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军旗和古田会议——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八周年

　　八一军旗和古田会议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八周年

　　“国难思良将”。在中华民族眼看又要大难临头的时候，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被称为是“新古田会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镇召开。三十一日上午九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当年“古田会议”的会址前，接见了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随后，习近平主席又带领全体军委委员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并到位于“古田会议”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进行了拜祭。

　　在毛主席纪念园，习近平主席神色庄严，沿着一百五十一级台阶拾阶而上，向毛主席雕像敬献了花篮又亲手整理了花篮上的缎带。敬献了花篮之后，习近平主席带领大家向毛主席雕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主席雕像以及深切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在率众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并到毛主席纪念园进行了拜祭之后，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的此举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坚决追循当年毛主席所确立的政治建军、思想建军和党指挥枪的原则与历史足迹，要重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雄风，要让八一军旗和五星红旗一道，永远地飘扬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和万里海疆的上空。

　　一，八一军旗的来源

　　八一军旗是革命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是光荣的旗帜，是骄傲的旗帜。八一军旗，来自于“八一南昌起义”，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建军节”。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两点，为了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酷屠杀政策，在中国共产党人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恽代英、张国焘、澎湃、叶挺、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聂荣臻和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由叶挺担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深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影响的贺龙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被叶贺两部所裹挟进来的由蔡廷锴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师，在南昌举行了暴动。从而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来，这次暴动被称为了是“八一南昌起义”。

　　一九三三年六月，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议，以“南昌起义”日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每年的八月一日，都要开展纪念活动。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该命令这样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了《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从此，八月一日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八一军旗和军徽的设计工作最终完成并从当年的六月十五日起，在全军开始正式启用。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第一次有了统一样式的军旗。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到八一军旗的诞生，经过了漫长的二十二年时间。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其后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成长壮大且又艰难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自掌握武装力量的开始，然而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以及在此之前的“三湾改编”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定，特别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那么不仅将没有八一军旗的飘扬，而且就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可能也早就倒在血泊之中了。

　　二，八一军旗的竖起与“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

　　“八一南昌起义”后，虽然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南昌，但是由于总体上的敌强我弱，所以起义部队从八月三日起，便开始陆续撤离了南昌。然而起义军尽管撤离了南昌，但是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起义军却并没有结合我国革命的实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是幻想返回广东占领出海口从而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进行第二次北伐。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在广东的潮汕地区，被敌人击溃，周恩来、贺龙、叶挺和聂荣臻等起义军的领导人，大多经香港潜回内地。最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部队，只有留在三河坝阻击敌军追击的由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的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与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两部分人汇合在一起之后保存了下来。在周士第和李硕勋等高级指挥员离队之后，这些人便由当初留在三河坝协助周士第和李硕勋指挥的朱德来领导。当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率领这些人上了井冈山的时候，“南昌起义”的余部，还只剩下了八百来人。

　　“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失败之后，朱德化名王楷，率领保存下来的这八百来人先是隐藏到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窗好友，当时驻扎在广东韶关一带的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部队中。一九二八年一月，当蒋介石发现了这一秘密之后，朱德又在范石生的帮助下，率部成功逃离。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朱德和陈毅等人在出身豪门，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营长的中共宜章县委委员胡少海的策应下，智取了宜章县城，从而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七个师的兵力，开始向湘南地区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等人决定上井冈山。四月下旬，在毛泽东的率部接应下，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部到达了井冈山地区。

　　近年来，在党史和军史的研究领域，有人根据在“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这八百来人中，产生了朱德、林彪和陈毅三位元帅，走出了粟裕大将和杨至诚上将、赵尔陆上将以及一大批中将、少将，于是便形成了“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这八百来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是当年朱毛红军战斗力核心的这样一种认识。然而这种认识由于严重有违于历史，所以纯属是夸大其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革命者共同汇集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这才创立的。没有毛泽东的这面旗帜，就不可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离开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人民军队的从无到有和成长壮大。因此毛泽东的旗帜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毛泽东为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其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注入的人民性质和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与革命的目的，才是这支部队战斗力的核心。当然，包括朱德在内的“南昌起义”部队所保存下来的这八百来人，尽管个个都坚硬如铁。然而他们也只有经过毛泽东这个“超级铁匠”的反复锤炼，才能百炼成钢。而毛泽东对这支部队的锤炼过程，不仅有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一封公开信回答林彪曾经产生过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样疑惑的方式，来为这支部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指明了胜利的方向。而且还更有用“古田会议”的召开与《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和“三湾改编”以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规的制定等这样具体的做法，来剔除了这支部队的“体内杂质”，并为其注入了人民的性质和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与革命的目的以及党指挥枪的这一根本原则。

