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阶级是错误、失误的根本

不讲阶级是错误、失误的根本　　

作者按语：在阶级社会里，无视阶级，回避阶级，反对用阶级的立场、阶级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现实社会，是许多政治家和“擦皮鞋”文人的鲜明特色。这恰恰表明是不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大的基本原则的一种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许多根本问题都与此有关。这里，我把自己曾经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写过的一些文章提供给读者，无论正确与否，供大家参考，请大家批评。需要的同志请与我联系，我有自费出版的《多思文集》可以免费提供。联系电话：021—62825636　

中产化是稳定发展的根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各种经济实体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从而必然造成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矛盾冲突、力量强弱、分布格局、发展趋势，将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政局变化的主要动因。因此，应当把这方面的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这种研究，应当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新构想结合起来考虑。新构想的主要内容有三点：（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贫穷，不仅指国家整体，更是指大多数具体的人。（2）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3）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了，社会主义就失败了。这一新构想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政策之一。　　

可以判断，未来中国社会的大多数经济利益集团的绝大多数人，将居于既非豪富又非贫穷的中间状态，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富有的劳动者阶级。这个建立在现代商品经济和个人产权社会化基础上的中产阶级，将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力量。从更长远的观点看，能把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推到更高阶段上去的，也将主要依靠这股社会力量。　　

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稳定地、持久地拥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中间等级或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拥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时期的决定性因素。相反，当一个社会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归少数人支配或享用，大多数人却居于贫穷与无奈境地的时候，这个社会不爆发革命，也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因此，实现邓小平同志的新构想，造成一个日益壮大的富有的劳动者阶级，或者说形成一个现代中产阶级，这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保证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根本所在。    这就涉及到无产阶级性质变为现代中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无产阶级为什么闹革命？还不是要根本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使自己不再无产下去？因此，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必然会发生质变。事实上，就总体说，它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实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原来那种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而是“翻身作了主人”。但就大多数人的实际素质和经济地位看 ，除国家代表他们统管的财产外，并没有根本摆脱贫困的、“无产”的地位。现在人们强烈要求改革开放，寻求致富之路，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无产阶级不再“无产”，就要有产。一有产，也就不再称无产阶级了。有产，有什么产？有产到什么程度？怎么有产？这些问题，正是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产权股份化等一系列举措的实质。遵循的途径，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中产”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逐步中产化。这是无产阶级质变的内在要求，质的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产是相对资产和无产而言的，没有资产与无产，也就无所谓中产。因此，伴随这一 趋势，国内的和国际的资产阶级会有适当的发展，一部分劳动能力差，文化技术素质差及好逸恶劳者将继续以贫穷、落后、“无产”的形式存在。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伴生现象的存在，才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形成更具生命力和优越性的现代中产阶级。　　

事实上，社会主义建立以后，只有让绝大多数人中产起来，才能满足现阶段人的普遍愿望，才能较好地体现社会公平，也才能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尽快地发展生产力。　　

中产化的最终结果是阶级的彻底消亡，即无法区分也没有必要再区分成各种不同的阶级。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加人民在经济上中产化，是阶级消亡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从有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中去的必由之路。“人人中产是共产”。　　

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产论》将会面世。下一个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质变过程可以基本完成。那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将转入中级阶段了吧？　　

注：本文于　1994年5月15日　写出，曾摘要刊登在　1994年11月9日　第42期（总第59期）《经济预测》报告版周刊上。　　

中  产  阶  级　　

 ——— 一个代表未来的阶级在崛起　　

　1988年11月20日　　　

任何留意于阶级变化的人都不难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勤奋劳动而合法致富的阶级正在迅速地崛起，并日益成为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然而，她至今习惯性地依附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仍旧只是向两极靠拢而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　　

这个阶级，就是现代中产阶级。（为节约文字，此后文中省略“现代”两字）　　

19世纪中叶，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与阶级分析法巧妙地结合起来，对当时社会各阶级状况及发展趋势作出了令人叹服的科学论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历史发展的结果表明，人类社会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证实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不过，资产阶级至今没有灭亡，而且似乎还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只是暂时现象。随着历史继续发展，资产阶级不可能逃脱最终灭亡的命运，正如无产阶级也必然要消亡一样。　　

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是怎样认识当时社会阶级状况的？对其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如何？　　

