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现代社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探讨和发展

基于现代社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探讨和发展　　

陶海　　

摘要：马克思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矛盾的定义和社会制度的划分存在严重错误，是一个处于感性状态的理论，在对世界进步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导致革命事业中长期存在极左路线，难以充分驳斥资产阶级有关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错误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低有关，是不可避免的。长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神话了，不利于理论进步，本文基于现代社会各项成就，对历史唯物主义及哲学做出新说明，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是文明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一个半世纪了，有利推动了社会进步。信仰马列主义的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它有严重错误，我们应该利用现代社会各项成就，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全新探讨，使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　　

一社会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称为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是一个重要社会矛盾，表示如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主要）                （一）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重要）               （二）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 一定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一定反作用。应该认为（一）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别表示社会总生产力和总生产关系，若（一）表示局部矛盾关系，还应再建一个总体矛盾关系，因此（一）中的生产关系与（二）中的经济基础感念是相同的。（一）（二）是有问题的，因为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也有关，在（一）（二）中没有表示出来。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人，显然生产力与这些要素的配置和协作也有关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时曾说，“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的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一种集体力。”（1）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和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协作关系不能没有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的维护，越是现代化社会，破坏协作关系造成的危害越大。此外环保、防火、交通专利保护、安全生产、质量管理、教育等都与协作有关，都需要法律、制度维护。管理与被管理也是一种协作关系，在私有制社会中，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从事最累、最苦、最脏、最有害身体健康、最危险、收入最低、最不体面的工作，富人则从事管理和各种脑力劳动，而私有制社会的上层建筑有利于维护富人利益。既然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有关，把社会矛盾表示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主要）             （一）　　

上层建筑与生产方式间的矛盾（重要）         （三）　　

相对（一）（二）合理一些。但（一）（三）也不合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合时发生矛盾，阻碍生产力发展，但生产力仍在发展，直到生产关系发生质变。历史唯物主义未说明，这时什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什么推动，生产力是不会发展的。　　

    本文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与人的行为有关，社会矛盾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把社会矛盾表示为（一）（二）两个或（一）（三）两个，是一种脱离人的思维的机械性表示，完全错误。本文认为社会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与自然界有关的矛盾；第二类是人与人或人与社会有关的矛盾。第一类矛盾与人们对各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例如食品）及精神载体（例如优美的物质环境）的消费要求是否得到满足或有害物质及精神是否得到克服有关，为了获得自然界中不足或没有的可供消费的物质或精神及克服自然危害，人类需要从事各种协作劳动，形成生产组织、生产制度。第二类矛盾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的确定、婚姻关系、财产关系、劳动产品分配、社会秩序维护有关，它促使人们形成家庭（或氏族）、各种财产单位、国家机构、政党、文化、法律等。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制度，一个是生产制度，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另一个是政治财产制度，目的是分配政治物质利益。这两种制度本质不同但相互作用。在自然界我们也看到类似现象，磁铁有铁质结构，也有磁性物质结构，这两种结构有本质区别但相互作用。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各种愿望，每个人也都知道自己的愿望在自然界和社会现实中能够实现的程度，愿望与实现程度构成矛盾，可把愿望与实现程度称为思维矛盾中的两个相互依存的精神要素。实现的程度高就满意，就接受和维护，就是和谐矛盾，否则忍受或改变就是对抗矛盾。因此每个人对社会现实和发展都起了作用。　　

    我们应该明确，人们在社会矛盾支配下的行为（例如斗争、合作、建立机构、制度、生产、消费）并不是矛盾本身，而是矛盾引起的变化，是维持或解决矛盾的过程。例如以往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互斗争构成一个矛盾，但事实上不是一个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维中都有与对方有关的矛盾，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则是在他们矛盾思维支配下的社会变化，他们的思维中的矛盾也会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再举个例子，设甲、乙分别代表两个人，甲对乙不满但未采取行动，乙对甲满意或不认识甲，这个例子说明甲乙之间并不构成一个矛盾，而是甲乙的思维中都构成与对方有关的矛盾（甲思维中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乙思维中的矛盾是和谐性的），或甲思维中构成与乙有关的矛盾，乙思维中没有与甲有关的矛盾。这个例子形象的说明了矛盾存在于思维中。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但每个人思维中的社会矛盾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矛盾。有时第一类社会矛盾是主要的，有时第二类社会矛盾是主要的，通常两类矛盾都重要且相互影响。　　

