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胡锦涛：要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方向”，这是　2006年3月6日　新华社通稿的标题，事后被国内各家媒体“广证博引”，一些既得利益的官员和精英们为之津津乐道、弹冠相庆，以为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继续推行原改革的方针政策了。而实际上，胡锦涛代表党中央讲的这段话，或者说表态，被他们断章取义了。因为在这段话的后面，他紧接着讲了今后的改革是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改革。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段话却被有些媒体、有些主流精英在忽略中“忽悠”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是一个整体，整体中的这段“后话”我认为是相当的关键和重要。说白了，它意味着什么呢？现在看来，意味着过去30年的改革没有，或者说没有完全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出发制定政策。一些精英设计的改革方案，并且根据这些方案推出的举措往往得不偿失。比如，表现在经营上，就是一味粗放性的发展，只讲GDP的增长，哪怕大江大河染成“黑龙江”，安全事故不断，也在所不“辞”。为此，有人批评这是“疯狂的发展观”；表现在风气上，所谓的“兼顾公平”往往是不顾公平、不顾“原罪”，牺牲社会公平。结合到温总理在“两会”结束时答记者问说的，他在任期间，最痛心的是教育医疗住房安全这“四大民生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件事，那么，我们对以前的改革没有“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难理解了。对此，《改革不可动摇》的作者，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皇甫平（周瑞金）也承认，“此次改革的争论是以民生问题为主”（见《新京报》　2006年3月16日　），但却解释说，这是“市场化改革不够造成的”，也不承认有一个影响决策层的“既得利益集团”。皇甫平的结论我不能苟同。他之所以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恐怕跟其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副部级身份有关，与躲在书斋，不深入底层，不理解老百姓，不了解国情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以公立的名义，用国家的资源，大面积的搞教育产业化、大批的搞医院商业化，难道是“市场化改革不够造成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生问题”是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一块试金石，是老百姓心头的重中之重。现在，这“重中之重”被形容为“新三座大山”，成为老百姓心头重中之沉重，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之过分过激过度吗？还不能说明“市场化改革不够造成”不够当替罪羊的资格吗？当然，与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初盖达尔搞的“休克疗法”相比，我国的市场化是渐进式的，不那么急风暴雨，但性质却是近似的。比如，决策集中在精英层，决策不听取群众的呼声，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决策缺少“科学性和措施的协调性”。这些都是改革之所以缺乏民意支持的重要原因。拿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来说，中小企业在“转变观念”的改制声中，几乎全部被私有化了，经营管理者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老板，大批的职工下岗，发有限的几个钱推向社会推向市场。为此，我赞成中国青年报　曹林　先生的观点。他在针对张维迎“领导干部是第一该补偿者”的谬论批评说，如果以20多年改革为补偿的话，工人才是改革的最大利失者，最应该补偿的应该是他们。的确，大批职工下岗，国企几乎卖光这些作法有违社会主义的原则，其产生危害及其后遗症是相当的大。由于工人阶级队伍中这些下岗者几乎没有话语权，即便有人质疑，往往被媒体封杀，使舆论监督在这方面失去自由。但真话总是憋不住的，憋得越久呐喊声越大。一个叫郎咸平的外地学者，2004年对柯林格尔董事长顾雏军发起的“揭发斗争”，以及顾雏军因经济犯罪被拘的事件，终于引起人们，乃至高层的关注。但郎咸平在成为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之后，竟遭千夫所指，特别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指责。北大教授张维迎竟把郎咸平视为无耻的人，声称“我不和无耻的人说话”。由此看出，关键的问题不是如皇甫平所言的“市场化改革不够”，而是我们的改革在方向上出现偏差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民生成了头等大问题。此外，在“一放了之”之后，原有的一些法纪道德规范失灵了，原有的信仰理想迷失了，社会放开，国门大开，被放大了的物欲像打开潘多拉盒子的蠕虫，蜂拥而出。于是，损公利己，为所欲为，穷奢极欲，铤而走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件比比皆是。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就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由“官倒”（紧俏货）到“官批”（土地等批文），很快，官商结合、权钱交易，寻租腐败便达到了顶峰，一些官员敛财近乎疯狂的地步。这样衍生出来的腐败和治安问题，以及越来越凸现的金钱社会的特征，很大程度是由于政治体制僵化，决策不公开透明，监督形同虚设造成的，与“市场化改革不够”没多大的关系。至于有没有一个影响决策层的“既得利益集团”，我想应该是肯定的，是既成的事实：古今中外，政治家靠经济学家拿主意的事情还少了吗？为什么厉以宁会被称为“厉股份”？就在于他率先引入的“股份制”理论深深的影响到了决策层，实际上也基本上是按他的设计去做的。现在我们的股市怎么样了呢？充斥着投机欺骗赌博的巨大泡沫，按另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吴敬链抨击话说是，“股市越来越像一个赌市”。这种赌市其实就是中国经济、中国体制、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它反映出来的“凶险”，以及教育产业化把学校异变成学店，医疗自主经营把医院异变为创收机器等事实说明，中国的改革绝非“市场化不够”所能讲得通的，讲不通的原因很多，但这些年，“我们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少了”（胡锦涛在“两会”上的发言）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改革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上一个佐证。要知道，正如资本主义的形态是多样化的一样，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市场经济缺陷与否对民生的正负影响是相当的巨大。也就是说，好的市场经济是民主的、法治的、机会平等、且能得到民众支持的。反之，坏的市场经济是钱权交易、决策不公正、不顺应民意、财富过于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弱势群体得不到基本制度保障的。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当政期间，他的家族把持着1200多家公司的股份，涉及国家的多种产业领域，由此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就是这方面“坏的”典型之一。　　

总之，不从思想理论上和具体实践上对原改革的一些重大举措（比如教育产业化医院商业化倾向）纠偏纠错，达成共识，今后的改革恐怕没办法进行。要知道，人民群众不是不想改革，他们对民生问题得不到缓解，“共同富裕”成为天上的馅饼，身陷贫富相对差距鸿沟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和不满，并非如主流经济学家及其枪手所抨击的，“是想倒退，想回到过去，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形象点说，极左与极右是一把双刃剑，都不是他们能愿意看到的，更不是他们所能经受得起的。在当前，他们的要求不高，就是能推出逐步解决“看病难、上学贵、买不起房”等民生问题的改革，就是能尽快消除贫富巨大差距的改革，而不是以前那种不计成本，不顾社会公平，不讲科学发展观，甚至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确“不可动摇”，“不可动摇”的改革需要我们对试错的原改革进行修正，重新设计，走进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可喜的是，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一次国家《十一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在制度上决策上对此作出了安排就是明证。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庆祝和纪念之际，厘清今后的改革思路，统一思想认识，我们才可能继承好发扬好长征精神，才可能步调一致心情舒畅地新农村、富城市，万众一心奔赴共同富裕的新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