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茅于轼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

评茅于轼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

                                     老汉2

茅于轼喜欢写文章，他上了岁数，所以老以老人的身份发言来欺骗年轻人，看了下面他的文章，作为一个老人也发表一点看法，请青年朋友看看谁说得有理。下面有个“评”字是我的观点：

                 茅于轼：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对内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制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

　　一、改革开放成就得益于政治的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当然，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否则这个经济成就也不可能实现。有人曾问我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我说，主要是三个：

　　第一，财富的巨大增加，这个大家都知道。
       评： 财富的巨大增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茅于轼没有告诉大家，财富是哪里来的？到哪了去了，茅于轼没有说，其实大家也知道的。财富哪里来的？靠卖祖宗：土地、资源、国有企业；靠工农的血汗和生命得来的。财富去哪里了？主要去了哪个地方：1、官僚资本。2、贪官的窃取，这部分的财富已很难统计；3、去向洋人：中国60年艰苦奋斗的结果，创造了4万亿美元总产值。现在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的绝大部分被美国占用；国内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这两个2万亿反映了中国60年的创业和积累等于白干。还有，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对外贸易中外资又超过70%，这两个70%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天天在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生产。这就是茅于轼所说的财富巨大增长。

　　第二，个人自由大大地扩展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是多么地没自由：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新中国初期有一句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有称“国民党把人变成鬼，解放军把鬼变做人”。但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现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当干部，考公务员，可以下海，自己摆个摊儿，干什么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国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现在谁都可以出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出国必须审批，批来批去要一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前，买东西也没自由，这要票那要票的，许多东西干脆没有。现在，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国人的自由大大地扩大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评： 茅于轼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是多么地没自由”，下面逐句、逐段的评论：
  茅说，“穿衣服没有自由”，难道当时茅于轼不穿衣服？不过茅于轼当时不敢穿地主老财和公子哥儿的衣服，当时是工农当家的时代？以劳动为荣，剥削可耻，以工农为荣，剥削阶级可耻，所以当时穿的大多是工农的服装，不穿老板、太太、公子、小姐的服装，而且干部要实行和工农三同，下乡下厂参加劳动，你能穿上西装革履、铮亮的皮鞋参加劳动？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衣服就有等级了，工农穿不起老板的衣服；老板也看不起工农的衣服，其实这也不自由。
  茅说，“找工作没有自由”，茅于轼没有说改革前失业、下岗也没有自由，当时人人有工作，上学、住房、就医、养老有保障，现在没人管你了，想住什么房、想上什么学校、想上什么医院、想怎么养老都有由你自己做主，多么地自由！？
   茅说，“想挣钱没有自由”，当然搞坑蒙拐骗、投机倒把挣钱没有这个自由，靠掠夺国有资产发财没有这个自由，靠出卖肉体挣钱也没有这个自由，当贪公款吃回扣发财也没有这个自由、让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致富也没有这个自由：那是每个人只能诚实劳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不会像现在这样多劳少得，不劳多得；
  茅说，“想旅行没有自由”，旅游没有自由，确实没有现在这样自由，因为那是人人都在上班，放假也没有现在多，不能请假旅游，不像现在有钱人不工作，吃喝嫖赌很自由，公务员还有公费旅游，但是改革前，节假日短途旅游还是有的，带上吃的，全家出游，旅游的地方都是免费的，不收门票，人人游得起，是很公平的；国家还组织劳动模范去名胜地疗养，吃住一切费用国家全包；
  茅说，“想思考没有自由”，这也算是他的一句真话，他自己说的他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右派的言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允许乱说的，说了要受批判，只要不说出来，思考还是自由的。对多数人民来说，思考是自由的，翻翻当时的报刊杂志，在上面的工农兵写的文章有多少，现在还有没有？工农的技术革新有多少？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科技成就有多少？现在有多少？他们不思考能写出文章？能搞出革新？能有两弹一星？当然没有像现在思考得复杂和自由，怎么造假骗钱？怎么剽窃论文骗一个“教授”当当？怎么胡说八道忽悠百姓骗个“专家”当当？通过什么渠道买一顶官帽子戴戴？用什么办法骗过老婆包个二奶尝尝？怎么空手套白狼把国有企业弄到手？这也就是精英们说的市场经济大大激发了个人的积极性，调动他们积极思考；

