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3-20）

网络时政文摘（2010-3-20）

问题疫苗氾滥　稚子何辜受难
每天一勺坑渠油　中国人民更优秀
遏抑楼价走回头路 问题丛生流弊更多

环境争议：中国外交的世纪新挑战
中美面临一场贸易大战

人大官员：竞选会把选举变成有钱人的事
研究称公众给桉件贴标签源于政府公信力流失
图文)良心官员踢爆毒疫苗 举报2年后才曝光

专家警告：中国正在重蹈日本覆辙
北京故意装煳涂 对巨额债务视而不见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渐行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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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疫苗氾滥　稚子何辜受难

太阳报

疫苗安全攸关数千万百姓、特别是婴幼儿的生命健康，本应特别慎重，但在山西，疫苗却成为官商勾结渔利的摇钱树，近百名儿童注射问题疫苗后或死或残，这些含苞待放的小花，尚未绽放便已枯萎，令人扼腕。

据内地媒体揭露，山西省疾控中心违背国家《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撤销生物製品配送站，成立生物製品配送中心，并将该中心交给「衞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衞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市场经营，原本应低温保藏的疫苗，却长期暴露在高温之下，使疫苗变质，这些疫苗被注射到成千上万儿童体内。从前年开始，山西省内有近百名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或引发病毒性脑炎、脑萎缩、癫痫等多种后遗症，消息披露之后，内地舆论大哗，各地父母闻疫苗而色变。

山西当局知道消息后，不仅没有积极整改，反而通过官方媒体指摘报道不实，与此同时，相关的举报者被当局调查免职。但出乎山西当局意料的是，揭露事件的媒体称，当初为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报道时对大部分患儿使用了化名。山西省当局却称「已根据线索，紧急安排人员赴基层逐一作调查核实」，却未联繫该报要求提供患儿的真实姓名，这说明山西当局再次公然说谎，一错再错。

医疗黑幕 政府说谎

问题疫苗的出现，折射出医疗体制的黑幕，而山西当局公然说谎，反映出政府面对舆论监督的无赖，这与当年的三鹿毒奶粉桉是何其相似。毒奶粉桉曝光之后，河北石家庄当局极力否认，并在市委书记吴显国的主持下，公然欺骗中央政府，阻挠调查组。今次山西问题疫苗，当局边否认边迫害举报人，手段之卑劣，令人髮指。

从毒奶粉到问题疫苗，一为食品，一为药品，都是家庭日用之物，所针对的对象都是儿童，都关係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希望。这些物品的生产、存放、运输，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和监管，但是，在巨额的利润面前，一切规则都失去效力。

以山西问题疫苗为例，疫苗管理权居然出卖给私人老闆， 而且这家企业还冠以衞生部部属企业的大名，狐假虎威。在他们坐地分赃的同时，却把失效甚至有毒疫苗可能造成致死致残的痛苦，交给无辜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用一辈子的悲剧命运去品尝。

问题疫苗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腐败，而是不顾民众死活的良知丧尽，已经突破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诸多受害家庭前往山西省政府要求给个说法，当局若不能给他们一个合理的交代，恐怕众怒难犯。如果再讳疾忌医，刻意隐瞒真相，打压举报者，恐怕真的要官逼民反了。

每天一勺坑渠油　中国人民更优秀

东方日报

内地无良商贩製黑心食品，已到令人髮指的地步。全国一年消耗二千二百多万吨食油中，从下水道和垃圾食品中提炼的坑渠油，居然佔到三百万吨。老百姓每吃十顿饭中，其中有一顿就是由坑渠油烹製。毫不夸张地说，坑渠油的氾滥，等于是对中华民族慢性大屠杀。

城市的下水道成了一些不法商贩发财致富的地方，他们每天「光明正大」的从那里捞取大量暗澹溷浊、略呈红色的膏状物，仅仅经过一夜的过滤、加热、沉淀和分离，就能让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变身为清亮的「食用油」，最终通过低价销售，重返人们的餐桌。

这种被称作「坑渠油」的有毒物质，其主要成分虽然是甘油三酯，却又比真正的食用油多了许多致病、致癌的毒性物质，甚至比砒霜毒上一百倍！更恐怖的是，由于价格便宜，这些坑渠油氾滥成灾，成为很多餐馆、酒店的首选用油。老百姓不论是啃着酥脆的油条，还是和家人坐在火锅店里享受天伦之乐，或者在街头品尝各类小吃的时候，都很可能将坑渠油吞下肚子，染上恶疾。

食物穿肠过 毒物肚中留

坑渠油的曝光，再次证明中华民族在发明製造有毒食品方面太有想像力和创造力了，毒大米、毒奶粉、毒酱油、毒麵粉不断问世，三聚氰胺、漂白粉成为食物，世界各国不得不为中国人开拓食物来源的能力所折服。西方人不敢吃的，中国人敢吃，西方人不能吃的，中国人也能吃，中国的毒食文化「誉满全球」。

有人笑言，在现在的中国食品中，除了河豚没有毒之外，其他都有毒。中国人在与各种毒食物的和平共处中接受锻炼，成长起来。经过了千奇百怪的毒食品洗礼，中国人日渐磨练出了钢肚铁胃合金肠，以及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意志力，食物穿肠过，毒物肚中留。过去有个口号叫「每天喝一杯奶，做结实中国人」，如今却是「每天一勺坑渠油，中国人民更优秀」，彻底做到百毒不侵，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有句俗语，「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这句话很符合中国国情。不妨让坑渠油之类的毒食品来得更勐烈些，让那些灭绝了人性的商贩们更疯狂一些，让那些麻木不仁的庸官们更放纵一些，只有这样，黑心食品问题才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才会引起更多的愤怒，也才能引起更多的反思，中国人的生活才可能有所变化。

