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追问”出来了什么？

　 　

潘志新先生《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追问”出来了什么？　　

　 　

思 恩　　

　 　

我在“不是《<资本论>的偏见》，而是潘志新们的无知＋偏见！》”（载乌有之乡网  2010—1—12）的帖文中，对潘志新先生的《<资本论>的偏见》中十分低级的错误进行了反驳批判。潘志新先生2010年1月13日在《回答思恩的反驳》的帖子中，自我标榜他是“在发展中……真正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指责我“不明真相”，对他的反驳批判是“‘僵化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人的’假马克思主义”，“只能断送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地维护马克思主义”。　　

　 　

但是，潘志新先生对我批判他和晏智杰先生的6个十分低级的错误，在《回答思恩的反驳》中全部予以回避，没有甚至不敢做出“回答”，而是在搬出他的《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来进行搪塞的同时，又指责我对于他“在《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中的分析一字未提，所以说，他所谓对我的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结论的批评等于没有批判，用语录来吓唬人。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是不可能对一个立论的根据不进行追根求源、甚至视而不见的”！　　

　 　

在本帖中，我们就来考察分析一下“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潘志新先生《回答思恩的反驳》和《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　　

　 　

在考察分析之前，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潘志新先生在《<资本论>的偏见》中的6个十分低级的错误和我的反驳批判。　　

　 　

关于潘志新先生和晏智杰先生十分低级的错误　　

　 　

潘志新先生指责我不是“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在反驳批判《<资本论>的偏见》时，对他所持的论据不仅没有“进行追根求源”，而且“甚至视而不见”。但是，作为“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的潘志新先生，却对下述“小学生式的胡说！”（选3—635）“视而不见”，不敢“进行追根求源”，做出“回答”！　　

　 　

潘志新、晏智杰的歪理邪说：                      思恩的反驳批判：

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剩余价     1. 客观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发现“剩

值’”！                                 余价值”之后，创作了《资本论》！

　 　

马克思在自己创作的“《资本论》中发现‘剩余价值’”——难道这就是潘志新先生所说的“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进行追根求源”得出来的必然结果吗？！？！？！？！？！潘志新先生的悲哀就在于：他连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之后，创作了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这个先后次序都弄不清白，竟然敢写什么《<资本论>的偏见》！！！！！　　

　 　

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的       2. 客观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弄清楚“剩

剩余价值规律”！                     余价值规律”在前，创作《资本论》在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的剩余价值规律”——难道这就是潘志新先生所说的“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进行追根求源”得出来的必然结果吗？！？！？！？！？！潘志新先生的悲哀就在于：他连马克思研究清楚“剩余价值规律”在前，创作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在后这个先后次序都弄不清白，竟然敢写什么《<资本论>的偏见》！！！！！　　

　 　

3.“对于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之间矛盾，   3. 客观事实恰恰相反：先有“利润转化　　

马克思是通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方法       为平均利润”的事实存在，后有马克思

来解决”的。                               对这个事实的理论抽象！　　

　 　

“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之间矛盾”的问题，至少早在马克思出生（1818年）时就已经存在！“李嘉图［1772—1823年］已经发现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24—2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篇和第2篇中解决了这个矛盾。（见25—30～231）　　

　 　

关“于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篇第10章中说得很清楚明白：“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总价格，应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这些商品的总价格，只是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各个商品的价格的总和。”（25—196）　　

　 　

“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25—197～198）　　

　 　

潘志新先生可以不同意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概括，也可以有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创新理论概括，但是，不能信口雌黄“对于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之间矛盾，马克思是通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方法来解决”的！——马克思有能力使“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吗？！？！？！？！？！　　

　 　

4.“总利润和总生产价格是客观存在的可      4.“总利润和总生产价格”之说，把

以计算的量”。                            利润计算了两次！

　 　

最顽强的客观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的生产价格＝k＋p，即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25—185）因此，总生产价格中包含着总利润！所以，不能使用“总利润和总生产价格”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要把同一个“总利润”计算两次，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晏智杰教授对《资本论》……有很高的造诣”，竟然对《资本论》关于“商品的生产价格＝k＋p，即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的理论一窍不通！！！！！　　

　 　

那末，应该怎样说才符合事实正确呢？符合事实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利润和总”成本价格！　　

　 　

5.“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始终只是一个      5.“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之说，