  茅说，“新中国初期有一句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有称“国民党把人变成鬼，解放军把鬼变做人”。”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看过白毛女的都知道，茅于轼说得好，但现在还有一句话，“毛泽东时代教人学好，不学好，没有好日子过；XXX时代教人学坏，不学坏，没有好日子过。”
  茅说，“但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现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当干部，考公务员，可以下海，自己摆个摊儿，干什么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国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现在谁都可以出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出国必须审批，批来批去要一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前，买东西也没自由，这要票那要票的，许多东西干脆没有。现在，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国人的自由大大地扩大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现在这个“人”就有自由了，找工作自由了，找不到工作也自由了。至于“可以当干部，考公务员，可以下海，自己摆个摊儿，干什么都行。”那是胡说，就是摆个摊也受城管管着呢！其他的都是少数人的自由，没有多数人的自由。他说，“到外企也行，出国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现在谁都可以出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出国必须审批，批来批去要一年的时间。” 改革开放前，出国没有现在自由，当时只有工作需要，才让你出去考察、学习，而且要完成任务回来，不像现在用国家的钱出国旅游，当官的把家属安排在国外定住，现在国家实行一国两制，但有的家庭已是一国三制了。我国为外国免费培养一大批的留学留学生，现在为了赚百姓的钱，继续扩大招生，继续为外国培养人才，1978年以来出国留学106万人，回国仅27·5万人。过去确实没有这个自由，
   茅于轼又说出了一句大实话，“现在，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没有钱的，什么自由都没有了。今天的自由好还是不好？以事实说话，少数人大大地富裕了，多数人越来越贫困了，这样的自由对少数人是大好事，对多数人是画饼充饥。

　　第三，对内对外的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我们加入了WTO，加入了好多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国际组织里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内，我们也越来越多地跟国际接比如，从1840年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现在大体上解决了，我们承认要学西方。我们的法律很多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观念，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呀、法院呀、律师呀，什么证监会、银监会呀，什么宪法呀，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所说的“大体上解决”，也就是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还是会有人打问号的。我想指出的是，像要不要自由平等这个问题，执政党到现在都还没有松口。在中国，自由多多少少还是跟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说宪法、说法制、说人权，但说得并不痛快，说得别别扭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强调我们在学习西方上还是有点问题的。当然，今天毕竟已经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评： 在这段话中茅于轼又说了一句大实话，“今天毕竟已经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注意“完全”两个字，就是说从根子上不一样了，这个根子就是取消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现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就在于人民失去了当家做主的地位，据浙江省工商局局长在接受中央台采访时说，现在91%以上的工人在私营企业里做工。成了资本家的奴隶。国外我国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贼船--WTO，现在中国的经济命脉已经绑在这个贼船上，所为和西方接轨，就是和资本主义接轨，茅说，“我们的法律很多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观念，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呀、法院呀、律师呀，什么证监会、银监会呀，什么宪法呀，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东西。” 但是茅于轼说，“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说宪法、说法制、说人权，但说得并不痛快，说得别别扭扭。”这就是辛子陵说的“指鹿为马”的难处！

　　二、不好解决的问题：政权还归于民

　　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还有问题呢？在一党制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老百姓的利益就没有了，只有执政者的利益。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首先一个例子就是所有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都是党员，但这个在宪法里头并没有类似规定，为什么中国只有少数党员才能治理，为什么党外人士不能当干部？再比如反贪污，反贪污你要是反到他们头上那你就倒霉了。有些人不明白，天真得很，我帮共产党反贪污，这不好吗？但一旦你做了，那你可傻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一个叫郑恩宠的律师，他就是揭发检举周正毅的，周正毅被判了16年，他也被判了好几年，给他定的是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不能够碰它的利益。你要反贪污，它自己也想反，你要反了陈良宇，它自己也挺高兴的，但你反了一个它不想反的人，那麻烦就来了。这样的例子一多，至少说明这个政权还没有完全还归于民：它可以允许你发财、创造财富，这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个限度，你不能跟它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说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这里！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它不是很简单的，不好解决，而且它不完全是共产党的问题，实际上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都有深切的关系。因此，不能说共产党一还权于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就民主化了。在中国，上下关系深受传统的皇帝和臣民关系的影响，要改变它，绝非短时之功，好几代人都在努力。现在，这种改变加快了、加大了，每天都在进行，各种维权的行动、互联网上的意见、新闻的报道，都是一个教育老百姓、教育政府的过程，在多元博弈中大家开始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制。