　　一滴水只有汇集到汪洋大海之中，才不会干涸。“南昌起义”的余部只有汇集到革命的洪流中，才能够生存下去。正是靠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所以当年的中国才形成了人民要革命的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够汇入到人民群众的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之所以能够与人民群众结下鱼水深情，完全是来自于毛泽东。完全是来自于“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来自于“三湾改编”，来自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规的制定。

　　“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与“三湾改编”以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定，不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也同样起到了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的廖氏宗祠，隆重召开了。

　　三，为什么要召开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统一红四军的领导层、特别是红四军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思想认识，是为了清除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为了加强红四军中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是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为了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是为了完成党赋予的历史重任，是为了战胜敌人，是为了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并开创了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从而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然而随着形势的蓬勃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日益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特别是还有大量的俘虏，也被补充到了部队之中。同时由于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军阀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开始了在红四军中滋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滋长，不仅影响了红四军中的团结，影响了红四军的作风，从而严重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建设。而且更是严重侵蚀、甚至是威胁到了毛泽东所确立的党指挥枪的这一根本原则，严重侵蚀、甚至是威胁到了毛泽东为这支军队所注入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就是人民性质，严重侵蚀、甚至是威胁到了毛泽东为这支军队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革命的目的。然而在如何对待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的问题上，当时红四军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主张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通过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思想政治教育来彻底纠正。而朱德却心存暧昧，不同意党领导一切的这个原则。尤其是对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由于朱德始终持支持的态度，因此这才曾经酿成过“八月失败”。红四军中两个主要领导人之间认识上的分歧，导致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的长期存在。而中央要红四军分散游击和朱毛二人离开红四军的“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传开后，则更是加剧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的蔓延。特别是由于刘安恭这个中央特派员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来到红四军中，从而使朱德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之间这种在认识上的分歧，也就演化成了公开的争论。

　　刘安恭与朱老总和陈毅不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老总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朱老总和刘安恭又曾经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和历史上的渊源再加上由于看不起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和“自创原则而抗拒中央”这一做法的缘故，所以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与朱老总搅在了一起而排挤毛泽东。

　　刘安恭来到红四军之后，先是接替了毛泽东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随后由于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前委工作繁忙。于是前委根据朱德和刘安恭的提议，决定恢复红四军的临时军委并任命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的书记。然而在担任了临时军委的书记之后，刘安恭在其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不仅主持做出了“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的这样一个决议。而且还更是在五月底召开的前委“湖雷会议”上，指责毛泽东在红四军中搞“家长制”，是“书记专政”并要求成立正式的军委。而后在前委扩大会议的“白砂会议”上，针对红四军中的所存在的纠纷，刘安恭更是提出了“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更为恶劣的是，在此期间，刘安恭还更是在红四军中制造了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而毛泽东则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这样两个派别。其实，刘安恭所说的，就是朱德想要说的话。因此刘安恭的这种错误思想，得到了朱德的强力支持。而刘安恭的这种错误思想，又是对朱德所坚持的极端民主化思想的坚决贯彻，是对毛泽东所确立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公开反对，是削弱党对红四军的领导，是削弱红四军中的党的组织建设。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严重地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严重地干扰了红四军正确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然而在紧随其后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种错误思想却没有能够得到纠正。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红四军才接连遭遇到了进击闽中的受挫和冒进东江的失败。而刘安恭本人，也在冒进东江的战斗中牺牲了。于是，为了红四军的健康发展，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因此，“古田会议”和《古田会议决议》便得以召开并形成了。

　　由于“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从而纠正和清除了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于是中国工农红军这才有了迅速的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这才得以迅速巩固并不断扩大，这才有了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才有了后来八一军旗的插遍全中国。