    马克思的错误与历史有关。马克思在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另一个是哲学家黑格尔。亚当.斯密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希望自己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人们的经济活动在宏观上表现出市场规律，也就是说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每个人的经济活动都符合市场规律，因此亚当.斯密把市场规律比喻成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贡献，但从理论上说，这个比喻是不合理的，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存在，不是市场规律规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而是人们的经济活动在宏观上表现出的市场规律。我们可以举一个类似例子。在自然界中，若每个生物个体都能生存并繁衍后代，每种生物总量都会按几何级数惊人的增长，但事实上各物种数量大体不变，这就是人们意识到的生态平衡关系。不是生态平衡关系约束着每个生物个体的生存，而是每个生物个体与其他生物相互斗争、相互依存，表现出生态平衡关系。但亚当.斯密关心的是宏观经济想象，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认识、维护和利用市场规律，而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有什么具体想法、能力、经历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认为他们被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规范着。现在微观经济学有所发展，在微观经济现象中，市场规律表现相对小一些。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们已发现世界各国、各民族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都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表现出相似性，但没有人能够从理论上说明社会制度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社会制度与生产力水平有一定对应关系，即一定的 生产力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一定的上层建筑相适应，并建立了（一）（二）两个关系。马克思当然知道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制度的演变，都与人们对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追求有关，但马克思关心的是宏观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熟悉亚当.斯密的研究，受亚当.斯密的影响，忽略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行为，把（一）（二）两个关系看成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如果仅考虑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对立关系，对亚当.斯密研究成果的套用有一定合理性。但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看作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这种套用就不合理了，因为这只手并不存在，这两个矛盾也不存在。　　

    黑格尔发现变化分为质变和量变两种，量变可以引起质变，这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成就。事物变化与矛盾有关，但现在哲学家们对哲学这个概念的定义仍不够明确、合理，不利于人们对量变引起质变关系的理解。本文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形态属性、动态属性、本质属性、矛盾属性。形态属性有上与下、左与右、里与外、具体与抽象等；动态属性有快与慢、先与后、分与合、教与学、量变与质变、左转与右转、进化与倒退等；本质属性有正电性与负电性、好与坏、雄与雌、公与私等；矛盾属性有吸引与排斥、相关与无关、满意与不满、怀疑与信任等。可见各种属性都由相互依存的两种感念组成。许多国家古代学者就已认识到了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哲学上称之为对立统一关系。许多人认为每个对立统一关系都是一个矛盾关系，或认为每个矛盾的两个对立面都相互依存，例如我国一些教科书中把化合与分解、教与学、公与私、看成矛盾关系，但事实上任何两个相互依存的属性感念之间都不存在矛盾关系，不是矛盾本身对事物的维持和变化不起作用。例如正电荷与负电荷相互吸引构成矛盾关系，正电荷与正电荷相互排斥也构成矛盾关系。因此两个电荷间是否存在矛盾关系，关键不是看它们性质是否相反，而是看是否发生了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需要一定条件。本文认为矛盾关系应定义为对事物维持和变化起作用的两个主要要素间的关系，而这两个要素不一定性质相反、相互依存。因此矛盾只存在与思维中和物质或物质系统中的相互作用中（物理现象中的每个相互作用都可看作是一个矛盾）。　　

