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教改问题--思考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

也说教改问题--思考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

　　最近，看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一篇是《教育自治，岂能医好中国教育的痼疾--评郑永年〈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很受启发。（后面以前文、后文相称）

　　两者都批评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弊端：

　　前文说：

　　“中国的教育系统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分不开。“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的核心，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政治和政府服务。知识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的生产并不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包括教育在内的知识领域不存在类似西方那样的自治性。在历史上，每当皇朝政府弱化，没有能力控制时，社会上就会获得自由思考的机会，导致大量的新知识的产生。但一旦皇朝获得足够的能力时，必然把手伸入知识领域。”

　　后文说：

　　“中国的教育与国外教育最大的差异是，重学轻用，重知轻能，重文轻技，是儒家学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至于人”遗毒的祸害。一个看似学富五车的人，只会之乎者也，又有何用？一个只有书本知识，君子动口不动手，又不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的人，有怎么能锤炼成大师级人才呢。”

　　在这一点上，两者互为补充，我觉得都是对儒家教育思想深刻的反思。当然，我不同意前文对“学而优则仕”在教育方面进行的反思。我认为，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当然要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服务，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才这是这个国家教育的职责所在。批评教育为国家政治服务是偏颇的，事实上，教育不仅仅要为经济服务，还要为政治服务。说到底经济还是为国家的政治服务。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之林的尊严、气质、纵横捭阖于国际世界的能力。再说，教育目的，首先是教授已有知识，然后才是新知识的生产。而新知识的生产一般应该是人才就业之后了。这就与人才的工作环境有关，而非只是教育环境的关系了。不与实践相结合，怎能出现新知识？有也是无用的、纸上谈兵的知识而已。

　　正像后文所说：

　　“政治介入教育是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有所差别而已。国家是什么？是有边界的土地和人群的集合体，是政治的代名词。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教育之根本人物，这一点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统统如是。三十年的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们迷失了正确的人生方向这种过错不仅不是政治介入教育造成的，而是思想政治教育远离学校的结果”。

　　如果培养的学生，没有政治责任感，利欲熏心。没有爱国思想，中国教育即使培养出大师，也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批“学而优则仕”应该从中国的文人做官制度入手，须知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从文人中选拔官员的。中国教育也是为培养官员而教育。这一点“五四”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有所批判，特别是文革的时候，批得体无完肤。以至于许多文人说那时是读书无用。中国的文人向来是读书要做官的，一旦读书不能做官，便郁郁不得志，仿佛书是白读了。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之处。

　　改开以来，以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为名，提拔知识分子做官。恢复了读书做官的路线。这条路线，看似尊重人才，实则埋没人才。人才是多方面的，不止于做官是人才，更不应该理解为人才就要做官。各个学科的人才，稍有成就，甚至在学校成绩优秀的人才，便入团入党，铺平其从政之路。如此，他们怎么能够潜下心来搞专业，怎么能与大家一起合作出科技成就呢？这样的科技官员为了向上爬，不是潜下心来搞专业，而是因为自己也是科技人员，所以把手下的科技成果占有过来，处处想怎么做官，像这样培养了他们不顾一切的名利心和权力欲，培养了他们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心态，培养了他们脱离群众、弄虚作假、处处作秀的心态。使得科学界不出科学家，只出政客。怎么能再让他们去成为这一方面的大师呢？这三十年，如此重视人才的方法，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学而优则仕”之路。这才是悲哀之处。不出大师，不仅仅要从教育上反思，而且要从三十年文凭做官即所谓启用知识型人才的用人制度上进行反思。另外，配合“学而优则仕”的就是“重学轻用，重知轻能，重文轻技”，只要有了知识，会不会用都是人才。文革时期有高中毕业先到农村当农民或工厂当工人，两年后由再农村或工厂推荐，经考试合格上大学，并执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的政策，学即所用，用而所学，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过，对现在来说，解决“教育产业化”是当前所急。