理论的抽象，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把同一个剩余价值计算了两次！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最顽强的客观事实是：商品的“总价值”中包含着“总剩余价值”；商品的总价值＝“总剩余价值”＋总成本价值！所以，不能使用“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要把同一个“总剩余价值”计算两次，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晏智杰教授对《资本论》和劳动价值学说等有很高的造诣”，在“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的说法中，竟然“很高的造诣”出来了把同一个剩余价值计算两次的很低能的错误！　　

　 　

那末，应该怎样说才符合事实正确呢？符合事实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剩余价值和总”成本价值！　　

　 　

6.“因为总利润和总生产价格是客观存        6. 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

在的可以计算的量，但是，总剩余价值        因此，既然“利润……是客观存在的可

和总价值始终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在        以计算的量”，那末，“剩余价值”就不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无法计算的。”  “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在实际上是……

存在的，因而也是”有“法计算的”！

“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这是同一个量的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它们表示同一个量的不同的比率或关系。”（25—51）所以，“平均利润……的总和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25—194，着重号系引者加）　　

　 　

毫无疑问，既然“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是“同一个量的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那末，不言而喻，知道了“总利润”，就等于知道了“总剩余价值”，知道了“总利润和总生产价格［应该是总成本价格！］”，就等于知道了“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应该是总成本价值！］”；把“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搬出来，就能计算出总剩余价值率！怎么能够不负责任的胡说“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应该是总成本价值！］始终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无法计算的”呢？！？！？！？！？！难道这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导晏智杰教授对《资本论》和劳动价值学说等有很高的造诣”的表现吗？！　　

　 　

“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通过研究加以揭示的本质的东西。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的形式即利润，则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25—51）“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分析才能使剩余价值从利润中脱壳而出。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25—56～57）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破产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资本（资本家私有制）的辩护士，要千方百计掩盖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存在；“对《资本论》和劳动价值学说等有很高的造诣”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导晏智杰教授”，说什么“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始终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无法计算的”，则是紧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后尘，在否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弱智的潘志新先生把晏智杰先生“小学生式的胡说”当经典，在《<资本论>的偏见》中，引为证据！　　

　 　

7.“请思恩算一下：目前的‘走资派’剥     7.“总剩余价值”是在产业资本家那里

削的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计算一下”。       计算的，不是在“走资派”那里计算的！

　 　

一方面，潘志新先生这句话文理不通，措词混乱，另一方面，潘志新先生缺乏应有的起码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竟然没有弄清楚明白“总剩余价值”应该在何处计算！　　

　 　

潘志新先生自命为是一个具有“进行追根求源”的“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写了两篇文章（《<资本论>的偏见》、《回答思恩的反驳》），拉进来一个“对《资本论》和劳动价值学说等有很高的造诣”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导晏智杰教授”，不幸的是两个人至少有以上7个“小学生式的胡说”！不仅如此！上述7个“小学生式的胡说”，连我这个当今中国的“十等公民老百姓”都看得出来，“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潘志新先生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导晏智杰教授”的学术水平，实在低到了不能再低的水平！　　

　 　

在潘志新先生看来，“像思恩这样‘僵化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人的’假马克思主义只能断送马克思主义”；像他那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才是“在发展中……真正维护马克思主义”！　　

　 　

现在，就请潘志新先生从“在发展中……真正维护马克思主义”出发，证明上述7个“小学生式的胡说”，是“真正的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在发展中维护”的具体表现！　　

　 　

如果潘志新先生继续回避而不敢“回答”上述7个基础理论问题，那就意味着他已经被迫不得不在事实上默认：我关于他们的理论是“小学生式的胡说”完全正确！！！！！　　

　 　

关于潘志新先生的《回答思恩的反驳》　　

　 　

1. 潘志新先生在《回答思恩的反驳》的帖子中，愤愤不平地抱怨说：“我用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事实证明，用价值论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或局部解释交换现象，但不能说明全部商品交换现象，如效用价值、文化价值等现象，如拍卖赵本山的帽子、洋教练米卢的头发。思恩同样是只引用《资本论》第一卷第54页的话说：‘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这是解释‘所有’商品的交换现象吗？更不用说解释现在的效用价值、文化价值等现象了，因为文化价值不是仅仅决定于劳动，米卢的头发也不是劳动产品。”　　

　 　