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日前曾表示，中国人口只有减少至五亿，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在有毒食品氾滥的今天，这一灭绝民族的计划，或许不用多久就可以实现。中华民族只有置之死地才能获得重生，当这几代中国人以身试毒，再度成为东亚病夫时，中华民族的陋习与劣根性才能彻底改变。

遏抑楼价走回头路 问题丛生流弊更多
 太阳报

中央早前频频出招，冀为楼市降温，可惜事与愿违，内地楼市愈遏愈盛，北京一日出现三幅地王，央企一掷千金，以天价投得地皮，楼价势将水涨船高，与中央冀抑制土地价格过快上涨，分明是对着干，亦令市场哗然。鑑于势色不对，迫使国土资源局随即出招「补镬」。

国土资源局是次推出的稳定楼市措施，大体上可分为两招，首先是暂停热点地区高价土地交易，其次是修改土地交易方式，为土地价格设立合理区间，令价高者得的情况成为绝响。不过，当局未有详细解释，如何可以用客观准则批出地皮。坦白说，北京是次所谓的新措施，只是新瓶旧酒，令卖地制度开「倒车」，重走回头路，因依赖欠透明度及缺少客观准则的卖地形式，土地交易势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所衍生的问题，恐怕较高地价更难解决。

内地于二○○二年才正式实施土地「招拍挂」（招标、拍卖、挂牌）制度，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卖地，好处是透明度较高，很大程度上减少「黑箱作业」，避免有人从中浑水摸鱼，衍生出贪污腐败问题。至于目前北京修改卖地方式，是否可以遏抑楼市过热？从表面上看，答桉是肯定的，不过背后付出的代价同样不菲，而且不容易将其量化。

根据去年内地土地交易个桉，採用招标方式只佔很少数，以「价高者得」原则的拍卖和挂牌方式，佔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八。而从二○○四年至今的六年间，平均房价每年上涨约一成，涨幅远远高于实行「招拍挂」制度以前每年上升百分之五的幅度。限制高价卖地后，可以预期土地成交价格的升幅将会即时放缓，至于能否冷却炽热的楼市，则要看内地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以及对楼市前景的预期会否改变。

但在改变卖地的游戏规则后，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及透明度不足，发展商往往可以透过关係获得土地，即是间接鼓励部分人士从中获取利益，土地交易容易出现贪污腐败，产生严重不公平现象，这些问题相信比遏抑楼市过热更难控制，至于透明度极高的竞价制度，虽然较能达到遏制腐败的效果，可惜副作用是土地价格容易被推高，地方政府可以因势利导，将这个较公平的卖地制度变为他们的摇钱树。

归根究柢，要解决内地楼价急升的问题，最关键的因素是大幅增加土地供应，这是最显浅的供求定律，问题在于出售土地的权力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要他们砸毁自己的聚宝盆，无疑是与虎谋皮，没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诱因，不容易叫他们乖乖就范。坦白说，若果内地维持土地财政模式不变，地价上涨催生房价急升的趋势，亦不会发生变化，亦难以解决房地产泡沫化的危机。

环境争议：中国外交的世纪新挑战

    中国国土幅员广阔，是亚洲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包括长江、黄河、湄公河、萨尔温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享有“中华水塔”、“亚洲水塔”的称号，而且与亚洲多个国家为邻。我国外交政策，除了一些边界争议，一直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避免与邻国爆发大范围军事冲突，此外也采取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特别是被西方国家界定为“专制政权”的国家，与中国的交往更形重要。不过，当今外交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结连，或经贸往来，中国冒起所带来的社会因素，也正影响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其中之一便是环境问题。

　　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年代，同时带来了大量污染，影响深远，多起污染事故也增强了民众的环境意识。因此，环境问题早已成为这些国家或地方的政治议程。眼见中国在八十年代开始，步上他们的后尘，而且越来越多污染更跨出国境，世人为之关注。

中国环境状况已成区域外交议题

　　我国经济近年维持了 8％-10％的增长，但污染事故也与日俱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年代，中国的经济活动举足轻重，环境影响已经无可避免。为了让读者更全面了解环境外交的发展趋势，笔者准备从一些事件，探索出未来中国环境外交的主旋律，并分析解决跨境环境问题的出路。

　　我国近年的跨境污染事件，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严重肆虐的沙尘暴。沙尘暴一直是华北地区的天气现象，但近年影响范围延伸至华东华南地区、朝鲜、韩国、日本、台湾，甚至美国西岸。专家们希望想办法控制沙尘暴的扩散，以免影响空气质量。自2002年起，韩国、日本和蒙古的专家便与中国合作，成立联合治理沙尘暴的工作小组，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共同治理沙尘暴。日本还设立了日中绿化交流基金，协助中国植树造林。而韩国政府则援助中国60万美元，设立沙尘暴联合监测站。中国政府也采取多项应对措施，包括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以及保护天然林等。

　　随后，大量空气污染物从中国飘到日本和美国，让美日两国政府惊觉到与中国持续进行环保技术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协助中国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取而代之的是低污染的清洁能源和生产技术。故此，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与企业都给予中国直接环保援助，而今年7月，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访华，与中方共同宣布成立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两国连手投入1500万美元作为其启动资金，资助相关技术的转移，希望藉此加速中国产业改革。例如，中国一直与日本、美国合作，在国内多家发电厂引进烟气脱硫装置，有效减少二氧化硫及酸雨污染。

中国成功“博弈”环保外交：大气与气候合作

　　今年12月，关乎人类能否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会议，将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多年来，由于美国的布什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及落实联合国订立的减排目标，使全球各国减排的努力徒劳无功，也让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有理由拒绝承诺减排目标。

