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上帝能救中国吗？——从孙中山的基督情结说起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的1911年，政治上，清政府已经走到了尽头，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短暂的春天；文化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向西方学习，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带入中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迅猛发展，洋务派的历史使命寿终正寝。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最后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却敲响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丧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谱写了20世纪初叶的新篇章，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然而，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中国又陷入了对外代表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的统治。

孙中山的管理理论和实践都没有取得成功，重要原因在于他解不开的崇洋情结。义和团暴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朝野普遍流行一种“崇洋主义”，从义和团野蛮排外的极端转入盲目崇洋的极端，也正是在这种大潮流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器物阶段进入制度与观念层面，中体西用的原则动摇了，制度与思想上都从改良进到革命，千年帝制政统与儒术学统终结了。义和团暴动在华北号召“扶清灭洋”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在南粤惠州起义，他们的口号是“扶洋灭清”，与义和团正好相反。“扶清灭洋”也好，“扶洋灭清”也好，目的都是奋发强国，区别只是对图强的途径认识与选择不同。义和团依旧幻想满清朝廷在抵御外侮、富国强兵上是可信赖可依靠的，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而同盟会革命者则认识到，“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满人不去国，中国不能复兴”，西方列强，是可以争取的朋友，在中国富强之路上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扶清或排满，半斤八两而已，并没有实质差异。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不驱逐列强，便是其崇洋情结作祟。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西洋化思想已基本成型。所以，便有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继承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债务的荒唐。众所周知，袁世凯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做抵押，获得多国同盟的善后大借款。其实，孙中山开出的条件不比袁世凯少，但列强经过评估，最终选择了袁世凯。列强还资助各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列强的资本运作、武力及投资，使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

1918年5月，由于受到西南军阀的排挤，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陷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他试图完成统一大业，消除军阀混战的局面，但因为国民党组织涣散，缺乏军事实力，力不从心，便多次向美、英、日等国求援，亦未能如愿以偿。纵观这个过程，孙中山确有媚日崇洋、出卖国家利益和丧失民族尊严之嫌。在孙中山的脑海里，能拯救中国的是西方的上帝，而不是中国的上帝——人民群众。

孙中山长期生活在美国，根本不懂中国国情。　孙中山　先生念念不忘上帝的好处：“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这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13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据其自传云：“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14岁时，进入当地一家基督教学校就读，校长　韦理思　先生（AlfredWillis）对他尤其关爱，孙氏十分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及主日的崇拜，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渐加深。17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愿，不料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辍学返国。孙中山自檀香山回到故乡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象，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抵达香港后，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C.R.Hager）在公理会为中　山　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仙同音），当时他18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为防止他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目的在借行医掩护革命运动，实现救国救民的大志，当时年仅20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　康德黎　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这与孙中山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　孙中山　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他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孙氏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么　孙中山　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　家罗香林　教授所著《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教联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　孙中山　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皈依救主。民国元年五月也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即使在弥留之时，仍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遗言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生为基督徒、死做基督魂的决心始终不渝。孙中山，俨然一幅基督徒的形象。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孙中山的崇洋情结。然而，当时的事实是，基督教充当了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系西方列强进军中国的马前卒。这就决定了，产生于西方并被西方列强作为侵略工具的基督救不了中国，也不可能救中国。一个不中不洋的基督徒何谈领导中国革命。西方列强深知，欲要亡其国，必先洗其脑；欲要奴化，必先基督化。基督的弟子事实上已沦落为或者本来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先头部队。作为急先锋的基督教，便历史地成为奴化国人的洗液。在中华大地上，一个言必称基督的人，不免给人以不伦不类之嫌。试图用基督教义洗礼中华民族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在孙中山之前，清政府也进行了注定要失败的洋货移植。曾经一度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拒绝改革。为了富国强兵，它也热切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1861年，为了更好地和西方列强交往，清政府设置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一个中央级机构。总理衙门开始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到了后来则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和洋务运动的领导机构。总理衙门负责包括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务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有了总理衙门这个机构，洋务派就可以在朝廷上直接提倡洋务战略，并将计划制定下来，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总理衙门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从1861年的7人发展到了1869年的10人、1876年的12人。从1861年至1868年，五军机大臣中有3人兼任总署大臣；1869年至1875年，发展为4人。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然而，在国家主义价值观的束缚下，清朝的政治改革长期仅仅停留在政府机构改革的阶段。

民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秩序混乱达到了新的高度，兵害之烈也是空前绝后，民国元年第一件大事就是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后形成许多军政一体的地方割据势力，只要是手上有一支军队就俨然是党国秩序的化身，就具有征税抽厘的权限，一些中央和地方军阀已经提前数十年收取了老百姓“应该负担的国税”。在中华民国政府时期，严重的兵害已经妨碍民众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更不要奢谈什么资本积累和产业进步。如果说孙中山是没有认清西方列强的凶恶面目，因而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那么，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直接投入了列强怀抱，完全靠列强扶植，一如孙中山，欣然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他的轻工业资本完全靠列强维持，对外非常软弱。正是因为军阀政府和民国政府的空前无能和腐败，无法担当起维持社会正常秩序这一国家政权基本职能，无法实现国家力量的集中使用和调配，因此提供了被侵略的绝佳机会。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被侵略，世界还哪有适合于被侵略的国家，这样的政府如果还要存在，天理难容！事实也证明了日本人的判断是对的，民国政府上层不仅没有与民族同甘苦的意愿（老蒋名言：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以当。假使当年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想必他一定会乐不思蜀），而且也缺乏足够的战略意志来进行国家动员以抵抗侵略，在战场上也是消极被动作战，几乎没有一次正面战场的战斗不是面对面的消极防御，战争进程基本上是按照有利于日本侵略军发挥优势火力的要求来进行的，最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伤亡竟然超过300万！这样的战争指挥从统帅到将军都应该上军事法庭，只有极其个别的如张自忠可以例外看待。即使在这样的国家危亡之秋，国民党政府依然“官是官、民是民、兵是兵”，各自互不协调，缺乏相互支持、相互激励的效果。挟洋自重、以民为敌的执政当局的必然下场就是自我毁灭。

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精英们就试图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开始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梦，“制夷”梦破之后又继之以改良变法，再继之以精英革命，但是没有一次不失败的。西方的上帝不能救中国，它救赎的只是西方。历史上，仰人鼻息的改革开放没有成功的先例。丢弃毛泽东思想转而投入“上帝”的怀抱，无异于自取灭亡！整天忽悠普世价值的洋奴们，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