    为了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发生的质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也相互依存，也构成一个矛盾，并套用了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认为社会制度的质变也是量变引起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大引起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矛盾着的两个对立面间的矛盾的量的增大，导致其中一个对立面（生产关系）发生质变。但是黑格尔所说的质变是指事物内部的矛盾的量的增大，导致事物的本质变化。例如冰中的分子间有吸引力，分子也有动能，这动能有使分子脱离冰的趋势。若仅考虑物质结构，可以认为吸引力与动能间构成矛盾。随着动能的增加，矛盾量增加，冰可转化为水，发生物质质变；随着动能的进一步增加，水可转化为汽，再一次发生质变。再例如资产阶级刚产生时实力很小，并没有强烈的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权利的愿望。随着资产阶级实力的增长及地主阶级对资产阶级压制的增长，资产阶级夺权意识增大，最终导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显然黑格尔所说的事物质变与马克思所说的矛盾的某个对立面的质变是不一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假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确实是矛盾关系，且矛盾的量的增大导致生产关系质变，也应导致生产力中的协作关系质变和科技质变（例如蒸汽机的产生就是一次动力革命），即生产力的质变，马克思从未说过生产力因此质变。正确的解释应该是第一类社会矛盾的增大导致生产力发展和质变，第二类社会矛盾的增大导致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质变，两者相互影响。马克思错误的套用了量变与质变关系，是由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本质没有明确合理的认识。　　

    很多人曾简单的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确实存在矛盾关系并相互作用。例如当分配制度（与生产关系有关）不公平会影响劳动者积极性，影响生产。通过改善分配制度可提高劳动者积极性，提高产量和质量。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生产力是一个水平概念或指标概念，类似人们用跑得快不快、稳不稳表示人的奔跑能力，生产关系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前者属于生产范畴，后者属于分配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人们思维矛盾中的两个精神要素，人们改善分配制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合。作为劳动者目的是增加收入，作为管理者，目的是增加产量质量。如何增加产量质量是第一类社会矛盾，但管理者提高生产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收益，也可能是为了增加所有人的收益。因此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与两类社会矛盾都有关，但以第二类社会矛盾为主。　　

二社会制度划分　　

    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导致对社会制度划分不够明确合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水平的生产力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适应，但事实上这种对应关系很不严格。苏联及我国学者大都认为，古代社会分为奴隶制与封建制两种，这是由于奴隶制出现最早，两种制度差别明显。但古东欧、古西欧文明之初都实现封建农奴制，这是一种具有一些奴隶制成份的封建制。古东欧、古西欧文明的形成与外来先进文明的影响有关，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文明怎样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应相适应。古东欧、古西欧文明之初的生产力水平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这些较早形成文明的国家文明之初的生产力水平应是相当的，后者文明之初都实行奴隶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认为，奴隶制与封建制没有本质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通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 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第一形态指的是包括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古代社会制度，第二形态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阶段指的是共产主义。由于封建制与奴隶制有明显区别，马克思和恩克斯对这种划分方法应该是不满意的。例如恩克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的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3）指的就是发生在欧洲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4）在这里恩格斯并没有指出依次演变的社会制度，这不会是疏忽造成的。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本文对这几种社会制度作些分析。　　

    奴隶社会主要分为奴隶主阶级、平民和奴隶，身份世袭。奴隶无财产、政治权利，人身自由和安全，是奴隶主的财产。平民每户分配到一些土地不得买卖，平民的义务是缴税和当兵，平民有不充分的人权。奴隶社会以农业为主，奴隶主占有较多土地及奴隶劳动成果。奴隶社会中各种社会权利通常都由奴隶主贵族掌握，或由具有平民身份但有一定数量以上财产的工商业奴隶主掌握。奴隶社会人身政治权利的世袭和奴隶主阶级以特权方式对社会权利的占有，具有极强的专制性。奴隶主阶级用自己掌握的军事和行政权利配置生产要素和控制生产，压迫和剥削奴隶和平民。　　