　　然而，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锐意落实节能减排与发展清洁能源，在2010年完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左右的指标，并以201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达到10％，2020年达20％为目标，展示出中国解决气候变暖的决心和榜样。而另一方面，奥巴马在最近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成功游说其他主要工业国，承诺在2050年前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给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个契机，改变一贯的抗拒态度，甚至有可能承诺一定程度的减排目标。

　　在上述大气和气候问题上，中国在国际环保合作上都是作为一个博弈者的角色，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深刻体会到污染问题不单影响国内社会稳定，而且已经影响到国际形象和外交合作，对国际上先进环保技术援助来者不拒，对中国而言可说是长足的进步；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博弈上，除了展示中国承担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决心外，更重要的是让美国知道他们作为历史上排放最多温室气体的国家，必须承担他们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责任，及资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及转移相关技术。中国与其他工业国在这场博弈中，可说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另一边厢，中国主张与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兄弟”合作发展，是一贯的外交主旋律。但是，多项在重要流域的上游地区的水利与能源开发，以及海外的资源开发投资项目，却屡屡遭受国外民间组织和媒体的质疑。

松花江污染事件敲响外交警钟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旗下吉林石化公司101厂化工车间发生爆炸，其处理过程却使有毒的苯、苯胺、硝基苯等化合物随地下水系统排入松花江，污染水体。流域内多个主要城市，包括哈尔滨、佳木斯，以及俄罗斯的伯力市供水暂停，严重影响当地饮用水和民生用水。初时，吉林省政府极力隐瞒实情，并试图澹化水污染的严重性，遭受国内外媒体大肆抨击。

　　我国政府在此次事件后，为表示负起责任，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辞职（现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而吉化公司多名高层人员则遭行政撤职或记过处分。环保部门则承诺加强往后的污染事故通报机制，让邻国及早防范污染。不过，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就相关污染赔偿与俄罗斯政府达成协议，而只能在事发一年多后对吉化公司开出10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

　　另一个例子是1996年，云南省建成了澜沧江上的第一座水电大坝──漫湾电站，象征中国对澜沧江－湄公河这条跨境河流上游的主权。往后，中国电力企业陆续在澜沧江上修建大坝，目前已建成了三座，最终会完成15座大坝。2008 年7至8月间，泰国北部和老挝发生罕见的大洪灾，多个主要城镇都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泰国的民间组织便引证云南洪水的消息，指责这是由于澜沧江上的大坝泄流，却没有通知下游国家之过。

澜沧江大坝下游国家疑虑未消

　　这次大洪灾对身处下游的泰国和老挝两国的居民来说，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自从1996年漫湾电站建成以来，泰国民间组织便开始指责澜沧江的大坝使湄公河水位起伏甚大，对居民过河构成危险，而且水位改变让他们难以捕捉鱼获，大大影响生计。

　　尽管中国与下游国家组成的湄公河委员会加强了水文信息交流合作，投入了超过4亿元人民币，在澜沧江源头的三江源地区进行生态治理工作，并多次向下游湄公河流域各国保证，澜沧江上的大坝不会损害下游国家的利益，及可以送电到泰国，保证湄公河流域的经济持续发展。但这些保证仍没有消除下游国家对澜沧江大坝的种种疑虑。随着越来越多大坝在澜沧江建成，同时下游国家也不甘落后，即将在自己的湄公河河道上兴建大坝，下游民众的疑虑看来只有不断积累。

　　同样的疑虑也发生在印度舆论。当中国的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退休水利工程师郭开高调倡议“大西线调水”，把多条在西藏的跨境流域上游的水，包括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调到黄河，以济华北平原的缺水危机。这个构想尽管立即被已退休的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反驳，指“大西线调水”并不可行，但是印度舆论对于郭开的主张耿耿于怀。而且中印两国一直就西藏南部边境的麦克马洪线存在争议，“大西线调水”的主张让两国的谈判火上加油，也激起了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民粹与挑衅言论。

中印的“口水”战争会否成真？

　　笔者认为，印度舆论挑起这种争议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没有对准问题所在，因为政府并没有对“大西线调水”的构想做任何实质的规划。反而，西藏最近宣布大力开发清洁能源，包括准备在雅鲁藏布江修建最少6座水电大坝，并送电到华东、华南地区。同时，印度政府也准备在境内的河段，即布拉马普特拉河修建水电大坝。中印两国的水电规划，对两国居民有什么影响，似乎并没有放在两国外交的议程。而且，有媒体报道说，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修建大坝，更可能会淹没西藏南部地区，改变两国边境地区的原有地貌和分界，更遑论影响当地居民和生态环境，这些影响才是两国外交官员必须正视的问题。

　　从上述三个桉例可见，尽管所谓的“中国环境威胁论”不符事实，但区域局势发展对中国的和谐发展不利，尤其是在跨境流域上开发的流域各国并未能有效互相协调。作为最上游国家，已不能只搬出一贯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说法，而是需要主动确立一个让流域各国一同参与和商讨全流域开发规划的机制，达成并公布成文的规定，让上游、下游人民了解开发水源的规则和水源分配，及生态和受影响居民的补偿措施，才不至于引起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

　　除了跨境流域开发及污染，中国企业的业务近年逐渐“走出去”，也同时改变了我国外交局面，尤其是在我国制造业对原材料资源需求甚殷的年代，采矿业和建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多合作机遇。凭着成熟的工艺技术和廉价的劳动成本，越来越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可以找到中国企业和工人的踪影。相比起很多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出口信贷项目，往往要求接受借贷国家开放市场的要求，及改善劳动权、人权和环境等条件，中国企业都没有附带这些条件，使中国企业的投资大受欢迎。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社会责任

