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主席的愚昧--老农眼里的毛主席

评毛主席的愚昧　　

论邓主席的英明　　

                                                       杨连旭　　

    先别开骂！热爱毛主席人们呀，你们不要一看标题就开骂，待看罢内容后，再骂也不迟。　　

                                                                  （一）　　

知道有些人就是一根筋的愚民，任人怎样劝解，也还是要迫不及待破口大骂的。　　

要说，我们党和政府就是比那些愚民伟大，是很讲斗争策略的。即便是关于毛泽东所谓的晚年和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乌马长枪、赤膊上阵、一开始就明火执仗地否定、全面否定和彻底否定的。　　

恰恰相反，无论是粉碎所谓的“四人帮”，还是改革开放，那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的，是以“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为气球、以“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涨工资，国家欠了人民帐”为借口、以给干部工人提工资、发奖金和提高农产品收高价为诱饵，眼见尔等愚民不仅如温水里的青蛙一般受用，而且还欢呼雀跃、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后，这才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全面展开的。　　

现如今，尔等下岗失地了，以卖血、卖命、卖身、卖笑为生，走投无路这才想起了高呼“毛主席万岁”，并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容不得人说毛主席愚昧有错误、邓主席英明有优点。等当如此所作所为，适得其反，同尔等当初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是一样的愚蠢之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全面否定所谓的毛泽东晚年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端错误的，而且还是涉嫌反人类的。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民主、也不能没有民主，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政治活动主体就是将延安时期开创的以“为人民服务”和“造反有理”为主题，“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和发展。因此，不仅“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且赢得了全世界正义人们的爱戴和包括敌对势力在内的全人类尊重。　　

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能否定“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个真理。所以，无论毛主席他老人家多么伟大，愚昧有错误还是难免的。毛主席自己就曾说过，让500年后的人看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一定是小儿科。　　

虽然俺老人家也曾经说过，毛主席他老人家所做的重大决策那都是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即便有错也要五百年的后人才能总结出。可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却时不我待呀！　　

没奈何，俺老人家只得勉为其难，用事后诸葛亮的聪明，以小人之心度伟人之腹，以马后炮的方式，为尔等评论一番毛主席的愚昧和邓主席的英明，以期有所启迪吧。　　

愚昧就要犯错误，关键性原则性的错误就会导致事业受挫乃至失败。其实，关于毛主席建国后的错误，邓主席给他老人家带的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左”。　　

不错，在战争年代，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仅吃够了右倾错误路线的苦头，而且更是深受“左”倾错误路线之害，对极端性绝对化的错误路线深恶痛绝。所以，他老人家成为了中共反对主观主义的主帅兼急先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是建国后，面对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新形势，他老人家重复了中共历史上的“左”倾错误思想，没有将把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理论中国化，没有将“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现代化，机械教条地照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关键性问题上犯下了原则性的错误，导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如今遭到了重大挫折。　　

                       （二）　　

毛主席的愚昧之一，就是不切实际地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在1848年2月正式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指出：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但是，这个结论只适合欧洲工业化国家，并不适合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　　

第一、因为整个社会结构不同。　　

工业革命的展开，使传统的工场手工业日趋衰落，在欧洲，不仅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成为了社会经济主体，而且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　　

由此，工人阶级不仅操纵着社会生产力的主体，而且也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　　

可在我国，农业人口在社会人口中，不仅当初占据着的绝大多数，操纵着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而且至今也是农业人口也占有多数。　　

第二、因为工人阶级的品质不同。欧洲的工人阶级产生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而且是在工业革命中循序渐进形成，经历了由自发的经济斗争到自觉的政治斗争进化。　　