　　四，“古田会议”能够得以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能够得以通过，离不开以下五个关键的条件。

　　(一)，“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正确的建党和建军的具体路线。

　　同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成员大都是来自农民阶级一样，中国共产党尽管是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无产阶级的发展还不成熟，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大多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出身的人。特别是当时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仅人员数量太少，而且还更是没有自觉地形成无产阶级的意识，因此在当时的党内、军内，无产阶级的意识还很淡漠。然而当时的中华民族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压榨与剥削，又迫切需要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来领导。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如何确保中国工农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就是人民军队的性质。为此，毛泽东为中华民族，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寻找到了一条根本性的出路，那就是思想建党，思想建军。通过思想改造的这个办法，在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还不足以早就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出身的人，改造成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新人。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中国工农红军建设成了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而能否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否把中国工农红军建设成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这个问题，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事关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是事关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是事关中华民族能否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压榨与剥削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过程中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二)，毛泽东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所始终坚持的毫不妥协的顽强抗争。

　　由于刘安恭的到来所形成的由朱德和毛泽东之间在认识上的分歧而演化成的在红四军中的这场公开争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红四军中的团结，严重地动摇了党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严重地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于是为了平息这场争论，五月底，前委在永定县的湖雷镇，召开了前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得到了朱德等人的支持，因此刘安恭以中央代表的口吻，这样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的身上，既是前委书记，又是党代表，还是特委书记，大权独揽，搞书记专政，家长制”。而对于刘安恭在这次会议上同时所提出的成立正式军委的要求，毛泽东和林彪也是坚决反对，毛泽东甚至还提出要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因此“湖雷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由于“湖雷会议”有能够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六月八日，前委又在上杭县白砂镇的早康村，召开了被称为是“白砂会议”的前委扩大会议，以再次讨论朱德和刘安恭所提出的成立正式军委的要求。

　　在“白砂会议”召开之前，林彪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信，随后又亲自赶来参加了会议。在信中，林彪先是劝毛泽东不要辞职，随后又对朱德进行了人身攻击。

　　“白砂会议”开了三天，由于在关于是否成立正式军委的问题上，出席会议的代表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于是决定最后进行表决。而表决的结果，不仅是三十六比五的压倒性比例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不成立正式的军委，而且就连刘安恭担任书记的临时军委，也被取消了。然而尽管获得了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但是由于受到了朱德等几个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反对，所以毛泽东还是坚决辞去了前委书记一职。随即，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在龙岩县城内的一所中学里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然而主持会议的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不是想办法来平息这场争论，反而却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而由于大家的努力争论，所以，红四军的“七大”，开得是乌烟瘴气。

　　在红四军的“七大”上，对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陈毅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和稀泥”与“两面光”的做法，对毛泽东和朱德是各打了五十大板。对毛泽东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朱德予以书面警告处分并写进了“七大决议案”。 新中国成立后，在回忆起“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朱毛二人争论中自己的难处时，陈毅曾经这样形象地比喻到：“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

　　对陈毅所持的“调和主义”立场和所采取的“和稀泥”的做法，毛泽东认为其不仅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之一，而且还更认为其危害是极大的。因此在红四军“八大”召开期间，由于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至关重要，红四军的工作也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更是离不开毛泽东。因此有许多基层党支部的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参与前委工作。对于这些提议，朱德当即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于是大会决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请毛泽东回来参与前委的工作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在接到了“八大”会议的来信之后，毛泽东并没有赶来参加会议，而是回了一封致“八大”会议的信。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再者由于身体不好，就不前去参加“八大”了。

　　(三)，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自己错误的坚决纠正和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支持。

　　对红四军中的这场纠纷，中央的“二月来信”，起了很不好的作用。这封中央来信，助长了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流寇主义思想的滋长。而中央的“二月来信”，却又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当时，周恩来正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等主要的领导职务。在听完陈毅的口头报告，特别是在看完陈毅的书面报告之后，周恩来认识到了自己当初代表党中央起草的那封《中央给玉阶、润之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的错误。然而对于自己的错误，周恩来却并没有加以回避和掩饰。而是用坚决的改正，来挽回由此而造成的不良影响。