　　前文没有对教育产业化提出批评，后文则认为中国教改的最大败笔是教育产业化：

　　“中国教改的最大败笔是教育产业化，推行教育产业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从此教育不再是清净之地，被铜臭所玷污。教师队伍整天沉迷于金钱，全部心思放在如何捞钱上，一切行动以捞钱为准绳，不肯老老实实做学问，不肯踏踏实实教书育人，浮躁至极，急功近利，如此教师队伍，还会培养出大师级人才来，那才是苍天瞎了眼了。学生从小被灌输的不是报效祖国，而是如何挣大钱，人生目标就是将来多挣钱，学习的目的只为一个字：钱。这样的学生还能培养成大师级人物？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到出国留学，一级一级走下去，都是为了应付考试，混个文凭，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挣大钱。几乎没有人肯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学问，甘守寂寞做研究，这样的教育环境还能出大师？三十年的教育产业化，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重商趋利，如此社会环境怎么能培养出大师级人物来呢。”

　　我支持这一观点，教育产业化，不仅仅是“上学贵（上学难）、就业难。教育急功近利、学生负担太重、应试教育等热点”，而且催生了诸多腐败，使得教育界和学术界乌烟瘴气。教授们为了挣钱，不愿教学，一天忙于兼职，承揽项目，帮人鉴定，做顾问等等。因为论文是职称、官职升迁所不可缺的。中国的报刊业用论文向作者收一分钱，广告收一分钱，卖论文收一分钱，竟成产业。考试也成了一项产业。处处为产业，处处是投资，处处讲赚钱，催生了弄虚作假、巧立名目乱收钱等腐败现象。如此怎能出大师，出来的大师也是假大师。

　　前文提出教育与政治分离，办法是政治家和教育家分工，大学自治，去行政化和去政治化。其实主要的一点就是去政治化。对此后文批评说：

　　“至于政教分开之说，也是不现实的。这不是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根源，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树立报效祖国的理念，即便出了大师级人才，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何用之有？”

　　这与我的观点相同。去政治化是不可能的，首先教育必须是爱国的，爱人民的，不能宣传爱君主，这就是政治。去行政化，不要政府涉及学校？还是教育产业化来，让市场养教育？然而，这就是现在当前大家所深恶痛绝的。前文说：

　　“欧洲大学最早从教会解释圣经经典演化而来。终生教职原来是要保护对圣经经典的“解释自由”（学术自由），教员不能因为对圣经经典的不同解读而受到迫害或者受到解聘。到后来才有了现在意义上的“永久工作”的涵义。同时，欧洲又实现了政教分离。自近代以来，教育逐渐成为公共事业，政府和教育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欧洲大多学校（包括高校）都是公立的，但学校的自治性质则延续下来，政治很难直接介入学校。当然，在实践过程中，高等教育也不免受政治的干预，但政治要干预教育的政治途径和机制并不多，也不会很有效。”

　　从这个叙述看来，西方的教育自主也是在政治下的自主，“终生教职原来是要保护对圣经经典的‘解释自由’”，这种教育跟中国在四书五经下的“解释自由”有什么区别？说什么“教员不能因为对圣经经典的不同解读而受到迫害或者受到解聘。”那哥白尼为什么不敢发表日心说，布鲁诺是怎么死的？

　　两文都提到“西南联大”，前文把“西南联大”培养出大师级人物归为“教育自治”：

　　“西南联大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战乱，没有社会秩序，也有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政权。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条件来办学。但事实上是，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候。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约170多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其著名校友中更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世界上重量级学者，涵盖科学、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如果抹去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史可能会黯然无光。

　　西南联大的成就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基本上还是自治的，是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教育家办学，西南联大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管理学校。在其教授名单中更有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朱光潜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当时，蒋介石政权也是高度专制的，派特务到学校或者在学校培养特务，使用各种方法来控制学校的政治倾向。闻一多先生就是因为关心政治而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不过，政权还没有对学校的控制制度正式化，除了不容许学生关怀政治之外，学校还是教育家来办的，学还是教授来治的。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失去学校的自治性，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知识创新，都会无从谈起。”

　　后文批驳说，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固然与教育自治管理有点关系，但并无直接关系，不同思想共存仅仅说明包容性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培养出许多大师级人才来，关键是有一批甘当人梯、甘于奉献、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做学问搞研究的教师队伍。老师们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教育培养影响了一代学生，使学生们养成了潜心学问研究，不受世俗风气影响，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贫困，胸怀天下的好学风。这样的学习环境必然会培养出具有独创精神、刻苦钻研、极具创造力的大师级人才。教育自治仅仅是一种管理模式而已，仅靠这种管理模式，没有严于律己潜心学问的教师队伍，很难培养出创造力强的大师级人才的。否则为什么同时期其他学校就培养不出众多的大师级人才呢。没有那些勤勤恳恳的教师队伍的无私奉献和敬业精神，西南联大的教育自治也不会创造出卓著功勋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夸大教育自治的功能，对中国教改毫无益处。”