概括起来，他们对各阶级队伍的组成，大致是按“高山形”来认识的，并进一步推断：这座高山将越来越陡峭，底层日益增大增厚，致使矛盾激化，底层起来推翻顶层，然后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应该说，直到20世纪30~40年代，这种基本估计几乎仍不失其正确性。可是，前后经过近100年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阶级状况却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现象——在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各阶级队伍大体组合成了一种“腰鼓形”。虽然从总体上看，这个腰鼓的顶层可能仍比底层要小些，更象一只酒桶。但由于中产阶级队伍正在日益壮大，整个社会阶级发展的趋势显然在向腰鼓状态转变。假如这种趋势持续发展下去，可能还会向横放着的“橄榄形”转化。　　

中产阶级逐渐壮大的情景，在经济发展较好的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所反映。不过，因为“资产阶级被铲除了”,中产阶级又大都从无产阶级中刚生长出来，界限比较模糊。　　

在中国，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的各个阶级基本上被改造得只剩下高山的底层了。说得难听点，好象“棺材形”。改革开放10年后稍好一些，又几乎成了一种崎变的“葫芦形”。因此，仅凭我国的现状很难对世界各阶级状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好在改革开放后，世界阶级变动大潮流所发出的声响，中国必竟还是感应到了。　　

为什么各阶级之间会在近几十年内出现由“高山形”向“腰鼓形”转化的呢？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可称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纪。期间，社会主义象一股狂飚席卷全球，并先后在一些政治长期腐败，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建立了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它不仅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本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且对资本主义各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资产阶级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和自身政治经济危机的重重忧虑，从二次大战末期起，纷纷采纳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本国无产阶级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政策的结果：　　

一、扩大就业面，并使劳苦大众的生活福利待遇普遍得到了改善，国内各阶级矛盾转向缓和，从而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力发展，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提高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抗衡的能力。　　

二、为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需要，一大批无产者及其子女开始接受原来只有中等以上家庭才能接受到的高等教育。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美国25岁以上人口有大学以上文化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31-9%，加拿大则达到37-4%。这种趋势还在加速发展。高文化素质为无产阶级也能创造发明、发财致富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三、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使精细复杂产品普及化，多样化；社会分工和管理更加细致深入，层次网络更加严密广泛，从而扶植起形形色色千千万万家中小企业。美国的小企业70年代后发展速度比50年代快了6倍以上，到80年代初已达1400万家，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四、资本的股份化，使广大人民都成了持股人，从而不仅为部分价值转移到各人手中提供了可能性，也使各阶级成员随时抛入其他阶级队伍提供了可能性。但因为持股人数众多，就股票赢利的平均值看，获得好处的对象也相应增多。　　

如此等等。让步政策及其他一些因素所产生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让相当大一部分无产者步入了中产阶级队伍。而中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则意味着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萎缩。据赵景伦同志《美国文化初探》中提到，美国的极左极右势力很难得逞，“这个现象跟美国社会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相联系着的”　　

从社会主义社会来看，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虽说不够明显，但这支队伍必将日益发展的趋势也是清晰可见的。　　

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了达到“彻底消灭一切阶级”的理想目标，必然要把社会上其他各个阶级都改造成无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然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不仅急于达到这个目标是错误的，而且把其他阶级都变成无产阶级本身更是错误的。无产阶级自己都在渴望摆脱无产者的地位，又怎能忍心把其他阶级（包括非剥削阶级）都彻底“无产”起来？贫困与无产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名义上的“社会主人”回避不了实际上的贫困问题。既要富裕又不许有产，上帝也解决不了这个矛盾。　　

再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难道除了帮助人们摆脱剥削桎梏，竟是迫使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都变成无产者？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把几亿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分子的一种尝试，“文革”所导演的极其凄惨的一幕，也许不失为一份出色的答卷。　　

  二、眼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逼迫和推动下，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两种抉择：（1）在绝不允许剥削的条件下，使整个无产阶级，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承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剥削，并让社会上勤奋好学、才华横溢、较快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知识、更能吃苦耐劳、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尽快富裕起来。　　

谁都知道，亿万生灵是千差万别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化，消灭剥削，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也只能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原则，无法避免穷富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不可能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富裕。而况，社会主义各国还都处在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阶段。因此，第一种选择显然只是美好的愿望，实际此路不通。硬要通行，必然更难提高人的素质，严重阻碍商品经济发展，进一步导致普遍贫穷。　　

