准向老白转达意见说：“‘临委’刚成立时是江苏省委的性质，随着工作的开展可以变成中央。只要你能带一批干部去参加，‘临委’准备留出一定席位由你分配。”老白问顾准：“‘临委’一面在群众中宣传我‘是个叛徒’、‘是个内奸’，一面又要我去和他们‘共同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我不知道他们所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党，是个叛徒和内奸的党呢？还是一个别的什么党？”顾准不能回答。老白说：“老实说，我怀疑，这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在向我招手！我不敢参加，更不敢带人去参加。”老白对顾准说：
共产党建立领导机关的方式：或者由下级民主选举，上级审批，或者上级委任；……不顾政治立场是否相同，专门想用政治席位分赃的方式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决不能是共产党员。请你告诉他们：“我参加共产党是为了革命，而不是为了做官。我坚决反对用这样方式成立‘党的’领导机构。”
e14. 由于知道“临委”对共青团江苏省委也提出同样的要求，武卫会党团与共青团江苏省委相互约定，共同反对和抵制“临委”的“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的非法活动。
（但是，“临委”擅自把自己宣布为“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后，尤其是在武卫会和共青团江苏省委相继遭到敌人破坏后，反倒把武卫会党团和共青团江苏省委对他们阴谋活动的抵制诬为“反党”活动）
e15. 在同“明”、“暗”（即内奸）两种敌人的斗争中，很快就到了1936年6月；因“临委”下发“托派纲领”一事引起武卫会党团的警觉，感到了危险的迫近，武卫会总会准备撤离上海；几天后就听说，共青团江苏省委被破坏了，武卫会总会匆匆迁往苏州，但也未能逃脱1936年7月下旬发生的大破坏。
e16. 在这次大破坏前，仅上海一地，有组织的武卫会会员已达600多人，除原有各区分会外，新增了15个新的分会或小组（详情略）；这些分会或小组的总负责人分别是：刘俊（负责4个小组）、任达与曾志（负责其余小组）。
e17. 这次（1936年7月）大破坏后，老白和陈璧如在南京的地址没被发现，幸免于难，但同武卫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由于袁牧华被捕，老白失去了与任达的联系，预定通过任达与中共北方局建立联系的计划无法实现；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关系局的谢华到上海找武卫会党团时，武卫会被破坏已经一星期了，谢华找不到人，无功而返。
e18. 这次大破坏的被捕者，除葛志明、陈以胜二人成为叛徒外，全都立场坚定；武卫会总会直接领导的干部，国内外各分会及武装部队的关系以及上海市分会所属各区分会和基层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救”分会都未受影响，依旧独立地坚持斗争；武卫会党组成员任达、曾志很快通过中共北方局派驻上海的代表肖明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继续发展武卫会的组织，坚持抗日救国运动。
e19. 据被捕后叛变，又变成国民党特务，解放后在“杨帆事件”中被捕的葛志明1967年在公安部的供词，他从1936年1月代表武卫会同“临委”发生关系时，就被特务跟上；武卫会迁往苏州后，特务一度失去跟踪线索，后因葛志明去上海同武卫会上海分会联络而被捕；特务们原想把他作为内奸立即放回，但当时围观群众太多，无法保密，只要求他带领特务抓人。
e20. 与“临委”在群众中广泛宣传的“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是个内奸”、“武装自卫会被捕的干部全是叛徒”相配合的是，
e21. 武卫会的党团书记老白（林里夫）在组织被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于1937年2、3月间辗转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要求清查内奸以消除党内隐患。
e22. 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于1938年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并回答林里夫提出的问题；王观澜在会上作证说：“武卫会被破坏后，党已把下面组织全都接收过来了，检查工作的结果，认为武卫会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
f. 破坏活动的延续：
f1. 战争年代情况复杂，清查内奸的工作困难重重，转眼就到了1939年；此时，林里夫（1909-2001）与周扬（1908-1989）成了“好朋友”，与毛泽东（1893-1976）也经常见面，还帮他写过文章；只因想要反映的问题分属于党内另一个系统，又因周扬说了许多毛泽东的坏话，犹豫之中，没来得及向毛泽东讲述内奸打入问题。（据林里夫说：“那时，在延安，还没有几个人能看得起毛泽东。”当年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例如：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1943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的“保安处”撤退期间，康生在黄河岸边一次就偷杀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100多人。）
f2. 当林里夫知道周扬就是后来“文委”的负责人（周扬也知道了老白就是林里夫）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林里夫被反诬为“内奸”，关入康生辖下的“保安处”，开始了长达7年的牢狱生活。
f3. 在狱中，林里夫受尽酷刑（连肛门都受过刑）但坚贞不屈，看到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屈死狱中（康生的手段，与国民党特务没有区别），怒火中烧又无可奈何。
f4. 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刘宁一为首的专案组，肯定了林里夫：“没有政治问题”、“在领导武卫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中是有成绩的”，确认了“王顺芝……等帅民族武装自卫会四百三十七人归顺中央宣言”是国民党伪造的等等。
f5. “问题”似乎不存在了，但1945这一年，林里夫仍然在牢里，康生同内奸的关系问题时常浮现在他眼前；他托邓洁给毛主席送去了一封信，但毛主席只看了个开头，因为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没能看完；信被毛主席身边的人偷去，送给了康生（事情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弄清的，同时也展示出毛泽东超凡的记忆力）。
f6. 林里夫于1946年出狱，他所揭发的“内奸”问题没能解决，康生又把新的栽赃诬陷作为“保留问题”写进了他恢复党籍的决定中；1947年，他被派往哈尔滨工作。
（2） 建国后内奸活动的延续
1949年以后，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而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异常严峻；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异常激烈。
国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围绕着共产党执政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还是继续剥削制度的问题。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一个以个体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异常艰难，因为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滋生“资本主义”；也正是这“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使混入共产党内的内奸集团得以生存、繁衍。
当年“武卫会”与“内奸集团的”斗争，并未结束。
A. 最典型的实例之一，是武卫会的历史及其主席宋庆龄任职期间的功绩被长期隐藏，曾经在武卫会工作的干部解放后陆续“挨整”、不受重用（如：顾准，详情略）。
B. 最典型的实例之二，是原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再遭诬陷，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及“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的首领。
a. 林里夫于1950至1954年期间任中共东北局党校政治经济学教员及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期间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林里夫的“政治经济学讲义”（见《林里夫集》或互联网上搜索“林里夫:政治经济学讲义”）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被作为“单行本”印发全党、全军，供领导干部学习之用；但很多党校学员不愿学习、只想当官。
b．林里夫于1954年10月至1957年10月期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经济研究》副主编，1956年兼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本论》教授。
c. 狄超白于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创立之时，被任命为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1954年是第一届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与林里夫有下述历史渊源：
c1. 直接促成上海“一·二八”抗战的“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1931年12月在南京的活动（迫使蒋介石于
c2. 上海“各救”于
c3. 狄超白、林里夫，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完全一致，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方向的问题上立场坚定；他们坚决批判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敢于同敌对势力作斗争，并因此变成了敌人攻击的重要目标。
d. 吴敬琏，大学时期已经混入共产党，1954年到经济研究所工作，当年20多岁，也是党支部中的一名“党员”；从那时起，他就以一名年轻“卧底”的身份，开始了系列破坏活动。
e. 系列破坏活动的历史背景：
e1. 解放初期，敌对势力的破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部破坏，另一种是内部破坏；外部破坏，简单举例就是：国民党特务在大陆进行的爆破、暗杀、投毒活动，以及蒋介石派遣特务偷渡的“反攻大陆”活动，美、蒋飞机的侦查、空投活动等（包括：帝国主义发动的“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战”对新中国造成“潜在威胁”）；内部破坏，就是解放前就潜入共产党内的老的内奸集团，以及他们后来培养的新一代吴敬琏式的年轻内奸，在共产党的内部、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党内进行的秘密破坏。