 评：  茅于轼在这两段话里，从表面看有的说得也有道理。但是他不反对私有制，不反对工人下岗，不反对剥削他人的“自由”，他反对仇富等等，因此他是维护万恶之源私有制的。

　　法制就两个字，但真正做是很复杂的事儿。全世界能够走上法制的国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个法制国家，它打个官司要十几年，那就等于没有法制，这个官司有什么用处？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就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你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饭、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民主，但它这个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它没有解决民族、宗教这种纠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印度没有这种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选举。结果，原先打的今天还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杀，从甘地开始，甘地、尼赫鲁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被暗杀。我们民国初年也有暗杀，以后就没有了。文革整死那么多人，也没有暗杀过。现在，执政党内无论怎么分歧怎么矛盾，但不搞暗杀。因为一旦搞暗杀就不得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不能破坏。斗归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赵紫阳下台也还活到了 90来岁，这些都是进步。从中印差异来看，我想强调的是：经济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经济的进步，它就会推动老百姓想民主、法制这些问题，否则，肚子没吃饱，你想什么呀？首先想肚子。
   评：印度的民主比我们搞得好和坏，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茅于轼说“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就太大了。”好像经济搞得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经济搞得好要看利益给谁了，像你说的利益给了执政者，群众没有，矛盾就大了，此外我们的经济利益大部分给了洋人。现在多劳者不多得，少劳、不劳者可以大得。这样的经济搞得好有何用？对外不能护国，对内不能安民。至于暗杀，中国也有几个案例，也有副局长雇杀手暗杀正级的。茅说，“肚子没吃饱，你想什么呀”，肚子没有吃饱，他就想杀没有让他吃饱肚子的人，当然老百姓暗杀贪官、奸商是不容易的，手中没有菜刀，当官出来前呼后拥，维稳第一，奸商出来还有保镖，因此这些人是杀不上的，但社会上仍然有暗杀的，下毒药、放炸弹啦等等。
 
　　三、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

　　至于如何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应该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儿中国的特色，但它的基础是普世价值观。什么是普世价值观？平等自由是最基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此，中国上下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上层还没有完全想通。有人说今天的中国道德滑坡，我想如果真的是道德滑坡，那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个“假话政治”，它老是讲假话，你道德怎么好得起来？温家宝叫大家说真话，说真话当然重要。那好，上头先说真话给大家作个表率，但是，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至少上头是不敢公开说真话的，因为，没有一个说真话的环境，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你却叫人说真话，谁敢说真话？像我们这些傻瓜蛋才说真话，我们说真话基本上就是和习惯一样，说真话就是习惯嘛。所以，道德的缺失、没有信用、骗人，这些都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当然，我们也看到，执政党它也很难，因为它舍不得跟过去一刀两断。

  评： 茅于轼说得对，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你看明明是私有制了，他还说公有制为主导，明明是私营企业他说是非公有企业，明明是资本家他说是企业家，明明是工农沦为社会的最底层，他说我国的人民当家做主。这些假话不能不说，如果一说真话，那就是邓小平“十个如果”中的结论了。x下台前说过一句真话，大意是上下左中右，东南西北中都是假的，但中国有一个是货真价实的“贪污腐败”。厉以宁也不是说穷人是“待富人”吗？辛子陵也说过茅于轼这样的话，共产党难就难在不放弃“指鹿为马”。一个全国造假的国家还有道德吗？

　　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浮夸风。那时，如果你不浮夸，你就得挨整，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大家都得浮夸，一直到这个问题严重得根本下不了台，就是付出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巨大代价才得到纠正。如果能说真话，会死这么多人吗？浮夸、说假话，教训惨重：抗战八年才死了2900万人。