在潘志新先生看来，既然“赵本山的帽子、洋教练米卢的头发”可以“拍卖”，那末，就存在着“文化价值”，因为“文化价值不是仅仅决定于劳动，米卢的头发也不是劳动产品”。　　

　 　

于是，潘志新先生下结论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坚持了劳动价值论的偏见。”　　

　 　

人世间没有价值、不是商品的很多东西，例如良心、灵魂、名誉、信仰、权力、官位、祖宗、婴幼儿、色情、法律、祖国、国家机密、圣徒的遗骨等等，都可以被人拿来出卖。——“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都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要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23—151～152）　　

　 　

按照潘志新先生关于“赵本山的帽子、洋教练米卢的头发”可以“拍卖”，是因为存在着文化价值的说法，那末，良心可以出卖，就是因为存在着良心价值，官位可以出卖，就是因为存在着官爵价值，祖国可以出卖，就是因为存在着卖国价值，祖宗可以出卖，就是因为存在着不肖子孙价值，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猎捕黒人贩卖到美洲做奴隶，就是因为存在着黒奴价值，如此等等。总而言之，在潘志新先生幼稚愚蠢的头脑中，凡是能够出卖的东西，都有和其相适应的价值名称。　　

　 　

不仅如此！有人提出某种名称的价值，潘志新先生都认为它是存在的，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例如：有人用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认为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属性，而是人对商品的感觉与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于是，就有了效用价值论；庞巴维克之流割裂商品的价值与劳动过程之间的联系，将价值这一客观历史范畴说成一种自然永恒的心理范畴，妄图以主观评价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于是，就有了边际效用价值论；……。　　

　 　

潘志新先生其所以对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等不加分析判断，就认为它们正确，是对价值论的“发展”，完全是为了证明他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坚持了劳动价值论的偏见”的论断正确！这一点从潘志新先生下面两句话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其实，只有价值论不发展、永远停在那不动、不许其他人有其他的价值论，《资本论》才能保证其理论基础正确，一旦价值论有了发展，哪怕是一点点的发展，《资本论》的结论就不成立了。而事实上，在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时，效用价值论也同时流行起来，然后有边际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现在甚至有文化价值论。”　　

　 　

潘志新先生说：“‘商品为什么有价值呢？’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商品的价值来源于什么呢？却不“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别人且不论，就潘志新先生而言，他至少是没有弄清楚商品的价值来源于什么？！这表现在他虽然提到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等，但是却既没有说商品的价值来源于他所提到的劳动、效用、边际效用、要素、文化等，又没有说商品的价值来源于其中的那一个或那几个。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等把潘志新先生的脑髄搅成了一滩糨糊，弄乱了密码，使他在商品的价值来源问题上找不到东南西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否定马克思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秘密的剩余价值理论，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设计制造出了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等荒谬绝伦的无稽之谈。潘志新先生为了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坚持了劳动价值论的偏见”，对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等爱不释手，当作救命稻草紧抓不放，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穿起一条裤子来了。但是，潘志新先生要坚持效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还要走很长很长很长一段路，那就是完成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者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解决了的问题，即用事实证明：为什么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属性，而是人对商品的感觉与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为什么价值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即为什么价值是一种自然永恒的心理范畴等等。完成了这些证明之后，再来下结论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坚持了劳动价值论的偏见”才合乎逻辑。　　

　 　

在这里，潘志新先生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违背逻辑思维规律中的同一律，把概念完全不同的与劳动价值论毫不相干的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等同劳动价值论相提并论，把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等当作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内容。　　

　 　

2.“肖殿慌老师的核心命题的第一个命题为‘A. 商品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这样的结论难道错了吗？多用了‘具有使用价值’这几个字不是更明确吗？即使罗嗦，可没有错呀！思恩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那段话给商品下了定义吗？根本没有。后文中他自己也说‘「通过交换别人的商品而满足所有者的需要」的劳动产品是商品’，读者看看思恩给商品下的定义与肖殿慌老师的概括区别在哪里呢？——故意引用经典语录来吓唬小孩子吧？”　　

　 　

“思恩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那段话”是：　　

　 　

“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他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个个别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但并非有意地好象是违背意志地）也是社会的产品。那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的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的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包含着一般人的劳动、人的劳动力的简单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选3—345）　　

　 　