e2. 解放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其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超英、赶美，就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科研体系，开展独立自主的科学研究。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及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为使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党决定创办《经济研究》杂志；《经济研究》于1955年2月创刊，狄超白在创刊词上把当时经济研究工作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查和掌握足够资料，发现问题，并从理论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研究政治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研究和讨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及其作用，阐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有彻底批判了谬误的唯心主义理论，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有更深入的体会，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少犯错误。”
第三，“整理和综合近代经济资料”，“作为有系统地研究各门经济科学和经济史”的基础，并“为近百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演变的研究，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经济变革的研究以及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研究提供条件。
第四，吸取“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实践过程更加以丰富和发扬”，“研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关系”，“对亚洲各国和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的研究，也是决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
狄超白认为，这是时代所赋予我国经济科学研究者的任务，并为实现这一时代要求而努力。
林里夫的观点与狄超白相同，他认为：
经济学的研究是科学研究。研究的目的，是要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依据，而不是尾随在已经制定的“政策”后面去“解释政策”。
e3. 实际上，从1952年起我国经济学界就开始了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法则（规律）的自发讨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1954年末起，狄超白和中宣部理论处、人民日报理论部共同发起举办了“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问题”的学术座谈会，把有代表性的论文分别在《学习》杂志、《人民日报》和《经济研究》上发表；为此，《经济研究》从创刊号起，设置“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专栏。
当时，讨论中占优势的观点认为：在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就是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的唯一基本经济法则；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还不能发生作用或处于支配地位；狄超白认为：这“是两种极端的偏见”，前一种观点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范围夸大了，后一种观点把它缩小了。
e4. 林里夫在《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一文，说明在我国过渡时期发生作用的三种基本经济法则——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法则——的作用范围、它们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及对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途经；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开始。
f. 从1955年至1957年，经济研究所的党支部、团支部与暗藏党内的敌对势力进行了激烈斗争，经历了严酷的考验；至1958年，全军覆没；简述如下：
f1. 郑必坚在《经济研究》1955年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林里夫同志论文中的错误》一文，但是，林里夫的反批评文章《是林里夫同志论文的错误还是郑必坚同志批评的错误》却不许发表。
f2. 周恩来于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传达毛主席提出的“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后，“向科学进军”的两条不同道路的斗争就开始了；林里夫反对把“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进军”篡改为“向副博士学位进军”，反对用荣誉、地位、物质享受等错误手段去诱导青年，于
f3. 在此期间，以吴敬琏为首的一小撮“年轻人”，站在“向副博士学位进军”的错误的立场上，不去做好本职工作，想要“脱产学习”，为谋一己之私利，同党支部、团支部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得到了中宣部、科学院“领导层”的支持。
f4. 伴随着吴敬琏一伙“年轻人”同经济研究所党支部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以狄超白、林里夫为首的经济研究所党支部的斗争；这场斗争由中宣部周扬亲自指挥，周扬的背后是康生。
f5. 1958年，康生因为“林里夫一贯好在党内打官司、向党作斗争，这一次就要使他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可能再在党内打官司、向党作斗争了”，而把林里夫打成“右派分子”，把同林里夫一起坚持党的方针、路线的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及其领导下的部分非党群众全部打成“林里夫反党集团”；狄超白因不同意这样的诬判，也被打成“反党份子”，再把“林里夫反党集团”改名为“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
f6. 经济研究所当年的党支部、团支部被“消灭”了，“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的大部分成员被发配到全国各地劳改，有的惨死在外地；“共产党员”吴敬琏作为“剩人”，仍留在经济研究所，继续他的活动。
f7. 接替狄超白位置的孙冶方，留下了本应送外地“劳改”的狄超白、林里夫，使康生一伙的“灭口”计划未能最后完成；而孙冶方也因此变成了下一个被“灭口”的对象，这是后话。
f8. 康生、周扬、吴敬琏等人联手制造“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冤案的表面“依据”，就是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通过对这两篇文章的攻击，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歪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参见：《林里夫集》第354页，“从50年代开始的一场关于经济法则的论争的回顾与展望”）
f9. 通过制造“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冤案，内奸团伙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
首先，阻断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正路，为歪理邪说、修正主义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其次，内奸集团为避免暴露，进行了又一次成功的“灭口”；
第三，吸纳了新生力量，培养出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一批接班人。
f10. 林里夫生前没能找到康生亲临经济研究所的直接依据，但康生曾经出现在经济研究所，而且还不止一两次的事，被吴敬琏（几年前香港卫视中文台采访他的时候）自己供述出来了。
g. 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案的背后看党内实况：
g1. 林里夫从1954年调动工作到北京之时，就预感到可能会发生问题；在预感被证实后，曾求助过董必武、李先念等人，但他们知道“利害”，不敢管。
g2. “案发后”，林里夫被剥夺了工资，靠“生活费”维持生活；内奸集团派人找林里夫谈话，希望他能够“入伙”，说：如果 “入伙”，就可以为他“恢复名誉、地位”；林里夫早已看清了内奸们的嘴脸，不受诱惑。
g3. 狄超白、林里夫知道八届三中全会有个报告规定“不许上诉，上诉也不予受理”。他们没有上诉，并主动切断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以免牵连更多同志（例如：一位与林里夫素不相识的邓福秋女士，只因某些学术观点相同，就被“发配外地”….）；而党内同期的其它冤案还有很多，凡上诉者，多死于非命。
g4. 内奸集团通过制造系列冤案，改变党内力量对比；1958年以后，国内“极左”路线占了上风，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尽管毛泽东于1958年下半年就指出了问题，并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一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林里夫1953年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的社会主义部分所讲的，也正是这方面的内容）一书，但收效甚微。
④毛泽东同内奸集团的斗争
（1）共产党内的两个阵营
1949年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随着革命对象的改变，党内自动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公”与“私”的矛盾开始凸显，且逐渐加剧。矛盾的焦点：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是否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巩固私有基础？还是逐步动摇私有基础？”的问题。
“内奸集团”自然会站在“私”的立场上，与党内的“有私”阵营一起，同以毛泽东为首的“无私”阵营进行对抗。
第一次大的对抗，发生在1951年；是1949年后我党高层就治国战略的第一次大争论，影响极其深远，双方矛盾的焦点是我国农业是否要走集体化道路的问题。
从1951年3月到8月，围绕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引起了一场肯定与否定的争论。开始毛主席不知道这场争论，直到8月初他从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争论双方的意见时，才明确表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见：“陶鲁笳：建国初期一次高层争论”）。毛泽东的表态，使这场争论表面上“暂告结束”。
（2）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历史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领导人永远都是受到敌对势力攻击的“一小撮”，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莫过如此，毛泽东也是一样；也正是这一小撮人，带领广大劳动者与旧的生产关系决裂（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毛泽东一生所面对的所有问题，都离不开“新与旧、前进与倒退、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的斗争，建国后的党内斗争“有书为证”：