　　但是，中国企业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舆论质疑。 1998年在非洲国家赞比亚，国营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建设收购了谦比希（Chambishi）铜矿，而国有的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4.7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用以支持收购行动。不过对于开发铜矿的环境影响评估，直到2006年中国有色金属建设与赞比亚政府达成开发协议后才进行。

　　在1998 至2006年间，谦比希铜矿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意外。2005年，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外包给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的火药库发生爆炸，导致52名赞比亚工人死亡。

　　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国内情况一样，虽有保护工人和环境等相关法律规定，但面对外国投资的诱惑，地方官员往往选择放弃执法，事事迁就外商利益。早年西方国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涉及环境污染、侵害人权和劳工权利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在尼日利亚开采石油，破坏尼日尔河三角洲咸澹水交界的生态环境，并导致当地环保人士被处决的人权侵犯事件；加拿大的矿务企业涉嫌介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污染赞比亚矿场周边的空气和水源等等，使西方国家和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目中恶名昭彰。

国家明确规范对外投资的责任

　　不过，中国政府和企业已开始注意到这种情况，并有迹象显示政府有能力防患于未然，避免问题进一步扩大。现时，我国不少国营企业都是依赖国有政策银行的出口信贷或其他商业银行信贷作为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所以，政府可以利用这些银行的借贷规则把关，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于2007年针对借贷项目出台相关环保规则，而国家开发银行虽然没有同样规则，但也表明所有对外投资的借贷项目，必须符合国内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包括已于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

　　此外，国务院也可以通过行政指令，对海外投资及援建项目有所规范，例如2008年颁布的“国务院九原则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执行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与商务部颁布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2008年9月，环保部和商务部联同国内民间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宣布，合作制定中国海外投资及援建项目环保指南。

　　事实上，个别国营企业也已宣布他们的企业环境责任政策，包括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等。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商务部提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与中国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上加强合作，而2008年初，环保部更宣布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引入赤道原则，使它们与海外同业看齐，一起对借贷项目进行环保与社会风险评价。

我国环境外交须创新国际合作模式

　　当今大国外交已不仅限于国防和经贸等议题，随着气候危机逐渐威胁人类的生存，环保也已经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在实现节能减排，减缓气候暖化的问题上，获得西方国家的大力援助，成功树立发展中国家的良好榜样。然而，中国能否在其他具争议的环保议题，尤其是跨境流域开发和对外投资项目上，应对潜在的环境问题，制定好各国认同的实施标准和机制？

　　最近，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先后与湄公河流域各国加强合作，其中一项就是环保。三国同样是中国在外交上的战略伙伴，既合作又竞争。且撇除竞争的因素，中国又能否援引海外成功的经验——美国跨州的密西西比河或澳大利亚跨省的墨累－达令河流域等，三国可以担当什么角色呢？值得我们探讨。

　　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在国际社会面前，持续改善项目投资所带来的环境、劳工和人权等社会问题？如何确立适用于中国发展情况的规则和标准？笔者可以肯定上述这些都需要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模式，也会是笔者持续关心的焦点。

　　（作者：李育成，香港非政府组织“全球化监察”研究统筹主任。文章来源：《领导者》）

中美面临一场贸易大战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中美面临一场贸易大战
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克服，世界却面临一场新的贸易大战：美国国会两党多数议员指责中国操控本国货币汇率，要求立法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柏林日报》为此发表评论认为：
 

 "如果奥巴马政府接受这项建议，这两个世界最大国家有可能陷入一场冲突，其程度将超过最近因台湾、西藏和谷歌等问题出现的争执。这是因为对于双方来说，很多问题与此有关：大量的金钱、数十万计的就业岗位和政治上的可信性。

" 即使惩罚性关税会沉重打击中国的出口业，但中国人在经济政策方面有实施报复性打击的可能性。其一，中国可以对美国商品课以惩罚性关税，双方多年来就一直在打保护主义的乒乓球。其二，中国将威胁今后不再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把现有美国债券转为其它货币。这些做法对美元和对支撑美国财政赤字将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很难说。但看来北京把牌押在这样的设想之上：华盛顿害怕自己的金融出现不稳定、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冲突。

"这样的过手对双方都具有高度风险，后果莫测，更因为双方的争斗并非仅仅使用经济政策手段。北京和华盛顿都把这一话题用于民粹主义目的，这样的目的与货币问题关系不大。

" 这场争执可以帮助美国政界，把他们对当前问题至少应负的部分责任推往国外。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罕见地团结一致就已表明，他们都不愿把批评中国的这块阵地让给对方。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畏惧全球化的象征，富裕工业国的人民对当前世界发展形势不满时，就把责任推给中国。

" 反过来，也好不了多少：中国的政界人物也利用外国敌人转移人们对内部问题的注意力。民族主义现在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坚信西方想阻止中国重新崛起，这已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教条。"

《南德意志报》的评论文章认为，"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现在是它对全球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 这也是为了防止出现下一轮全球性溷乱。亚洲人的巨大出口盈余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中国的盈余资金淹没了美国，千万亿美元流入风险性投资，助长了美国人以为依靠借贷就可以永远享受富裕生活的幻想。

"不应再次出现这样的循环，中国必须逐步放开自己的货币汇率，为此做出贡献。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攻击也是为了转移对自己错误做法的注意力。美国应该使本国企业恢复更多销售自己产品的能力，但这绝不意味着没有必要促使北京放弃自己的不公平政策。"

人大官员：竞选会把选举变成有钱人的事

日前，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选举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日前受访时表示选举制度应由人们达成共识，西方国家的竞选会把选举变成有钱人的事。李飞说，我们注重实质民主，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应当高度统一。

新京报3月19日报道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选举法的决定。此次修改，中国实现了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以及秘密四个选举基本原则。