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旗帜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并开始发展私人经济。在苏联，88年己有约4-5万家私人企业。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私人经济更是蓬勃发展。在中国，各地早已涌现一批“万元户”、“百万元户”，“共产党员能不能当亿万富翁”的问题正在请人回答。越南很封闭，据说私人自行车零件商店也露了脸。　　

实践表明，无产阶级掌权后，大多数人一方面想挣脱无产者的经济地位，不甘心继续无产下去，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反对一切剥削行为。因此，向中产阶级转变，就成了无产阶级唯一的、最佳的、必然的出路。中国国际关系学院　姜洪副　教授指出：“要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一定要发肓起这样一个主体，它活跃在微观层次，无需任何强加，在他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本身就代表了长远利益。在中国现时的条件下，是否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中产阶级。只有这一阶级的诞生，才是消除通货膨胀的真正希望所在。”　　

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到一点，就是应当大力培育现代中产阶级力量。这不仅是中国现实的迫切要求，更是整个时代的深情呼唤！　　

  三、形式上消灭了资产阶级，不等于实质上消灭资产阶级。由于商品经济非常落后，人员文化技术素质很是差劲，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客观上必然担当起“总资本家”的职能。原来归大大小小资本家及其他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现在全部归这个“总资本家”支配。革命过火的，甚至把完全不是通过剥削挣得的私人资财也全部收归给它支配。并且，还通过这个万能的“总资本家”来组织管理整个社会的各种生产、交换和分配活动。所以，列宁曾把无产阶级国家称作“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马、恩也曾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虽然“赋予国家以暂时的革命的形式，”但“国家至多只是无产阶级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弊病表明：只要无产阶级国家仍然充当“总资本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总祸根。无产阶级现在既小心地捧着这个祸根，又惧怕乃至忿恨这个祸根。面对庞然大物，居于两难境地。他们已经意识到，无论政治怎么开明，法制如何完备，祸根不去，祸害不止。然而，无产阶级国家要是不再充任“总资本家”，或者当一个相对小一点的“总资本家”，势必就要分产。一分产，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滋长起来。作为理智的无产阶级，自然倾向于更多地发展中产阶级力量，而尽可能限制资产阶级的发展。　　

  四、辩证法无情地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实是一对孪生的冤家，是对立面的统一体。两者既相互制约，相互斗争，又互相依存，同生共死，一起推动社会商品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一方彻底消灭了另一方，自身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一方过于贫穷或弱小，另一方过于富裕或强大，也不利于自身及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并会继续证明下去。资产阶级作为推动商品经济极大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力量，只要尚未丧失推动的机能，彻底摈弃这股力量肯定不利于社会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因此，无产阶级在使自己向中产阶级转化，中产阶级也要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让资产阶级获得一定限度的生长，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应当是红色的，黑色的，还是白色的，那就全凭政治思想的正确引导了。　　

问题在于，怎样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贫困阶级？由哪种社会力量来结束阶级社会？结论很清楚，只有通过现代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并且使整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逐渐融合到中产阶级队伍中去，才能最终地消灭一切阶级，使人类社会出现一次大飞跃，跨上更高的阶段，进入无阶级社会。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主要由无产阶级演变而成的现代中产阶级正在成为“既有钱又有教育”的阶级。历史将沿着马克思预言的方向谱写出又一曲壮丽的凯歌！　　

综上所述，现代中产阶级作为未来社会最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必定会有飞速的发展，必定会取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居于支配地位，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定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党人的存在，以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为基础，21世纪完全可能成为现代中产阶级的世纪，成为知识劳动者阶级全面胜利的世纪！　　

注：本文曾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1989年3月国家专项杂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内刊第2期）。这次汇编时因最后一部分内容不够成熟、容易产生误解已删除，结尾部分重新作了修改。  　2009年2月21日　　　

另附: 　　

 2008年来刊登在《参考消息》上的关于“新中产阶级”的部分文章摘要——　　

一、　2008年3月15日　转载的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3-4月号文章：世界能负担得起中产阶级消费吗？（作者  莫伊塞斯 纳伊姆） 《参考消息》的标题为：新中产阶级将在全球崛起   　　

文章说：“贫困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世界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12年后，地球上的总人口会增加约10亿，但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幅却会高达18亿。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霍米 哈拉斯预测说，到2020年，全球中产阶级群体人数将从目前占据全球总人口的30%惊人地上升到52%之多。而且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迅速脱离贫困线的贫困国家，中产阶级群体将几乎扩大一倍。　　

