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自述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三洲田起义

孙中山自述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三洲田起义

一、三洲田起义的情况简介　　

1900年10月，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在深圳三洲田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此前还有一次未遂的“广州起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由于这一年为“光绪二十八年”，正值庚子年，所以又称“庚子首义”。三洲田起义的旧址有两处。一处位于深圳市盐田街道办事处西北山坳的三洲田村，西北有打鼓岭，东南是小西顶，原为客家人聚居村落，现属盐田区管辖。它是义军的训练基地。另一处位于龙岗区坪山镇马峦村的罗氏大屋，是后期司令部所在地和东路起义军出发地。　　

三洲田当时隶属惠州府归善县（后称惠阳县），与新安县（后改为宝安县）接壤。时任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德寿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三洲田“山深林密，路径迂回。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壤，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洋，直达省会；东与海丰毗连，亦系会匪出没之处”。而且附近地区一向没有什么兵丁驻扎，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可较大规模集结起义武装的地方。　　

　孙中山　先生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次年成立香港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895年，孙中山等曾筹划“广州起义”以让“两广独立为共和国”，因事泄而流产。　　

1900年5月，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孙中山认为可以利用义和团兴起后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争取英国、日本政府的支持，决定再次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当时孙中山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派人和李鸿章联络，策动两广建立南方共和政府，未果；另一方面，积极准备武装起义。6月，孙中山亲自率一批兴中会成员到香港活动，商讨起义事宜。会上议决“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杨、陈、李等办事。”　7月16日　，孙中山再抵香港，但船到香港，接到当局通知不许任何人登岸，于是只能在船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惠州发难指挥权交郑士良；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陈少白、杨衢云负责接济饷械；毕永年赴长江流域联络会党。郑士良联络潮州、惠州、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集合于大鹏湾北岸的惠州归善三洲田，等待香港方面运来枪械，即行发难。孙中山自己则从香港折返日本，再由日本南下台湾，等起义发动时设法潜入内地亲自指挥。闰八月初，孙中山由日赴台，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并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取得联系，日总督许以支援孙中山起义。 　　

清两广总督德寿探得惠州将起义消息，调集四千清军逼近三洲田。起义军决定先发制人，于10月8日（闰八月十五日），由黄福率精锐八十人夜袭沙湾，毙敌四十，俘敌三十，首战告捷。郑士良即指挥义军乘胜向深圳推进，直逼新安县城，拟再转趋广州。旋接孙中山来电，告知枪械不能由香港转运，令义军改道取闽南，沿海东进，直趋厦门。然后接应他从台湾运械内渡，用日本运来的军火武装起义军，再攻回广州，组织临时政府。义军乃折向东北，15日，义军大败清军于佛子坳，缴枪700余枝，俘敌数十名。继而又在镇隆、永湖、崩冈圩连败清军。21日，义军经龙岗、淡水进至三多祝，人员扩展到二万余，声势颇大。由于义军已连战十来天，弹药已尽，且二万余人队伍庞大，粮草不足，亟待孙中山带干部前来指挥，并输送枪械弹药。

不料时值日本政府更迭，台湾总督秉承新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旨意，改变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而是保全清王朝作为其代理人，所以严禁军火出口，不准日本军官参与起义，不准孙中山在台湾活动。而孙中山等原订的军械“全是废物”， 全不能用。孙中山指望落空，只得派日本人山田良政从香港潜入白沙大营传信郑士良，“谓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自决进止”。义军在清军进逼下弹尽援绝，郑士良只得将队伍大部分就地解散，留下精锐1000多人，分水陆两路回师三洲田。水路绕道香港，购置弹药，准备联合新安、虎门义师，围攻广州。他们本还想袭击深圳、横岗等地清军，皆因弹尽援绝而未遂。郑士良被迫于11月7日解散队伍，率少数骨干经香港逃亡海外。日本人山田良政因迷路被俘，旋遭杀害。　　

与三洲田起义的同时，史坚如等于广州发难响应。但因饷械无着，遂采取暗杀手段。10月28日史坚如爆炸督署，两广总督德寿从床上抛下堕地未死。29日，史坚如被捕，11月19日牺牲。 　　

三洲田庚子起义历时32天，以失败告终。但这次起义，史无前例地在中国大地上打响了以推翻封建帝制和创立共和政体为目标的第一枪，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率先垂范的重大影响，成为孙中山及其政党所领导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次武装起义实践，赢得了国人的同情和赞誉。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以“三民主义”为纲要，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被推选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从此获得新的生机。　　

二、孙中山谈三洲田起义的前前后后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曾将自已所著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本书合并为《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又名《知难行易的学说》或《心理建设》，是《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1918年底完稿，次年6月正式出版。这是孙中山的一本哲学代表作。全书共分8章，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以大量事例理论化了“ 行易知难”的观点，明确提出“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该书宣扬了“行而后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对“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说有所批驳。其中的卷一第八章原标题为《有志竟成》，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三洲田起义的前后过程。现摘录如下：

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予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邱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

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出至香港。随与郑士良、陈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横滨。时予以返国无期，乃断发改装，重游檀岛。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少白则独留日本，以考察东邦国情。予乃介绍之于日友菅原传，此友为往日在檀所识者。后少白由彼介绍于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识宫崎弥藏，即宫崎寅藏之兄也。此为革命党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　黎与其　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曰：“我孙逸仙也。”遂相笑握手。问以何为而至此，曰：“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览风光也。”予乃趁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球之游，不日将由此赴美，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

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

然美洲各地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灵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国内之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而反清复明之口头语尚多了解其义者；而海外之会党多处于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主义者。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然当时予之游美洲也，不过为初期之播种，实无大影响于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触清廷之忌矣。故于甫抵伦敦之时，即遭使馆之陷，几致不测。幸得吾师康德黎竭力营救，始能脱险。此则檀岛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则吾尚无由知彼之归国，彼亦无由知吾之来伦敦也。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往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

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尾畸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平冈、秋山、中野、铃木等，后又识安川、犬冢、久原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冢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

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之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而欲向内地以传布，其难更可知矣。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

时予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筹备交竣，予乃与外国军官数人绕道至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计划不得施行。乃将惠州发动之责委之郑士良，而命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为之接济。予则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拟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也，乃饬民政长官后藤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予于是一面扩充原有计划，就地加聘军官，盖当时民党尚无新知识之军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众，以候予来乃进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内地，亲率已集合于三洲田之众，出而攻扑新安、深圳之清兵，尽夺其械。随而转战于龙冈、淡水、水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所向皆捷，清兵无敢当其锋者。遂占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之地，以待予与干部人员之人，及武器之接济。不图惠州义师发动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军官投效革命军者。而予潜渡之计划，乃为破坏。遂遣山田良政与同志数人，往郑营报告一切情形，并令之相机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郑士良军中时，已在起事之后三十余日矣。士良连战月余，弹药已尽，而合集之众足有万余人，渴望干部、军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报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数百人间道出香港。山田后以失路为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当郑士良之在惠州苦战也。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不得当，遂决意自行用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而歼之。炸发不中，而史坚如被擒遇害。是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也。坚如聪明好学、真挚恳诚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