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恶的社会导向

人 性 善 恶 的 社 会 导 向　　

李文斌　　

自從地球上出現了人類，尤其是人類有了語言和文字，人類的思想意識就得以用聲音和符號記錄下來並傳播、發展。中華民族是創立並長期保留、發展方塊字的民族。從傳說的蒼颉造字至今，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造字运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不过，单字作为组词的零件，当其有足够库存的时候，造字的速度就会慢下来。而词，作为由字组成又代表某种概念的符号，却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会和科技发展得越快，新词出现得就越多。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谈谈“善”、“恶”这两个字。　　

善：会意字，从言，从羊。其主要含义为吉祥、美好、以德待人、善良和顺等。恶：形声字，从心，亚声。其本意为过失。引申的含义为罪恶、伤害、损害、庸俗、丑陋、坏、凶暴、污秽肮脏、令人难堪、歹毒等。　　

善与恶是人类社会使用最长久最普遍的两个概念。是衡量人与事好与坏、褒与贬的两个形容词。同时，它们也与人类社会深奥的哲学命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人性的善与恶。对此，西方和中国的哲人、圣人在有记载的几千年漫长岁月里，逐渐形成了各种系统的理论；不同时代的人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穷极与探讨。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规范世界、治理国家、管理组织以及人类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没弄明白，上述问题也必然是糊涂的、盲目的。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善与恶都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概念。这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具有高级的思维功能，因而才形成一些抽象的概念。若是其他生物世界，是根本无所谓善恶的。　　

要评判人性的善与恶，先要认识人性。人性也就是人的天性。古今中外大量的研究表明，人性包含原欲和原恶（原罪）两大部分。人性的原欲包括食欲、性欲、知欲。这是人类的最基本的自然属性。食欲是为了生存，性欲是为了繁衍，知欲是为了发展。要维持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三个原欲缺一不可。当然，人类除了原欲之外，并非没有其他欲望，或者说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或人类动机理论）就认为：人类有5个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包括了食欲和性欲等）,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中有些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后天才有的，属于人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故不属于原欲。人的原恶包括：任性、懒惰、嫉妒。任性，或者说随心所欲，是对一切行为规范的否定、无视和违背。要么是由无知导致，要么是明知故犯。其结果都归属于恶。懒惰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否定、不理解、不承认和违背；是对人类生活体验的拒绝。懒惰是一切恶行（贪污、盗窃、抢劫等）最深的祸根。嫉妒是缺少对永恒、终极、自由精神的追求。是在偶然性得失中产生的潜在的绝望心理。很易转化为对他人的恶意恶行（打击、报复、排斥、攻击、仇恨等）。与原欲一样，人类的原恶也是与生俱来的，属于自然属性。它们也可在后天的习练中派生出其他的恶性来。　　

原欲和原恶既然是天生的，就是不可改变的。任何人（不论是领袖还是平民；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有知识还是少知识）声称自己已经改变或者消灭了原欲、原恶都是欺人之谈。人类要根除原欲和原恶，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　　

原欲本身不具有恶的属性，相反它是人类获得生命意义的支柱，是衡量善的坐标，是人类前进的原动力。但是，如果原欲得不到满足，或者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由于私心过重而提出许多贪得无厌的目标，或者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不正当手段，那么这些行为就会导致恶的结果。　　

生物（不光指人类）的自私，人类的自私与基因的自私是一脉相承的。其基础就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所以，自私本身并不是恶。但自私也不能成为善。不妨说，自私有可能产生恶，是恶潜在的温床。　　