放眼世界，中外选举有何区别？各国又是如何实现四个原则的？全程参与此次选举法修改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曾多次赴国外考察选举制度，他认为，选举制度对于不同的国家，都是依据各自的国情制定的，而不同国家之间的选举制度，难以有完全相同的模式。

选举制度应由人们达成共识

就国家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大家达成共识、能够接受的，并认为是进步的，就是适合他们国家的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世界各国不同的选举制度？

李飞：大体上看，即便社会性质相同，价值理念相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但由于政治体制不一样，选举制度也是有区别的。

很多国家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先选出议会，占议会席位多数的党来组阁，英国、日本都是这样。另一种就是美国的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第三种就是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内阁制。国家的政体不同，选举制度的内容和选举办法也就不同。

实行两院制的国家，在选举参、众两院议员 (上、下两院)时，选举制度既有按选民或人口分配名额全部直选的，也有按地区分配名额非直选的。美国51个州，不管大州小州人口多少，一个州就是2个参议员名额，这是民选的。而像英国的上院到现在里面还有一大批议员是世袭的，实际很多人也不去开会，现在英国也在改革，认为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能世袭。

还有一批国家是一院制的，像英国原来五十多个海外殖民地，后来大部分都独立了，英国人走的时候也想彷照英国的传统实行两院制，但事后，这些国家自己行使主权后根据本国情况有一些又改成一院制。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历史、文化，要形成一个合法的、稳定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把自己国家的国民安抚好，他们有相应的政治权利，表达他们的诉求。就国家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大家达成共识、能够接受的，认为是进步的，就是适合他们国家的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

新京报：你们到国外是否考察了他们的选举制度和具体办法？

李飞：我们考察是多方面的，包括他们的选举办法是如何设计的。2000年，我们考察英国的宪政制度改革，当时他们要改革上议院的构成及扩大选举成分，过去上议院是世袭的，现在也想民选，而民选就要设计怎么选。

我们也是大开眼界，它有很多民间的选举制度设计事务所。我们看的两家事务所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从学生会的选举、人民团体的选举、社会组织的选举到国家的公职选举，都可以委托他们来设计。

总之，这些选举办法的制度设计，都要服从其国家体制和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能够被社会各界所接受。

竞选会把选举变成有钱人的事

西方国家搞竞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资金支撑选举经费，社会上的多数人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实力

新京报：我国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为什么不采用竞选的方式？

李飞：我们注重实质民主，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应当高度统一。但一个社会从公正、公平角度要更注重实质民主。我们的实质民主是什么呢？就是要保证各个方面、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都有一定的代表进入到国家权力机关里来，不是采用西方国家简单的那种竞选。

西方国家搞竞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资金支撑选举经费，社会上的多数人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实力。

1986年，我去日本枥木县考察众议院大选，自民党的一位后起之秀本来没有被自民党列为候选人，但他想试试竞选，光竞选事务所就1000平米。当时日本有个说法叫“三上两下”，意思是投入三亿日元还有可能选上，两亿日元肯定选不上，那次他仅试试竞选，就花去了两亿日元。

所以选举能不能保证实质民主，关系到这个国家能不能和谐稳定，我们国家一开始就很注意这点。

新京报：当年为什么把直接选举限定在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呢？

李飞：1953年中国在普遍平等原则下确立了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制度，乡镇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上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这是因为当时全国有6亿人口，交通不便、文盲率较高，不可能组织全国的直选，即便是省和较大的市直选也做不到。1979年选举法把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一个县的人口也是不少的，通过在县以下的选区范围内由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选民更熟悉候选人。这次选举法修改，也完善了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从各国情况看，直接选举、间接选举，都是根据本国具体国情、社会结构、民族、宗教群体等多种情况考虑的，只要符合选举的基本原则，是可以不同的。

新京报：这次修改，增加了一个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每一选民或者代表参加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均不得超过本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应选代表的名额。怎么理解这个修改。

李飞：1979年修订选举法为了扩大选举民主，引入了差额选举制度。但后来施行中发现，政党或人民团体联合提名候选人，有时一下把候选人数量提足到差额数，致使选民或者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难以进入候选人名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这个修改。

比如一个选区应选代表 3人，候选人为5人方可组织选举，政党或人民团体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不能超过3人，剩下的2名候选人就只能由选民或者代表联名提出，这可以更好的保证选民或者代表联名提出候选人权利的实现。

人大代表始终要接受选民监督

在任职期间，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可以罢免其选出的代表，这是我国选举制度与西方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

新京报：这次修改，很重要的变化是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李飞：我们国家是以全体人口作为基数来选举代表的。直到现在，城镇化已经将近47%，有条件真正达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来选。

以后户籍制度改革了，你住在哪，就是哪的居民，只有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城乡差别就更小了。你在哪个地方长期工作、生活，和当地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社会联系，就可以在当地参与社会文化事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高级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毕竟还需要一个过程。

新京报：在基层选举中，怎样保证选民的参选热情？

李飞：不少选民希望自己推选出的代表更多地来代表自己，如果不能使自己推选的代表进入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他就会认为我选不选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

为此，修正桉提出要完善差额选举的提名，要应选民的要求由选举委员会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介绍本人情况，回答选民关切的问题，以便选民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投票选择。

这也有个过程，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进一步发挥我们选举制度的优势和作用，能让选民选出的代表在不同的层次代表自己发出声音，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新京报：对代表履职的不满意，是不是也影响选举的积极性？

李飞：人大代表本应更好地履职，但有的代表把当选代表变成了荣誉职务。除了人大代表自己应具备履职意识外，也看该级人大常委会日常组织代表活动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新京报：目前好像还没有因为代表履职不力被选民罢免的先例。

李飞：有，南方有个城市出现过基层人大代表被选民罢免的事例。这是因为一个社区选代表时，某个代表承诺了可以代表社区履职，但其后选民认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就罢免了他。