A．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2]。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湾〈弯〉”，“一转湾〈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3]，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的俄国革命[4]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１９１９年、１９２１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5]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6]，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B． 中国革命的关键是要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了政权；建国后，必然要通过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把广大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然而，党内敌对势力，从反对农业合作化，到大刮共产风，实施了一系列的破坏。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C．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
（
此件[1]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发给各同志[2]。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3]，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4]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
毛泽东
D．实际上，毛泽东对叛徒、内奸集团的活动早有警觉，1962年9月，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E．随着时间推移，党内矛盾越来越深：
e1. 毛泽东于1964年1月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了如下一段话：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e2． 毛泽东于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e3．毛泽东发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
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
（
此件〔１〕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２〕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
F．面对党内的诸多攻击，以及我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其中：
f1.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f2.《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第一条中指出：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
第二条中指出：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G．内奸集团利用党内分歧，借机“乱中取胜”：通过拉帮结派，继续壮大自己队伍的同时，在共产党的高层兴风作浪。这便是1966年文化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3）文化革命要解决的问题
A．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作为全党的宗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是他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使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以产生出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他希望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可以实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
B．毛泽东明确指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也就是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最终要由“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来决定；为此，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读原著”的希望；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C． 众所周知：“文革”的首要任务是要“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文革”还有一项秘密的任务，就是要揪出战争年代就暗藏在共产党内的“叛徒、内奸、特务”，以避免“堡垒从内部攻破”；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真正含义。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就是抓住了“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个主要矛盾，抓住了隐藏在“迷雾重重的路线斗争”背后的，在战争年代难以解决的“内奸问题”这个要害。
为查清一系列的历史疑案，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成立了一批“中央专案组”。专案组精选可靠人员组成，专案活动客观、秘密进行。
（4）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专案工作与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
文化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的“专案”很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负责的部分，统称“中央专案组”。下面仍以林里夫的故事为例进行说明：
A．吴敬琏的活动举例
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
孙冶方为了贩卖他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黑货，在经济研究所实行了一套封建帮会的、结党营私的干部路线。多年以前，他运用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等卑鄙手段，纠集了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党分子等等。这群牛鬼蛇神在孙冶方这顶“大红伞”的保护下，摇身一变而成为所谓“有才华”、“活字典”的“专家”、“学者”，备受尊重。他们吃人民的饭，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把经济研究所变成了一个黑帮据点。
孙冶方所施行的一套招降纳叛的手法，是及其恶劣的。这里仅举数例。
孙冶方对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极右分子顾准大加赏识，不仅亲自出马，把他收罗来所，还到处替他吹嘘，说他有“才华”、“犯了错误很可惜”。孙冶方为了扩大这个右派分子的影响，竟给顾准配备研究生，为反动阶级培养接班人。甚至他还对顾准许愿说：“你好好帮我搞，将来上面采纳了，你也有功，可以争取重新入党。”
右派分子林里夫不但不低头认罪，而且还十分嚣张，伺机翻案。孙冶方竟挺身而出，为林里夫翻案。由于群众反对，阴谋未能得逞。孙冶方仍到处吹捧林里夫“有知识”，是“活字典”，把他从图书馆调到经济思想史组搞研究，甚至还炮制了一个所谓“评功摆好”，给林里夫“送功”。
1960年，我所精简机构时，孙冶方还强行保留了几个有重大政治嫌疑和历史罪恶的人。此后，他又亲自出马，到处搜罗牛鬼蛇神。除了上面提到的右派分子顾准外，孙冶方还坚持要把一个文化特务收罗来所，后经上级制止，未能得逞。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就可看出，孙冶方所纠集的是一支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队伍。他们结成一伙，放出一批又一批毒草，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向党中央、毛主席和三面红旗猖狂进攻。
孙冶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急先锋，也是一个招降纳叛的罪魁祸首。建国以来，他在历次运动中，都以一手遮天、欺上瞒下的手法，滑过关去。直到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他才完全暴露了原形。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经济学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夺回无产阶级的阵地。
B．“506号”专案
“506”是周扬专案的代号，周扬、林里夫的问题，同属这一个专案；林里夫与专案组的联系，属单线联系，与经济研究所无关。
a． 1967年夏的一天，内奸集团派出了以田光（文革后逃往国外）为首的一伙人，去抄林里夫的家。
被抄走的东西中，包含林里夫与专案组的联系方式等绝密材料。林里夫感觉不对，待抄家人离去后，立刻去接头地点报告；接待人员指示：千万不要回家，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b. 林里夫离开家门不久，经济所那伙人返回抓人，没有抓到；第二天一早，再次敲门找人，林里夫夫人说：“出去了。”为首的，把桌子一拍，气急败坏地说：“胡说！我们在外面等了一宿，他根本就没有回来。”
c. 几天后，北京卫戍区的王金岭带人找到林里夫夫人，说：“毛主席派我们来保护他。” ……，林里夫被接到卫戍区的一个兵营里，躲过了一劫。
d. 通过专案组的工作，查出了党内出卖组织的真正的叛徒、内奸；当年“单线联系”引起的不能“概览全局”的问题没有了，使整个事件清晰地展示出来，例如：武卫会与东北抗联中断联系的原因，是王明、康生二人把抗联主要领导人调去苏联，通过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消灭”了。
e. 林里夫1945年托邓洁转呈毛泽东的信件“被盗”一事，也终于弄清了。由此可知：毛泽东对隐藏在身边的内奸早有怀疑，只因战争年代，条件不具备，无法解决。
f. 专案工作进行至1968年初，就已肯定了周扬的以下罪行：
f1. 非法组成“文委”、“临委”，进行篡党的阴谋活动；
f2. 解散了党所领导的赤色群众团体，并为解散民族武装自卫会而进行斗争，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f3. 通过“临委”向被非法“接收”过去的原武卫会复旦大学分会发下托派纲领。
g. 1972年，506号专案组就已经为林里夫做出平反结论；由于康生和“四人帮”的干扰和阻挠，结论未交林里夫本人签字，也没有送毛主席审批，被搁置起来。
C．敌对势力的破坏
1972年，毛泽东健康状况恶化，专案工作又遭受敌对势力干扰；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革命期间本该解决的问题，没能得到最后的解决。
⑤ 华国锋路线