工业革命过程中，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工资下跌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极为悲惨、生产状况非常恶劣。所以，当时工人把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用捣毁机器作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形成了英国的“卢德运动”，却遭到了政府的严厉镇压。于是，工人阶级认识到在政治上毫无权利才是问题的根本，便纷纷组织起来决心，开始了争取政治权利的独立斗争。由此，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的德意志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三大著名工人运动失败后，　1847年　11月29日　　至　12月8日　，德国共产主义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纲领中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大会正式通过了恩格斯等人起草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章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纲领，产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以欧洲的社会结构为基础产生的，而且还是以欧洲工人阶级进入了自觉的政治斗争为基础产生的。　　

我国工人阶级是在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五大通商口岸后突发产生的，不仅不是并大工业发展循序渐进的产物，而且是以破产农民出卖苦力而成的码头工人为主，直到1920年代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才约二百万人，也没有经历必要的斗争锤炼。自1919年五四运动中开始罢工，至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除在中共领导下的二七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配合北伐军发动过武装起义、安源工人参加乐秋收起义、工人赤卫队参加了广州起义之外，基本处在的经济斗争阶段，不仅还没有进化到自觉的政治斗争阶段呢，而且很少有独立的斗争。此后，除1938年7月有7000多名开滦煤矿工人参加了冀东20多万人民的武装抗日大暴动之后，至1949年基本无所作为。　　

由此可见，至1949年，我国工人阶级无论从社会势力上，还是从政治觉悟上，都不足以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　　

    尽管如此，毛主席他老人家却早在一九二五年十　二月一日　，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一厢情愿的强调：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如果说，此时中共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如此强调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经过十年土地战争后，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尤其是，经历了22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后，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三）　　

毛主席他老人家从来也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说了就办的人。1954年，在他老人家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第一条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以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必然是要建设成工业化国家的，以《宪法》规定工人阶级领导，这本来也无可非议。　　

问题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我国工人阶级只能分化成为官僚阶级操控的“保皇派”和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并不能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　　

尽管如此，现实中，毛泽东时代工人执政掌权的人数却大大超过了农民。在中央，农民阶级只有一个陈永贵，可工人阶级却有倪志福、姚连蔚、吴桂贤、李素文、孙健。　　

正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无视我国和欧洲在社会结构和工人阶级队伍之间的巨大差别，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地位理论的中国化，不仅机械教条地把工人阶级抬高成了我国的领导阶级，而且把相当一部分领导权交给了工人阶级，结果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他老人家之后遭到了重大挫折。　　

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以铁的事实证明：离开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国的工人阶级不仅根本就没有“领导一切”的能力，而且就连守护国家交付给他们看管使用的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能力都没有，甚至连自己的生存能力都成问题了，不仅远不如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高，而且也没有农民阶级的斗争性和牺牲精神。　　

人所共知，在中央，陈永贵是顽固坚持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最坚定者之一，为此不惜丢官罢职，竟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质问邓主席；在基层，全国几乎县县都有雷金河、王宏斌、郭裕录式的坚持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动摇的农民共产党人，而且涌现出了大批为集体利益不仅敢于同贪官奸商开展流血斗争，甚至面对武装到牙齿、占有绝对优势的官军镇压也不惜一战的农民。　　

可是城市呢？虽然近年也了有如通钢这样的零星护厂活动，可也不过是为生活所迫、被逼无奈的选择。　　

那么，为毛主席格外看重的我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怎么会反倒比一向为人们指责成自私落后的农民阶级还要落后呢？　　

其实，关于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思想落后问题，早在1902年列宁就在《怎么办？（之二）》提出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的论断。　　

列宁指出：“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随即，他强调：“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正因如此，俄国社会主义事业是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把阶级觉悟灌输给工人后开创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把阶级觉悟灌输给农民开创出来的。　　