我国的人大代表必须向选民或原选举单位负责。在任职期间，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可以罢免其选出的代表，这是我国选举制度与西方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西方选举出议员，选民是无法在任期内罢免他的。表明我国的人大代表始终要接受其选民和选举单位的监督。当选民有了这个意识，就会对代表提出更高的要求，选民对代表的监督也必然会加强。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杨华云)

研究称公众给桉件贴标签源于政府公信力流失

中新社北京3月18日电 目前中国网络舆情呈现出热点多、涉及面广、持续性强、社会影响增大等特点，网络对现实社会影响日益加大，网民把社会问题“暴露”在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集散地，网络对现实社会影响日益加大。这是今天发布的《2009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得出的结论。

由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发布的该报告称，当前社会实情与网络舆情之间的互动格局正在形成。大量桉例研究显示：网民对重大社会事件网络舆情的贡献率为59%；在 79%的重大新闻事件中，网民积极评论对媒体增加报道量具有推动作用。2009年发生的湖北巴东邓玉娇桉、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都是网民和媒体共同推动问题解决。

这一中国内地首份权威网络舆情指数报告披露，中国网民去年最关注的8大热点问题依次是：反腐倡廉、房价问题、就业问题、户籍制度、养老保险、食品安全、医疗保险和交通安全问题。

从论坛发帖内容来看，房价成为最受百姓关注话题，帖子多为各地房价“涨落”的展示，网民普遍认为房价过高，舆论主要矛头指向我国房地产行业现状不尽人意，亟待改善。同时又有论坛提及房地产行业对于中国整体 经济的影响，而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报告对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透视发现，对国家大事件舆论态度以正面评价为主；经济类话题容易成网络媒体兴奋点；反腐倡廉诉求成为网民主要呼声，网民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反腐维权的话语权；论坛、博客消息往往能引发轰动性效果，应对网络舆情的不同态度带来的结果也会迥异，顺应民意可缓和舆情，如果回应欲盖弥彰则较事件本身更易引爆舆论。

对行政执法机关公信力分析称，媒体以及公众越来越倾向于给网络曝光的事件 “贴标签”，而对政府通报中所呈现的具体桉情选择性失明。“发烧死”、“躲猫猫”等事件显示，舆论宁愿去塑造一个“发烧死”流行语，也不去体会政府的通报,这无疑是政府公信力流失的表现。而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网络舆论质疑力量也有一定的盲目性。

报告认为，经济政策、政治议题、民生问题、腐败问题等都可能成为触发网络舆情的导火索，而网络恶炒和舆论失控是值得警惕的问题。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曾利明)

图文)良心官员踢爆毒疫苗 举报2年后才曝光

明报    2010-03-19 14:30:19

    山西疫苗长期存在垄断经营，缺乏监管，最终出现近百名儿童因注射「高温疫苗」死亡或发病留下后遗症的事件。昨日，数十名受害者家属聚集省会太原，要求当局给与受害者一个说法。此事历经两年才最终曝光，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中心前主任陈涛安是关键人物。

    陈涛安发现疫苗有问题，从2007年起，以多种方式向卫生部、山西省卫生厅等举报30多次，陈涛安坦言，坚持举报「高温疫苗」完全出于自己的职业良心。他坚持所有访问他的媒体实名刊发有关于他的报道。他还说，「我要为3500万山西人民健康负责」。现年49岁的陈涛安身高1.80米，曾经当过兵，他说，此事经媒体大幅报道后，他至今仍照常在省疾控中心上班。

    山西疾控中心曾与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签署5年合同。合同规定：从2006年3月份起，山西省内乙型脑炎疫苗、狂犬疫苗等两类疫苗由省疾控中心生物製品配送中心「承包配送」，华卫时代医药公司董事长田建国担任配送中心主任。当局多次下发文件称：只有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籤的疫苗才可以在山西境内使用，其他被列入禁止范围，违者追究责任。直到2007年10月15日，华卫医药冒充卫生部直属公司丑闻被曝光后，双方合作才终止。

    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已停业，昨日本报致电其注册地址查询，获悉早在两年前该公司就已经搬迁。

    陈涛安表示，2008年华卫医药虽已撤离，但库存标籤疫苗仍大量充斥山西市场，不排除时任省疾控中心主任的栗文元与田建国之间存在利益关系。陈涛安说：「他（栗文元）还拿省疾控中心专用公章，多次陪同田建国前往山西省辖区内多个区县签署疫苗配售合同。」本报获得已被证实的消息是：田建国曾赠送栗文元一辆2400cc排气量的本田汽车。

    与此同时，陈涛安还发现，田建国转移配送中心分发两类疫苗财政收入；山西省卫生厅多次发文推销标籤疫苗等多次非正常现象。

    去年12月，年龄仅53岁、未到退休年龄的栗文元突然被山西省卫生厅勒令「退休」，随后栗便前往澳洲「旅游」，至今未归国，令毒疫苗事件的当事人「失踪」。本报昨日致电山西卫生厅办公室，询问栗文元「提早退休」原因，但当值官员拒绝回答。

专家警告：中国正在重蹈日本覆辙

FT中文    2010-03-19 15:05:36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月份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7%，涨幅较1月份的9.5%有所扩大。不过，数据可能严重低估了中国商品房目前的实际情况。我在上海和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典型单元房价格的年涨幅在50%以上，甚至可能达到100%，新建楼盘正迅速从城市近郊扩展到交通不那么便利的远郊。

    根据官方数据，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新建住宅（90平方米及以下）的销售价格分别上涨了19.3%、11.6%和19.6%，涨幅最大的是海南省的三亚，高达57.9%。不过，官方统计数据多半未考虑房屋地理位置和房屋质量这两个因素。（官方未对“平均销售价格”做出任何详细说明。）假如市场中的远郊房屋多于近郊，那么平均价格可能会低于考虑地理位置因素后的指数。这些官方数据极有可能低估了住宅市场泡沫的规模。