A．虽然坚持“两个凡是”，但并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B．提出“死人不做结论”（康生已于1975年去世），使“康生专案”不了了之，使已经查清的内奸集团得以“死灰复燃”。
C．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隐瞒了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曾经明确指出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历史真相。
⑥ 1949-1979历史阶段概况简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在194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4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革命等运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劳动者实现了从“饥寒交迫的奴隶”到“新中国的主人”的转变。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面对的是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国内面对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面对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尽管共产党内的敌对势力，从反对农业集体化，到乱搞人民公社，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人民公社还是走上了正轨。我国粮食逐年增产，不但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开始走上了机械化、电气化道路；集体化搞得好的生产队，已经开始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工业的发展，未受大的影响，特别是军工体系的建设；但是因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头人（例如：陈康白、刘鼎等早年留学国外，学习自然科学，有硕士以上学历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到了迫害，其影响还是不能忽略的。
1959年前后，内奸集团基本完成了向党内正义力量夺权的第二次“置换”。后来的文化革命，不过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内奸集团所发动的必然反击。
毛主席想要在文革期间“彻底砸烂”的“旧中宣部阎王殿”、 “旧公检法”，是敌对势力的大本营。前者，是解放后制造“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等系列“冤、假、错案”的直接罪魁祸首；后者，是文革期间直接指挥“打、砸、抢、抄、杀”，弄得“天下大乱”的根源所在。
文化革命期间，毛泽东要抓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敌对势力借机“乱中取胜”，打倒了“一大片”——从前面摘录的吴敬琏的那张大字报，就可以看出敌人的阴险与狡诈；毛泽东想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终因健康状况恶化，而功亏一篑。
在这个历史阶段，毛泽东想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解决“接班人”问题，未能如愿。
始于1968年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于1979年，这标志着毛泽东一直强调的我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终结。在此期间，通过“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手段，解决了我国农村缺医少药问题；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籽种改良，解决了粮食产量持续提高问题；通过与日、美实现“邦交正常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手段，迈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不但逐渐改变了解放初期“一穷二白”的旧貌，还成为令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敬仰的“革命中心”；“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 改革开放后的高层“卧底”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这个历史阶段（1979-2009）中，“死灰复燃”后的内奸集团再次活跃于中国共产党高层，为我国的“经济危机”爆发和“腐败”活动的全国性扩散埋下了祸根。仍以林里夫的故事为例进行说明：
① “武卫会”和“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的平反
林里夫继续申诉，历经曲折；持续46年的“官司”，终有结局。
（1）胡耀邦的错误
A. 胡耀邦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跟着走”，社会主义时期“不理解”（他屡犯错误，事后又勇于“承认错误”）；上世纪50年代初，他坚持过“左”的路线；上世纪80年代初，他又彻底地转向了“右”；在“平反冤假错案”初期，他优先为自己并不了解的内奸集团平了反。
B. 据林里夫说：内奸集团被平反，导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许多真正的冤案不能平反”。
C.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得知林里夫的事后，去过林里夫当年在弓弦胡同的家两次（1980-1981年）。第一次，他说：“这些问题，我父亲也解决不了。下次来，要带个录音机，把这段历史留下来。”第二次，是他最后一次去，没有带录音机，因为“怕”。
（2）中央组织部的“两派”
A． 中央有规定：毛主席亲自受理的案子，必须受理。
B． 中组部内，一派坚决反对受理。
C． 中组部内，另一派想管，但不敢。
（3）邓小平也无奈
A．林里夫辗转找了邓小平。
B．邓小平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下面“怕”，怕的是：“万一哪天邓小平‘再被翻下去’，咱们怎么办？”
（4）问题的解决
A．陈野萍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对林里夫说：“不能说谎吗，东西找到了，那东西还在。”（“那东西”指的就是当年毛泽东的批示）
此时，邓小平同志已经站稳脚跟，事情也开始有了转机；但林里夫的平反路上，依旧伴随着内奸集团的阻挠与破坏。
B．内奸们已经“落实政策”在先，林里夫的平反结论非常难写；最后的折中办法，就是把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你死我活的、持续数十年的斗争，说成是“革命阵营内部同志之间的正常关系”。
C．中央组织部把林里夫的结论送中央书记处批准，内奸集团派人拦截；只因晚到一步，没有成功。
D. 经济研究所的内奸活动
上世纪50年代，内奸集团在经济研究所培养的“接班人”，在把狄超白、林里夫、孙冶方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清除出共产党后，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他们为阻挠林里夫的平反，利用内奸网络，毁灭内奸活动的罪证,于1982年完成了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有关档案的销毁：
d1. 直接销毁了经济研究所保存的相关档案。
d2. 通过北京东城区景山街道办事处，销毁了林里夫子女的档案（内含为实施“株连”而装入的“林里夫罪行”）。
d3. 销毁了他们当年留下的其它一切罪证。
E． 档案的销毁，使“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使平反失去了“依据”；好在林里夫自己手中保存了相关资料，才使平反有了可能。
（5）中央组织部的平反结论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84）干审字643号
林里夫同志：
关于你历史保留问题的复查平反结论，已报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批同意。现送去《复查平反结论》一份，请阅存。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
关于林里夫同志
历史保留问题的复查平反结论
林里夫同志，一九二九年入党。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书记。一九四六年四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对其在武委会工作期间的一段历史审查结论为“没有政治问题”。同年六月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林里夫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中，维持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所做的这个结论，但对林里夫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自动摆脱与中央的关系”、“后来对武委会的领导”，以及“与临委、文委的关系”问题，“暂予以保留”。
林里夫同志对上述保留的几个政治性问题，认为与事实不符，一直未同意，曾多次申诉，长期未获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提出要求撤销保留问题，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仍未解决。
经复查，林里夫同志在武委会工作期间工作是努力的，在革命处于困难时期政治上是坚定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在领导武委会为实现《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中，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林里夫同志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就当时所看到的文件和领会的精神进行工作，依旧是以党所制定的抗日反蒋的策略路线为准据是正当的。原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九四六年四月对林里夫同志的审查结论中所说“武委会成立后因袭了过去的关门主义作风”、“依然坚持着左的策略观点和动员群众的冒险办法”，予以否定。
林里夫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与党和他联系的同志不再联系，是因为联系人决定林去香港工作后，曾打电话问林何时乘何轮离沪，当林起程时发现侦探监视并进入林的住处，因此，林怀疑联系人有问题，放弃了联系，而决定另找中央关系。这在当时处于白色恐怖和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上海中央局已不再存在的情况下，是符合党在秘密工作条件下的组织原则的。不能就认为是林里夫同志“自动摆脱与中央的关系”。
关于武委与临委、文委的关系问题，事实证明他们在联合抗日救亡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在斗争策略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属于革命阵营内部同志之间的正常关系。
根据以上情况，一九四六年六月中组部《关于林里夫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中的保留问题应予撤销。林里夫同志的这段历史，以此结论为准。在此之前，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康生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期间，决定以内奸罪名，将林里夫同志送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关押达七年之久，党的“七大”专案组及保安处的审查结论证明林里夫无政治问题，所谓内奸嫌疑，属于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消除因此而受到的政治影响。