我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解释“什么是商品”的这段话，就是在明明白白地“给商品下了定义”！！！！！潘志新先生自问自答说：“思恩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那段话给商品下了定义吗？根本没有”！！！！！潘志新先生至多只能指责恩格斯的上述定义太复杂，但不能睁大眼睛说瞎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那段话给商品下了定义吗？根本没有”！潘志新先生：你这个自问自答虽然慷慨激昂，但实在太不尊重事实，把自己弄得很难下台！在这里，你怎么办呢？！向恩格斯和广大网友认错请求原谅是上策！　　

　 　

潘志新先生说：“思恩……自己也说‘「通过交换别人的商品而满足所有者的需要」的劳动产品是商品’，读者看看思恩给商品下的定义与肖殿慌老师”关于“商品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的“概括区别在哪里呢？——故意引用经典语录来吓唬小孩子吧？”　　

　 　

这两种说法不仅有区别，而且有很大的区别！商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只能通过理论分析认识它，而不能主观人为地“规定”它！——“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的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36—209，着重号系引者加）因此，说马克思把“商品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的“核心命题”是荒谬的！　　

　 　

在这个问题上，潘志新先生唯一可以反驳我的是：“‘通过交换别人的商品而满足所有者的需要’的劳动产品是商品”不够严谨。比较严谨的说法应该是：“私人生产者用来交换别人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以满足自己需要的劳动产品是商品”。潘志新先生没有看出这个问题来。他其所以看不出来，是因为：一方面，他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那段话给商品下”的“定义”，“视而不见”；另一方面，“通过交换别人的商品而满足所有者的需要”这个蹩脚的说法，是潘志新先生无限推崇的“对《资本论》和劳动价值学说等有很高的造诣”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导晏智杰教授”的说法。我是在反驳批判“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导晏智杰教授”关于“交换价值不过是使用价值的延伸和另一种形式而已。就是说，它是通过交换别人的商品而满足所有者的需要。它同直接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人们自己的需要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直接方式，另一个是间接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换价值不过是使用价值的延伸和扩大，是一种广义的使用价值。所以商品的二重性其实是一重性”这个荒唐的说法把商品和非商品混为一谈时引用的。我的过失是没有予以说明。　　

　 　

3.“晏智杰老师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得出‘因为总利润和总生产价格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计算的量，但是，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始终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无法计算的’结论，如果能算的话，请思恩算一下：目前的‘走资派’剥削的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计算一下吧！”　　

　 　

潘志新先生在这里漏了马脚：他们是从“西方经济学史”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史出发，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晏智杰老师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得出”了“‘因为总利润和总生产价格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计算的量，但是，总剩余价值和总价值始终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无法计算的’结论”，潘志新先生只是拾了“晏智杰老师”的牙慧而已！“晏智杰老师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得出”马克思用来揭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的剩余价值“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荒谬论断！潘志新先生把它拿来当作反对剩余价值的黑色理论旗帜狂挥乱舞！　　

　 　

潘志新先生唯“西方经济学史”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史是从，紧跟“西方经济学”家以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己任，鬼使神差，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门歪道，至今不愿悔过“志新”、迷途知返！　　

　 　

“剩余价值”是在产业资本家那里计算的，而不是在“走资派”那里计算的！潘志新先生“连这个简单的逻辑都没有搞清楚”，竟然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敢写《<资本论>的偏见》！真诚地奉劝潘志新先生一句话：你现有的那一丁点理论水平，没有资格挑战马克思，距离反叛人类“千年第一思想家”和“最伟大哲学家”马克思所需要的理论水平还很遥远遥远遥远！！！！！——恩格斯说：“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35—221，着重号系引者加）　　

　 　

4.“我在《<资本论>的偏见》中整篇重点分析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不足，因为马克思的思路是：只要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劳动，坚持‘绝对劳动价值论’，这样就可以解释大卫·李嘉图所遇到的劳动与资本交换的矛盾。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导致价值增大就只能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在劳动价值论看来只能来源于劳动，不能来源于其他东西；一旦有‘第二个来源’，资本家就可以说他的剩余价值来源于‘第二个来源’，所以马克思绝对不承认他是继承了大卫·李嘉图的绝对劳动价值论，不承认价值论的任何发展，因为一旦价值论有了发展，《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就不存在了。这样价值论就在马克思那里停止了，不能再发展了，一发展，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源就有多个，而不止是工人的劳动创造。这才是马克思坚守劳动价值论的根源。”　　

　 　