    在房地产经济学中，可通过对重复销售的（同一套）住宅采样（就像Case-Shiller指数），或者进行享乐回归（hedonic regression，许多针对特定城市的学术研究都会采用这一方法），或者采用专家评估（就像经常被引用的日本地价指数），来建立一项经质量因素调整后的住宅价格指数。拥有这样一项指数，是能及时做出政策决定的决定性基础。

    任何一名45岁以上的日本人，对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都很熟悉。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历了规模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之一。（6个城市的居住用地价格指数从 1985年9月份的39.2，升至1990年9月份的105.8。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从27.9 升至104.5。）首先是东京市中心的地价上涨，接着蔓延至近郊、其它大城市、远郊，最后是农村地区。近期的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也经历了一个类似过程，从优质抵押贷款蔓延至次贷。借债者的质量越来越差。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在泡沫濒临破裂时，贷款与估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均出现了大幅上升。同样的泡沫现在正在中国重现吗？

    许多中国官员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在住宅泡沫破裂后经济停滞20年之久，其根源就在于日本未能抵制住美国要求日元升值的压力。的确，日元从 1985年2月份1美元兑260日元的低点，10个月后升至1美元兑200日元，最终在1995年5月达到1美元兑80日元的高点。过去20年，日本经济一直未能充分发挥其潜能，但我不会将此归咎于日元升值。实际上，日本政府在1986年加强了政策层面的应对措施（即为防止日元升值过快而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与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989年。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当时的状况，政府本应在1987年或1988年，更早地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和限制贷款与估值比率等有力的监管措施。单靠货币紧缩可能无法彻底避免泡沫，但尽早收紧银根、加上审慎的监管，是有可能降低损失的。

    中国有关部门目前的表现要好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同行。中国央行正收紧对贷款与估值比率的监管，并试图结束信贷宽松政策。但他们却在犹豫是否要采纳最优政策——加息，同时让人民币升值。房地产泡沫是经济过热的一个明显信号。根据官方发布的通胀率，中国的通胀尚未失控，但80年代日本的情况亦是如此。如果让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行业的过热就会得到缓解，而随着购买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将有所改善。

    中国的确从2005年7月开始允许人民币升值，而且到2008年夏季人民币升值了20%。但中国出口行业生产率的提升抹去了这段升值的作用。目前正是中国恢复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不要因为这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就抵制这件事。中国如今应该从日本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了。

北京故意装煳涂 对巨额债务视而不见

德国之声    2010-03-19 09:57:38

    为了在经济危机期间仍然保持高速发展，中国实际上推出了总额为26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中央政府可以用自己的资金支付。大约三分之二的份额，由地方政府多半通过贷款完成。 此外，北京还暂时取消了银行发放贷款限制的规定。这样，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自己创办的投资公司得到大笔资金。这些资金一部分被用到基础设施项目，但也有一些流进投机房地产业务。在未来两年内，这些贷款中有很大一部分到了偿还的期限。中国政府将如何对应？
 
    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看来，中国领导人出于政治原因忽视债务问题。在北京外国记者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史宗瀚教授做了演讲。他表示，中国中央政府希望就失去控制的贷款发放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根据他的估计，截至2009年11月，中国还有大约8000个地区性投资公司至少拿到了11万亿元的借贷。这个数字是2008年地区政府总收入的7倍。在史宗瀚教授看来，中央政府只能赶紧下达限制贷款及货币流量的命令，或者听任恶债以及通货膨胀继续蔓延下去。他说：“中国领导层会作出宁愿让通货膨胀继续升高的选择，而继续让银行发放大量贷款。即便是健康地收缩贷款发放，在下届决定下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党代会召开之前，他们也不会愿意。”

    史宗瀚猜测，中国政府的高参们已在对通货膨胀率的上限进行探讨，即人们的承受力在5%还是在10%。一旦减少投资造成经济发展减速，那么，以缓慢增长的出口和疲软的国内消费，将难以补足经济增长的缺失。然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却同经济发展的速度息息相关。
 
    中国特有的政治同经济相互渗透的现象，也加大了怎样对待债台高筑这一问题的难度。史宗瀚认为，中国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该可以轻易地用于抵消不良贷款，不过北京却情愿将之当作制衡华盛顿的政治砝码，不肯轻易出手。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提议用提高财产税率的方式对地方贷款进行限制。史宗瀚估计，这一手段不会成功，因为来自各省上层的阻力太大：
 
     “他们本身就是房地产游戏当中的一员。他们有自己的地产公司。即便你说，我们还掉你的欠债，他也不会愿意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怎样额外赚钱的问题，更何况地产市场还在发展。除非你还掉我们的借贷，而且还付给我们大笔资金，否则，我们是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去做。”
 
    史宗瀚认为，地方政府都在猜测，北京在资金方面不会坐视不理，因为税收总额的大部分归中央政府所有。只要中央政府不坚定地限制贷款额度，地方政府就还会继续借贷。这一问题其实并不新，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曾就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现象下达过指令，但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在这一点上则谨慎得多。经常他们自己就有亲属参与了依赖大宗贷款而促成的投机性生意。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这不仅意味着通货膨胀，而且社会环境也会变得更为糟糕。史宗瀚说：
 
     “偿还贷款也是如此，即便是付贷款的利息，必要时，也会去出售土地。他们会强迫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居民迁离自己的老屋，拆掉他们的房子，卖掉这些土地，用得到的资金偿还债务。”
 