    要说明封建社会的本质，应找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古东欧、古西欧封建社会是在外来文明作用下形成的，含有一些奴隶社会成份。古印度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和相互斗争状态；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都是大规模征服形式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少数民族贵族，这些封建国家中的军事专制成份相对多一些。我国可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农业（人工栽培稻距今不少于一万两千年），古中国就是在自己的原始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中国受外部文明影响较小，中国古文明从未中断，也未对外大规模征服，因此中国封建社会较好的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一般特性。我国封建社会主要分为地主和农民，法律上接近人人平等，这是人权具有民主性质的进步，但农民人权实际上是很不充分的。在官员任命上除皇帝外，基本废除了世袭制，基本无财产限制，采用考核（通过一定级别的科举考试的人都有资格担任相应级别的官职），推荐方法，由上级官员或部门任命，受上级监督（包括审案可以公开）。在封建社会，一般农民子女是上不起学的，无法参加考核，因此这种社会权利分配制度事实上把农民排除在外，权利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但这种官员考核任命制度可在较大范围内选拔优秀人才，一些不太富有但有才也努力学习的人和有功的人也有机会当高官，官员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相对奴隶社会权利分配具有一定民主性和竞争性。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生产资料主要由市场配置，无地少地农民受雇于地主，地主经营不善可破产，农民经营出色可成为地主、商人，从经济上看，相对奴隶社会商业化程度高，竞争性增大。地主阶级主要利用财产权对农民剥削压迫。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使用的科学主要是与应用有关的初等数学，使用的技术主要是与农业、手工业、水利、军事、生活有关的技术，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手工具和无人造动力机械（例如车、船、磨、纺织机），没有本质区别，但后者较前者先进。在文明之初生产力水平很低时，只有强迫奴隶做高强度的劳动和低强度的消费，才能使奴隶主阶级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因此独立形成的文明最初都实行奴隶制。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奴隶社会中的平民上缴的产品在不断增加，而奴隶没有劳动积极性，不利于在劳动中使用先进工具和技术，再加上随着奴隶觉悟的提高，压制奴隶的成本上升，奴隶主阶级平均从每个奴隶获得的产品增加较慢或停滞。一旦少于平均从每个平民获得的财产时，奴隶制对奴隶主阶级来说就基本上没有价值了，封建制就会取代奴隶制。可见封建制与奴隶制确实与生产力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生产力与社会制度有一定对应关系，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发现，但奴隶制是否产生及奴隶制何时变化，并不严格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因为社会矛盾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而人们的思维与生产力水平有关，与外界文明影响及传统文化作用也有关。古东欧、古西欧受先进封建文明影响从原始社会向文明过渡时，生产力水平提高较快，已进入铁器时代，但奴隶制的形成需要时间，或者说原始人放弃平等地位接受少数人统治需要时间，这些国家在奴隶制还未形成的条件下，已达到了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因而采用了封建农奴制。我国在十九世纪初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只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中国。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外界文明影响的重要，也说明社会矛盾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还有一个例子值得一提，我国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生发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这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在世界上最早废除了奴隶制，实现了封建制。这种变革提高了统治者的收入，也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和政治地位。但由于这种变革需要奴隶主贵族放弃许多特权，因而也有阻力。有些贵族不缺少可供消费的财产，更加关心特权。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多国争霸的时期，变革可增强国力当霸主或自卫，不变革就会战败，可能连命都保不住，所以为了增强国力，各国都努力实行变法。也就是说争霸加速了变法，争霸对社会制度变革也可能产生重要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发达，各商业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通常较稳定，有稳定业务关系的单位间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存在许多利益集团，这种现象在古代不存在。这些利益集团都希望在国家权利和法律支持下发展获利，但都无力单独控制国家权利，因此在财团之间用西方民主选举方法分配国家权利，可减少相互争夺造成的损失，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广泛使用现代科学，不仅经济工作需要专业知识，各种行政工作也需要专业知识，西方民主选举制度有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官员能力，这既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认可。　　

