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

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第九章第三节

吴承明

作者提供

第三节 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

中国传统史学在记叙行政体制、田制、赋税等制度时，常有回溯前朝得失之笔，但还不是比较研究。晚清宪政和洋务运动中，介绍外国情况的著作中亦常对比论及中国体制，也还不是比较史学。五四运动后，倡民主与科学，渐有一些中西、中日比较的研究，多属专业课题，而方法上常有欧洲中心论色彩，后期并受冲击—回应范式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就都是反欧洲中心论的了，但在方法论上少见新遒。因而下面我仅介绍最近时期西方史学界（包括华裔史学家）的中西比较研究，重点不是它们研究的课题本身（有些课题尚难定论），而是它们在研究中提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统名之曰新思维。

19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P.A.柯文教授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21），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范式和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他探讨了近代中国发生的大事，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同治改良主义运动等，认为这些大的活动虽然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但其动机和目标都是国内的。孙中山曾受西方教育，但辛亥革命并不是“现代”战胜“传统”，而是中国本身的政权变革，绅士和民间社团是支持革命的主要力量。洋务运动是受西方经济冲击而来，但限于沿海城市，从广大内地和下层民众看，西方的冲击力是有限的。柯文在多处提出要注意中国内部的能动因素，要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路（approach）”找出中国自己的“故事线索”。（22）在西方史学界中，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比较研究，最好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而这是很难得的。1998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A.麦迪森发表《中国经济的长时期实绩》（23），用人均GDP作比较标准。据他估算，从汉光武到元初，中国的人均GDP增长33-37%，而欧洲没有什么增长；从元初到清嘉庆，欧洲的人均GDP增长155-175%，而中国没有什么增长。然而，这时期的GDP估计是很难令人置信的，麦迪森也说是guesstimate（美国俚语瞎猜）。当然麦氏还有其他材料，看来他是高估了宋代经济的发展，而对明清持停滞论。

    其实，GDP并不是很好的客观标准。我以为，比较研究应当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双方的人口、资源、生产和消费的水平，哪方更富裕。一是比较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哪方更先进。物质富裕不一定制度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等重要。

    1997年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王国斌教授出版《中国的转变——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24）他是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历史的，他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都有创新。兹仅介绍他在经济方面的研究。

    原来西方学者大都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缺少了什么，或者多了什么阻力，以至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是欧洲中心论的方法。王国斌提出一种新的比较法，即一方面以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以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的历史。这种方法在他的国家形成部分运用得最精彩（这部分是从比较罗马帝国和汉王朝开始）。在经济方面，他详细比较了16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发现双方不仅有差异，亦有共同性，而最根本的共同性是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是属于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劳动分工推动经济的缓慢发展。并且，到18世纪，中国和欧洲尤其是双方的核心区即长江中下游和英格兰，都已面临但并未达到斯密型增长的理论极限即马尔萨斯危机。而正在这时，欧洲因发现新大陆而扩大了资源的基础，这远胜于中国开发边疆所能扩大的资源基础。同时，欧洲大量开发矿产能源（煤），突破了有机能源（木材）的限制，并导致工业机械化。于是欧洲走向以城市工业或工业资本主义为发展动力型的经济，与中国仍保持斯密型动力的缓慢增长模式分道扬镳。就是说，王国斌是从双方历史经验的特殊性中发现其共同性，共同性不是永恒的，而导致背离共同性的主要因素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毋宁说是一种偶然性事件。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欧洲中心论，该论认为欧洲首先实现工业化是由于它历史文化上的优越性。

    王国斌在他的书中还提出了“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分析一般都是回顾性的，即就已发生的事情回溯其发生的条件和原因。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人总是根据他所处的时代精神来回溯历史，可给历史以新的解释。但也有毛病，即可能出现目的论或先验论，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当作历史必然或“应当如此”的事情。认为工业革命是欧洲文化特殊性的结果，就是这样来的。前瞻性分析是一种开发型思维，是在某一事件点上，例如18世纪中叶，根据当时环境，设想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甚至设想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样，对以后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能给以历史的解释。历史本来是多样性的，多样之中有共同性的东西。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可以避免先验论，符合历史多样性的本来面貌，取得比较客观的判断。