对于一九五八年中国科学院把狄超白和林里夫定为“反党集团”，使林里夫同志受到冤屈，予以平反。
中共中央组织部
（6）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平反报告
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编，院内通讯，第十四期：
中 纪 委 批 复 我 院 纪 委
彻底为“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平反
本刊讯
狄超白同志生前曾任中共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支部书记、经济所代理所长。林里夫同志曾任中共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支部宣教委员、《经济研究》编委会常务编委。一九五八年，林里夫同志因于一九五五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一文等问题，被诬为“恶意歪曲党的总路线，否定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内进行反党宗派小集团活动”等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出党，并株连到所内其他一些同志及家属。一九五八年，狄超白同志因在某些问题上同林里夫持相同观点，被诬为“和右派分子林里夫等人结成反党小集团，共同进行反党活动”，被原中国科学院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政策，一九七八年中共经济所总支委员会对上述错案进行了复查，并做出决定，分别撤销一九五八年对上述同志所做的错误处分，予以平反，对某些有关事宜作了善后处理。一九八五年中共经济所分党组对这一错案进一步进行了复查，于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再次做出了《关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问题的复查平反结论》并经院党组同意，由院纪委上报中纪委。中共经济所分党组的复查结论指出：一九五五年林里夫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属于正当的学术活动，是符合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所谓‘狄林反党集团’是一件冤案错案，应予纠正。所有被诬定为这个所谓‘反党集团’‘成员’的同志以及当时的以狄超白同志为书记的中共经济所党支部，应一律予以彻底平反。对以上同志的错误处理决定中所罗列的‘罪证’和所有不实之词，应全部予以否定。”
（7）国家的“困难”及林里夫平反后的遭遇
A．国家的困难
1985年，持续46年的冤案终于“平反”了，但是国家已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以“共产党员必须照顾国家的困难”的名义，宣布：扣发了几十年的工资“不补发”了。
平反时，“狄、林反党集团”中的徐云（死于劳改）、狄超白（1910-1978）等人已经去世多年，而林里夫也已经76岁了。
此时，内奸活动开始“转型”，党内的贪污腐败活动已经盛行。从1979年开始的“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到1985年的“国家困难”，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积累”，在短短6年之内，已经被挥霍一空。
B．林里夫平反后的遭遇
b1. 林里夫平反后仍然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某处在他的工资上不断搞鬼：如果研究员工资高于行政级，就把他的工资转为“行政级”；如果行政级工资高于研究级，又把他的工资转为“研究级”；如此，反复操作。林里夫自己却毫不知情。
b2. 党中央原本准备为林里夫重新安排工作，但由于内奸集团的阻挠，问题没能解决；“落实政策”的最终结果：林里夫成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
b3. 因内奸集团的干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未能解决林里夫的住房问题，经济研究所也没有为他配备“助手”，使他计划完成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本论的辩证法》、《革命斗争回忆录》的写作不能进行。
（8）内奸集团仍“逍遥法外”
真、假难辨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内长期、真实存在的问题也全部被隐瞒起来：
A．制造系列真正“冤假错案”的内奸集团，继续逍遥法外。
B．内奸集团仍然继续他们的活动，“走资派还在走”。
② 斗争的继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已经被说成是“错误”，遭到“彻底否定”，歪理邪说开始在党内盛行，党内力量对比彻底“失衡”（注：“失衡”的典故，源于抗美援朝期间肖华发现了隐藏在志愿军中的叛徒，要求安子文处理，安子文说“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处理了会破坏党内平衡。”）。仍以林里夫的故事为例：
（1）经济学界的歪理邪说
典型的歪理邪说，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各大学里开始鼓吹“西方经济学”，谎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吴敬琏一伙最终变成了“主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被逐渐“边缘化”；“走资派”在中国共产党内处于主导地位，歪理邪说也可以按他们的意图写入“宪法”了。
用林里夫的话说，就是：“大魔鬼”终于被放出来了，再也收不住了！
（2）林里夫的文章
尽管年事已高，林里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未终止：他在撰文批判各种歪理邪说的同时，还撰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混入共产党内的“内奸集团”的罪行；向后人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长期斗争及取得的成就。
A．对歪理邪说的批判
a1. 林里夫在《经济研究》1984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这是他生命的最后43年（1958-2001）中，被允许发表的唯一经济学论文！
a2．林里夫1984年2月的文章“再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
B．对真实历史的展示
《林里夫集》中还收入了下列文章：
b1. 在《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8期上，发表的“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战斗在南京”一文；
b2. 在《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11期上，发表的“我在北平工作的两年”一文；
b3. 1987年8月，在《陶凯孙纪念文集》中，发表的“对敌斗争的实践使我确认：陶凯孙是革命的战友，康生是革命的敌人——为悼念凯孙同志被害50年而作”一文；
b4. 1989年，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中，发表的“鞠躬尽瘁 坎坷一生——狄超白传略”一文；
b5. 在《上海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上，发表的“宋庆龄和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一文（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而作，文章刊出时，被删去了与内奸有关的内容）；
b6. 1995年在《王纪华纪念集》中，发表的“王纪华与武装自卫会”一文。
（3）敌对势力破坏活动的继续
“共产党员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实现真正“一言堂”的“里程碑”；……；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破坏，不过是为破坏经济建设做准备。（参见：返城三十年看所有制之变迁）
以上世纪80年代被全世界科学家列为“世界十大最可怕工程之首”的长江三峡大坝的修建为例：
A．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反对修筑长江三峡大坝（长江进行“支流治理”应该是更好的方案）的专家被边缘化。
B．六届政协强行通过修坝决议：会前，“党员委员”先开会，被要求“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C．修筑三峡大坝的过程，伴随着一系列“腐败”活动；大坝修成，后患无穷：山体滑坡、水库地震、物种灭绝、……等等；
D．三峡大坝像一条无形的绞索，套上了中华民族的脖颈——“溃坝”（会淹没半个中国）的威胁，成了帝国主义核讹诈的最好筹码。
E．三峡大坝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修建的——美国的巨型卡车部件，在包头组装、试车后，再拆散、运往三峡工地，……。
F．三峡工程，是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典范——凡是毛泽东不敢干的，他们就一定要干！
③吴敬琏之流崭露头角
在上世纪50年代就应该被开除出共产党的真正右派分子吴敬琏，与老一代内奸集团相勾结，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并将狄超白、林里夫、孙冶方等真正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后，又在老一代内奸集团扶持下，于上世纪80年代变成了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1979年以后：
（1）吴敬琏谎称自己是孙冶方（1908-1983）、顾准（1915-1974）的“学生”，利用已被他们掌控的舆论工具大搞“一言堂”，转身变成了后来的“吴市场”。
（2）吴敬琏一伙，利用孙冶方过度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作用”这一点，通过舆论工具，进行扭曲宣传，以搅乱人们的思想。（实际上，“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二者均非社会主义的东西。）
他们通过有选择地出版《顾准日记》（吴敬琏作序）等书籍，宣传顾准，再把顾准说成是“主张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和“市场经济第一人”；最终实现了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这一正确概念，偷换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目的。在此必须说明的几点是：
A．林里夫、顾准、孙冶方之间，是真正的战友、同志、朋友的关系，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局部分歧，但大方向一致），都受内奸集团的迫害，是吴敬琏一伙的真正“敌人”；顾准病重住院期间，由林里夫家人照顾，与吴敬琏无半点关系。
B．《顾准日记》中的某些内容，林里夫坚决反对出版，原因是：“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顾准影响不好”；但是，反对无效（日记的出版，为吴敬琏一伙所操控）。
C．被内奸集团故意混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用语的剖析：