    财团关心的是让国家权利为自己服务，不允许选出全心全意为被剥削者服务的官员，需要使用一种方法把财产少的人排除在被选举人之外，这个方法很简单，只要选举需要花很多钱，就会把财产少的人排除在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政党，这些政党与财团有关，财团为政党长期提供经济、舆论支持，政党为财团争取国家权利，为财团利益服务。竞选成功担任最高行政职务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人，但个人财力及与财团的经济关系在竞选中至关重要，因此在西方，议员、官员、将军、法官等社会要员平均财产远高于其他人，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富人掌权。富人掌权是所有私有制度的共同特征。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和西方议会制度相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权利分配是民主性质的进步，在人权上也有民主性质的进步，产生了一些具体人权标准，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越来越高，为了减少与国内劳动人民在人权上的对抗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资产阶级允许国内劳动人民人权水平显著提高，但劳动人民人权仍是不充分的，富人掌权就是人权不平等的表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充分和民主，充其量只能说是富人内部实行了民主，对西方资产阶级有利无害的民主，这一点在世界范围内看才会更清楚。　　

    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虽然贫富差距仍然很大，但劳动人民已基本无绝对贫困，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权水平显著提高，仍存在的不平等不足以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例如美国黑人受歧视程度明显减小，他们的反抗也小了。西方媒体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似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是富人掌权，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掌权人也遵守法律，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是精英，值得尊重和崇拜，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和最终的社会制度，但这些事实只是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矛盾减小，只是说明西方资产阶级不再尽可能压榨本国劳动人民，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一直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因此西方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把一部分国内矛盾转移到了国际上，西方资产阶级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掠夺形成的矛盾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矛盾。这种掠夺不同于二战以前，不是直接占领、奴役、屠杀掠夺和控制，而是在武力威胁下和媒体欺骗下，利用西方在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地位和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以“合法”的商业、外交方式进行。西方国家为了维护优势地位，努力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制造西方人民与发展中国家人们相互不满。
    根据联合国及一些国家有关机构统计，现在世界上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仍然较大，他们绝大部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中每年有8亿至9亿人吃不饱，约三千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饿，约7亿人无房子住（住所极简陋）。贫困及外国干涉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秩序和政局较不稳定，甚至发生冲突，西方利用优势地位制造的文化歧视、种族歧视等，也使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受到很大的身体和心里伤害。我国虽然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但受到政府照顾无人挨饿，基本都有房子住（仍有少数牧民住帐篷）。我国社会较稳定，我国人民实际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寿命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前列。我国是一个有较大发展和自卫能力的社会主义大国，但我们受西方的伤害也是巨大的。西方几乎无人承认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落后和不稳定，主要是西方霸权主义造成的，国际秩序是不平等的，反而指责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或民主制度不健全，这是不成立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势力在世界上一直占有优势或绝对优势，现在美国军费约占世界军费一半，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西方有能力主导世界，也一直没法控制世界。若西方真的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公平，世界人民都会拥护西方，西方会更加强大，即使有个别大国腐败、专制、扩张，这样的国家也难以维持，世界早已实现了幸福和繁荣。从经济和科技方面看，人类早已具备这样的能力，但谁都知道这一天还很远。　　

    发展中国家是霸权主义的受害者，但西方人民也不可能完全幸免。近些年来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行动就主要是霸权主义催生的，二战后从未停止的局部战争也使许多西方军人死亡，但这些不是最大的危害。谁都知道如果俄美或中美间爆发核战争，全人类可能都会先后死去。但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决不容忍俄罗斯继续拥有与美国相当的核武器和自由支配其庞大的自然资源，也决不容忍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除了经济遏制和政治遏制（包括利用西方媒体和所谓民间组织煽动，支持俄中分裂势力和反政府势力，挑拨中俄关系等）之外，美国企图在俄罗斯边境建反导系统和继续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这无异于在火药库门口玩火，表现出美国霸权主义者的贪婪和野蛮。只要世界上存在资本主义强国，争夺和大战危险就存在。　　