潘志新先生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其所以拼命地反对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为了给资本家占有的巨额社会财富寻找“第二个来源”，进而实现“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源……有多个，而不止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由此看来，潘志新先生至少是要死心踏地的充当资本家匪帮雇佣的文匪了！　　

　 　

潘志新先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个儿自私自利，就断定马克思也“自私自利”！——“不承认价值论的任何发展，因为一旦价值论有了发展，《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就不存在了。这样价值论就在马克思那里停止了，不能再发展了，一发展，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源就有多个，而不止是工人的劳动创造。这才是马克思坚守劳动价值论的根源”。　　

　 　

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雇佣的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为资本家占有的巨额社会财富寻找了几百年的“第二个来源”，早期的如风险补偿论、节欲论等等，被马克思在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中驳得体无完肤。为了对抗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产阶级及其附庸们设计制造出了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文化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等等，但都不能自圆其说，无法取代劳动价值论。以致到了今天，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潘志新先生跃跃欲试，跳出来充当资本家匪帮的鹰犬，痴心妄想地要拿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效用价值论等等来反对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能是螳臂当车，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5.“第4小部分是批判我说‘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发生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没有发生马克思意义的‘资本主义灭亡’的革命，马克思自己也说他的理论只适用于欧洲，他《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新版《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41—342页）至于马克思的预言有没有实现，读者心中明白。”　　

　 　

“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潘志新先生在引述马克思的论述时，通过对马克思的论述采取断章取义且加以歪曲的手法，改变了论述的内容！潘志新先生引述的马克思的论述的全文（潘志新先生引述的部分用红色字标出）是：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成为形成中的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杠杆的一切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及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化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那末，我的批评家［《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从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9—129～131）　　

　 　

任何一个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可以从马克思的整个论述中十分非常极其清楚明白地看出来，马克思分明是在批判《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严肃地指出“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列举了罗马历史上的一个类似于现代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事实例子之后说：“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但是，马克思的论述经“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潘志新先生掐头去尾“进行追根求源”的一番修正之后，变成了另外的甚至相反的意思：　　

　 　

（1）潘志新先生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马克思批判“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内容，变成了“马克思自己也说他的理论只适用于欧洲”的内容！　　

　 　

（2）潘志新先生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用马克思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的错误的内容来证明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发生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没有发生马克思意义的‘资本主义灭亡’的革命”的论断是正确的。　　

　 　

潘志新先生能否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向广大网友证明：　　

　 　

（1）“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自己也说他的理论只适用于欧洲”！　　

　 　

（2）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人民救星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金日成领导的朝鲜革命、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普拉昌达领导的尼泊尔革命等等，都不属于“马克思意义的‘资本主义灭亡’的革命”的组成部分！　　

　 　

6.“第5小部分是批判‘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创造价值的作用’，既然思恩知道承认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而又不承认劳动价值增大，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价值与财富”的老问题。……思恩根本不分析劳动价值与财富为什么不一致的无法解释的事实，而只会引用《资本论》中话来吓唬人。”　　

　 　

 马克思在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中说的很清楚：“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不“创造价值”，“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23—408）“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是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商品价值的有力武器。　　

　 　

我坚持马克思关于“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它和科学技术不创造商品价值，应用者只是把他购买机器等的花费（研制它们所耗的价值和研制者的利润），通过折旧转移到商品价值中去。　　

　 　

潘志新先生关于“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创造价值的作用”是“价值增大”的说法，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末，潘志新先生是在说“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创造价值”。因为他不这样认为的话，他和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争论了！　　

　 　

因此，潘志新先生说“思恩知道承认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而又不承认劳动价值增大”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是指责我不承认“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创造价值”。　　

　 　

潘志新先生指责“思恩根本不分析劳动价值与财富为什么不一致的无法解释的事实，而只会引用《资本论》中话来吓唬人”。——“劳动价值与财富为什么不一致”的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论证清楚了！恩格斯在解释剩余价值理论时说：“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象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选3—43～44）因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劳动价值”所体现的财富小于工人实际生产的“财富”，所以“劳动价值与财富……不一致”。对于马克思的这个科学的回答，潘志新先生至今不承认。当然，他是不会承认的，承认了，他就写不出《<资本论>的偏见》了。　　

　 　

到此为止，让我们告别潘志新先生的《回答思恩的反驳》，走向他的《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　　

　 　

关于潘志新先生的《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　　

　 　