　　我同意后文的观点，五四以来，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面临国破家亡他们读书确实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是他们奋斗的基础。他们的一股劲是对百年中华民族屈辱史的切身感受一种激发。在那个年代，圈圈爱国心，激励他们奋斗不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代表。记得陈省身教授说：“通常中国人总是觉得自己不如外国人，我要把这个心理改过来”。

　　另外谁说新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家，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大师级人才，这从现在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科技人才年龄就可以看得出来。袁隆平、王选、陈景润、王永志等就不是大家吗？这不是解放后培养的科学家吗？还有一大批科技人才最后成了走上政途，不知算不算大家，大师级人才。

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
[郑永年]　（2010-03-16）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多次组织教育部门讨论教育改革，总理本人也多次发表意见，尤其对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表现出特别的关切。随着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制订和向社会开放咨询，中国社会对教育改革又有了新的期待。

　　中国的教改并不新鲜，有关部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尝试。可是，教育制度似乎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改革，问题越来越严重。各种教改不但没有解决老的问题，反而衍生出无穷的新问题。随之，社会对教育的抱怨也越来越甚。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社会对教改已经呈现出毫无信任感。

　　整个教育系统可以分成三大块来考量，即一个主体（教育体制）和两大目标（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是否成功，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产生人才和新知识这两大产品。要生产出这两大产品，任何教育体系就需要充分的硬件和软件。硬件主要指的是财力和物力，就是基础设施。而软件主要是教育体制的设计，其核心就是教育家和教育管理体制。

　　在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生产人才和新知识似乎不难。只要有了教育人才和钱，产品的生产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现在的中国，不乏教育人才，更不差钱。但为什么高等教育没有担当起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的重任？关键在于软件，即教育体制。

政治家和教育家分工

　　因此，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如何改？从中外教改历史经验看，必须在政府（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做一个分工。政府必须意识到其所能做的是什么，不能做的是什么。除了提供一个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之外，大部分事情可能必须让教育家和教授来做，教育家办学，教授治学。如果什么改革政策都要由教育官僚去设计，去执行，那么政策的失败是预期之中的。

　　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表明学校的自治性。没有学校的自治性，学校就很难生产出合格和优秀的产品。这一点，人们可以从西南联大的历史学到很多经验。

　　西南联大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战乱，没有社会秩序，也有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政权。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条件来办学。但事实上是，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候。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约170多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其著名校友中更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世界上重量级学者，涵盖科学、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如果抹去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史可能会黯然无光。

　　西南联大的成就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基本上还是自治的，是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教育家办学，西南联大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管理学校。在其教授名单中更有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朱光潜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当时，蒋介石政权也是高度专制的，派特务到学校或者在学校培养特务，使用各种方法来控制学校的政治倾向。闻一多先生就是因为关心政治而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不过，政权还没有对学校的控制制度正式化，除了不容许学生关怀政治之外，学校还是教育家来办的，学还是教授来治的。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失去学校的自治性，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知识创新，都会无从谈起。

“大学”几乎等同“自治”

　　在西方，“大学”和“自治”这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等同的。欧洲大学最早从教会解释圣经经典演化而来。终生教职原来是要保护对圣经经典的“解释自由”（学术自由），教员不能因为对圣经经典的不同解读而受到迫害或者受到解聘。到后来才有了现在意义上的“永久工作”的涵义。同时，欧洲又实现了政教分离。自近代以来，教育逐渐成为公共事业，政府和教育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欧洲大多学校（包括高校）都是公立的，但学校的自治性质则延续下来，政治很难直接介入学校。当然，在实践过程中，高等教育也不免受政治的干预，但政治要干预教育的政治途径和机制并不多，也不会很有效。

　　中国的教育系统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分不开。“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的核心，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政治和政府服务。知识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的生产并不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包括教育在内的知识领域不存在类似西方那样的自治性。在历史上，每当皇朝政府弱化，没有能力控制时，社会上就会获得自由思考的机会，导致大量的新知识的产生。但一旦皇朝获得足够的能力时，必然把手伸入知识领域。