这显然是好消息，但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将不得不努力适应前所未有的压力。新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已经在产生影响了。”　　

    二、 　2008年12月4日　转载香港〈南华早报〉　12月3日　文章：中国工人阶级跻身中产阶层的长征（记者  比尔 萨瓦达夫）　　

   “在中国，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各不相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按职业划分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约占总人口的20%。　　

据调查，中国中产阶层人口占总人口的11.5%，但纳税额占全部纳税额的13。”　　

三、　2009年5月7日　转载法国〈外交世界〉月刊5月号文章：对于中国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第一（作者 法国社会学家让—路易-罗卡）〈参考消息〉的标题：“小康”阶层在中国崛起　　

“所有人似乎都希望中国中产阶级崛起。西方媒体如此希望，因为中产阶级将成为公民社会、民主以及新市场的助产士；中国人如此希望，因为他们希望成为其中一员，这将是现代化与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保证；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记者们如此希望，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政治意识增强”的因素；政府如此希望，因为对它而言中产阶级是稳定的同义词，也是高水平、明事理、精明消费的劳动力的代名词。　　

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居住在城里，生活水平达到小康，享受到消费社会的好处；有房子住，有饱饭吃（社会主义中国大部分城里人都是如此），同时拥有自己的公寓和汽车，可以下馆子、外出度假等等。　　

这些人有多少？根据衡量标准的不同，估计数字也大相径庭。如果只看工资再加非正式收入（现金奖、回扣、灰色收入）那么人数在3亿至3.5亿人之间。这些人里有工资不高的公务员（他们生活朴素，但通常银行帐户里钱不少）小企业主与富有的商人（文化程度不高，非常依赖地方当局），脱贫致富的农民和民工（被城里人看不起），还有教授、医生、大型企业职员、工程师等。如果抬高衡量标准，例如加上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或者“政治倾向”等，统计数字就会减少，不会超过几千万人。　　

在“小康”阶层崛起的同时，出现一种言论认为他们是承担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理想的主要社会团体。“小康”阶层的成功被认为是依靠才华、工作、教育以及一贯的上进心。他们是高附加值商品挑剔却理性的消费者。他们被号召组成内需的基石——从今往后要靠内需来拉动中国增长。他们带有现代化印记，行为举止有教养。另外，对社会地位正在提升的大众阶层来说，充当着“筛子”的角色。　　

成功依靠自身努力。从表面上看，中产阶级非常符合这种形象。它对经济、对社会自有道德观念。与暴发户不同，中产阶级不会靠走后门或者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成功，他们只是一些收入透明、诚实劳动挣工资的人。在他们看来，财富是靠不住的，因为人们无法仅仅通过自身能力来获得财富。他们对穷人和农民工的看法有细微差别。“小康”们认为国家应当关心这些人。与他们一样靠劳动谋生、同为富裕阶层受害者的民工值得全社会的重视与关心。至于对穷人的看法，有些人主张首先区分两种穷人：一种是应当引起关注的真正的穷人（老人、残疾人等）；另一种人则不愿为了摆脱贫困而努力，因此不值得公众同情。　　

其次，民工应当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是能够扩大中产阶级队伍的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城里人已经达到了这个门槛，现在要逐步纳入这些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但是有个前提：这部分人同意按照“文明”的规章办事，愿意为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有礼貌、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既能劳动也能消费——付出必要的努力。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他们应当表现出融入中产阶层的意愿与能力。新阶层融入“小康”圈子的问题具有非常政治化的一面。与中产阶级所说的相反，他们其实享有特权。由于独享成功的两大基本源泉——高等教育与关系网，他们才获得了这一新身份。如果这种专利随着民工的到来而消失，情况将会怎样？------”　　

罪 犯 的 泉 源　　

------论流氓无产阶级　　

  　1992年8月10日　 　　

盗窃、赌博、贿赂、贩毒、淫乱、以权谋私、篡党夺权、卖国求荣，这类犯罪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普遍存在，经常发生。为什么罪恶的东西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使社会的一部分人始终迷恋不舍？人们原以为罪犯仅是私有制的伴生物,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仍旧屡见不鲜？罪犯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根源究竟在哪里？看来都值得好好研究。这里，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解剖刀---阶级分析法，从流氓无产阶级的角度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以更好地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神。　　