                     （四）　　

俄中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就在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而不在于工人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无论出身于什么阶级，他们不仅如列宁所指出那样，创造理论，而且由于是出自于理想，一般要比迫于生活的劳动阶级子弟在信仰上更为坚定执着，不怕牺牲。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是如此。工人出身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常委顾顺章的生活腐化和被铺叛变，渣滓洞烈士多为知识分子，xxx的宁死不屈，其他工人领导的沉默和陈永贵的胆怯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先进的阶级觉悟是可以灌输给其母体阶级以外的其它适合的阶级的。工人阶级先进觉悟的母本是欧洲工业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却把它灌输给了工业落后国家的俄国的工人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又将它灌输给了农业国家的我国农民阶级，他们都获得了成功。　　

正因如此，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选择领导阶级的标准，只能是一个，重视出身，重在表现。即，就选择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多、锻炼出相对多的先进工业国家工人阶级品质的阶级。　　

由此，就1949年后，组成我国劳动人民的三大阶级而论：　　

首先、我国革命的知识阶级的中坚，是以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邓稼先为代表的大批为祖国强盛而放弃国外优越生活、奋不顾身归国的科学家，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信仰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其次、我国农民阶级，不仅本来就有纯朴感恩的品质，而且自大革命时期开始就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先进觉悟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长期灌输，尤其是战争时期从互助组开始，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觉自愿地开创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觉悟。　　

第三、我国工人阶级，不仅原本就有破产农民和小市民的习气，而且自1927年至1949年又长期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先进觉悟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尤其是 1949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工人阶级也基本处在经济斗争阶段，随后尽管也曾发挥出了主人翁精神，然而不仅是在基本生活有国家的可靠保证，并不是如农民阶级那样几乎完全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也只是跟随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并不是如革命的知识阶级和农民阶级那样是独立自主、自觉自愿地开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以，我国工人阶级不仅不具备无产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有斗争精神的优秀品质，反倒比农民阶级还注重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和逆来顺受。由此，为几块钱的奖金所俘虏，成了否定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施行改革开放的支持者，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此，就我国的实际而论，选择接受工人阶级先进觉悟和社会主义思想多的阶级，是革命的知识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可历史也不妨假设。当年，毛主席如果把领导权交给如xx、xxx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裘法　祖和华　君武这样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陈永贵、雷金河、王宏斌、郭裕录这样的农民共产党人，他老人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依然如此，像现在这样遭到重大挫折。因为xx、xxx和陈永贵的失败表明，这些缺少必要政治斗争经验和智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农民共产党人，根本就不是实力雄厚、历经宦海沉浮、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官僚阶级的对手，在权力斗争中必然是一败涂地，而且愈是抗争，下场愈惨，不仅于事无补，反倒害了这些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农民共产党人，使他们如xx、xxx和陈永贵一样，过早的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反倒不如留下，如现在这样，成为复兴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种。　　

那么，毛主席他老人家果真就别无选择了吗？也不一定。　　

                         （五）　　

毛主席的愚昧之二，就是极端教条地“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77页）　　

不错，“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　　

确实，“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但是，这里却是产生了问题：“任人唯亲”既有历史的必然，也并非必然就是不正派。　　

第一、人类社会最初是以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任人唯亲”也就成为了历史必然和惟一。私有制产生的财产继承问题，又强化了“任人唯亲”，由此形成了血缘宗法制度。只是随着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化合复杂化，产生了管理人才专业化的要求，才形成了“任人唯贤”的需要。然而，所谓“任人唯贤”，只是“任人唯亲”基础上的“任人唯贤”。即家主必须“任人唯亲”，管家可以“任人唯贤”；君王必须“任人唯亲”，大臣可以“任人唯贤”；资本家必须“任人唯亲”，总统可以“任人唯贤”；国家主席可以“任人唯贤”，可国家财富只能属于人民。　　

第二、由血缘所产生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消除的亲情关系。这种亲情关系既表现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也表现为 “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这不仅是在相当长历史时期改变不了，而且即便是在共产党人中也无法回避的现实。如贺龙元帅、徐海东大将军，无数共产党人首先就是完全任人唯亲，动员了全家、乃至家族参加革命的，又有多少共产党人给自己无辜的亲朋好友带来了杀身之祸呢。即便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例外，连祖坟都差点被国民党成功挖掉。　　