　　西南联大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宽容，而是因为其当时还没有全面的行动能力，对学校进行全面控制。尽管蒋介石政权统一了国家，但其统治权的行使范围仍然具有局限性，不存在一个统一有效的政府管制系统。或者说，蒋介石政权的确专制，但其专制的空间非常有限，局限在政治领域，大学仍然是个自治的领域。抗日战争开始后，政权对教育系统更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新知识的传播为当时的教育界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所以，尽管当时的硬件并不具备，但政治控制的有限能力和外来思想的传入为新知识的涌现创造了“软件”，导致了西南联大的成功。实际上，其他知识领域也如此，当时出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各种各样持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观点的优秀学者。

　　建国后，中国教育结构大变革，基本上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军事方法延伸到了学校，政治侵入教育系统的各个角落。到今天为止，很难说，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系统仅仅是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延伸。政治经济力无所不在，它们对教育系统的每一个体的神经都产生了影响。又因为有包括“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影响，人们的思维空间都受到了限制，没有办法进行知识的想象。久而久之，就失去了思维和想象能力。

政治化和行政化主导中国教育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进步而得到改善。但这只是一种程度的不同，整个教育系统的性质还是没有发生变化，政治化和行政化还是主导着教育系统的运作，制约着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体系的生产。不解决政治化和行政化的问题，教育系统的自治性就很难实现。

　　就行政化来说，这些年社会上讨论得很多，开始提到改革议程。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学校的行政级别（主要是党委书记和校长）既没有必要，也容易取消。已经有些高校领导出来说，不在意放弃和国家行政系统挂钩的行政级别。一旦政治人物下了改革决心，行政级别的并不难解决。不过，取消行政级别可能容易，但改变官僚治校方式则非常难。包括各种评审制度在内的诸多高度官僚化的行为，不会随着行政级别的取消而消失。

　　更难处理的是政治化问题。政治化主要是围绕着学校的党政两套班子问题。这个问题比行政化复杂一些，但也不是不可解决的。两套班子的问题的弊端是很显然的。一旦落实到每一个学校、学院、系（所），很难把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区分开来，两者可以说是完全同一的。但因为两套班子的存在，党政关系实际上演变成为党政领导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多个人之间的不同利益和意见冲突很自然表现为党政冲突。学校内部党的领导人往往以党的利益的名义追求其个人利益。到后来，受到损害的实际上就是党本身的总体利益。因为越到具体的教育组织，无论党还是政（校长），所处理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物，大多数事情是没有任何政治性的，党政矛盾问题可以通过党政合一的体制来解决。如果党还要在学校存在下去，那么就必须由教育家来担任党委书记。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家而非政治人物可以承担国家的教育事业。政治人物要支持教育事业，但不能直接干预教育事业。

　　也应当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体制积重难返，改革很难“一口吃成胖子”。正如其他方面的改革，教育的改革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很难一个统一的政策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教育改革实际上可以学经济改革的路子，要分权，像邓小平在中国建立经济特区那样，先做一些“教育特区”，然后根据各地的情况，灵活推广。如果旧的体制改革不动，那么就要在旧体制外，率先建立新体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容许民间办学。那么，是否可以在新设立的学校或者民办学校就不设党政两套班子呢？如果没有体制上的创新，无论有多大的财政和硬件支持，任何改革最后都会重蹈覆辙。

　　无论是去行政化还是去政治化，在中国政治构架内，如果教改仅仅由教育官僚来进行，就很难成功。教改是教育家的事业，但如果没有政治领导人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同样也会显得过于理想。只有当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的分工合作的时候，教改事业才能前行。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

教育自治，岂能医好中国教育的痼疾--评郑永年《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
 
作者：taihangbuyi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联合早报网》发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一文。读过此文之后，总觉得郑永年先生在连中国教育存在什么问题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乱发一通议论，乱开治病药方，误国误人，为害不浅。

　　按照郑永年先生所说，三十年的中国教改不但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衍生出无穷的新问题，社会对教育的抱怨越来越甚，中国社会对教改已经呈现出毫无信任感。这里郑永年先生没有说明中国教改欲解决的老问题是什么，也没有指出衍生的新问题是什么；既没有指出中国社会为什么对教改抱怨越来越甚，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对教改毫无信任感。这几个要害问题不阐述清楚，就海阔天空地谈论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岂不是无的放矢，奢谈教改就有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了。