（一）　　

什么叫流氓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的说法，“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流氓无产阶级是“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组成的。“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有，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游民。”在其他文章中，马克思也多次提到过流氓无产阶级，指出：“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凡是在两个雇主阶级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们雇用的工人之间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共产党宣言》中也曾专门强调过这个问题：“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断，是我们认识流氓无产阶级的有力武器。在旧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三重剥削和压迫，封建经济逐渐崩溃，商品经济畸形发展，一方面迫使大批贫困的农民、工人更加贫困，另一方面也导致小土地者、小私营业主、为封建皇朝服务的遗老遗少以及各种军阀走卒，纷纷沦落成为无产者，从而使流氓无产阶级队伍在旧中国大地上空前地膨胀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阀能混战数十年，蒋介石政权能维持那么久，除了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支持，相当程度上也是靠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支撑。在黑暗社会，流氓无产阶级中除少数人参加革命外，主要都卖身投靠在军阀和土豪劣绅门下，他们不是充当买办走狗，便是充当密探打手，成为反动统治赖以生存的一种社会基础。电视剧《火种》中描写的柳文盛、邱德奎，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流氓无产阶级的两个典型人物。柳文盛在做生意中学会了欺诈和盘剥，不久沦为洋奴买办，转化成骑在工友头上的剥削者。邱德奎从政，依附于大流氓蒋介石，凶残奸刁，无恶不作，蜕变成“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中的刽子手。　　

总之，流氓无产阶级既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产物，又是旧社会能够万恶下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阶级基础。　　

（二）　　

新中国建立后，流氓无产阶级失去了昔日的主要靠山，在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威力下，原来的流氓无产阶级象各种剥削阶级一样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除一些最大恶极者被镇压外，大多数人接受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教育挽救，逐渐改变思想和恶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然而，十年内乱为流氓无产阶级死灰复燃，恶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作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四人帮”，可以说是集政治流氓和文化流氓之大成者，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总代表（顺带指出，根据言论和行动，把他们说成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够妥当。这些人缺乏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起码的资格）。林彪、“四人帮”凭籍党和人民赋予的一定权力，施展了流氓史上曾经施展过的各种卑鄙伎俩，他们随意接过革命口号，却用这些口号作掩护肆意残害革命志士；明里以共产党领导的面貌出现，暗中组织流氓队伍，妄图依靠流氓无产阶级的力量，一口吞下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个江山。对此，一部《历史在这里沉思》，确实让人沉思再三！　　

“文革”期间大量的惊心动魄的政治迫害事件证明，流氓需要动乱，动乱产生流氓。社会大动乱是流氓无产阶级生存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流氓“英雄”大显身手的最佳时机。但是，无论流氓无产阶级多么猖狂，多么得势，历史终究会给予严厉的惩罚，林彪、“四人帮”的覆灭即是佐证。马克思说得好：流氓无产阶级“虽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鄙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可耻的命运。　　

经过拨乱反正，由林彪、“四人帮”精心培植的政治流氓队伍倾刻瓦解。不过，这批人还在，他们所产生的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还在，“文盲加流氓”的社会效应不可能短时间内消失干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惯于窥测风向并善于披上时髦新装的流氓无产阶级，很快就适应了新时期的新环境，并开始导演出一场具有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内外勾结、腐化堕落等新特点的无耻闹剧。这方面事例，近年报刊中俯拾即是。1990年7月张国同志撰写的《步履艰难的中国》一书，也许可以作为它的简明事典。　　

改革开放中大量的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证明：我国尚处于社会化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小农经济还大量存在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流氓无产阶级仍能一批又一批地繁殖出来，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　　

必须指出，流氓无产阶级人数不多，隐身有术，社会活动的能量较大。况且，这个阶级一向具有变色龙的特异功能，危害尤烈。鉴于今日中国的政权、军权、财权、物权主要集中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手里，流氓无产阶级便往往凭藉“无产阶级”的身份和各种特有的“才能”，千方百计钻入党内，窃取权力，牟取个人名誉、地位、金钱等种种私利。实践证明：共产党内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是危害党、危害社会主义的大敌，是造成党风不正、民风不正的罪魁祸首，也是破坏改革开放，破坏经济建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股重要势力。　　

看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忽视同无产阶级内部的流氓无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是导致我国革命和建设一再蒙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导致今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四分五裂，社会动乱禁而不止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应予高度重视。　　