    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效果一般不好，这是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无力向西方国家一样把矛盾转移到国外，反而使国内由于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政局不稳。从本质上说，它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方选民通常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把票投给经济上对自己最有好处的政党，但发展中国家的选民通常有多项关注：个人经济、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国家主权等。在发展中国家选举得胜的政党未必是经济上最有号召力的政党，有能力维持社会公平，稳定和国家主权，同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党在最受拥护。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常缺少大财团，财团难以用很多钱操纵选举，吸引选民。也就是说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与产业界关系不太紧密，必须较多关注人民利益，相对西方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国内外起的正面作用较多，是世界上的进步力量。在西方政府官员、议员是为财团服务的，从财团那里直接或间接得到好处，这个过程是以合法方式或政府行为进行的，以违法方式获得权财的现象相对较少。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官员、议员与财团关系不紧密，他们若想在工资之外再有收入就得违法（例如贪污）。因此相对来说，这些国家经济违法案件多一些，但不能因此说这些国家比西方腐败现象严重。西方以美国为主，但美国的盟国与美国也是不平等的，也想摆脱美国控制，也不想承担美国霸权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危害，因此美国与其盟国也有重大区别。中国应团结发展中国家，争取美国的盟国，共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马克思语言了下一个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这个语言被世界上许多人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生产关系变化，因此我国和苏联学者中的许多人认为，当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产品极大丰富时，财产私有就没有意义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但极大丰富的产品只能是老产品，任何新产品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极大丰富，有些产品和服务受到条件限制永远不会极大丰富，而且即使产品极大丰富，仍会有人企图不劳而获。因此用产品极大丰富无法说明共产主义的形式。马克思并未说过产品极大丰富产生共产主义，马克思曾说：“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护和再生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们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5）但工作日的缩短解决不了新产品不足和不劳而获现象，而“人类能力的发展”也不是人的目的，而是人为达到目的的手段，马克思并未说明这手段提高到什么程度便产生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预言很可能主要是通过下面分析和猜测获得的结论：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在新制度中劳动人民应拥有生产资料。但规模巨大的工厂、矿山、工业设施不能像分土地一样每人一份，也不能实行股份制，那会回到资本主义，只有实行财产公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共产主义。而财产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减少可减小阶级对抗，为共产主义的产生创造物质条件。　　

    本文认为共产主义是会实现的，而且确实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现在生产和服务自动化、智能化科技已有很大提高，我们有理由期待，将来所有繁重、单调的重复性劳动都可由自动化、智能化机器取代，生产出足够多适合人类主要需求的各种产品，使人类过上舒适、富裕的生活，而人类只用较少时间从事创造性劳动。未来的智能化机器或许具有一定创造力，但不可能具有人类全部创造力，因为机器不是人，没有感觉、感情、道德、愿望等精神要素，而许多创造于此有关。人类有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兴趣，也希望通过提供创造性劳动成就获得荣誉。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普遍很好的条件下，人们更加重视兴趣和荣誉的获得，而不太在意自己是否可以获得创造性劳动产生的新产品，因而新产品可以民主分配，那时私有制就过时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类还没有自动化、智能化的感念，自然无法说明共产主义形成机理。下表可通过对比简要说明各种社会制度间的本质别。　　