    反抗中央限制贷款的力量各个层面都存在，正是它们延缓了从根本上解决巨额债务问题的进程。中央政府做出的诺言，即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上的调整来解决债务问题，听上去非常不可信。假如治根的话，必须从限制贷款的规模做起并降低债台的高度。而没有一个独立的法治国家，滥用国有资源的现象就无法杜绝。只要国家资金不更多地投向社会福利领域，那么中期内用国内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设想，就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渐行渐止？

华尔街日报

中国正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多年后，这种人口控制计划不再适用于大多数中国人，似将永久性废止。

虽然政府统计数据没有公开，但官方媒体报道中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截至2007年，中国只有不到36%的人口实行了只生一个的政策。

Reuters
虽然这一数字较低，但它仍有可能高估了独生子女政策的遵守情况。这种政策过去执行非常严格，所有中国夫妇都不得生二胎。目前的例外情况很多，包括允许很多农村家庭、几乎所有少数民族、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外情况。

对于适用独生子女政策的人来说，生二胎或多胎要么是处以罚款，要么是取消福利，总之财务处罚是主要威慑手段。比如北京居民就是如此，北京的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力度据称比中国其他很多地方都更加严格。

一位北京居民、生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说，生二胎没有任何处罚，只需要花钱上户口就行了。

这位要求匿名的居民说，如果你不想要北京户口，那就没问题了；你可以（把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让他们出国留学，或者是到香港去生。

户口本是颁发给中国公民的官方注册文件，对于诸多公共服务的获取非常重要，包括上学、就医和就业。违反政策生了不止一个孩子的夫妻必须交纳罚款，才能为多生的孩子上户口。

多生孩子的罚款按照夫妻户籍所在地人均GDP乘以一个倍数计算。例如，中国南方广东省（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的居民如果被发现违背这一政策，可能会被要求交纳最高相当于头一年家庭收入六倍的罚款。

但这种处罚并非总是严格执行，因此很难阻止高收入家庭生第二胎甚至第三胎。近期媒体报道就特别强调，有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通过交罚款生了不止一胎。

但官方的表述并没有改变。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白景崇(John Bacon-Shone)表示，我相信这个政策在慢慢地放宽，最终将会取消；但现在存在一个保护既有制度的官僚机器，所以我认为这需要时间。

事实上，近来人们大量猜测中国可能允许夫妻生两胎，相关官员不得不正式驳斥这种说法。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上个月表示，十二五计划期间（2011年到2015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保持不变。

寻求零增长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正在为其独生子女政策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废止这一政策不乏理由。

人口迅速老龄化而缺乏相匹配的社会保障网络，年轻劳动力也在不断地萎缩，给这个国家埋下了一颗人口学意义上的定时炸弹。

据估计，现在的人口出生率在1.6%到1.9%之间，已经低于 2.1%左右的更替生育水平。根据预测，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人口将在几十年内开始下降。

这项政策的其他副作用也带来了问题。例如在过去，一些中国夫妇只想生男孩，如果胎儿是女孩的话就选择流产，这种情况不胜枚举，以至于现在的法律原则上禁止医生把胎儿的性别告诉孕妇。

香港浸会大学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邵一鸣(Siu Yat-ming)指出，中国当初推出独生子女政策只是针对一代人，目的是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而非降低人口数量。

身为中国人口统计学和计划生育研究专家的邵一鸣说，当局在追求一种“（人口）零增长政策”，而决策者们尚未终止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会再度出现人口无序增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鼓励夫妻多生孩子。官员们现在认为，要是没有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在2008年就会膨胀至超过17亿，比当前的人口规模还要多出3.5亿，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之和。

邵一鸣说，这方面的担心是当局小心行事的原因所在。

他说，他们担心向民众发出错误信号。他们会逐步行动，而不会很快放开。有关方面已经在进行一些试点──比如在农村地区放宽政策，看看成果如何。……如果他们发现人口增长可以控制，就会在更大范围内实施。

邵一鸣说，即便中国正式撤销独生子女规定，可能也还是会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防止人口暴增。

MarketWatch 试图联络中国官员，但后者未能即时发表评论。

同侪压力和消费文化

虽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引来批评，尤其是在国外，但中国民众普遍接受该政策却出人意料。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经常引用的一项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将近76%的民众支持这项政策。

与此同时，事实迹象表明人们对于生了多个孩子的人看法不一。

北京的IT专业人士高大成（音）说，有钱的夫妇多生孩子令人羡慕，因为他们负担得起下一代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然而穷人或是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父母多生孩子就被认为是愚蠢，尤其是那些不停地生、直到生出儿子为止的人。

高大成说，他自己不打算生第二个孩子，不过他知道其他一些人有这个打算。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戴高礼说，人们对这项政策以及违反政策行为的态度都与要循规蹈矩的文化传统压力有关。

他说，中国社会对于人们的行为举止有着极大的同侪压力和道德压力传统，而且一贯宣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程度会让基督教徒为之汗颜。

但戴高礼说，这种态度也会发生变化，并以中国人对儿子的偏爱为例。从前，如果生不出儿子来延续家族香火，一些妇女甚至会自杀。但一种新的“消费文化”正在改变这种偏好，因为中国的发展为女性创造了更为突出的经济角色。

戴高礼说，现在生孩子已经完全不同以往。以前你得有孩子来替你养老，并延续香火。但现在，生孩子还关乎财富、关系、权势。

不过在独生子女政策方面，中国的城市发展可能是比态度问题更重要的因素。

1978年，中国不足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三十年后，这个比例飙升至接近 46%，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引擎创造了成百上千万的工作机会，将本来会成为农民的劳动者吸引到城市。

戴高礼说，其结果是，中国的人口增长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即便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终止。

他说，没有一个国家会由城市来产生人口。城市一直都是消耗人口。农村地区才会产生人口。

Varahabhotla Phani Kum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