（三）　　

我们要与流氓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便不能不研究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流氓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基本特征。　　

从经济上看，无论新旧社会，流氓无产阶级表面上都是普通的穷人，与一般无产者同样地无产，甚至比一般工人更加一无所有。实质上，流氓无产阶级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所孵化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既一无所有又好逸恶劳的特殊的剥削阶级。因为一无所有，属于无产阶级范畴；因为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追求过寄生生活，并且确实不靠本人劳动报酬而活命，又应归属于剥削阶级一类。流氓无产阶级既赤手空拳又肆意挥霍，必然要靠歪门邪道觅取钱财。由于向一般无产者和农民乞取有限，他们主要麋集到有权势的剥削阶级周围，通过为剥削阶级卖命来苟延残喘。　　

进入社会主义后，原来的剥削阶级失去了剥削的资本，流氓无产阶级继续依附他们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流氓无产阶级除了偷盗抢劫、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走私贩毒等明显的违法犯罪活动外，主要已不再以游民、地痞、打手等面貌出现，而是借“充分劳动就业”的机会，混进了企事业单位里，混进了党政机关中。他们的经济来源也不再采用替剥削阶级玩命和四处求乞、强抢恶讨等方式，更多的是在“共同富裕”和“按劳分配”的名义领取工资和奖金。不过，他们表面上八小时上班，实际上七小时怠工，经常在劳动岗位上开展“偷懒的竞争”（马克思语）。一旦到了加工资发奖金的关键时刻，一个个又如饿狼，似虎豹，劲头之大足以将别人的劳动成果蚕食干净。他们不学无术，非要爭个“相应职称”；一无奉献，什么都得沾上一份。倘若抓到一丁点权力，“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便成了他们的座右铭。于是，凭三分人情搞官倒，靠七分权利做交易，没有资本照样获取超额利润。　　

这一切表明：流氓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了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当然，不管怎么变，企图不付出必要的社会劳动而达到不劳而获、少劳而获的可耻目的，则是流氓无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不可改变的本质特征。　　

                   （四）　　

流氓无产阶级惯于变化，标新立异，但实际上毫无主见。透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现象，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归根结底是步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后尘，走历史的老路，并必然实行专制独裁、黑暗腐败的法西斯统治。流氓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主要特征是：　　

1、变色性    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原则，只会跟着政治风向不停地旋转。今天喊“高举”，明天叫“打倒”；刚刚三呼“万岁”，转身大骂“万罪”。他们居心叵测，出尔反尔，简直像一颗颗“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周万匝无已时”的滑溜弹子。当需要“四项基本原则”做档箭牌和敲门砖时，他们常常比一般人举得更高，敲得更响。一旦乌云飘来，立即翻手覆雨，能够把社会主义描绘的漆黑一团。如同自然界的某些昆虫一样，政治流氓大都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政治气温和特定环境变换颜色。　　

2、虚伪性    流氓无产阶级不懂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深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若不披上马克思主义外套，混入党内窃取权力，往往一筹莫展。因此，尽管他们对“自由”、“平等”、“人道”、“人权”之类的辩证法几乎一窍不通，有时倒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很能迷惑一些人。实际上，在流氓无产阶级心中，什么民主啦、人权啦、统统不过是随意使唤的奴婢。一切法律都是任其践踏的破布，一切民主都是任其专横的工具。在他们眼里，只要拥有了实权，谬误可以变成真理，罪恶可以变成法律。因此，对他们来说“搞政治就是搞诈骗”，小流氓耍无赖，大流氓玩阴谋，可谓司空见惯。　　

3、贪做官、做贪官    流氓无产阶级要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填饱私囊，往往比一般剥削阶级的贪婪更贪婪。他们认为：中国历来是“有权就有一切”，“官场左右市场”，“做官可发财，发财能做官”。在社会主义现阶段，这种状况短时期内还不可能根除，因此流氓无产阶级利用这类顽疾，总是先贪做官，后做贪官。　　