第三、虽然“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然而，我们民族历史中的“任人唯亲”却是有两种，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式和“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固然不可取，可同样的才德，“任人唯亲”的社会效果或更好。毛主席“任人唯亲”，把毛岸英变成了第一个自愿军战士送到抗美援朝战场，毛岸英慷慨赴死，这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正因如此，古今中外，各党各派，任人唯亲，概莫能外。即便是号称民主的西方，组阁的人“任人唯亲”，不仅是明目张胆的，而且法律也是允许“内举不避亲”型的“任人唯亲”的。　　

毛岸英牺牲后，他老人家不是也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嘛。这就说明，他老人家也承认他毛泽东的儿子同其他人儿子，在社会效应上就是有所不同。　　

所以，不搞任人唯亲行嘛。　　

                       （六）                              　　

动物尚且有情义，况乎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个长期存在的怪圈，既然有“一荣俱荣”就必然要有“一损俱损”。同样，既然有“一损俱损”，就必定有“一荣俱荣”。由此，自然也就有了“两国开战，各为其主”的社会现象。　　

所以，古往今来，搞斗争、打天下、坐江山的人，有哪个没有一支舍生忘死的子弟兵呢。　　

蒋介石搞斗争、打天下、坐江山，主义固然重要，可依赖的却是黄埔子弟兵。所以，蒋介石对黄埔生的溺爱那是人所共知的，不仅张灵甫杀妻不必偿命，就连陈赓被捕后也宽大。正因如此，西安事变他老人家被擒，黄埔子弟才如丧考妣、挺身而出。　　

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如此。敬爱的周总理为同学陈毅争元帅军衔之举，现今成为了美谈。由此，开国十帅中，除去彭罗二帅，其余八帅不是出自总理自门下，就是和总理沾亲带故。至于党和政府中的要员，大部分也分别是是刘主席和总理的门生故吏。　　

毛泽东搞斗争、打天下、坐江山也带出了一支子弟兵。自长沙搞革命到秋收起义，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直接从他老人家的身边锻炼成长出了一批功勋卓著、战功赫赫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可是，我们不难发现，自建国后，毛主席的子弟兵中的贤者不是权轻势小，就是被人打倒。　　

首先、井冈山时期即专门担负贴身警卫、曾任八路军３５８旅的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代理西北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的张宗逊，仅授上将军衔；瑞金时期的警卫连长、有淮海战役全胜之大功的粟裕，不得不让出元帅军衔；……　　

其次、最早出自红一军团的名将陈光被搞掉，其次是据说与他老人家犹父子情的中央副主席高岗被搞掉，紧接着粟裕大将军被等搞垮，随后彭德怀元帅亦被搞垮；……　　

毛主席不为子弟兵争名利倒也罢，可却坐视自己的子弟兵被整、不给子弟兵实权，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如果说为的是开国元勋权高位重，有尾大不掉之嫌，那也应该首先从他人下手，犯不上拿自己的子弟兵开刀。这是连蒋委员长都懂得并成功实施的经验：重用嫡系、排除异己。　　

更何况，事实上，当时无论粟裕，还是彭德怀，在权力层也算不上权高位重的顶级人物，自身不仅没有挑战毛主席地位，而且连独树一帜、挑战其他党国领袖的实力也没有，虽然有部分军权却也只能如朱可夫那样支持他人、绝不可能自己夺得政权和党权。而作为子弟兵，他们也只能支持毛泽东或毛泽东的、不可能支持他人。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亲点秋收起义出身、曾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陈士榘上将为工程兵司令员。谁也知道，同级职务中，工程兵司令员只是一个出苦力、没权力的差事。　　

毛主席的子弟兵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肖劲光被明确为终身海军司令员。可人所共知，中共海军是以木船打军舰白手起家的，海军司令员之权力和影响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军区司令员。　　