　　对陈毅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向党中央所提出的“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的这个建议，李立三首先表示不同意。而周恩来更是明确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指示陈毅回到红四军之后，要邀请毛泽东复职。特别是在陈毅临离开上海之前，周恩来又更是这样嘱咐陈毅：你带这个指示回去，邀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四)，陈毅的幡然悔悟和光明磊落、襟怀坦白。

　　在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特别是在当时红四军中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军阀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民主选举领导的结果，就只能是武大郎当选。因为只有选择武大郎式的人物来领导，才会有自己更大的自由。所以在极端民主化和个人主义思想盛行的情况下而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了前委书记。

　　尽管被民主选举为了前委书记，但是陈毅却没有能力为红四军的健康发展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好在当选为前委书记之后不久，前委就决定派一名主要领导到上海去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具体情况。于是陈毅便把前委书记一职交由朱德代理，而自己却倒上海去向党中央汇报去了。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陈毅抵达了上海。在其两个在国民党方面任高官的哥哥的掩护下，陈毅在外国公共租界里的新苏旅馆里安顿了下来。

　　在安顿好了之后，陈毅很快就与中央机关取得了联系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口头汇报了红四军中的一些情况。李立三在听完了陈毅的口头汇报之后，表示他将马上向党中央汇报并要陈毅把红四军的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上报。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一次听取陈毅汇报红四军详细情况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关向应和陈云等人。在听完了陈毅的汇报之后，与会的人觉得红四军所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情况极为重要。于是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有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所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形成决议，交政治局审议通过。

　　九月一日，陈毅完全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写完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问题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等五份报告。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陈毅五万言报告书”。

　　在报告中，陈毅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中各方面所存在的详细情况。并就红四军所采取和实施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方式以及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与争论等，也都如实向党中央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对陈毅所汇报的红四军所取得的这些经验，党中央极为重视并非常赞赏。因而在一九三○年初创刊的《中央军事通讯》的创刊号上，刊登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这篇总结性文章并同时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和很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都是别开生面”的。

　　陈毅的报告，使党中央对红四军中所存在的情况、特别是朱毛之间的分歧与争论，有了全面详细的了解。而在与周恩来和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交流中，尤其是在周恩来和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帮助下，陈毅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思想境界也有了极大地提高，从而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和自己与朱德的错误，认识到了毛泽东对于红四军，对于中国革命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于是其后在代表党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被称为是“九月来信”的指示信中，陈毅这样写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特别是在这封指示信中，陈毅代表党中央完全肯定了红四军所取得的斗争经验和毛泽东建党建军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并重申了毛泽东所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的。”

　　陈毅代表党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的这封指示信，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一致高度肯定。周恩来在仔细审阅了这封指示信之后，一字未改，便签署了九月二十八日这个发信的日期。

　　全面仔细地总结红四军所取得的经验，详细如实地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中所存在的全面情况、特别是朱毛之间的分歧与争论。也使陈毅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思想境界，实现了新的飞越。而正是由于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思想境界实现了新的飞越，因此后来陈毅称自己的这次上海之行，是“进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事先已经得知红四军将进击广东的东江地区，于是陈毅携带着由他代表党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来到了广东。在梅县的松源，陈毅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并见到了朱德。

　　刚到前委机关之后，朱德就向陈毅出示了毛泽东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七大”前的陈毅了，经过两个多月的仔细回顾和深入思考，陈毅早就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因而襟怀坦白的陈毅在还不知道有“陈毅主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危害并决定要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红四军这次进击东江的失利，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也更加坚定了陈毅要坚决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所以陈毅在看到了毛泽东的这封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下，首先就向出示毛泽东的这封信给他看的朱德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毛泽东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夜里和其后接连几次召开的前委会上，在向同志们传达“九月来信”精神的同时，陈毅不仅都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更是向同志们提出了“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的这样建议。特别是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就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所写的检讨自己错误的信，送给远在闽西的毛泽东。陈毅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敬佩，他的请回毛泽东的建议，更是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是异常的尴尬，但也为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开阔的胸襟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在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尤其是陈毅，更是在信中这样表示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陈毅的这种诚恳地认识，毛泽东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与四天前才从东江地区返回到这里的陈毅、朱德和红四军汇合到一起。此时由于陈毅已经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所以毛泽东与陈毅。朱德三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还更是马上就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尤其是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殚精竭虑，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五)，朱德在错误认识的引领下，被撞得头破血流。