4、施虐----受虐性（或者叫野蛮性与奴才性的有机结合）　　

流氓无产阶级渴望占有一切，支配一切，又心甘情愿地做权力的奴隶，受更有权力者的支配。按《逃避自由》作者弗罗姆的说法：“看到权威情不自禁的谄媚，看到无权者不由自主地逞强”的“施虐----受虐狂品质”，是希特勒、戈培尔式政治流氓的典型品质。对流氓无产阶级来说，革命是工具，人命是玩具；强者面前当羊羔，弱者面前充豺狼；见到上司点头哈腰恰是叭儿狗，遇见下属横眉竖目活似鬼阎王；有权时一副蛮横嘴脸，失势后到处摇尾乞怜……，可以说，兽性和奴性在流氓无产阶级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5、腐朽性    流氓无产阶级作为“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注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破坏力量。准确地说，一般的剥削阶级起初还属于先进生产力的标志，垂死前也总想维护既得的财产。流氓无产阶级却从来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也没有任何值得维护的资本，“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晚不妨睡大街”。他们像一堆蝗虫，飞到哪里哪里一片荒芜；象一批蛀虫，钻进哪里哪里一堆废墟。因此，如果说剥削阶级会因富得淌油而糜烂，流氓无产阶级则因穷得潦倒而腐朽。这里，富得过度和穷得过分奇迹般地殊途同归，最终是一样地没落。　　

              （五）　　

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日趋繁荣的今天，有一种现象令人迷惑不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靠了什么力量还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蔓延？现代西方文明中丑恶的一面靠了什么力量可以在社会主义中国恶性膨胀？是资产阶级吗？据说，这个阶级已经在中国消灭了，即使存在，也很弱小，成不了那么大气候。是工人阶级吗？革命的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阶级，正在大公无私地公开地清算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是农民阶级吗？小农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化得太慢，原始粗野的文化和封建落后的文化在他们当中还有一定市场，但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在共产党教育下，正向工人阶级靠拢，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新农民。结论：唯有流氓无产阶级才既是中国古代糟粕文化的主要继承人，又是现代西方腐朽思想的主要吸纳者。　　

由于流氓无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低下和不稳定，他们的灵魂也往往处于贫困和骚乱不定的境地。流氓无产阶级没有自成一体的哲学理论，但几千年间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已深深植根于社会的深层次中，最容易被“跟着感觉走”的流氓无产阶级所接受，使一些支离破碎的陈腐的哲学观念顽固地盘踞在他们心灵的深处。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火不烧山山不肥，人不害人人不贵”；“不能流芳传百世，也要遗臭留万年”，如此等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现代剥削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剥削阶级已越愈披上迷人的外衣,趋向表面的华丽和“高尚”化，流氓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则显得更加粗野，更加赤裸，更加下流无耻，更加醉生梦死。　　

必须清醒地看到，流氓无产阶级文化虽然是一种唯我主义的不堪一驳的罪恶的文化，但中国的现实清楚地表明：这种文化还在疯狂的蔓延，罪恶的意识一旦抓住千百万人的灵魂，还能形成一股及其可怕的社会势力。如果任凭这股势力肆虐，仍足以毁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此，作为代表人类进步势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进步人士，决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六）　　

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反过来说，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腐朽没落的阶级。今天，我们真想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力，就不能唯经济而经济，而应着重考虑怎样增强经济实力。我认为，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的精神，坚决依靠和发展现代知识劳动者阶级，坚决打击流氓无产阶级和一切非法剥削行为，不仅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一种解放，一种促进。舍此，增强综合国力就可能落空，增强了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看来，这里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直接动力，而不是阻力，不是破坏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观点没有过时。当然，动力与阻力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是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我们应正确地全面地认识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每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既积极审慎地发挥民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巨大历史作用，又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剥削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地进行下去。　　

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在社会化商品生产力尚未充分涌流的条件下，流氓无产阶级和各种剥削行为还会不断滋生，长期存在。只要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剥削的关系还能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还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潜能，它就必然会存在。只要懒惰成性、挥霍无度的流氓无产阶级还在继续繁殖后代，勤劳的人们便不可能与之“共同富裕”，代代相伴。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必须正视，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　　

马克思一贯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尽快发展生产力，包括发展人本身，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消灭无产阶级自己。他指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养，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社会主义的建立，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变成“既有钱又有教养”的知识劳动者阶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而整个工人阶级也只有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使自己发展成为知识劳动者阶级（或现代中产阶级），才能达到彻底消灭一切阶级的目标，包括从根本上挖去罪犯的泉源----流氓无产阶级。否则，罪犯的泉眼里将不断地流出又臭又脏的东西。　　

注:本文曾简要刊登在　1992年11月12日　《经济学消息》周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