潘志新先生在《回答思恩的反驳》的帖文中，愤愤不平地指责“思恩根本没有针对我的《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进行反驳，而是针对我在《<资本论>的偏见》中运用的上一篇文章的结论进行批判，并且从马恩原著引用了一些语录，其实是在重复教科书已经阐释出来的原理，对于我在《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中的分析一字未提”。　　

　 　

那末，好吧，我就根据潘志新先生的要求，在“《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中走一趟，看一看潘志新先生通过“进行追根求源”，都“追问”出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理论货色？！　　

　 　

潘志新先生在“《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一、生产力的研究现状、二、生产力范畴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三、马克思的原著中的生产力、四、生产力的歧义性带来的麻烦、五、追问生产力的本质）考证介绍前人和今人对生产力的分析论述。　　

　 　

构成生产力的具体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例如，原始社会初期的生产力的构成内容非常简单，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的构成内容则非常复杂。但是，不管潘志新先生怎样颠来倒去的“进行追根求源”的拼命“追问”，构成生产力的具体内容，最终都只能归结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中去。这是为什么呢？这只是因为从原始社会开始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都是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而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分，则完全在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它们身上的社会性质不同、实行结合的方式方法不同。　　

　 　

于是，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他身上的社会性质有：共同劳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联合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它身上的社会性质有：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奴隶主私有制、封建主私有制、资本家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它们身上的社会性质，除上述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之外，还有从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存在于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的小生产（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他身上的社会性质是私人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它身上的社会性质是生产者个人私有制），但这种形式始终没有构成独立的社会经济时期。　　

　 　

由于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不同，因而二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实行结合的方式方法便不同，也就是说，二者构成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　　

　 　

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呢？是由于二者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即人们所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　　

　 　

因此，应该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二者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决定社会生产关系。把这种关系加以简化，就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　　

　 　

所以，不管潘志新先生怎样颠来倒去地对生产力“进行追根求源”的“追问”，“追问”到的只能是二者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实行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构成的内容等等，但是，无论潘志新先生怎样死命地疯狂“追问”，始终“追问”不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外的别的什么东西来！正如不管潘志新先生怎样颠来倒去地对自己和晏智杰先生“进行追根求源”的“追问”，“追问”到的只能是自己和晏智杰先生不同的面孔、相同的爱好、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政治立场和学术道德等等，但是，无论潘志新先生怎样拼命地疯狂“追问”，始终“追问”不出人之外的别的什么东西来一样。正如我们可以说某个坏蛋是豺狼虎豹，衣冠禽兽等，他还是人一样。正如我们可以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的刽子手等，他还是人，并且仍然承认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一样。　　

　 　

潘志新先生认为：“马克思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未能给生产力一词以严格的定义，给我们带来的理解麻烦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理解马克思原著中的生产力时，就发觉生产力一词在‘生产能力’和‘生产条件’两种含义之间游荡、摇摆不定”，使人们“对马克思的原义产生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在该理解为‘生产能力’的地方误解为‘生产条件’，比如，‘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23—59～60）　　

　 　

这几句话是潘志新先生从马克思论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中的一段话的中间摘出来的。　　

　 　

这几句话的前文是：“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23—59）　　

　 　

这几句话的后文是：“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所必需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23—60）　　

　 　

从马克思的整段论述看，马克思主要论述以下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1）在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增加的同时，商品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的“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　　

　 　

（2）在商品的价值量不变（“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的情况下，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在“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　　

　 　

（3）“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力提高时生产较多的财富，生产力降低时则生产较少的财富。　　

　 　

简单地说，马克思论述的是：在商品生产中，生产力、价值、使用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　　

　 　

潘志新先生从自己《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创造“新历史观”的需要出发，把自己精心炮制出来的歪理邪说强加给马克思！——“这里‘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的生产力，应该是指‘生产能力’，但是，这个生产力又是‘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所以就可能把这里的生产力理解为‘生产条件’，特别是理解为‘机器、设备’，这就导致‘工具决定论’，用生产条件这个含义就不能解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没有美国高却是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国的生产力水平比中国高却是资本主义制度”。　　

　 　

在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中，无论是说“‘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的生产力”，还是说“这个生产力又是‘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都是指生产力，根本不存在潘志新先生胡说的什么“在该理解为‘生产能力’的地方误解为‘生产条件’”的问题！　　

　 　