三、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原始社会是公有制社会，因此原始人是没有私心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公有制社会，因此也是没有私心的。我们承认经济基础和社会对人的意识产生的重要作用，但也应承认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差别，存在私心，利益差别和私心有时也可推动社会进步。已知原始社会只是在各氏族各部落内部比较团结，氏族首领及成员以劳动贡献为荣，但在不同氏族、部落间常为争夺水源、草场等资源发生冲突，甚至存在吃人肉现象，说明原始社会也是有私心的。在物质生活极度困难的史前时代，存在一定私心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促进了原始人的进化。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生了贫富分化和剥削，发生了许多严重的人为灾难，这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这期间文明有了较大发展，没有私有制的产生，就不会有这样的文明发展，而没有这样的文明，就没有未来的文明。因此从社会演进的角度看，至少可以说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一部分私心的产生是有益的不可避免的。我国奴隶社会初期大禹治水的故事虽然只是传说，但也可能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位统治者的肯定。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几度出现皇帝、官员相对清廉，人民衣食无忧的太平盛世，这些统治者虽然也有私心，但在历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肯定资产阶级的贡献，贡献大于罪恶，我们承认资产阶级精英中有一些是明智的，是我们的合作者或潜在合作者，他们将在放弃资本主义，采用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应该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也是有私心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获得最高创造性成就，这也是有益的，推动社会继续进步，因而这种私心的存在是合理的，应该容忍。由于革命者长期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没有私心，因此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者，共产党员私心越少越好，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观念，导致共产主义运动长期存在极左路线，许多人对于一个理论、一个人、一种做法的态度，不是看他是否最有利于人们利益，而是看它私心或私有制成份是否最少，不容忍许多合理私心的存在。这种现象首先严重发生在苏联，不久严重发生在我国。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革命主力应是农民，但由于认为他们是私心较重的小资产阶级，因此把革命重点放在城市，付出很大代价后才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国后我国学习苏联也实行计划经济，城市实行全民所有制，农村搞人民公社，这实际上是要求工人、农民把私心减少到接近共产主义的水平。虽然动机是好的，但严重伤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使人权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和伤害。在党内谁主张多保留一些私有经济，谁反对生产高指标，谁就是犯了“右倾“错误，甚至被视为复辟资本主义。为了保持党的革命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党内外发起了多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极左路线的顶峰，阶级斗争纲领化、常态化、许多干部被定性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知识分子和群众也受到批判，法律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只有认识到极左路线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错误造成的，我们才有理由说，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四 群众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国内外都有一些人说，中国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种改革无法持续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我国政治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是政策、思想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否定了极左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和重视实践的思想，接受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相容的观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观、民主、法制、人权水平也显著提高。没有这些政治变化，经济成就的取得是绝对不可能的。今后怎样进行政治改革，应由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来决定。现在国内外都有人说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干部腐败现象严重。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腐败现象严重不满，是当前最大的政治问题。但应说明贫富差距和腐败想象并不像西方媒体说的那样严重，也不像国内一些群众认为的那样严重，且应是暂时现象。党员干部严重腐败以致犯罪的只占干部中的极小部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也是我国长期反腐败工作证明了的事实，倒是许多严重腐败干部在被查处之前千方百计逃往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若腐败现象真的那么严重，不亡党，亡国也会频临崩溃，怎会有如此巨大的改革成就。若严重腐败干部比重较大，这些严重腐败干部绝不会满足于在职时的利益，还要追求去职后仍有长期利益，即要有属于自己的产业，共产党便会向资产阶级政党蜕变，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仍与产业界无关，这一点连一向丑化和攻击中国的西方媒体也不否认。为什么国内一些群众也把腐败现象看得过于严重呢，主要是党员干部中广泛存在轻微腐败现象（例如不必要的公款吃饭），这种现象被称为党风不正，给许多群众留下腐败现象比事实严重的印象。　　

    如何反腐败，国内外都有人说，中国腐败现象是制度造成的，只有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才能制止腐败。我国实行以共产党为主的领导，不是富人掌权，不受产业界控制，中国政府可以兼顾国家、企业、个人、地区、民族、宗教利益，我国人大、政协代表的业务能力和道德水平显著高于普通人，由他们代表人民制定法律，决定政府重要职务人选，监督政府工作要比西方在富人操纵下和个人利益驱使下一人一票的效果要好得多。即使在极左路线严重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成就也是巨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称为高福利资本主义，虽然西方通过高福利减小了国内矛盾，但也增大了西方产业成本，降低了产业竞争力，严重破坏了环境。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得不加快发展，减小了西方经济科技优势，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危险，西方高福利越来越难以维持，西方面对的国内、国际矛盾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日益突出的表现出来，西方衰败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在西方严重存在个人利益至上、人情冷漠、对未来悲观现象。此外西方也无法克服经济危机的产生，只有社会主义政府才能抑制产业界不合理商业行为，大大减小经济危机危害。因此西方共产主义势力会再度兴起，因此可以说，高福利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阶段。此时若把我国反腐败希望寄托在西方民主制度上，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使我们这个人口多、资源少的大国产生一场大灾难，这正是西方反华势力追求的，我国国内一些人主张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目的也不是反腐，而是个人利益。所以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目前我国政治制度不需要做根本变革，只要搞好反腐败工作，就会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充分表现出来。　　