这倒也罢。以毛主席的伟大，不用子弟兵出手在政治斗争中也能稳操胜券、人民江山牢又牢。问题是：他老人家身后，若是没有子弟兵看管，又有谁能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呢。　　

                       （七）　　

试想，如若毛主席将身后的中国交给由肖劲光、粟裕这些子弟兵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农民共产党人共同掌管，那么他老人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又将会是怎样的结果呢？无非有两种可能：　　

第一、有人叛乱，造成经济损失。　　

不错，俺老人家曾说过，我国主流政治家天下的传统是由毛主席结束的，他老人家之所以选择了华主席接班，主要是为了避免我国陷入内战。　　

可问题是，从30多年后的今天看：　　

其一、在当时朱帅、彭帅、贺帅、罗帅和陈帅升天，林帅入地，刘帅卧床的情况下，所剩将帅有谁还能有胆量同粟大将军论高下呢。　　

其二、即便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叛乱，可在肖劲光、粟裕、张宗逊和陈士榘这些出类拔萃的将军面前又能支撑几天呢。所造成的损失肯定远远小于现今所购买的美国债券。　　

可结果将会是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不变色。由此，两害相衡，也该取其轻的。难道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没算开这笔账吗？　　

第二、表面高举，实际修正。　　

毛主席早就有言在先：“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　　　　

“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　　　　

“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　　　　

“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30--362页） 　　　　

    现在看来，粉碎“四人帮”之后，子弟兵中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确实如此、也大有人在。　　

那么，如粟大将军等这些子弟兵们是否也是如此呢？也有可能，可概率不大。　　

当然，现有的公开资料也说明了粟裕是怎样臣服于叶剑英和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考虑到在邓主席当政时，粟大将军不仅不受待见，而且冤案是在邓主席驾崩后才得以平反的，此事八成也是如许世友怒斥张春桥一样，是同事实截然相反的虚构。　　

虽然我们也不排除作为战功赫赫的军中老将，粟裕或有不甘屈居 “四人帮”这些新贵、乐于服从叶剑英这些元老的心理，但是一旦他临危受命、居高临下，则更有可能的是对“四人帮”这些新贵礼贤下士，对叶剑英这些元老同行相轻的心理。不仅如此，　　

其一、与叶帅、邓主席等这些在到毛主席麾下听令之前就已跻身上层、有过自己的局面，难免心有异志、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同，粟、肖大将军等这些子弟兵们，由于纯行伍出身、已经战功显赫，并不擅长、也无需以政治经济上的标新立异而扬名声、显父母，流芳青史，很可能效仿一辈军中古人，以萧规曹随而再写千古佳话； 　　

其二、就人品而论，粟大将军三辞元帅军衔，肖大将军安分守己一生，都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儒将。　　

其三、粟、肖大将军等这些子弟兵们初出茅庐即在毛主席身边麾下聆听教诲、从基层成长，就个人感情而言，即便不能如国民党的黄埔生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那样如丧考妣，至少也不至于公开否定毛主席，更不会如现今这般放任敌对势力的公开诽谤吧。由此，只要毛主席的大旗不倒，劳动阶级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团结统一的基础，敌对势力就绝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俺老人家断定，如若毛主席将身后的中国交给由这些子弟兵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农民共产党人共同掌管，那么他老人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便有些损失也不至于遭受如今这般重大损失。　　

遗憾的是，毛主席他老人不仅将自己出类拔萃的子弟兵排除在了起身后的核心权力之外，而且在“任人唯贤”思想的支配下，还在核心权力层中留下了一帮各揣心腹事、各怀绝技的骄兵悍将，也就留下了政变和修正的隐患。　　

