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维稳，走出两难困局

科学维稳，走出两难困局　　

梁 新　　

在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稳定，就不可能为改革和发展提供社会保障，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维稳”问题无论是对于基层政权组织也好对于高层也好，都是一个不好解决的两难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本身就是个矛盾高发期，再加上腐败问题，官员的执政水平问题，还有其它种种问题，会使上访的情况增多，或者会酿成群体性事件。在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这些矛盾和事件一旦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就会酿成危害大局的不稳定局面。　　

但是，如果不能够用正确的维稳观来维稳，往往会被一些无良官员利用来压制民主，使产生更多的足可被敌对势力利用的民怨，造成更加不稳定。前些年，在某单位，某领导由于腐败等问题，经常受到举报，结果他居然利用上级关于维稳工作的指示来吓唬本单位的员工，说不能越级向上反映情况，否则就是破坏稳定，非常可笑。而更可怕的是，这种情况一旦习惯成自然，就会在部门或者单位形成“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形成可以欺上压下的“小朝廷”。　　

因此，只有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维稳工作，才能让稳定的局面可持续。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在下列问题上，树立一些正确的理念，改变一些不当的做法。应该是积极的维稳，而不是消极的维稳；应该是动态的维稳，而不是静态的维稳；应该是主动的维稳，而不是被动的维稳；应该采用疏导型的维稳，而不是采用堵塞型的维稳，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可持续的稳定。　　

所谓积极的维稳，是将改革发展稳定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尽量协调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全体人民共享。”无论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民生问题不仅仅是注意一些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事情，更是应该从关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大事情着眼。如果我们的发展只是为了少数人或者只能让少数人得益，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消极的维稳，就是只希望不出事,或者出了事规模不那么大，规模大了上级不知道，有不同意见和异议尽量压制，有问题和矛盾尽量掩盖。在这些人心目中，所谓稳定就是不让上级知道自己所管辖的地区、部门单位的存在问题。“跨省追捕”就是这种维稳观在某些领导法纪观念薄弱甚至是无视法纪的情况下的产物。　　

所谓动态维稳，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察、分析、处理事物，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以及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的进程，直面矛盾而不回避矛盾，使社会矛盾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动态维稳者认为，无论在何种社会状态中，也无论社会进步到了何种程度，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有大小和激烈的程度区别而已。他们透过出现问题的现象看本质，找到矛盾的实质，不断加以解决，而矛盾的解决过程也就是工作不断取得进步的过程。比如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中发现忽略群众利益问题，执法不公问题等等，然后加以改进。　　

所谓静态的维稳，就是缺乏解决问题的总体考虑、长远眼光和能力，掩盖矛盾，常常幻想毕其功于一役。静态维稳者以孤立、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缺乏对矛盾的正确判断、把握和处理能力。矛盾没有暴露之前，他们完全不了解。一旦解决了某些矛盾以后，就以为从此万事大吉，对矛盾的反复或者新矛盾的出现缺乏足够的预见性。　　

所谓主动的维稳，就是统观全局，主动发现不稳定因素，并且加以妥善解决，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主动的维稳就是执政者从自身找问题：一是从小问题上发现大问题；二是此问题上发现彼问题；三是从其他地区、部门和单位的问题中检查对照，发现本地区、部门单位的问题；四是从理论学习和上级领导的指示中主动发现和挖掘自身的存在问题。从而在矛盾尚未激化，尚未成为社会问题之前就给以解决。尤其是对上述问题综合考虑，在制定工作规划的时候就把一些问题和潜在的矛盾因素考虑在内，事前制定好应对的措施。　　

所谓被动的维稳，就是缺乏预见性和主动性，对社会问题和矛盾视而不见或者麻木不仁，平时不注意，到矛盾出现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任何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出现和激化都有一个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即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不能做到主动发现和及时解决问题，就会被社会问题拖着跑，工作非常被动。甚至会对工作造成干扰。　　

所谓疏导型维稳，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处理方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无论是正确的意见和合理的诉求，还是错误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诉求，一般都应该和只能疏导，不可能把别人的嘴巴堵上。通常比较成功的做法是，通过“下访”、对话等方式，让人讲话，主动满足合理的诉求，可以消除怨气，解决矛盾。最好的做法是主动“下访”，解决问题；起码也应该做到群众把问题反映上来了，就及时解决，不拖延，不推诿；即使暂时不能解决问题，也应该让群众有说理的地方、提出合理诉求的地方和申诉的地方甚至是发泄不满的正常渠道，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说理的地方或者出现政府工作人员不讲理的情况，那么社会出现乱象则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堵塞型的维稳，属于掩耳盗铃型和鸵鸟政策型的维稳，以为通过封锁消息和截访，切断人们和上级的联系，不让人们申诉的办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结果越闹越大，导致不可收拾。须知道即使在古代，某些官员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想完全掩盖一些事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采用堵塞型的维稳方法的官员，常常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越是怕丢乌纱，就越容易把乌纱弄丢。　　

上述的情况还是就本地区、部门、单位没有腐败现象的情况下而言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消除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本地区、部门、单位出现了腐败现象，出现不稳定现象则是绝对的。所以某个地方、部门、单位出现了不稳定的问题，要解决问题首先就应该从了解是否存在腐败问题入手。　　

其实，只要社会在发展，有各种矛盾存在，所谓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客观存在，在一般情况下，它处于潜伏状态，一旦各种内外条件契合起来，就会酿成动乱甚至全局性的大动乱。回顾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就有那么几个内部外部条件同时存在：一是国际形势的影响，比如当时刚刚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政局的动荡；二是我们的社会存在问题，比如当时就存在“官倒”等腐败问题，激起民怨；三是社会有不稳定因素，比如头一年刚刚发生席卷全国的“抢购风”，人心不稳定；四是敌对势力有意插手并且煽风点火。而现在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是西方插手或者操纵下的中东的骚乱以及由此发生的政权更迭；二是国内的腐败问题，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以及政府的公信力下降问题引起民众的不满；三是一些关乎民生的大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妥善解决；四是西方敌对势力比当年更加有组织有系统地运用各种手段支持和操纵我们国内的“极右势力”和其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高度给予重视和加以警惕的。　　

正所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在一群羊的附近有几条狼存在不完全是坏事，只要我们心中警钟长鸣，有狼在蹓跶反而可以增加危机感。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的稳定观，屏弃错误的稳定观，才能破解维稳方面的两难问题，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