     评：浮夸风过去确实存在过，但是当时的目的想尽快改变中国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在这中间一些有私心的官员为了自己政绩，生产计划定的过高，有的只能以多报产量来完成计划，这就出现了浮夸风，这个问题毛泽东一发现后就设法大力纠正，从58年底开始毛主席有许多批判浮夸风的讲话，但是当时实际主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继续鼓吹浮夸风。这都有当年文字资料为凭。至于死了多少人？至今无结论，但有一点可以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100年间人口只增长5000万，但毛泽东时代不到30年人口翻番，增加45000多万，增加的人口就等于解放前的总人口，改革开放后就是靠毛泽东时代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的GDP快速增长；这些人口难道是靠饥饿俄出来的，人的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也不能靠饿出来的，而且浮夸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克服了，以后的两弹一星等不是浮夸风刮出来的吧！那么现在有没有浮夸风，看看我们最落后的地区，其街道、其衙门何等的阔气！按国际标准我国还有4亿多人口没有脱贫，我们办的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都是世界一流，我们一边大量引进外资，一边把外汇大量借给美国。国务院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后，各地政府投资计划不断刷新，很快从10万元到达18万亿。其跃进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实属空前，既然天天咒骂毛泽东时代浮夸风的文章连篇累牍，却为什么自己不尿泡尿照照自己，毛泽东时代的浮夸风是在没有前人的经验教训下发生的，今天有了前人的教训，还继续刮，只能说是明知故犯了。另外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确实取得了举世空前的成就，浮夸风和大跃进的成就比只是微乎其微。

　　所以，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系，政治好不了，道德也上不去。如果外国一个总统他说假话，是要下台的。大家眼睛都盯着总统，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你怎么能说假话呢？
   评：我们当官的不说假话是要下台的。

　　四、发展模式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

　　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环境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经济增长达百分之十几呀，你拿出几个百分点环境就治好了，正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力量加强了，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治理环境了。先发展后治理这条路是很对的，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你先发展起来了，现在有人力、有技术，就缺个决心，你下个决心就把它治理了。从客观上讲，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你穷的时候想干什么都不行，没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技术。你看看北朝鲜那个样子，它干什么都不行。现在中国可以说干什么都行，有钱了你干啥干不了？有污染的厂说关掉一些就能关掉一些，因为也就损失经济增长的几个百分点嘛。现在，我们全国治理环境的费用是五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却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呀，我再拿两三个百分点，那一点儿不难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经济问题不是大问题，能源问题也不是问题，环境问题虽然是个问题，但不是出在客观上，因为它既有办法可以解决，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出在你不下这个决心。

     评：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政治对共产党来说是路线问题，路线对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不搞私有化，不让主人当奴隶，这些问题就不会发生。路线不对光靠GDP就解决不了。有的环境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资源的破坏有的就不能再生。私有制下，资本家为了最大利润，不用环保设备，就是装了设备，他白天不放污水晚上放，你治得了吗？路线不对也不会有人才，有人才也是骗钱的“人才”，也不会有技术，30多年来我们的技术里面都是人家的，外面壳子是我们的，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现在干得出来吗？不说尖端科技，光说五大权：就业权、就学权、住房权、就医权、养老权，你不是很有钱吗？为什么取消了？毛泽东时代没有钱，照样办事，在农村修筑了86000多座水库和16万多公里的大堤，现在连维修的能力都没有了。茅于轼应该多学习一点知识，他看不起朝鲜，朝鲜是个小国，我们要是朝鲜那样被包围封锁，早就完蛋了，他说，”你看看北朝鲜那个样子，它干什么都不行。现在中国可以说干什么都行，”你能比朝鲜吗？他政治的手腕也比我们强；教育、科技也比我们强。核技术、导弹我们靠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福，现在你就是搞得出来，你敢搞吗？美国一吓唬，你就缩回去了。朝鲜不怕美国吓唬，这样一个小国自己搞出来了，韩国能和他比吗？ 据首尔报道，“世界上棋力最强的计算机软件“银星2010”即将上市。“银星2010”由朝鲜的编程人员开发，于8月25日获得了韩国统一部的进口许可，将于9月份正式在韩国发售。 .....从2003开始至2006年为止，“银星”连续四年获得世界电脑围棋大赛冠军。2002年，“银星”被日本棋院认定为业余初段，被公认是世界上棋力最强的围棋软件。 据介绍，银星2010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自动学习功能。它可以记忆使用者的棋风，在失败以后可以自动调整。也就是说你在下一次跟他对局，会有换了一个对手的感觉。另外，它识别对手无理手的能力非常强，对局中比较喜欢杀大龙。“银星2010”在日本人气很高，已经卖出了很大的数量。” 这样软件日本、韩国、中国做得出来吗？茅于轼说话真是无知无畏阿！ 人家足球也比我们强，我们的足球队钱是多多的，技术是低低的，一打就输，我们在没有钱的时候，足球队在亚洲都在日本、朝鲜、韩国之上，亚洲数一数二，。 中国的住房、医疗、教育这三个被人民深恶痛绝的“新三座大山”领域，朝鲜全体民众都享受免费待遇，而且质量都不低。 因此不能说有钱可以办一切，无钱一切不能办，关键要看路线。