    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G.弗兰克教授出版《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25）弗兰克是采取整体主义研究方法，从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贸易联系中来考察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他着重考察了16-18世纪的世界史，认为这时期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中国具有巨大的生产力和出口竞争力，以至能够吸收一半世界生产的白银。欧洲正是在亚洲进入周期性衰退之际，利用白银贸易，从1800年开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而今天，世界经济中心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这就完全粉碎了欧洲自古就是世界中心之论。

    从世界整体的观点来作比较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前述F.布罗代尔和I.沃勒斯坦都是采用这种方法。不过布氏和华氏所考虑的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心”，沃氏的“世界体系”诞生于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以后。在这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是领先于世界，但与西方交往还不多。弗兰克认为明代朝贡贸易已奠定中国居于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未免牵强。弗氏的主要依据是欧洲用得自拉丁美洲的白银购买中国的茶、丝绸、瓷器等，以至17、18世纪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因而他的书在出中文版时改名《白银资本》。我曾对白银问题作过一些研究。（26）据我看，弗氏对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偏高，中国并未实行重商主义，流入的白银在中国并未能转化为资本，它在西方也不是资本输出。弗氏认为，在1800年以前，世界中心一直是在东方，他还屡提丝绸之路，并与人合写《五千年世界体系》。这就混同世界经济中心和历史或文化中心的概念，是不可取的。

    200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K.彭慕兰教授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形成》。（27）该书认为，1800年以前是个多元世界经济，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在世界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论才有了实际意义。在中西比较研究上，彭慕兰采用了王国斌的历史观和比较方法。除一般的考察外，他把核心区，即中国的江南地区和欧洲的英国，做为比较研究的代表。认为在18世纪，无论在人口、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方面，或者在制度、资本积累和生产技术方面，双方各有短长，但总的看是旗鼓相当的。既然双方经济都是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市场成了一个比较指标。他大力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贸易、行会垄断、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流动的量和自由度，结论是：江南比英国略有优势。

    在比较研究中，彭慕兰十分重视生态问题。据他考察，由于人口增加和土地资源有限，到18世纪，英国和江南都面临着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以至有不能持续发展或内卷化（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的危险。于此，他又提出一个比较指标，即看哪方面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原则。新古典的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更接近于这个原则就意味着更有望于跃过斯密增长极限或避免内卷化。于是他着重比较了17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纺织业为主）地区和江南的农民家庭纺织业，并作了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农并不是在边际收益递减下劳动，江南妇女的纺织劳动也并非是零机会成本。结论是：欧洲和江南都远未达到新古典经济学要求的原则，但江南比较更接近一些。

那么，为什么英国接着实现了工业化而江南远远落后了呢?彭慕兰主要归之于两个原因：一是英国煤矿恰邻工业区，一是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尤其是后者。英国煤矿不仅有地理优势，且矿区多水，需用蒸汽机排水，使得这一新发明但昂贵的机器得以改进和推广。江南需从华北远地运煤，实际是加深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并且华北矿区干燥，重在竖井通风，故虽然已可从国际购得降了价的蒸汽设备，仍不急于机器化。美洲殖民地为英国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和积累了资本，但这不是主要的，因江南也有广大的外围地区，可担当同样任务。彭慕兰认为，主要是美洲殖民地提供了大量棉、木材、玉米、烟草等土地生产品，使英国节省出2300万英亩土地以供他用。这等于把劳动密集化的生产移到海外，解除了自己的生态瓶颈，避开内卷化。江南则无此便利。

上述几部著作，尤其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曾在国内外引起热烈的讨论，并引发大量著述，或补充其论点，或指出其错误，或批判其结论。我旨在介绍他们有关比较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此不再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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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

（22） 原文是Chinese centered approach或Toward a Chinese-centered History of China, 这并不是“中国中心论”。中译本加上一个副标题“中国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易致误导。

（23） August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1998. 麦迪森是把各国的GDP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转化为1990年美元进行比较的。

（24）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5） Andre G.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刘北城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6） 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0-233、275、287页。

（27）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