    我国每年都严办一些严重腐败干部，但今后反腐败的一个更重要的工作，是制止广泛存在的轻微腐败现象，即端正党风，这项工作实际上是被忽视了。无论政治影响还是经济损失，党风不正的危害都远远大于少数严重腐败干部造成的危害，而且党风不正也是造成少数干部严重腐败的重要外部条件。党风不正，严重腐败难治。端正党风不能主要依靠严办严重腐败干部和表扬最优秀干部，而应主要依靠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监督。监督工作主要依靠党政机构不行，不仅工作量大，党政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也有可能受感情利益影响。也不能主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发监督，若群众向有关单位反映、揭发一些干部轻微腐败现象并得到确认，干部不大可能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更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做个检讨即可，反映揭发的群众反而担心受到报复。因此对轻微腐败现象，群众一般不反映揭发，有时对这些干部说些恭维话。因此许多干部不怕群众不满，只要他们没有严重犯罪行为，与上级关系好，不仅不会被免职，反而有可能提升。还不能主要依靠媒体监督，我国媒体是国有或民营事业单位或商业单位，主要职能不是监督，也有可能受利益影响，只能起一定作用。因此应建立一种新的监督机制。　　

    各级干部都是人大代表选出的或人大认可的，人大也有监督政府工作和干部行为的职责，但目前人大对广大干部的监督没有明确的程序和标准要求，可操作性不强，也无力对广大干部进行持续监督，只有把人大和人民群众的作用结合起来，才能进行广泛持续的监督。这里建议各地各级人大应建立一个干部适用程度调查评级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评委）对科级以上干部每年做一次调评并公示结果，适用程度可分为若干级别，与能力、贡献、道德、健康状况、是否酗酒、是否迷信、主要社会关系等有关。调评委主要靠群众和下级干部以上网方式向调评委通报信息。每个选举人都有监督干部的义务，每个下级干部都有监督上级干部的义务，因此应以法律形式规定，每个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必须每年向调评委通报一定数量干部和社会信息，说明信息来源及时间。调评委应为每个选举人在网上设一个通报本，这本保密，只有本人和调评委能打开。积极通报表扬奖励，怕麻烦怕得罪人要批评或罚款。以通报方式报复、诬陷受法律制裁。当评委对信息做必要的调查、抽查、分类和评级。若干部对评级结果不满，可提出理由要求重评，是否重评有调评委和人大决定，不能对调评委起诉。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因此还应建立干部向人民述职机制，科级以上干部每年写一份简要述职报告，公示并通告调评委。各单位应建立党政干部信息公示处，科级以上干部的肖像、职务、简历、工资、财产、主要社会关系、历次适用级别，最近述职报告都要公示。公示设施是保证群众监督机制和干部述职机制有效的平台，因便于长期公示，应有专人维护。中高级党员干部适用级别很低或连续适用级别较低的干部，应免职、辞职、降级、降薪。这种群众监督机制和干部述职机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机制，是真正有效的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党风也好不起来。但这种机制只有在网络技术普及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先试行。把这个机制建好，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最大成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方向。　　

    私有社会的共同特征是富人掌权，钱权结合谋取私利。我国要防止富人掌权，应规定中高级党员干部及其直系亲属不能是富人。我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各种专业技能，普通党员可以利用技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报酬，但中高级党员干部不行，他们的工资不能由市场决定。只要中高级党员干部及其直系亲属不是富人，再加上群众监督和干部述职的机制，腐败现象就可以得到最有效的抑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36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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