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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越穷越光荣”和“穷人没有尊严”

火烧 2010-02-17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文章围绕‘越穷越光荣’与‘穷人没有尊严’展开,分析黄光裕逃票事件与尊严关系,探讨不同时代尊严定义,指出尊严与金钱权力的关联变化。
我是下士网友昨天发帖《尊严就一句话的事》,其中提到:“在当代,黄光裕是个典型例证,这位中国首富曾经很穷,穷到出门坐公共汽车都要逃票,终于有一次被乘务员揪出,遭当众数落,黄光裕深刻认识到:穷,没有尊严。”

本网友看了,觉得有些奇怪:黄光裕逃票被乘务员抓住而当众数落,为什么因此就要“深刻认识到:穷,没有尊严”呢?
设想一下:黄光裕成为富翁之后,坐公共汽车又多次逃票,终于有一次又不幸被乘务员抓住,难道乘务员会因为他现在是富翁了,就不当众数落他了么?
或者,因为他现在是富翁了,所以乘务员看见他逃票也不管了?显然不大可能。实际上,若是成了富翁之后还逃票,被抓之后恐怕更加没有尊严。
可见,黄光裕“遭当众数落”其实是因为逃票的行为,并不是因为穷。

当然,我是下士网友大概会辩解说:黄光裕是因为穷得没钱才逃票的,他有了钱就不会逃票了。

本网友搜了一下“黄光裕”,得到如下信息
“黄光裕出生于1969年5月。小时候,黄家家境清贫,黄光裕曾拾过破烂、捡过垃圾。
16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跟着20岁的哥哥从老家广东汕头北上内蒙古做生意。
1986年,17岁的黄光裕(那时叫黄俊烈)跟着哥哥黄俊钦,揣着在内蒙古攒下的4000元,又连贷带借了3万元,在北京前门的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名叫“国美”的门面。
在那里,黄氏兄弟先卖服装,后来改卖进口电器。1987年1月1日,“国美电器店”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了。
黄氏兄弟走“坚持零售,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而当时那个卖方市场背景下,很多商家正在采用“抬高售价、以图厚利”的经营方式。
1991年,黄光裕第一个想到利用《北京晚报》中缝打起“买电器,到国美”的标语,每周刊登电器的价格。
当时国营商店对于广告的认识还停留在“卖不动的商品才需要广告”的层面,即使后来也有人想学习国美的广告策略,但黄光裕已经以每次800元的低价包下了报纸中缝。很少的广告投入为国美吸引来了大量顾客,电器店生意“火得不行”,“所有存货一卖而光”。黄光裕乘胜追击,陆续开了多家门店,“国豪”、“亚华”、“恒基”,店名不一而足,1993年前,小店面已达七八家。
1992年,黄光裕在北京地区初步进行连锁经营,将他旗下所持有的几家店铺统一命名为“国美电器”,就此形成了连锁经营模式的雏形。
到1993年时,国美电器连锁店已经发展至五六家。。。”

本网友又搜了一下“公共汽车票价”,找到了《丹东日报》的一篇报道《城市公交,日益亮丽的风景线》,其中提到丹东的公交票价:“1976年市内线路的乘车票价是4分、8分、1角2分;1990年调整到1角、2角、3角;1993年再次上调至3角、5角、7角,当时已经出现的小公交的票价是1元5角;1998年市内公交统一调整为6角,小公交下调至1元。从2000年无人售票车上线运营,市内线路票价稳定在1元,持IC卡及学生卡乘车还享受优惠。”
又在《海南史志网》找到了海口市的公交票价,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价。实际上,自建国以来,在很长的时间里,各地公共汽车的票价都是很低的,以至于全国的国营公共汽车都是严重亏损的,而全国公交票价的变化情况在90年代之前其实是基本相同的。

那么,黄光裕“穷到出门坐公共汽车都要逃票”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我是下士网友没有给出出处。
从票价情况来看,本网友认为,此事发生在80年代中期之前的可能性实在不大。如果不是经常要坐公共汽车,实在不需要每次都逃票的。
而80年代中期之前,实在看不出黄光裕有什么必要经常坐公共汽车。
因此,本网友认为,黄光裕坐公共汽车逃票,应该是发生在他开始跟着他哥哥做生意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并不是真的穷到那个份上了。

我是下士网友在那贴中还说:“也许有些好抬杠的人会坚持说,尊严和钱没有关系,穷人也是有尊严的。这话不能说一定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过。在越穷越光荣的时代,穷人也很有尊严,倒是那些富人需要夹着尾巴做人,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本网友认为,我是下士网友的这段话是有误导嫌疑的,当然,也可能是他自己理解错了。
就本网友所闻,“越穷越光荣”这句话,指的是“出身越穷越光荣”,并不是自己越穷越光荣。
简单地说,就是“父母越穷,子女越光荣”。
严格地说,是指“在旧社会越穷,则在新社会越光荣”。
这里的道理是很简单的。解放初,每个家庭的父母长辈肯定是经历了旧社会的。如果这个家庭在旧社会很穷,说明这个家庭的成员们都是凭自己的劳动养活家庭,并没有剥削别人,这是光荣的,所以“越穷越光荣”。

因此,“越穷越光荣”并不是说在新社会里越穷越光荣。
在我是下士网友所谓的“越穷越光荣”的那个时代,农村里农民按工分发钱,城市里工人按工资级别发工资。
虽然说还存在着二十三年不干活还年年吃供应的事情,也存在着“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但是工分和级别还是能够反映人们干活的能力高低的。真有疯僧那样每天割九里地、十二根珑麦子,还连续割二十天的好手,那是不但受到尊重,而且收入也应该是不会低的。

所以,其实并不存在“自己越穷越光荣”的时代,只不过家庭在旧社会越穷,自己就越受重视,越容易“受尊重”而已。
这只需要看一看当时树立的典型就可以知道了。
以集体典型而言,大寨并不穷,相反物资是比较丰富的。
以个人典型而言,那个时代树立的哪个正面典型又是游手好闲的呢?
而二十三年不干活还年年吃供应的行为,其实在“越穷越光荣”的时代恰恰是受到鄙视的,否则怎么会那么多年都没有成为正面典型呢?

本网友认为,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不同时代,“尊严”的含义其实是不同的。“越穷越光荣”的时代,“尊严”主要是建立在每个人的出身和能力之上的。当然,出身的影响是不小的,如果出身不好,很多展示能力的机会确实是很难获得的。但是,即使你父母解放前很穷,如果你自己成天游手好闲不干活,啥能力也没有,那也是既不可能受尊重也不可能收入高的。

而如今的受尊重,似乎基本上取决于钱和权了。
只要有很多钱,无论钱是怎么得来的,就会像黄光裕那样,“连很多的高官都要争相依附他”。有了权,那当然就更加如此了。
人们是否尊敬一个人,本来应该是取决于这个人的家庭成员的社会表现和这个人自己拥有的能力以及社会表现。
而现在,人们是否“尊敬”一个人,则变成取决于拥有的钱和权了。
一旦钱和权没了,那些依附的人就统统离开,“尊严”也就没有了。
你拥有了钱和权,看起来好像是拥有了“尊严”,其实那个“尊严”并不是你拥有的,而是钱和权拥有的。
这其实是“尊严”的一种异化:人们为了拥有“尊严”而追逐钱和权,最后成为了钱和权的奴隶,实际上失去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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