a. “商品生产”产生于“资本主义”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社会生产力的性质所决定的；又因为“小商品生产会自发产生出资本主义”，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利用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使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不但不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而是经过这样的过渡，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说：
a1. 对于集体所有制来说，就是“逐渐地以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的办法，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a2. 对于已经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来说，就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时代）已经实行的直接“物资调拨”（产品交换）。
b.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对抗”三大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必要手段，而与之相对立的“市场经济”绝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
b1. 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市场经济制度下，劳动力是商品，劳动人民受剥削、被压迫，是从属于资本家的“雇佣奴隶”。
b2. 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不好，而是当年计划得还不够好。
b3．当年的“计划经济”制度，使贪污腐败者“无隙可乘”：超过30元的现金交易不被允许，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想要贪腐？门也没有！
D．内奸集团故意把“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诡称为“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宣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故意混淆“劳动”与“剥削”这两个基本概念，把“不劳而获”、“巧取豪夺”誉为个人“能力与价值的体现”，推动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标准问题、人治法制问题、第n生产力问题、……等”的“讨论”，是他们重建剥削制度所必要的舆论准备。
（3）在老一代内奸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新一代内奸集团通过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演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4）新一代内奸集团在不择手段地破坏我国经济建设的同时，继续物色、培养接班人，并在共产党内形成了庞大的“腐败集团”。
④卧底形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了，经济转型了、与世界接轨了；混在共产党内的内奸们的活动，也改革、转型，并与世界接轨了：
A. 毛泽东时代，内奸网络的主要范围局限在共产党内；新中国的建立，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失败，曾一度掐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毛泽东去世后，内奸网络逐步“接轨”到世界范围，无党内外区别。
B. 毛泽东时代，内奸集团的“首领”是康生；而改革开放后的内奸集团，服务于“国际资本”，只是帝国主义全球战略中，间谍机构的一个分支。
C．新时期的国内间谍网络，隐藏在看似互不相干的利益集团中；而“中美国”内的各个利益集团，从属于它背后那个更大的利益集团。
（1）境外黑社会及间谍机构的打入
A. 港、澳、台黑社会的打入，始于上世纪80年代，优先进入的是“公、检、法”系统，并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扩散到共产党高层。
B. 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留学生中招募间谍，再打回国内，逐步进入共产党高层。
C. 国内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为利益驱使，成为出卖国家利益的间谍。
D. 利用其它各种手段打入军队、军工科研机构的间谍。
E．形形色色的“商业间谍”。
（2）内奸集团的拓展
A．新老内奸逐步联手，结成联盟，形成更大的网络。
B．内奸们培养接班人的尺度是“是否爱财”，“爱财”就可以成为同伙，就会被“提拔”，会很快“升官”；买官、卖官不过是“拓展网络”的一种手段。
C．内奸集团的发展像“癌症”扩散一样，很快充斥了我国党、政、军的各个部门。
（3）内奸集团的破坏
内奸集团以搞乱思想、物质引诱为手段，在出卖国家利益、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为自己谋取私利。其破坏活动简介：
A. 取消毛泽东赋予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利用“公检法系统”制造“白色恐怖”（例如：放纵犯罪，并规定涉案人民币5000元以下的犯罪活动“不立案”，至上世纪90年代，北京已经超过纽约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排名第一的城市，且自行车盗窃案还不计在内），使“资本主义化”改革得以实施。仅以“国企”的衰败、破产为例：
a1. 不择手段“消灭”其优秀领导人：或者以“升职”为由调走，或者“就地免职”，或者通过“掺沙子”手段“鸠占鹊巢”以完成最后的“置换”。
a2. 不择手段“消灭”其优秀技术骨干：或利用“清党”施以政治迫害后“降职”，或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其“主动”离职，或各种手段综合利用。
a3. 不择手段“消灭”那些妨碍内奸活动的一切“障碍”，一种最简单的“清障”手段是：花钱“把障碍买入监狱”。
a4. 实际上，在“改革大潮”中，当某个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持之以恒地不顾经济效益、不要科研成果、拼命“整人”的时候，就可以断定——这是典型的内奸活动。
纵览八十年来共产党内的内奸活动，可以发现下面的“置换公式”（其中有下划线的文字是可以按需替换的），只要确保共产党内的“一言堂”状态存在，公式就绝对有效：
说你是内奸，你就是内奸，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a5. 每当内奸集团利用窃取的权利按上述公式进行“置换”的时候，按照“共产党员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规定，其他的共产党员是不能提出任何非议的！——1979年以后肆无忌惮的内奸活动，必然导致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破产”！——并伴随着“国有资产的流失”！
B．利用各种手段传播歪理邪说，以搞乱人们思想；诽谤污蔑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各种书籍、出版物可以充斥市场，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止发行，后续选集不许发行；通过传播色情节目，以腐蚀国人心灵；放纵毒品泛滥，以毒害国人的精神与肉体。
C. 破坏“计划经济”，以放纵“贪污腐败”；仅以朱镕基1995年一次长达3个多小时的，在全国副部级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这是一个教育他们“改邪归正”的报告）中讲述的部分故事为例：
c1. 国家收购农民粮食的购粮专款，被各省挪用，搞非法工程牟利；导致农民卖粮后收到“白条”，看病“没钱”、……。
c2. 国家用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款中，约定的“各省自筹”部分，均被各省挪用；导致中央政府不得不“印票子”，以解决问题；“超印票子”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国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c3. 朱镕基说：“内奸厉害呀，我去外地视察，行踪很快就暴露了，看到的都是‘一片假象’；只好‘声东击西’，……，才能看到点真的东西。”
c4. 沿海各港口之间，为骗取国家17%的“出口退税”，用集装箱倒运石头（谎称价值多少）；与港口有关的所有“政府部门”，几乎都参与了该活动，骗税金额巨大；用朱镕基的原话说：“国家左手印票子，右手就直接送入了腐败分子的腰包。”
D. 军队系统：飞机、军舰，被用于“走私”。
E．破坏“计划经济”的同时，也破坏了国家的保密制度；从那时起，“谍战”就与我国“开放”了的国防科研相伴随，电视连续剧“于无声处”向国人展示出敌对势力破坏活动的无孔不入；实际上，自从国外的“计算机工作站”及各种“应用软件”被“引进”，当外国公司名正言顺地进入我国的军工科研重地，开展“售后服务”的时候，“泄密”、“破坏”就已经无法避免了。
F．从农村到城市，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逐渐转变为“全民党”；除南街村等少数“例外”，有劣迹者和私字当头者可优先入党；一方面，是党员数量激增，另一方面，出现了“好人不入党”的局面；发展党员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有些地方，是花钱入党，没钱，即使够条件也不行；有些地方，由上级下达指令性发展计划，并且与“奖金”挂钩，到期“必须完成任务”。
G．随着社会风气的败坏，“买凶杀人”已经习以为常；“坦白从宽”，变成了“坦白从严”；罪犯的“交代”，会导致被灭口；灭口的手段还总是“合理合法”：拒不交代可以被“救出”，而“交代、检举”必然会“判处死刑”；所以，罪犯的大多数会选择宁死不屈，或“跳楼”或“剪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牺牲我一个，富了全家人。”
H．“私有化改革”破坏了毛泽东时代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度，“过劳死”成为“家常便饭”；这样的非正常死亡，正在向“盈利机构”转型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公检法系统并不追究，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I．以宣传“马尔萨斯人口论”为舆论导向，产生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计划生育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指导下，我国出现了一个“劁人”（参见互联网文章“劁人与劁猪”）的行当；对我国的“劳动力再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我国快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J．“耗子不吃、鸟不叼”的转基因农作物及各种有毒食品的“引入”，毒害着国人的健康，产生了庞大的“不孕不育”人群。
K．扭曲的“教育改革”，把“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改变为生产“愚昧无知的劳动力商品”和“不知羞耻的性工作者”；毫无信仰、狗一样活着的无知人群，追求的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性福生活”；应运而生的“KTV”、……等“娱乐场所”中，活跃着年轻的“鸡”和“鸭”，“打头的”被人们称为“妈咪”——这就是30年“改革”所带来的“中国特色”！
L．“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商品化；当劳动者被迫变成“劳动力商品”的时候，妇女、儿童也必然成为可以被“拐卖”牟利的对象。