那么，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何没有如此选择呢？　　

或许其中还有当时已为他老人家所知、却不为今人所知的隐情之缘故。　　

也许毛主席看到我国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争气的表现，恨铁不成钢，索性故意在世人的不知不觉中设下这么个局，专门留给邓主席改革开放，让工人下岗，以这血淋淋的事实从外面把“阶级觉悟”彻底灌输给我国工人阶级，以图有朝一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崛起，从此中华民族走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康庄大道，百折不挠、日新月异、蒸蒸日上、万古长青。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 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所以，以他老人家料事如神的伟大，布下这么样个局，也不是不可能的。　　

                          （八）　　

同毛主席的愚昧相比，邓主席就显得英明啦！　　

也不知邓主席是汲取了毛主席的教训，还是由于他老人家读书少，亦或兼而有之吧，反正邓主席执政掌权却比毛主席成功。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说邓主席读书少，这可不是诽谤，而是他老人家教导子弟兵时自述的成功经验。要说邓主席，不仅革命一辈子、被打倒了三次，可到头来也没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常识，而且当了总设计师也不会画图纸，只知道命令施工队盖楼建大厦，至于盖个什么样的楼、怎么建大厦，就由施工队“摸着石头过河”，能盖什么样、想怎么建都行，盖不好拆掉重来、建不成就换施工队。由此判断，邓主席虽然自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ＡＢＣ》。”可实际上，由于年纪大、记忆力差，到后来关于共产主义也只记得了Ａ，忘却了ＢＣ。　　

第二、邓主席强调“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这虽然有如“四人帮”鼓吹“读书无用论”之嫌，可读书少也却有些好处：头脑中的教条少，认准个目标就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地改革创新。　　

正因如此，虽然邓主席不顾常识、毫无章法的改革开放为世人所冷嘲热讽，可他老人家执政后确实是没重复毛主席建国后的错误。　　

首先、邓主席抓住了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这个根本，不仅没有教条，而且将“党指挥枪”改革成“枪指挥党”的原则，以军委主席的身份成就了党的第二代核心的地位。他老人家可是不管宪法第一条怎么说，就是推行官僚阶级领导一切，不仅夺走了毛主席交给了工农阶级掌握的领导权，而且取消了宪法规定的罢工权力，消除了劳动阶级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合法手段，以至于连大字报都不许贴、不许争论。　　

其次、邓主席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论断， 将“任人唯贤”的路线改革成“任人唯亲”的路线，重用嫡系、排斥异己，用子弟兵全面接管了政权，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江山牢又牢。　　

邓主席正如教导子弟兵时的自述，读书很少，就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所以，鉴于毛主席“任人唯贤”的结果是，凡是值得一“举”的人，无论内外亲疏，都同他老人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又汲取了两任总书记“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由此，邓主席的“任人唯亲”，既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式，也不是“内举不避亲”型，而是“以德为主，才求其次”类，即先去掉应该“外举”的“仇”，再去掉不能“内举”的“亲”，邓主席平均得到的就是还能“内举”的“亲”。　　

英明就必然获得成功。邓主席不求德才兼备，只求“以德为主，才求其次”，“任人唯亲”选择的接班人，人都是好人，就是能力有限。所以，在他老人家身后，明知不对却也不知怎么才是对，即便懂得了怎么才是对却也不知怎样才能对，纵然知道了怎样才能对却也没有能力那样做，只好乖乖的在邓主席画的那个圈里转，既不敢、也没能力出圈。　　

结果是，愈转圈愈小，愈转愈没出路，直转得内起天灾人祸、怨声载道，外引强敌进逼、赖账不还，四面楚歌、内外交困，苦不堪言、却又万般无奈，只得含悲忍泪、忍辱负重来个《不反对自由主义》混到退休：“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由此，邓主席改革开放的江山至今也不变色，获得的成功超过了毛主席。　　

正因如此，俺老人家这才有了《评毛主席的愚昧，论邓主席的英明》之说。由此，就事论事的说，尔等服也不服、还骂也不骂？　　

事后诸葛亮的马后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利再战。　　

分析来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事业失误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努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尽早实现中华民族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