　　“古田会议”能够得以顺利召开，其中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就是朱德等人在错误认识的引领下，被撞得头破血流。

　　在红四军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陈毅当选为了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被选为了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在“七大”召开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的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老总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了执掌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充分展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朱老总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去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接任。

　　在制定出了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了陈毅和朱老总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泽东的反对，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老总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老总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红四军兵分两路，朱老总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当地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毛泽东当初对红四军将会发生分裂的担心，终于成为了现实。拒不从命的林彪由于手握重兵，朱老总对此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朱老总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一个多月的苦战中，朱老总虽然曾经一度率部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迫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红四军出击闽中之战，后来被称为是闽中受挫。

　　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老总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于是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冒然进入了东江地区。但是和出击闽中一样，朱老总的这次冒进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所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而红四军则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东江失利后的四千人左右。就连按朱老总自己统计的结果，损兵折将也达三分之一。冒进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在“八月失败”之后，所遭受到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特别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意见不合为由，提出了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直到“古田会议”、也就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毛泽东又重新担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之后，才化解了这场危机。而就在朱老总在广东损兵折将的时候，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兴旺局面。

　　冒进东江的失利，使朱德无颜再返回根据地。而就在朱德率部在广东松源一代徘徊的时候，到上海汇报工作并携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返回来的陈毅，到这里找到了朱德。而陈毅的到来，不仅帮助朱德提高了对自己错误思想的认识，而且也更免除了朱德返回根据地时的尴尬。

　　由于朱德坚决纠正了以往自己的错误认识，特别是由于陈毅坚决打倒了“陈毅主义”，因此“古田会议”之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得到了迅速的纠正和清除。于是红四军是越打越打，越战越强。终于打出了一支红一方面军，终于打出了一块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曾经发生在朱德和陈毅等人身上的惨痛教训，却并没有教育多少党内其他更高级的领导同志。因而这才有了后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这才有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这才有了红一方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才有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力挽狂澜。

　　五，“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伟大作用和伟大意义。

　　在朱德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认识之后，特别是由于陈毅坚决打倒了“陈毅主义”，因此红四军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不仅得以了胜利召开，而且还更是顺利地通过了被统称是《古田会议决议》的由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和《红军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的这八项决议案。其中《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的这第一项决议案，后来被修改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这个标题，而收录在了《毛泽东选集》之中。

　　《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以党的一级组织的会议决议的形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中国工农红军所确立的党指挥枪的这一根本原则，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无产阶级、也就是人民的性质，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工农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革命的目的。特别是《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的这一决议，不仅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而且也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一个纲领性的文献。

　　“古田会议”之后，《古田会议决议》通过党中央，迅速地传遍到全党和其他各部红军之中。而由于有了对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性质的确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所有红军队伍中，都能够从解决思想问题开始，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这个问题。而正是由于每名指战员都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这个道理，所以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其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才成为了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拖不跨、打不散、跑不烂的坚强而伟大的军队。这才能打败了日本侵略，这才能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而中国共产党则更是成为了一个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中国人民争取翻身解放这一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至今已经走过了八十八年的风雨历程。然而如果没有当年“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没有“三湾改编”，没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定，没有毛泽东通过这些措施和具体办法为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其后发展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注入的人民性质，没有毛泽东为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其后发展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革命目的，那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八一军旗，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八一南昌起义”，也就只能成为历史的记忆。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历史合法性，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流血拼命换来的。中国人民的江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浴血奋战，打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而打下来的。今天，在国外帝国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在国内的阶级敌人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象“七•二八股灾”这样的民难眼看就将演化成国难的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的尊严，仍然还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守护和捍卫。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只有永远沿着当年毛主席所确立的政治建军和思想建军原则的这条道路走下去，才能永远听党指挥，才能永远是人民的军队，才能永远战无不胜，才能完成祖国和人民所寄托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