M．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被淡化，并被歪理邪说的传播所取代；以至于“道德沦丧”、“邪教产生”、“社会动荡”；表面的“歌舞升平”，掩盖着幕后的罪恶。
⑤ 1979-2009历史阶段概况简述
这段历史，是毛泽东时代“公”与“私”斗争的延续；从1979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我国经历了化公为私的“农村单干”、“国企改制”、“医疗改革”、“教育产业化”等系列变革；以“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为标志，重建了剥削制度，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所有制变迁（见“返城三十年看所有制之变迁”一文）。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受到了批判，内奸集团在党内起了主导作用，使我国广大劳动者从“新中国的主人”沦为受剥削、被压迫的“雇佣奴隶”。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面对的是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国内，面对的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邓小平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而胡耀邦、赵紫阳居然认为“社会主义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了。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四旧”名正言顺地恢复了；在“谁反对新生事物就打到谁”的口号下，“黄、赌、毒”被当作“新生事物”培养起来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一夜回到解放前。”
上世纪80-90年代，内奸集团利用“共产党员重新登记”和“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手段，完成了向党内正义力量夺权的多次“置换”。“环境不好”的共产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保持沉默（电视剧“沉默”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
在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内奸集团的作用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大多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资本主义化改革”导致：农村萧条、国企破产、国资流失、环境污染、……，工农业生产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1979年以后，国内“天灾人祸”不断。1990年，我国在航天领域的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于印度；1993年以后，我国“引进了经济危机”；至1999年，美国、日本及其它周边国家都敢于挑战中国的主权，战争的阴影再次逼近；1999年5月，美国飞机穿越我国领空，炸毁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血的教训，使江泽民猛醒；他力挽狂澜，挽救了以军工企业为主体的尚未破产的“国企”。1999年的“穷阅兵”，是遏制战争的必要手段。
2009年的阅兵，是我国再次摆脱战争阴影的标志，也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兵权在握”，并得以改变党内力量对比的开始；但是，已经丧失的国家“主权”已经难以收回，例如：在南沙海域的1000多口油气井中，没有一口属于中国大陆！
总结这段历史，“三座大山”重新压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国内外各种矛盾复杂、多变，许多情况与1949年以前大体类似；又由于电子技术、互联网的发展，使“谍战信息化”。
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是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大戒令》（又称“十条诫令”）的斗争，《十大戒令》（见：电视纪录片《较量无声》）内容如下：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切记：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宣传。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满足于感情表演、色情书籍、激情享乐，迷恋电子、网络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迷信宗教。
（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5）要不断的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
（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是小，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不断诱导他们要求政府给予充分的民权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的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得到一个人心是一个人心，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
（7）要尽量鼓励他们（中共政府）加大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把他们的货币贬值，使RMB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完全垮台了。
（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
（9）要利用我们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这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一定要尽量打击他们勤俭、耐劳、认真、刻苦的精神和品质。
（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武装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形成有力的反华势力，抓紧一切机会叛乱。一切进行得顺利的话，中国在第四代，至多到第五代就已经被和平演变了
4. 卧底活动的继续
这个历史阶段（以2009年为界）才刚刚开始，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相继去世，以吴敬琏为代表的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但老的内奸集团培养出的后面几代“接班人”仍然活动于中国共产党高层，继续进行着上述《十大戒令》所规定的各种破坏。
卧底与反卧底的斗争，是党内正义力量同敌对势力（国内、外的反动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
① 胡锦涛时期
A．胡锦涛执政时期，允许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网站生存，允许对歪理邪说进行批判，开始改变“一言堂”的局面。
B．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在各大网站上的传播，标志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步入了“还原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貌”、“批判歪理邪说”的历史新阶段。
C．胡锦涛在打击“邪恶势力”的同时，培养习近平为接班人，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D．媒体上“非法刑侦”、……等词汇的出现，一方面暗示国人：内奸集团已经握有足够的权利，具备了“定点清除”的现代化手段；另一方面则警告那些心怀叵测之人：不要玩火自焚。
② 习近平时期
A．从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总后勤部原营房部长谷俊山等人为代表的军内腐败集团被处理，及其爪牙们对刘源实施的报复性暗杀活动，可以看出：内奸集团的活动是多么的猖獗！
B．从以周永康为首的隐藏在公检法系统高层的犯罪团伙被揪出，到周永康被“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向国人展示出内奸网络的另一个大分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这一用语，道出了当代内奸“吃里扒外”、出卖国家利益的本性！
C．习近平对待贪腐问题的态度是：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D．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一系列举措，使内奸网络发生诸多“断裂”，迫使犯罪活动有所收敛。
③ 存在的问题举例
内奸集团通过“权利控制下的舆论导向”，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欺骗国人，其流毒甚广，至今难以消除。仍以抗日战争为例：
A．共产党与国民党到底谁是抗日的主力军？
共产党与国民党，真抗日与假抗日的问题近30年来被诸多媒体肆无忌惮地反宣传为“国民党真抗日、共产党假抗日，保存实力为抢夺国民党的天下；毛泽东与日本人交好，试图借日本人消灭国民党；国民党是抗日的主战场，共产党收买人心手段高明，骗过了所有人。”
实际上，正是蒋介石的“卖国杀民”和“不抵抗”，导致了大半个中国沦丧于日军之手，也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为国人带来了希望。蒋介石集团1937年以后所进行的“有限抵抗”仅限于维护其反动统治，而1939年发动的“晋西事变”、1941年发动的“皖南事变”、1943年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方显其真实本性。在此，仅以蒋介石的“亲信”、“救命恩人”韩练成的最终抉择为例说明如下：
a1. 1942年2月，韩练成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晋升中将军衔。不久，国防研究院在重庆复兴关成立，蒋介石兼任院长，指名调韩练成入第一期作研究员。韩练成综合各种情报、数据分析：抗战四年来，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35个师团，接近日本全国陆军51个师团的7成；其中共产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游击队也不过只有50万人，却抗击着日军21个师团35万人和62万伪军，这是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
a2. 韩还目睹蒋介石秘密接见南京汪精卫卖国集团的代表，暗中密谋不可告人的勾当，以及蒋介石授权何应钦秘密勾结伪军，暗中接济叛国投日的国民党部队，组织“地下反共军”，蒋汪日联合反共等大量事实……韩练成还多次参加蒋介石召集的所谓“核心会议”，知道了许多核心机密。
a3. 韩练成的研究表明：共产党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从而转向共产党，成为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卧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1950年。
B．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历史被隐匿，特别是我国抗战史的被隐匿问题，至今没能根本解决。例如：
b1. 一直号称“八年抗战”，隐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始于1931年的抗日活动。
b2.