“第二个误解是该理解为‘生产条件’的地方理解为‘生产能力’，比如，‘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定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46—下—229）　　

　 　

紧接在这句话的后面的一句话是：“相反地，在流动资本中，劳动的交换，不同劳动部门的交换，它们的交错连接和形成体系，生产劳动的并存，表现为资本的属性。”（46—下—229）　　

　 　

从马克思的整段论述来看，马克思的论述的中心内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论是处“在固定资本中”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还是处“在流动资本中”的各种劳动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具有“资本的属性”。　　

　 　

这个论述的中心内容，不是我的主观想象，是马克思自己说的：“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在流动资本中各种劳动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一样。”（46—下—231）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25—996）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明明白白地论述的就是生产力，根本就不存在潘志新先生所说的什么“该理解为‘生产条件’的地方理解为‘生产能力’”的问题！　　

　 　

潘志新先生从自己《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创造“新历史观”的需要出发，竟然把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文不对题的结论强加给马克思！——“我们认为机器设备、科学技术这些生产条件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但它们还不就是生产能力，它们必须经过一定的应用，才转化生产能力，把这些生产条件作为生产能力，就如同康德所说‘（例如一句诗的各个个别的词）绝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一句诗）’一样，还差远哩。”　　

　 　

潘志新先生别有用心地制造出了上面两个“误解”之后，狂妄傲慢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分辨是很难的，而正是这种模棱两可、两极相通，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也不错，导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潘志新先生在这个无稽之谈中，装腔作势地故弄玄虚，好象唯有他这个对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一窍不通的人，才能解决“这种分辨是很难的”大“难题”似的！　　

　 　

由此可见，潘志新先生“追问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给“马克思唯物史观”制造“逻辑矛盾”！　　

　 　

现在，我来分析考证潘志新先生制造出来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　　

　 　

1. 潘志新先生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歪曲和“追问”之后说：　　

　 　

“现在我们不再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由一定的社会要素和社会结构构成。社会要素由劳动者、工具、对象、原料、信息和能量等多种成分或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在协同学上称之为序参量，在社会历史中就是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秩序，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支配和役使社会要素，迫使它们纳入其内，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不同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和竞争的关系，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 （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内容，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讲得很清楚明白：　　

　 　

唯物主义历史观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选3—41）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选3—574）　　

　 　

恩格斯以上论述告诉我们：“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选2—537）　　

　 　

潘志新先生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局限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既是以偏概全的行为，又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一窍不通的表现！　　

　 　

潘志新先生一方面时时刻刻不停地享受着劳动大众生产出来的社会物质财富，即服从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关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另一方面在吃饱喝足住好穿好之后，坐下来写《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资本论>的偏见》、《回答思恩的反驳》，大言不惭地指责“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不正确的”，宣布“现在我们不再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并且炮制出来了一个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历史观”！——“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　　

　 　

自命不凡的潘志新先生使出吃奶的力气，通过“进行追根求源”，“追问”出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混沌”不堪的“新历史观”，欺世盗名，只能成为一个十分幼稚的理论笑话！　　

　 　

“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是：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至今，160多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少，但是还没有人敢于反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潘志新先生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实现他幻想“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造“混沌”不堪的“新历史观”的黄粱梦，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到了不顾一切、敢于践踏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超脱的事实的可悲程度！潘志新先生在学术理论问题上堕落到这种地步，世界罕见！奉劝潘志新先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既然潘志新先生设计“新历史观”的目的是为了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那末，就应该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新历史观”，解释一下人类历史，用实践检验一下，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潘志新先生用他发明创造出来的“新历史观”解释人类历史！　　

　 　

2. 潘志新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没有合理性”，理由是：　　

　 　

“我们从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了生产力的本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现在我们再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就发现它没有合理性了。”　　

　 　

“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总是只看到和强调这段推理的前提，而忽视中间推理过程产生的矛盾，所以使人们蒙蔽至今。”　　

　 　

唯物主义历史观“推理的前提”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不管潘志新先生怎样颠来倒去的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就发现它没有合理性了”，因而要设计制造出来一个“新历史观”，还是超脱不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即使潘志新先生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但只要他在人间抛头露面，就需要穿衣住房；即使潘志新先生可以赤身裸体地坐在自己居室的书桌前写《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资本论>的偏见》、《回答思恩的反驳》等等，但他绝对没有勇气象《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那样，赤裸裸地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他也绝对没有勇气一丝不挂地去拜访“致谢”自己推崇备至的“对《资本论》和劳动价值学说等有很高的造诣”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导晏智杰教授”！　　