　　所以，对于有人所说的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系，为什么？比如，现在我们的税收增加得太厉害了--2007年，我们的税收增加了30%，GDP只增加了11%，物价涨疯了--但是政府的开销没有限制，老百姓没有权力监督它，拿老百姓的钱买汽车、盖豪华楼、出国旅游，等等。而且我们的政府收税还不让普通纳税人知道：其实你一打电话就收了税；你在超市买东西发票一打出来就收了税；你付水费、电费这些都是有税的；连你坐出租车都有税。而在外国，政府都告诉纳税人：价格多少钱，税多少钱，是分开的。

     评：过去我们老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现在向国民党学习了，会少了，税多了。也是私有化的产物。

　　当然，如果仅仅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正在慢慢地改变：过去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现在慢慢地变成靠技术、靠分工，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很快就上升了。最近这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得非常快。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客运航空的安全居全世界第一，这说明技术非常好，因为这个安全它是一个综合指标--硬件、软件、人员、素质、纪律--哪一方面出问题安全就表现出来了。这说明，我们要想干就能干好。我们的煤矿它老死人，就是没人管，而我们的飞机就有人管。可以说，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靠技术挣钱的阶段了，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生产出很多很复杂的产品，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开放的环境，老百姓都会自己去钻研，自己就上去了，而用不着什么号召的。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地转向从技术和社会分工来挣钱的模式，原先的低成本劳动发展模式正慢慢地让位给印度、孟加拉国，还有越南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比我们要低。

   评：茅于轼真是无知无畏啊！运十大型客机在70年代就搞成了，80年代初安全地14趟来回世界屋脊拉萨，时间过了40年，又说要实现梦想了，开始研制所谓的大型客机，其实是全球采购中国组装，规格还比运十小。茅于轼把安全飞行说成中国技术进步很快，那中国汽车开得好的司机也多着哪！这里难道也包括硬件、软件？司机能制造汽车和软件？我们的飞机和软件都买外国的，只有驾驶员和空姐是自己的，这叫综合技术？我们的交通事故统计到08年，每年死人数都是世界第一，这能不能说明我们技术进步非常慢？。
　　
如果发展模式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指国家发展道路，那么，政治的改变，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评：说得对，发展道路是根本，实现公有化的发展道路才是根本。
　　
五、和谐就是法制

　　对于创建和谐社会，我完全认同。现在我们社会有什么地方不和谐？如果说有什么不和谐，那就是有人侵犯你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层面，我认为：和谐的问题在于利益的划分。至于有人把和谐说成是要取得全球化与民族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什么的，那都是骗人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每个人的利益要得到保护，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和谐了。设想，即使你有了全球化，你有了传统，你有了发展，如果你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别人侵犯你时你却不能告状，你到法院去人家拒绝受理，这怎么和谐得起来？那种情况下，就只有上访了，只有去游行，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和谐的可能了。因为，有些人不遵守法律，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和谐的问题其实可以说是法制的问题，和谐就是法制。利益怎么划分，是法制来划分的。(本文原载于《绿叶》2008年第2期)

  评：茅于轼说，“和谐的问题在于利益的划分”。我问茅于轼先生，存在私有制，存在剥削与压迫，你说这个社会能和谐么？你去告谁的状？法律是保护生产资料私有的，也就是资本主义是合法的，当然剥削也是合法的。茅于轼说，“和谐的问题其实可以说是法制的问题，和谐就是法制。利益怎么划分，是法制来划分的。” 什么是法制，法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统治，法制就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资产阶级统治，法制就为资产阶级服务，那个阶级在统治社会？你只要看这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谁的手里就清楚了。代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那个统治阶级就要制定法律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靠法制能划分出合理的利益分配吗？所谓遵守法律，就是要遵守统治阶级的法律。在阶级社会里必然存在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社会从有阶级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大致是这样的话），所以和谐社会只能在消灭阶级和剥削之后才会产生。