　　中国教改的最大败笔是教育产业化，推行教育产业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从此教育不再是清净之地，被铜臭所玷污。教师队伍整天沉迷于金钱，全部心思放在如何捞钱上，一切行动以捞钱为准绳，不肯老老实实做学问，不肯踏踏实实教书育人，浮躁至极，急功近利，如此教师队伍，还会培养出大师级人才来，那才是苍天瞎了眼了。学生从小被灌输的不是报效祖国，而是如何挣大钱，人生目标就是将来多挣钱，学习的目的只为一个字：钱。这样的学生还能培养成大师级人物？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到出国留学，一级一级走下去，都是为了应付考试，混个文凭，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挣大钱。几乎没有人肯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学问，甘守寂寞做研究，这样的教育环境还能出大师？三十年的教育产业化，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重商趋利，如此社会环境怎么能培养出大师级人物来呢。

　　社会对教育抱怨越来越甚，根源不再出不出大师级人才上，而在上学贵（上学难）、就业难。教育急功近利、学生负担太重、应试教育等热点问题，都是教育产业化惹的祸，是中国教育的病灶所在。

　　人们对中国教改毫无信任感，是因为还在征求意见的《十年规划纲要》毫无创新，仍然顽固地坚持教育产业化政策，尽管通篇找不到教育产业化的字眼，但骨子里没有丝毫改变。

　　郑永年先生不了解中国教育的病因所在，诊病号不准脉，闭门造车，人云亦云，难免雾里看花，故所提供的治病药方也是治标不治本。不但治不好中国教育存在的痼疾，反而会误导中国教改迷入歧途。中国教育不解决急功近利、浮躁心态、逐利捞钱的问题，就是实行教育自治也照样无济于事。

　　至于政教分开之说，也是不现实的。这不是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根源，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树立报效祖国的理念，即便出了大师级人才，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何用之有？

　　中国的教育与国外教育最大的差异是，重学轻用，重知轻能，重文轻技，是儒家学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至于人”遗毒的祸害。一个看似学富五车的人，只会之乎者也，又有何用？一个只有书本知识，君子动口不动手，又不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的人，有怎么能锤炼成大师级人才呢。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固然与教育自治管理有点关系，但并无直接关系，不同思想共存仅仅说明包容性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培养出许多大师级人才来，关键是有一批甘当人梯、甘于奉献、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做学问搞研究的教师队伍。老师们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教育培养影响了一代学生，使学生们养成了潜心学问研究，不受世俗风气影响，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贫困，胸怀天下的好学风。这样的学习环境必然会培养出具有独创精神、刻苦钻研、极具创造力的大师级人才。教育自治仅仅是一种管理模式而已，仅靠这种管理模式，没有严于律己潜心学问的教师队伍，很难培养出创造力强的大师级人才的。否则为什么同时期其他学校就培养不出众多的大师级人才呢。没有那些勤勤恳恳的教师队伍的无私奉献和敬业精神，西南联大的教育自治也不会创造出卓著功勋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夸大教育自治的功能，对中国教改毫无益处。

　　郑永年不是一个尊重历史的人，中国教育出现严重问题是近三十年才有的事情，与三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风牛马不相及，大可不必以贬损前三十年的教育做铺衬。其实前三十年的教育根本就不存在现在这些问题，老百姓也没有如此强烈地抱怨教育改革。况且新中国前三十年培养了一大批大师级人才，这从现在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科技人才年龄就可以看得出来。政治介入教育是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有所差别而已。国家是什么？是有边界的土地和人群的集合体，是政治的代名词。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教育之根本人物，这一点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统统如是。三十年的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们迷失了正确的人生方向这种过错不仅不是政治介入教育造成的，而是思想政治教育远离学校的结果，这一点郑永年先生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郑永年先生去政治化的建议，就连他自己都知道无法实现，否则他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只有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合作，教改事业才能前行，这的确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一句大实话。

　　关于中国去行政化级别的事情，不过是小事一桩。要害问题是必须彻底摒弃教育产业化，处理好国家责任与老百姓责任的关系，别把国家该担的担子压在老百姓肩上；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关键是汲取国外素质教育和前三十年的好经验，减轻学生负担，减少不必要的课程设置，增加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增强学生科学研究能力，提高实际操作技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心教育。否则无论怎么改，都将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写于2010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