　 　

凡是企图离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利用别的什么东西例如“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的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21—297，着重号系引者加）　　

　 　

至于说“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总是只看到和强调这段推理的前提”，那完全是因为这个“推理的前提”——“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得到人们无条件地承认和服从，根本不需要什么“反思”，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受“蒙蔽至今”的问题！倒是最近30年来，鼓吹资本主义的潘志新先生们对自己的行径“缺乏反思”，企图利用“混沌”不堪的“新历史观”来“蒙蔽”劳动大众。　　

　 　

既然潘志新先生气势汹汹地指责“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所以使人们蒙蔽至今”，那末，就请潘志新先生告诉“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的“人们”：应该怎样“反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呢？！是放弃“吃、喝、住、穿”自取灭亡呢，还是象潘志新先生那样，乔装打扮成一个“在发展中……真正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在吃饱喝足住好穿好之后，即在服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之后，大喊大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不正确的”，“唯物史观……没有合理性”，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相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呢？！　　

　 　

潘志新先生一方面享受着劳动者生产出来供他“吃、喝、住、穿”所需要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离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忘恩负义地狂吠“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不正确的”、“唯物史观……没有合理性”、必须“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在是既不尊重事实，又不讲理！　　

　 　

3. 潘志新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　　

　 　

“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滞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错位，这样就会爆发社会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现象越严重，它们之间的错位越大，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两者越相适应，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预设了社会革命总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最高最早、与生产关系的错位现象最严重、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非常激化的时候，才可能发生。　　

　 　

然而，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不是在奴隶制水平最早的古埃及，而是在后来的中国和欧洲。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而是在“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东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鼎盛时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在奴隶制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世界上最强大、历史最悠久、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比中国落后好几百年的西欧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资本主义最发达、发展水平最高的西欧和北美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沙俄以及后来的中国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是一个规律。新社会的出现往往不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是该生产方式最稳定的时候。新社会的出现往往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时候，这时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出现。这说明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而是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　　

　 　

解释“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而是在‘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东周”的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难题”！这个问题不难解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晚期或东周初期，在奴隶制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封建制经济关系的萌芽，随着封建经济关系的发展壮大，奴隶制在东周衰落了；新兴的封建主不再遵守奴隶制的礼乐典章，导致“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封建主和奴隶主之间的斗争逐渐激烈起来；强大的诸侯国兼并弱小诸侯国的狼烟四起，周王室衰败，对诸侯国失去控制能力，天下大乱；经过几百年的斗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的封建主在政治上战胜没落的奴隶主，由最先进入封建社会的秦国消灭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而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　　

　 　

解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难题”！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不难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因条件是“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选3—635）和“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4—169）外因条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争夺世界市场和世界霸权所引起的战争等等。（见选1—256～257、285、488，7—494～514，35—258～259、36—512～515）　　

　 　

关于俄国革命，1886年9月13—14日，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曾经有过预言：

　 　

恩格斯预言说：欧洲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战争“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36—512～515）28年后的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爆发3年后的1917年，“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发生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恩格斯的科学预言得到证实！！！！！

　 　

中国具备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内外因条件：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于6月3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表现出了“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表示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抗日战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外因条件。在这些条件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发生了革命并获得成功。当然，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思想和天才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等。　　

　 　

人类社会是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看似偶然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天才领袖毛泽东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作指导思想的基础，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取得胜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光辉历程，是一部威武雄壮激情澎湃的英雄史诗，是一幅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精彩画卷，是一幕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革命战争艺术杰作！　　

　 　

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深刻偏见的潘志新先生，只记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没有能力和不会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的实际历史问题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问题；他不从自身找问题，对自己的理论错误“缺乏反思”；他不负责任地指责“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不正确的”、“唯物史观……没有合理性”；他根据自己的需要人为地制造出来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唯物史观的难题”等等歪理邪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思维……先行”，杜撰出来了一个所谓的“新历史观”；胡诌“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而是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如此等等！　　

　 　

最后，敬录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的一段论述，与潘志新先生共勉：　　

　 　

119年前，革命导师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起来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护作用，而在这种交护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件，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选4—477）　　

　 　

欢迎潘志新先生再反驳。　　

                                                           2010－1－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