要想从总体上评价人性的善恶，在了解了人性之后，还可以人为地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生物性。可追朔到20亿年前，生命刚诞生的时候。其基本的属性是物竟天择你死我活的自然竞争，因而偏于恶。第二层——社会性。可追朔到5亿年前，人类社会性刚出现。由于人的生存对相互依存的需要，迫使人们不得不追求善，故此时人性呈现善恶交错局面。第三层——理智性。可追朔到200万年前，人类有了社会意识，有了抑恶扬善的愿望，产生了道德规范。这个层面的人性偏于善。研究表明，愈出现早的特性，其惰性即不可改变性愈强；其强度与其出现至今的时间呈正相关。经过一番复杂的推理和换算，最后的结论是：人性的90％偏向恶；10％偏向善。在对人性的评判上，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的结论更符合实际，而中国古代圣人的结论如“人之初，性本善”不符合实际。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始终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原因即在于此。形成了司空见惯的“讲假话还要理直气壮”的可悲局面。　　

生物层面的恶即是人类的原恶。任何人都有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思想倾向。只要没有外部压力，这种潜意识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由潜意识变成恶意识、恶行为。　　

社会层面对人性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类要生存就要合作、沟通、互助，从而表现出善的一面；另方面，由于没有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人类的原恶会不时表现出来。故从整体上呈现善恶参半的状态。　　

人类社会具有了社会意识，人的行为具有了理性之后，才真正出现了对恶的扼制力量。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恶虽然是人的本能，但它直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害，不进行压制是不行的。于是，社会逐渐形成了对人性原恶的压力场。在人类社会中，人性的原恶完全不受压制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精神病患者，二是极端的独裁者。故由此推论：人治制度远不如法治制度可靠；专制社会远不如民主社会安全。因为大人物的恶如果不能有效遏止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将百倍、千倍、万倍于为恶的普通平民百姓。在原恶占主导地位的人类社会中，片面地宣传“克己”、“礼让”、“清心寡欲”、“上智下愚”等愚民哲学，其结果只能是使毁弃文明的恶人永远当道，信奉爱人之道的善人万劫不复。中国古代圣人心地尚高，可惜由他们炮制的理论却成了历代恶人为非作歹的遮羞布！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人类社会的理性层面，人类内心的负疚感、羞耻感、罪恶感逐渐化为对人类原恶约束、控制的理性思考。这些理性思考又逐渐完善化、全面化、深入化、系统化，便形成人类社会的道德约束、宗教约束、法律约束、知识约束、科技约束等。这些约束就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可以说，文化把人类的原恶包装起来，使其不那么赤裸地暴露。　　

既然人类社会的理性层面是抑恶扬善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强化这种理性层面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呢？无疑要靠整个社会的力量，也即全人类的力量。然而，在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存在的当今世界上，动员全人类力量的主导者仍然是政党和政府。政党和政府的职责是一方面建立并贯彻对恶的强制力，一方面对国民进行教化以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如果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不能从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上以及各种约束机制上采取正确有效措施，不是千方百计地抑恶扬善，破私立公；引导原欲，压制原恶，那么人们的原恶就会被激发，被纵容，被强化，被扩大；就会象出笼的猛虎，决堤的洪水，肆无忌惮，咆啸肆虐，恶性膨胀，不可收拾。　　

综观当代中国，人们的私欲从来没有如此泛滥成灾；人们对物质金钱的欲望从来没有如此疯狂和贪婪；人们达到个人欲望的手段从来没有如此恶劣、如此歹毒、如此无耻、如此凶残。富起来的还要“不管白猫黑猫”地更富，以至去官商勾结，行贿受贿，走私偷税，践踏资源，破坏环境，不要安全，剥削员工，洗钱外逃，恃强凌弱；穷了的也要“不管白猫黑猫”地挣钱，以至去吸毒贩毒，卖淫作娼，偷盗抢劫，绑架勒索，假冒伪劣，拐卖人口，坑蒙欺诈，欺行霸市，爆炸纵火。以至于整个国家浮躁甚嚣尘上，腐败积重难返，千夫所指，民怨沸腾，社会动荡。难道不应该从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治国理论的构建，政策措施的制定，政府官员的任用，政府机构的形象，政府工作的效率，分配制度的公平，政治改革的力度深度，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吗？

             2006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