b3. 在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一文中“1934年7月，中国共产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积极准备北上抗日。”这句话，隐瞒了一个问题：由方志敏等人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不是“积极准备”，而是在开赴抗日前线的途中，于1935年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围歼”了！
C．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撰写“假回忆录”之风，误导后人、后果严重。例如：
有人在刻意渲染宋庆龄对毛泽东所领导的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满”的同时，却对宋庆龄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做出的特殊贡献只字不提；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宋庆龄故居”还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都看不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1934-1937年间宋庆龄作为武卫会主席所进行的“反蒋抗日”工作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D．“党的文献”剖析
“1933年至1937年白区党的领导机关的变迁”（党的文献，2003年第2期 - 道客巴巴）一文，由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刘贵贞撰写。文中肯定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对白区地下党加紧镇压，中共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共临时领导机关的处境日益险恶。”的状况；介绍了“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1月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白区党的领导机关经历的从“上海中央局”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大致五个阶段的变迁，以及不同阶段的机构演变、人员组成。该文为后人追溯真实党史、辨清历史真相，提供了大致的网状线索；但也存在着诸多缺欠，掩盖了部分史实。例如：
d1．文中“在南方，1934年6月，上海中央局开始筹备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这句话中，武卫会“开始筹备”的时间、武卫会的机构全名均有误。
d2．文中只提到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电报员王有才、继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少数叛徒，未提其它叛徒；回避了李竹声的被捕原因，回避了内奸问题及几次大的组织破坏的真正原因等。
④ 问题之历史根源追溯
2009年以来，随着大批的省部级“高官落马”，庞大的内奸网络开始展现在国人面前。跟踪追击，可知大多数“落马高官”源于“中央党校”；继续探源，发现了1997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他1998年3月至2001年1月还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是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郑必坚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2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军人物；他1955-1969年期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是周扬的老部下、吴敬琏的“铁哥们”——制造“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冤案的马前卒——以康生为首的老一代内奸集团培养的接班人！——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精英的旗手级人物，‘猫论’、‘特色论’、‘国情论’的全面论证者”！
⑤ 2009年以来的概况简述
2009年以后，政府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修正”，以减轻劳动者所受到的剥削与压迫——已经重建了的剥削制度一时还无法“消灭”。习近平重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新的“舆论导向”，为国人指明未来的方向。
一批文化革命期间下过乡、插过队的“老知青”进入了党的领导层；不但证明了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道路的正确性，也向国人展示出毛泽东当年的“高瞻远瞩”。
党内正义力量正在进行的以及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向敌对势力夺权，并进行“反向置换”——这是毛泽东生前未竟之事，被称为“吐故纳新”。
三、结束语
典型的内奸活动，都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在“革命”的口号掩盖下进行，用过去的话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现在的话说：是“打左灯向右转”。内奸们不搞光明正大，专搞阴谋诡计：毛泽东在世时，他们“溜须拍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毛泽东去世后，他们恶毒诽谤：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历史上自己所干的坏事，全都栽赃到了毛泽东的头上！
曾经站在毛泽东的身边一起“合影留念”的许多人，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革命的敌人”。——所以，看问题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只看一个人曾经干过什么好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是内奸，就必然要搞阴谋诡计！并最终暴露出本来的面目！
康生、周扬、郑必坚、吴敬琏，通过在经济研究所制造“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案而紧密相连，是一脉相承的两代内奸集团的代表人物，是革命事业的真正敌人；前者直接杀人、后者借刀杀人，杀人灭口不过是完成“置换”、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一旦“人死不能复生”，所有罪恶就都可以栽赃到不会说话的死人身上！
文化革命开始后，内奸集团“制造派性”、“煽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及“狗咬狗”等“丢卒保车”、“舍车保帅”手段，已让国人看得眼花缭乱；“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把三十六计玩了个够，各种计谋的排列组合更是令大多数国人“不知所踪”。
1939年以来，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持续70多年的从延安发展到全中国的“大批知识分子挨整”现象，也始终有人呼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我国“大批知识分子挨整”——正是以康生、吴敬琏这样的反动“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两代内奸集团为了达到破坏的目的所采用的必然手段！（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之事，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敌对势力要做的恰恰相反，就是一定要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规律；从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后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破坏，到内奸集团实施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另类破坏，都是规律使然。
吴敬琏为首的内奸集团的歪理邪说误导下的“假发展、真破坏”，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表面的“发展”相伴随的是我国“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吴敬琏一伙所推行的倒行逆施的“市场化”改革，使曾经的国家主人变成了现在的“劳动力商品”；而这些受剥削、被压迫的“饥寒交迫的奴隶”中的大多数，“被人卖了”却还在“帮着别人数钱”！——这就是内奸集团所标榜的中国特色！
所有制变迁，是生产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与所有制变迁相伴随的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阴差阳错、交叉纵横”的关系错综复杂的“谍战”。“谍战”的胜负，不能改变所有制变迁的客观规律，但可以加速或延缓所有制变迁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
A．共产党内的内奸集团的作用，可以延缓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无法阻止新中国的建立。
B．新中国成立后，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内奸集团可以暂时地完成剥削制度的“重建”——延缓历史前进的脚步，但阻止不了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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